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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梦的人文精神支撑
2016-05-17 15:42:55 来源: 南方网  暂无网友评论

由追求宗教信仰自由肇始的追梦思潮,代表了人类追求信仰自由、物质财富和地位等名利的渴望,表达了中西方文明“追梦”的价值倾向和异质的理论旨趣。其“出场”的逻辑语境在“美国梦”、“欧洲梦”和“中国梦”更替中给予了宣示,其时间上的继起和空间上叠成,并没有触及“中国梦”超越“美国梦”和“欧洲梦”的逻辑,需要回到人们追求信仰自由、物质财富和地位等名利价值的知识解释中解决。瞩目于“人”的因素和“梦”的设计,使得中国梦无论是作为超越“欧美梦”的价值重构事件,还是中华“人文精神”因素回归或者超越世界主流文化,成为主导人们“追梦”的主流知识,都具有直面人类精神,向世界提供公共产品的建构主义色彩。因此,中国梦的人文精神支撑的主流思潮,实际上是人类追求信仰自由、财富和名利等价值的历史传承和当代建构,内蕴着道路发展和人才抢夺的筑梦动机。

一、“美国梦”、“欧洲梦”和“中国梦”的历史嬗变

第一次工业革命,英国成为世界大国和强国,欧洲成为世界文明的中心,但是欧洲主流地位的天主教和基督教却没有给路德教、加尔文教信徒和清教徒以足够的生存空间。然而,路德教的“因信称义”也好,加尔文宗“上帝预定”也罢,清教徒的“勤俭节忍”也行,他们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建立“廉价教会”的要求,符合新兴资产阶级进行原始积累的需要,也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要求自由、平等的愿望。因而受到大众的喜爱,得到迅速发展,成为宗教改革和革命的直接力量。由于欧洲17世纪上半叶,信奉清教的资产阶级和新贵族与国王的冲突愈演愈烈,导致英国革命,亦称清教徒革命。资产阶级的胜利,废除主教制度。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后,清教徒受到迫害。对于宗教信仰、自由和幸福的渴望,大批清教徒坐上“五月花号”一样的帆船,踏上北美大陆,移居北美,开始清教徒的追梦之旅,在最早的13个殖民地,80%的教会都具有清教倾向。

美国独立战争的胜利,“美国梦”开始发酵,一部分人的宗教信仰、自由和幸福由于国家的独立而取得了政治保障,成为实质性的自由和幸福,华盛顿、富兰克林等一批政治精英脱颖而出,成为成功者,成为“美国梦”的典型(政治成功的典型)。南北战争之后,林肯颁布了《解放宣言》,为“美国梦”的增添了自由的空气,种族歧视的消退,使种族平等以形式和内容统一的形式,融入了美国梦。爱迪生、洛克菲勒、福特等传奇典型人物的成功,“美国梦”便有从贫寒—单个人奋斗—成功的内涵。这种具有广泛性的成功模式,得到了大众的首肯,因而更加具有普遍性和广泛性,而在美国流行开来。1931年,“美国梦”的主要作者亚当斯,在他《美国的史诗》中,第一次写下了“让我们所有阶层的公民过上更好、更富裕和更幸福的生活的美国梦”。“美国梦”的提出为处在世界经济危机大萧条阶段的美国注入了信心与活力,引导美国渡过经济大萧条,并日益走向繁荣。

随着21世纪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微软的比尔·盖茨、苹果的乔布斯、Facebook的创始人孔克伯格以及Google的创始人拉里·佩奇、谢尔盖·布林等,他们凭借自己的智慧,成为“知识精英”,成为知识经济的成功典型。他们的存在,把智慧和知识群体的成功融入了“美国梦”,他们成了当今时代“美国梦”的新偶像。2006年,奥巴马出版了《无畏的希望:重申美国梦》一书,讲述了自己奋斗故事,肯定自己的成功。从华盛顿、林肯到奥巴马,美国总统都通过“美国梦”向全世界宣扬美国人的成功模式和美国的价值观—“只要你努力工作,可以成就一切。”它至今被鼓吹为“鼓励社会等级纵向流动的成功模式”,大大强化了“每一个人都拥有不受限制的机遇来追求名利(政治成功和财富)”的美国梦模式。

诚然,“美国梦”以最大化的个人自由,追求最大化的名利,激发无可比拟的物质创造和政治成功,蕴含巨大的影响力,但是,它“坚持个人名利最大化”,而非“普遍名利最大化”,因而,美国梦不能让每个人都获得成功,只能是“某些人(成功者)”的梦而不可能是“所有人”的梦。因此,受到质疑。

围绕对“美国梦”的质疑,产生“欧洲梦”和“中国梦”。由于“美国梦”无条件地肯定了个人自由和个人成功,于是,一切妨害个人自由的事或人就成为“美国梦”阻碍,成为美国的敌人,这便成为单边政治、独裁和世界警察等极端行为的源泉。实际上,资产阶段的自由并非绝对自由,需要以契约形式出让一部分权力和自由,才能获得相对的权力和自由,所以对于妨害个人自由的事或人也应该容忍。因此,胡适说:“宽容比自由更重要。”宽容异己、宽容敌人,成为最初对抗和反对“美国梦”的微弱呼声。然而,在巨大的财富和政治成功面前,“宽容比自由更重要”的微弱呼声仍然不能阻挡“美国梦”肆意践行。

直到杰里米·里夫金的《欧洲梦—21世纪人类发展的新梦想》提出“欧洲梦”,人类的视野才进一步聚焦到富含“保存原有文化身份、在多元文化的世界上共存”等内容的“欧洲梦”。由于“欧洲梦”一反追求物质财富的无限发展和拓疆扩土的“美国梦”,以数量发展取代质量发展,追求“生活质量”,重视“实际生活条件”以及“公民个人的主观幸福感”,将人类的生产生活与自然界再生能力有机结合起来,强调废物利用和资源再生,注重自我修养,精神的提升,提倡追求一种普遍富裕、拥有社会安全而有“品味”的生活,因而免除了人们的衣食住行的后顾之忧,保证了人们的生活安全,也保证人们有充分的精神自由。作为“欧洲梦”两大支柱的文化多元主义和全球生态意识将人性从“美国梦”指向的物质主义的牢笼中解放出来,成就新的人性。它意味着在无数种彼此依赖的关系之中的人,可以在不同的共同体中,选择不同权利。不同关系所带来包容性,不仅意味宽容,也带来彼此的安全。

从理论渊源看,欧洲梦源于康德“人是目的”,“美国梦”源于洛克“保护私有财产才是保护个人自由权利”的思想。“人是目的”的康德思想构筑了“欧洲梦”人权思想的基础,它一反美国所推崇物质个人主义的做法,更加重视精神个人主义,强调非个体的绝对独立和互相依赖,强调非同一性的文化多样性,追求非单纯的名利的生活质量和可持续发展,强调非私有产权的普遍人权和自然权利,强调全球合作而不是单边主义的权力滥用。因而,欧洲梦被认为几乎是“第二次启蒙”,受到人们的欢迎。

“美国梦”与“欧洲梦”具有共同的西方文明的渊源—康德和洛克思想为核心的欧洲文化,这一文化核心尽管强调个体精神和物质自由,“欧洲梦”也强调共同体的依赖和自由,甚至倡导可持续发展,但绝非所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只是欧洲共同体的自由和发展,在欧洲共同体出现经济和财政困难时,它会毫不犹疑地保存团体核心成员的利益,甚至会像甩包袱一样地剥离成员国,轻视小国家的财政和债务等问题。因而,它的魅力只能为一部分人欣赏,它的效用还未充分显现,受到了限制,这为“中国梦”提供了发展空间。

中华大众走进中国梦,源于自身的文化心理结构。只要是中国人,那么以中华文化为底蕴的中国梦就是一种向心力或者是一种文化心理结构。中国梦不仅联系悠久的中华文化,而且借鉴欧美梦,超越欧美梦,借助中国梦,中国人延伸生存和发展的地平线。

古老的中华文明,有悠久的中国梦内涵。从老子的“无为梦”、孔子的“春秋梦”到康有为的“大同梦”,中国梦就不乏追求和平、正义、和谐等主题。然而,无论是老子的“无为梦”、孔子的“春秋梦”还是康有为的“大同梦”,其社会效用具有自身的局限,老子的“无为梦”走入小国寡民,孔子作“春秋”,虽然可以使“乱臣贼子惧”,却没有使封建社会走向形式与内容统一的正义,康有为的“大同梦”也在强势的独裁压制下走向流产,它们都未能强大中国,相反,被豪强欺凌,却成为1840年后一百多年的常态,它必然被另一个“强国梦”所代替。

100多年前,美国独立战争领袖林肯总统的“民有、民治、民享”理想,启发了孙中山先生的“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鼓舞一大批革命先驱们去缔造独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1962年,毛泽东强调说:“中国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中国应该对人类做出较大贡献。”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新的“中国梦”。[1]诚然,毛泽东以文化大革命的激进形式筑造“中国梦”,希望在极短的时间内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重塑“共产主义”新美景。这种做法诚然纯洁人的心灵,带来一个新世界,但也导致物质的短缺。这时需要纠偏,1984年,邓小平谈到:我们第一步是实现翻两番,需要二十年,还有第二步,需要三十年到五十年,恐怕是要五十年,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2]两步加起来,正好五十年至七十年。这是他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梦”。

邓小平将物质的进步引入中国梦,但是物质进步的刺激手段和市场运行机制,却将人带入另外一种疯狂。随市场经济而来的货币崇拜,拜金主义冲击人的思想,使人自觉不自觉地追逐金钱货币,裸露人性半魔鬼的狰狞一面。以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刚刚开始,下海淘金就成为整个社会的焦点,而社会的高尚精神文化追求则退居社会边缘。鬼才作家魏明伦曾以“西施弄桨范蠡荡舟美女功臣皆下海,红袖当垆青衫掌勺佳人才子早经商”[3]的对联来形容下海淘金的无奈。

人们对于货币的无限追求,对于时尚、奢侈和享乐追逐与放纵,也就放逐了崇高等人文精神。人自然、有限的人文性被无限的金钱追求所置换。此时,思考中国梦,不仅应该走出金钱的单一崇拜的怪圈,而且应该尽可能地借鉴人类已有智慧,在人文方面为人类提供智慧。梁启超曾经说过,“无端勿做太平梦,放眼昆仑绝顶来”。这就是说,要真正成就中国梦,必须有大的气魄和伟大的情怀。习近平总书记参观“复兴之路”图片展时明确指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现时代的中国梦。

二、中国梦的内涵

那么,到底什么是中国梦?一言以蔽之,“中国梦”的内涵就是源于中国、属于世界、为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终极目标。

源于中国。中华民族以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经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伟大实践,“中国制造”唱响全球,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治理模式等为世界提供了“源于中国,属于世界”的国际公共产品,丰富世界发展模式多样性,中国模式为现代人类作出了重大贡献。而美国梦为代表的模式,则给世界带来不可承受之重。欧洲梦的实践也在债务危机的深潭中蹒跚,摈弃美国梦的负面遗产,抛开欧洲梦的沉重,需要展示更符合国情的中国梦,世界需要中国梦,中国梦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

属于世界。中国梦首先是属于中国的,当然更是属于世界的。虽然当今中国属于第二大经济体,“赶超美国”是现阶段梦想,但中国绝不做美国梦,因为美国梦给世界带来不可承受之重,中国不可能在整个世界雪上加霜,否则,地球也承受不了。当然中国梦也不步“欧洲梦”的后尘,因为欧洲梦自己也没有成功,存在风险。但是中国梦绝不闭门造车,而是通过不断的改革开放,在世界范围完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延续世界社会主义梦想”,这种梦想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更为重要的是它源于中国,却融汇中西,不仅借鉴美国式的竞争、欧洲式的平等,而且对接中华文化,从“龙”“自强”“和”“合”等文化中推陈出新;既避开西方纯粹追求物质和精神个人主义的弊端,也抛弃其疯狂掠夺殖民地人们的残忍战争手段,走和平共富的道路。因而,“中国梦”为亚洲甚至世界提供了新的发展模式和价值选择。当然,“中国梦”不会像美国梦一样,通过战争和技术垄断推销自身的模式,但是“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中国梦”在发展道路、模式等智慧和成果在展示中国文化和智慧的同时,必将成为世界各国和平共享的成果,因而它属于世界。

为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和文化最基本的人文精神是自由。自由是超脱生存烦恼和物质束缚的意义活动。人作为生命来到世界,面临的基本挑战之一是超脱生存烦恼。其中最大的挑战是死亡,超脱死亡必须向死而生,以有限的存在获得无限的价值,这就迫使人从肉体的有限走向文化和精神的无限创造。通过创造,肯定有限生命的潜能和价值,获得自由的无限境界,超脱生存烦恼。同时,精神文化的创造过程和结果能够解套物质功利的束缚和生存烦恼的纠缠,把创造当作自由的实现过程和结果,充分体现人类的个性精神活动中的自由发展。人的理想不会滞留于物质奢侈,也不会固守国家战略,更加不会迷恋于低级庸俗,它向社会关系开放,却始终指向崇高理想和人类的终极关怀,并且将这种意向性承载在“中国梦”,使中国梦的意向结构也体现崇高的理想和人类的终极关怀。马克思主义理想中,虽充满追求真善美的崇高理想,但它们却不是最崇高的价值理想,马克思主义最崇高的价值理想就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的价值目标是人的自由自觉的创造本性的全面发展。因此“以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为终极目的”应该成为“中国梦”的终极目标。

中国梦首先是为了中国人的自由全面,当然更是为了整个人类的自由全面发展。李克强总理最近说,中国强大了,绝不称霸世界,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掷地有声地庄严宣布,中国的发展绝不仅仅是为了自己人的自由全面,而是为了世界人民的自由全面,这是中国梦的重要内容。美国梦的泛滥,欧洲梦的诱惑使意义世界颠覆,价值理性迷失。而第三世界工业化的进程,既部分地续写美国梦、欧洲梦昨天的故事,又表现为不同于美国梦、欧洲梦的异质过程,这种多元性发展趋向,既要求超越美国梦、欧洲梦对发展模式道路和人类价值的统一构成的塑造,又要坚持自身的特色,充分彰显中国梦;既要反对把国家发展和人类生活简单化、教条化,又要否定美国梦、欧洲梦进步的绝对必然性。进一步在价值准则与取向上突出国家发展和人类生活的动态演绎,实现从一元向多元、独断向自由的根本性转变,鼓励人们以全新的形式与途径,把“中国梦”一样的“国家梦”朝向世界,变成整个世界梦的有机的、整体的、自由的部分,转变“欧美梦”独揽世界的局面,充分发展各国梦的意义和价值。因为现实的世界本来就是一个动态和多面的完整存在,不具有绝对的确定性,也不存在单一的评判标准,理应有多种梦想。因此,顺应多元化发展趋势,“中国梦”源于中国,指向的是世界,不仅为中国人民的自由和全面发展谋福利,也为世界人民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作贡献。

三、中国梦的基本人文精神支撑

从上可以看出,中国梦迥异欧美梦,它具有很高的境界,属于世界,也为了世界。但这种高境界绝非玄远,而是与地气贯通,具有深厚的人文传统和普遍性的人文价值,它们成为支撑中国梦的基本人文基础,它庶几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一)“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家伦精神是支撑中国梦的人文基础

中国文化长卷的浓墨—儒家思想,既要求“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人类传承,更强调人类传承重要一环—家族传承的质量,支撑其质量的核心理念便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家伦精神。家庭伦理的发展除了家庭财富共有的物质基础维系外,重视家庭荣誉是家伦文化发展的动力,并逐渐发展出“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家伦精神。汉“独尊儒术”以来,儒家便为正统,强调齐家与治国精密相连,把国家发展建立在家庭发展和延伸基础之上。子对父孝,延伸为臣对君忠。与此相对应,也要求父对子慈,它也成为中华文化最为重要的一面。父对子慈的最重要表现,便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它是家伦精神的重要部分,是支撑中国梦的基础。此在魏晋“士族”社会,表现更为明显。我们可以从王羲之家族的发展,管窥“望子成龙”对于个人梦的影响。王羲之祖先可以追溯大"卧冰求鲤"的有名的孝子王祥,因为孝感动天,王祥做了官,为大司农,晋武帝时拜太保,晋爵为公。在王祥的垂范和教育下,其后代王览亦官至光禄大夫,他共有六个儿子,排行第四是王正,他就是王羲之的祖父。下有王旷,为王羲之的父亲。他与其哥王敦、王导辅佐和拥立司马睿登基建立东晋王朝,名重一时。书法乃琅邪王氏家族世代相传之艺术,王羲之多才多艺,不仅深受家学熏陶,而且不能离开王旷的大力培养。王旷“望子成龙”心切,从小便让羲之学习书法,后来送去给卫夫人等名家学书法,得到卫夫人等名家指点,不仅学习蔡邕的《笔论》,而且苦苦临习王导赠予的钟繇《宣示表》,从中领悟书法艺术的真谛,创造了《兰亭序》这样的辉煌艺术成就。王羲之成功之后,也致力于培养儿子。其子王献之,继承其书法,也成为伟大艺术家。正是一代一代人“望子成龙”的人伦精神才支撑一代代人成就个人梦想。

正如“望子成龙”一样,“望女成凤”的家伦精神也是支撑中国梦的基础。虽然古代中国男女有别,但父母在封建社会同样对女儿承载着希翼。此可以从宋嘉树“望女成凤”的故事中略见一斑。有一次,宋氏姐妹兄弟玩“拉黄包车”的游戏,宋霭龄装作黄包车夫,宋庆龄扮成乘客,小妹小弟跟在身后又蹦又跳。正玩得开心时,不料“车夫”拉车用力过猛,双手失去控制,一下把“乘客”抛了出去。“车夫”愣在那里傻了眼,知道自己闯了祸;“乘客”又疼痛又委屈,满脸不高兴。这件事被宋嘉树知道了,宋嘉树笑着对宋庆龄说:“我们的‘乘客’这样宽宏大量,这样勇敢坚强,真是了不起!”小庆龄受到父亲的夸赞和鼓励,一脸的阴云散去了。长大以后,庆龄真的成为一位既富有爱心和宽容,又面对邪恶势力敢于斗争的伟大女性,她一度也成为国母。

(二)“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刚健自强精神是实现中国梦的主体精神

古希腊人用自由来规定人之为人,把自由理解为对逻各斯的认识和内在认同,把人的自由看做是单纯的响应理性的召唤。这种自由是知识论意义上的自由,是“对逻各斯的认识和内在认同”。也即黑格尔所说的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它服从理性、必然性和内在逻辑。这种知识论意义的自由未被中世纪的基督教所继承,他们另辟路径,开发了意志自由。基督教为解决一些难题,比如“上帝是全善全知全能的,为什么不造一个美好的世界给人类,而让人类陷于灾难、不幸的悲惨境地呢?”基督教士提出的解释就是,人类的罪恶、灾难、不幸和悲惨境地不是上帝的错,不能因此怀疑上帝是“全善全知全能”的,它是人类自身的错,是人类的自由意志造成的。上帝的确能够阻止人类犯罪,能够阻止灾难、不幸,但是他认为自由意志更加重要,人有自由意志,才有向善的可能。亚当、夏娃用自由意志来求知,走向了原罪,所以其后代需要赎罪,追随耶稣,重新运用自己的自由。基督教赋予人的新规定——自由意志,表明人不仅是遵循理性、必然性和内在规律的存在者,还是具有选择能力、具有做任何事情的可能性存在者。这是现代人所追求和认同的自由【4】。这种自由诉求作为人文理念体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一种“天人合一”的境界追求,它不问学理,近取诸身,远观天相,讲究“以德配天”,于是《易经》就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中国儒家哲学把主体精神提升到和宇宙本体一样的高远境界,强调人的主体能动性的发挥和精神境界的追求。天地自然按一定的规律运动,人也遵照天地规律去认识和改造自身。在《易经》影响下,经典的力量得到发挥,刚健自强精神在儒家思想中不断得到发扬光大。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孟子说:“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不管是体现正直的“浩然之气”,还是体现刚健的“大丈夫”精神,儒家特别强调主体自觉,强调“自强不息”。虽然它不同于西方意志自由,它却注重意志自律,注重内在的道德的修养,并且把这种修养,从内扩展到外,从修心扩展到从齐家,从齐家扩展到治国、平天下。从内圣扩展到外王,达成自己理想的实现。就这样,自强不息虽然不导源于人类的“求知意志”,也不走向人文精神“意志自由”,它通过“以德配天”来消解“人与天”的壁垒限制,以自省、自律、自觉、自发的道德自觉,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完成个体由内到外,由个体到社会的超越,使“浩然之气”“大丈夫”精神和杀身成仁等高尚人文追求,一步步呈现于个体生命追求和社会生存,挺立在中国千年社会时空之中。时光荏苒,沧海桑田,几千年来,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理念深深印在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中,凝成我们的民族精神,一步步支撑中华儿女走向成功。

  (三)“和而不同”的包容精神是实现中国梦的协调性手段

在先秦时代,“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它是指一种有差别的、多样性统一,因而有别于“同”。比如烹调,必须使酸、甜、苦、辣、咸调合在一起,达到一种五味俱全、味在咸酸之外的境界,才能算是上等佳肴;比如音乐,必须将宫、商、角、徾、羽配合在一起,达到一种五音共鸣、声在宫商之外的境界,才能算是上等美乐:反之,如果好咸者一味放盐,好酸者拼命倒醋,爱宫者排斥商、角,喜商者不用羽、徾,其后果便不难设想,也就不堪设想了。因此,孔子在《论语·子路》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就是要人们在人际交往中能够与他人保持一种和谐友善的关系,又不必苟同于对方。它有点近似于黑格尔的“具体的同一”即“包含差别于自身的同一”。再推而广之,应用于当今社会,就是既重视各民族及其文化、宗教的分别性、独特性,又重视和合性、统一性。既主张仁爱、和为贵与协调性,爱好和平,又反对以力服人。因为我们的世界本来就是,也应当是一个“和而不同”的多样性的世界。

张载发展了“和而不同”的思想,走向了“民胞物与”的更高境界,这种境界在处理人与人、人与和自然的关系中,具有合理性。在《西铭》中,张载说"乾称父,坤称母…民,吾同胞;物,无与也。"乾坤是天地的代称,天地是万物和人的父母,天、地、人三者混合,处于宇宙之中,因为三者都是"气"聚而成的物,天地之性,就是人之性,因此人类是我的同胞,万物是我的朋友,万物与人的本性是一致的。既肯定人与人的平等,也肯定人与自然的统一。它与“和而不同”一道被《世界人类责任宣言》确定为全球治理的“黄金规则”。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和而不同”历久弥新,仍然是世界多元文化共同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反之,“同而不和”就必然导致纷争乃至战争。在核冬天和核夏天的威胁下,如果只强求“同”而不谋求“和”,矛盾冲突到极致,必然带来人类的毁灭。可见,“和而不同”所表现出来的文化宽容与文化共享的情怀,不仅是人类共同生存的基本条件和基本法则,具有伦理价值,还是实现中国梦的协调性手段。

(四)“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利他精神是实现中国梦的金科玉律

   中国现有13亿人口,大家普遍认同的一个金科玉律是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意指自己不想要的东西,切勿强加给别人)这种利他思想,在西方新旧教中也有,比如《马太福音》有:“别人打你左脸”,“你也把右脸给他打”,印度教中有“王子舍身喂虎”的故事。上述这些利他思想,尽管表述不同,但具有共同的利他理念。虽然在具体的实践中,由于地域变化,“施于人”的“人”指称的范围和对象差别悬殊,但利他涉及范围越大,思想价值就越高,越受到人们的亲睐。比如,“勿施于人”的人指向儒家的家族团体,那是孝弟的利他思想;指向国家关系,是国家无怨;指向全人类,则指西方的博爱的利他思想;如果扩展到全人类和大地上一切生物,那就是佛教的慈悲。如果一定要划出具体界限来利他,那可能走向反面;相反,如果利他行为无所不在,那么,便具有普遍意义和价值。因此,张载主张“民胞物与”,佛教主张“普渡众生”,罗素主张:“要想维护世界和平,必得将目前的同胞爱,扩大到全人类”。当代,全球伦理、共生理念也认为应该尊重一切生命。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利他精神之所以是实现中国梦的金科玉律,是因为,人总是生活在一定的地域和社会关系之中,总要处理自己与他人的关系。如果处处,从利己出发,那必然导致“他人就是地狱”,“人人都是自我的敌人”,社会就成为“人与人”处处对立的狼的状态。在此环境中,个人梦的实现不仅具有太多的制肘,而且,最终个人梦想的实现也是“一将成名万骨枯”的悲凉。因此,遵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利他规律,不仅为己,也为他人带来福音,必将带来“多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多赢共胜局面。它和康德的“要仅仅按照你能够同时愿意它成为一条普遍法则的那样一个原则去行动”被中西方称为金科玉律或者金规则。

从按照金规则的指向来看,金规则指向自觉利他,因此,素罗金(Srokin)等人呼唤释放自身“正能量”,对冲“负能量”,以社会公益观念和行为克服利己主义。这就要求我们自觉强化人类意识,多替他人着想,在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共同纲领约束下,以公益和自觉的行为,共同达成人类共荣共存的梦想。

(五)“日日新,又日新”创新精神是实现中国梦的不竭动力

创新就是求新,改革就是求变。求新不是排斥传统,而是继承传统;求变不是表面背叛,而是内在蜕化。技术的本质就是创新,变化的本质就是发展!中国是个文明古国,其“古”在于不断积累,这种积累并不排斥创新,相反强调“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为了创新,倡导“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中国人因此而创造了世界上独特的文明,而且是世界上唯一未中断的文明。她凝聚了无数的仁人志士的梦想,也积累无数的技术创新,创新精神成为实现中国梦的不竭动力。

创新需要解放思想。创新首先面对的困境是固有的环境,包括制度和人们的思维定势等等,因此需要超越因循守旧的思维,解放思想。当下的中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和利益固化的藩篱,就必须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只有为了创新创造而百折不挠、勇往直前,才能打开新局面,实现中国梦。

创新需要求真务实。科学是发现的,技术是创新的。尽管有时技术创新在前,而科学总结在后,但基于科学原理的技术创新明显离不开客观公正的立场和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来不得半点虚假,也不能牵扯于感情。由于古代中国技术的传播很多是通过师傅带徒弟形式进行,因此,师傅本身也没有很多传世的理论和著作,而是以言传身教的方式进行,所教的知识很多是一种黙会知识。需要不断揣磨和积累经验,而且每一次制造的产品并非西方的机器制造的复制品,而是具有不同的特色,凝聚创造者的智慧和心血。正是这种创新成为了民族进步的灵魂和中华民族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和中国梦“生生不息”的源泉。

总之,在中国梦的中心话语中,其任务之一就是去挖掘中华文明与中国价值的世界意义,探寻人类共同价值体系。为中国人民和整个人类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价值选择和精神文化支撑。

作者:黄红生

参考文献:

[1] 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

[2] 邓小平.会见参加中外经济合作问题讨论会全体中外代表时的谈话,1984.

[3] 欧阳友权.数字化语境中的文艺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56

[4] 吴国盛 .技术哲学讲演录[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237-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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