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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转型期的中华民族向心力
2016-05-17 15:37:32 来源: 南方网  暂无网友评论

研究中华民族向心力,必须立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转型的时代背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给中国社会带来了重大变革,推动中国进入到前所未有的社会转型期。社会转型是社会结构各个要素、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深层次的社会变革,意味着经济生活、政治环境、文化模式、社会秩序以及人的观念、思维方式、心理习惯等方面的深刻变革。它标志着中华民族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迈进,本身代表着社会的前进、进步、发展,但转型的变革性、动荡性、不稳定性决定了社会转型期又是各类矛盾凸显、社会问题频仍的阶段,“社会快速转型期的一个鲜明特点,是社会进步与社会代价共存、社会优化与社会弊病并生、社会协调与社会失衡同在、充满希望与饱含痛苦相伴。”[①]中华民族向心力在此背景下,势必既迎来新的机遇,又遭遇到不可避免的挑战。

一、经济市场化与利益至上原则的确立

探讨中国的社会转型,前提要看到市场经济的基础性作用,看到其背后资本逻辑的助推作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是以经济市场化为开端的,是与打破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必然关联的僵化观念,建立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努力分不开的。无怪乎有学者如此解释社会转型,“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不仅是经济体制或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且由于经济的基础性地位,它必将引起整个社会生活即人们的社会活动方式的巨变。在这种巨变之中,中国的社会结构也将得到根本性的改造,这就是社会转型。”[②]经济转型引领了中国的社会转型,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走向对外开放的市场经济,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走向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体制,进而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全面转型。

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民族向心力的价值,值得充分肯定。它使当时处在迷茫状态的社会成员摆脱了思想束缚,解除了对社会主义如何发展下去的困惑,使之有了新的共同奋斗目标而重新凝聚起来。市场经济的实践,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和热情,激发了中国社会的活力,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给人们带来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利益,大幅度提升了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使人的精神面貌发生重大变化。市场经济的深入,还为中华民族精神赋予了新的内涵,比如理性精神、创新精神、开放精神、务实精神、进取精神、平等精神等等,增添了民族精神的时代性气息,推动了民族精神的现代转换,为民族向心力的提升增添了新的动力。

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够完善,也给民族向心力带来了不利因素。经济的市场化本质上要求人的社会经济活动由市场来主导,一切都由市场说了算,社会成员很容易陷入唯市场论的窠臼之中。现实的情况是,我国在计划经济时期所推崇的民族、国家、集体利益让位给个人的物质利益至上,利己的观念占据上风,市场主体更多从务实的、实在的角度,关注收入、金钱、物质财富这些的东西,这无可厚非,以市场为导向的社会必然有此结果。但个别人滋生了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倾向,以不合法、不正当的手段谋取个人利益,为了个人的利益而置民族、国家利益于不顾,甚至可以牺牲他人的乃至整个社会的利益,导致个人利益与整个社会利益、整个中华民族利益发生冲突。民族向心力要求个体社会成员对中华民族有一种精神上的归属感,只盲目追求个人物质利益,必然会导致对整体性的民族观念的淡薄,无视民族整体的利益诉求。

市场经济中蕴含的资本逻辑的威胁必须引起重视,不能放松警惕。资本的逻辑伴随着市场经济向社会所有领域肆意蔓延,造成社会领域的市场化、资本化,从根本上带来了当代中国各种各样的问题。如此下去,就会使人们失去对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信心,就会从根本上让社会成员失去共同奋斗的事业,而没有共同事业或者说共同理想,就无法确保中华民族的向心力提升。中国的社会转型,要打造出共同的理想信念,制定出共同遵守的规范,一定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真正地、内在地相结合起来。要保证市场仅仅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而不是在社会所有领域中都起决定作用。尤其需要提防资本逻辑的侵入,要用社会主义力量去操控资本,发挥其在经济领域的激励作用,将其限定在经济领域之中而不允许其越雷池一步,限制其在其他领域的腐蚀作用,要驾驭私人资本力量,使资本运作真正服务于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

二、政治祛魅化与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的转型必然带来政治的转型。当代中国的政治转型,就是从传统的“魅力型政治”向现代的“法理型政治”的转变,从依靠领袖人物的非凡才能、个人魅力到依靠法律的明文规定、民主的政治制度设计来治理国家。用马克斯·韦伯的话来表达,中国政治的转型应该就是“政治祛魅化”的过程,它要使政治的合法性不再依靠政治人的自身素质,而是依靠法律、制度的健全和完善,人们不再通过卓越超凡的领导个体,而是通过法律、制度来实现对政治的认同。再有魅力的、再贤明的、再睿智的领导者都不能打破法律规范、超越已定规则治国理政,他要受到法律的限制,要受到民主力量的制约。领导者的魅力必须在法律、制度的框架中展现。

政治的转型对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影响重大,因为它直接关系到中华民族政治领导核心的合法性问题,直接关系到人们是否再继续认同领导核心的执政,也因此关系到民族向心力之“心”的吸引力、凝聚力。“民族认同的程度、民族凝聚力的状况,从根本上说,决定于对民族领导核心的认同程度。”[③]在政治的转型过程中,如果政治领导核心形象受损,缺乏或失去合法性资源,失去人们的认同,民族向心力就会大大减弱;如果政治领导核心政治清明,合法性资源丰富,人们广泛认可,就会大大增强民族向心力。政治的转型,必然会影响到人们对政治核心执政合法性的认同与否、程度大小,因此也必然会影响到民族向心力的有无、强弱。

必须承认,传统的包括计划经济时代的魅力型政治,有助于凝聚人心,增强民族向心力。谁都不能否认,毛泽东个人的领袖魅力曾经起到过的历史作用,他用一种现在已经很难再看到的动员力量,动员了几乎所有的人民群众,团结在自己周围,使中国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取得了令世界各国不可想象的成绩。把毛泽东看作为中华民族的脊梁一点也不为过。但魅力型政治自身存在的缺陷,决定了它不能作为政治合法性的稳定基础,因为“魅力”本身会打破规则,甚至破坏法律、制度,正像韦伯说的,“魅力在其最高的表现中,从根本上突破规则和传统,干脆推翻所有神圣的概念。它不是让人孝敬历来就习以为常的、因此是神圣的东西,而是强制服从,还未曾存在过的,绝对是独一无二的、因此是神圣的东西。”[④]如果停留在依靠个人魅力来获取政治认同,来增强民族向心力,注定不能长久。中国政治的转型,决定不能依靠领袖的魅力来获取政治合法性。依靠新型的合法性资源,来巩固执政地位,增强民族向心力,是人类社会以及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必须充分肯定。

但政治改革的相对滞后,政治制度的不够健全,对当代民族政治领导核心的合法性带来很大挑战,也因此对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带来隐患。这些挑战和隐患在于,社会主义政治意识形态、共产主义奋斗目标遇到信任危机,过度依赖意识形态的宣传,很难获得社会成员的真正认可;传统社会的集权政治模式、计划经济时代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没有完全消除,还有很大程度的残余;资本与权力勾结引起的腐败问题,导致执政者的政治形象受损,政府的公信力下降,权力的资本化与资本的权力化成为当代中国进一步改革的顽疾,资本与权力的勾结所形成的特殊利益集团的存在更是难以触动的坚石;社会不公平现象、贫富差距拉大等问题,引起人们的高度不满;中国国家重建、政治转型在艰难推进,健全、完善民主政治制度的过程相对较慢,不能满足人们急切的要求等等。而其中最根本的是,执政的合法性受到质疑,政治核心的形象遭受到严重伤害。

社会成员寄希望于全面深化改革,寄希望于政治体制的理顺,来解决当前中国的政治问题。而最大程度地提升民族向心力,也有赖于政治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有赖于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的全面建构,有赖于政治合法性资源的重新获取,有赖于政治领导核心形象的重新塑造。在当前条件下,要获得人们的政治认同,增强民族向心力,我国就必须顺应这种趋势,认识到政治体制改革是顺应经济转型、政治转型的时代背景必须着力推进的事业,必须积极稳妥地进行不懈探索。

三、文化多元化与核心价值的建构难题

社会转型期在文化、思想、观念领域的表现往往是多元、差异的存在,多元文化样式、多元价值观念、多元道德理念、多元思维方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赵汀阳先生对中国社会有这样一个看法:“当下中国这个现代社会是一个有着难以置信的荒谬组合的社会,它有着从近乎远古社会、传统社会到发达的现代社会的各种生活和生产方式,有着从前现代、现代到极端后现代的精神和观念。”[⑤]传统文化依然固执地存在,现代文化还没有成熟地生长,后现代文化已经悄然出现,这正是当代中国独特的文化图景。传统、现代、后现代文化价值观念并存,传统的、保守的、激进的文化均有市场,带来的是多种文化的杂糅乱象,多种价值标准的交织混乱。

多元的、差异的思想、文化、观念并不代表不利于民族向心力,它在一定程度上表征着社会的进步。如果一个民族众口一词,文化同一,观念一样,那注定没有活力,没有前途。建立在这种同一文化、统一观念上的向心力,也是死板的向心力。在差异基础上形成共识,正能量文化被广泛接受,有助于真正地提升民族向心力。中国社会的转型,打破了计划经济时代的文化同一、观念统一的固化局面,助长了思想的解放和文化的活力,对民族向心力有积极的进步意义。

但问题就在于,过度地强调文化、思想、观念的多元、差异,不利于理性的、客观的文化心态的生成,反而会造成社会成员模糊的、怀疑一切的盲目心理。尤其要注意的现象是,所谓的“后现代文化”用一种恶搞的、无厘头的非严肃话语表达差异、多元、碎片化的价值观念,主张不拘一格、扔掉包袱,强调个性差异、天生我才必不同,追求绝对自由、一味解构、一切都要重新看待,在质疑、颠覆、嬉戏、游戏中抵制一切逻辑、消解一切传统、反抗一切权威,导致优秀文化传统被恶意捕风捉影、肆意亵渎。质疑任何的价值观念,可能会导致思想、文化没有确定的评判标准,共同认同的价值观念不能建立起来,社会就会出现一盘散沙的局面。

一个社会,不能没有核心价值。没有核心价值,社会就不能成其为社会,最多只能说是原子式个人凑合而成的松散整体,根本谈不上民族共同体,也就谈不上有民族向心力。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无疑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这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一命题一经提出就在社会各界引起共鸣、获得广泛认同的原因之所在。核心价值体系是在社会中占居主导地位的政治意识形态、共同理想、文化传统、道德观念等构成的总和,核心价值观是核心价值体系中最具代表性的、最精华的部分,是广大社会成员广泛认同的价值观念。社会需要核心价值,需要构建核心价值体系,需要践行核心价值观,以保证自然的个体能够形成共识,构成社会有机体,助推社会的长远发展与持续进步。

要看到的问题是,构建核心价值体系,弘扬核心价值观,使其内化到每个社会成员的内心之中,并成为人们行动的指南,并不容易。我们要避免“后现代文化”的消极方面,吸取借鉴“后现代文化”的正面价值,切实体现后现代所提倡的积极核心价值理念,如多元、差异、自由、特性、宽容等在核心价值观中的地位,要认识到多元差异与核心价值本质上并不矛盾,只有在多元文化价值中,才有核心价值,如果价值观念本身是一元的,就谈不上核心价值。因此,我们要正确处理好一个核心与多元文化、共同理想与个人思想、一致理念与多样方式、多数原则与少数保护等涉及到的关系,而不能追求价值观念一元、思想完全一致、精神状态同一。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彻实践下去,才能有助于民族向心力的提升。

四、社会失序化与矛盾问题频发的迷茫

社会转型,本质上要打破社会原有的旧规则、旧制度、旧观念,建构新规则、新制度、新观念。但往往出现的情况是,旧的已经打破,而新的没有建立或建立后还没被普遍遵守,因此带来社会秩序的不稳、动荡、混乱、冲突、矛盾,也就是社会的失序化。不可否认,当代中国有此征兆,社会危机、社会腐化、社会对抗、社会溃败、社会冲突、社会失衡、社会失控等等,已经成为描述当代中国社会的常见词汇。用社会失序化来说明中国社会转型的当前状态,不是否定转型给中国社会带来的进步性,不能一谈失序,就以为是在说社会无可救药。谈社会失序化,能够提醒我们在看到社会进步的同时,也看到社会失序的风险,看到还存在大量需要解决的问题。

民族向心力,需要建筑在繁荣的、健康的、安全的、和谐的、良善的社会基础之上。只有大多数的社会成员感到幸福、稳定、安全、健康,愿意与其他人良好交往,愿意为身处其中的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才会增强民族向心力。而如果社会病了,社会失序,人心散乱,各种各样的社会危机、社会矛盾、社会问题频繁爆发,目不暇接,那就必然会削弱人们对社会的认同,削弱人们对民族、对国家的认同,削弱民族向心力。

面对当代中国社会的各种失序现象,不少的社会成员看到的是社会满目疮痍,看到的是人心险恶、丧心病狂,看到的是法律、制度、规范、教育、信仰无能为力,看到中国社会已经到了“坏到无以复加的时代”。难怪会有学者写出如此动情的话,“我们生存在一个没有社会的时代。这是因为,我们不存在一个基本的习性或者风俗,整个社会没有一个健全的认同机制,对于什么是正当、什么是善、什么是正义公平、什么是该为不该为,我们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没有整合性的集体意识。甚至于,对于现代社会而言至关重要的类似于宗教地位的对自由和人类尊严的爱(涂尔干意义上的道德个人主义),我们都没有,更遑论其他集体意识。换句话说,既不存在某种合理的制度安排,又不存在某种集体意识,这个社会实际上完全处于溃败状态。”[⑥]尽管可以武断地将这个观点斥之为过于悲观,但它确实看到了社会问题的严重性,也确实能够被一些社会成员所认同。作为如此社会的成员,对自己的社会产生如此迷茫,对现代社会如此没有认同感,对其他人失去了信任,对自己生活的集体没有荣誉感,怎么能生成一种对民族、对社会、对国家的向心力呢?

我们当然要用辩证地、否定之否定地态度看待社会失序化的问题,认识到有了否定,才有否定之否定;有了失序,才有重建;有了矛盾,才有进步。看到了问题,解决问题,就有了社会的前进。社会失序后的社会重建,必将有助于民族族向心力的质的飞跃。当前有学者已经提出来,“对于中国来说,非常需要来一场社会进步运动。社会进步运动的目标是:制约权力、驾驭资本、防止社会的溃败。要实现这三个方面的目标,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健康社会,需要社会的重建。”[⑦],我们已经提出和谐社会、幸福社会、公平社会的的社会建设目标,这有助于中国社会的重建。要追求社会重建,就要谨防社会的溃败,就要找到导致社会溃败的根源。这就是资本与权力的勾结,资本为利润而追逐,总是试图征服公权力将其变为私权力、资权力,它可以榨取劳动者的体力极限,可以制假售价,可以制毒贩色,可以摧毁社会的伦理规范,可以舍弃诚信于不顾,也可以不讲任何社会责任,甚至它会使人们之间“易粪相食”,导致“人人受害、人人害人”的互害社会的出现。我们驾驭资本,才能保卫社会,这当然需要每个人树立保卫社会的责任心,增强人们对现代社会的认同感。

五、人的资本化与理性公民主体的塑造

社会转型归根结底是人的转型,是人的行为、语言、心理、习惯、价值、观念、思维的转型。如果没有人的转型,也就谈不上社会的真正转型。人的转型对民族向心力有着根本性的作用,民族向心力的强弱根本上取决于该民族社会成员的素质和能力水平的高低。一群很傻很天真的人,即使凝聚、团结在一起,也注定不会有强大的民族向心力。只有理性的、自由的、独立的人,凝聚、团结在一起,才会形成强大的民族向心力。

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实际上重新塑造了中国人,它改变了人的封闭性、依附性、顺从性特征,促成了独立的主体性的出现。在传统社会,往往出于维系政治统治的需要,通过暴力和野蛮,通过一元道德观念和价值观统一规范所有人的思想和行为,最大可能地制约社会主体独立的理性思考能力,最大程度地压制人的自由、独立的本性。正如黑格尔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分析所指出的那样,社会主体往往归顺于、依附于家族、血缘和宗法的国家制度,“在家庭之内,他们不是人格,因为他们在里面生活的那个团结的单位,乃是血统关系和天然义务。在国家之内,他们一样缺少独立的人格;因为国家内大家长的关系最为显著,皇帝犹如严父,为政府的基础,治理国家的一切部门。”[⑧]即使到建国以后,人的主体性也没有得到充分张扬,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依然限制了主体意识的觉醒和张扬,社会成员依然相信、依赖政治权威,甚至盲目地崇拜领袖个人。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让中国人打破了思想的束缚,促进了人的观念的变革,形成了独立的人格。这具有不可置疑的进步意义。

但这种主体性是有缺陷的。归根结底在于,推动人的转型的背后力量是市场,是资本。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经过文化大革命,人们否定了传统文化、原有的价值观念,头脑里一片空白。此时的中国引入资本运作方式、建立市场经济机制,必将会连带着将其价值观念打进中国人的大脑。市场、资本塑造人。如果说市场经济培育出来的是着眼于个人私利的“经济人”,那么资本逻辑支配下的市场经济培育出来的则是永不满足的贪婪之人。人被资本化了,我们可以用“资本人”来形容受资本逻辑支配的社会主体。他看待社会现实、社会问题,往往是从有没有利润、有没有利益、有没有好处、有没有金钱的标准来思考,忙碌于占有更多的钱,用更多的钱再生更多的钱。永远没有钱多的时候,成为人的日常生活生活方式。“资本人”居住在资本所创造的海市蜃楼中,自愿加入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这些“邪教”,并甘心情愿成为听任其摆布的“教徒”,人的道德素养被忽视,人的内心的和谐、幸福受到挑战,并因此带来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领域的众多矛盾、众多问题[⑨]。“资本人”对民族、国家、集体、社会的意识和认同必然是淡薄的,不利于民族向心力。

我们也不能因此而产生悲观情绪。对中国来说,让人有理性、有自由、有民主意识是第一步,是很重要的第一步,这一步虽然伴随着自私、贪婪等附带品。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市场经济让人以自由的、平等的竞争主体身份出现,有利于使人们树立平等观念、竞争观念、效率观念、科学观念、民主观念、法律观念、参与观念等现代理念。它有利于理性公民主体的成长,能最终消除人们依附的、顺从的臣民意识,形成自由的、理性的公民意识。人们总会试图解决现实的困境,总会保留好的方面,而去消除坏的方面。资本逻辑、市场经济所带来的自私自利、贪婪成性这些坏的方面将随着制度的健全而被消除,它们给人所带来的理性、平等、自由、民主意识等好的方面将会发扬光大。现代社会成员的理性化,公民主体意识的渐渐形成,对增强民族向心力有长远意义。它会促使人们不再盲目向“心”,而是理性向“心”,使人们有更强的素质、更高的能力去向心。

作者:陈培永

(中共广东省委党校 哲学教研部 广东 广州 510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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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陈培永,山东菏泽人,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广东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副主任、副教授、哲学博士,中山大学哲学系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联系地址:广州市建设大马路3号广东省委党校哲学教研部,邮编:510053。电话:13763330320 020-83121576 电子邮箱:ndcpy@163.com.

[①] 郑杭生:《改革开放三十年:社会发展理论和社会转型理论》,载《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

[②] 陈晏清:《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论》,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37页。

[③] 孔庆熔:《改革开放与民族认同》,见孔庆熔等主编《改革开放与中华民族凝聚力》,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90页。

[④] [德]马克思·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452页。

[⑤] 赵汀阳:《长话短说》,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第255页。

[⑥] 刘拥华:《社会溃败中的生存悲剧》,载《文化纵横》2010年第4期。

[⑦] 孙立平:《转型社会的秩序再造》,载《学习月刊》2011年第4期。

[⑧] [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北京三联书店1956年年版,第165页。

[⑨] 参阅陈培永:《资本逻辑与道德代价》,载《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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