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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中华民族凝聚力的起源与历史发展
2013-04-02 15:13:59 来源: 南方网  暂无网友评论

第二章 中华民族凝聚力的起源与历史发展

   中华民族凝聚力,就是中华民族赖以统一、独立和生存、发展的内在动力。具体而言,它包含着民族整体对民族成员的吸引力,民族成员对民族整体的向心力,民族成员之间的亲和力。

   中华民族凝聚力是一个历史范畴,是一个动态系统,它有一个生成、发展、变化的历史过程。纵观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生成和发展,大体可以分为如下几个阶段:一是先秦时期中华民族凝聚力的萌生阶段;一是汉唐至明清时期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发展阶段;一是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前,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强化阶段;一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至改革开放的今天,中华民族凝聚力得到进一步提升和空前大发展。

第一节 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形成和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产生

一、“中华民族”诠释

   研究“中华民族凝聚力”,存在着三个相互关联的层次:第一层次是“民族”;第二个层次是“中华民族”;第三个层次是“中华民族凝聚力”。

   什么是“民族”?学术界存有歧说。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民族”无疑是一个历史范畴,是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上,由许多因素相结合,在内部具有很大稳定性的人类共同体。这里所说的“许多因素”,主要是指共同地域、共同语言、共同经济生活、共同民族意识、共同民族感情等等。

   “中华民族”的概念,同样也是一个历史的范畴。费孝通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指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①

   中华民族是一个多元一体的以汉族为主体的民族共同体。这个共同体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多元”性。它是中国各民族包括历史上曾经出现而今已消失了的诸民族的总称。今天,则是指生活在中国版图内的56个兄弟民族以及散居于海外中华儿女的总称。二是“一体”性。一体性就是共通性,就是归属性,就是稳定性。同祖、同根、同文等等,就是属于一体性方面的内容。与多元性相较,一体性无疑处于更高的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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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79页

   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特征,在民俗学方面也有充分的根据。在中华文化传统中,龙是吉祥的象征。人们把中华文化称为“龙的文化”;把中华民族称为“龙的传人”。在众多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了许多龙形饰物,但图案不尽相同,图案与各民族的图腾显然有联系。后来,龙的形象逐渐归一:“角似鹿,头似驼,眼似龟,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它“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龙的众多特征,体现许多部落部族图腾崇拜的集合和发展,它给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内涵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佐证。

二、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

   

   世界万事万物总有其发生、发展、变化的过程。“中华民族”也不例外。中华民族也有个“源”和“流”的问题。事实表明,中华民族在形成过程中,存在着源和流的多元交错,存在着各族间分流与合流的多渠道演进。直至以其伟大的形象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考古学家苏秉琦围绕中国古文明的发生问题,发表过很具特色的意见。他说:“中国文明的起源,不似一支蜡烛而像满天星斗。”①所谓“一支蜡烛”,指的是一元发生论;所谓“满天星斗”,指的是文明起源的多元性问题。他的理论取向无疑很具启发性。

   中国疆域辽阔,许多地方都适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旧石器时代考古与古人类学研究最重要的成就之一,是证明了中国人类进化自直立(猿人),经早期智人(古人),至晚期智人(新人)的各个阶段没有缺环,可以建立起较为完整的、深具说服力的进化系列。据《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中有关记述,中国大地上埋藏着十分丰富的人类化石和旧石器时代遗物。至今已发现早、中、晚各个时期的地点约300处,它们的分布面包括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东南至台湾台南,西南至云南丽江,东北至黑龙江哈尔滨,北方至内蒙古乌审旗,都已发现了晚期智人化石。在青藏高原4000米以上的地方也发现了旧石器,可以说这是创了考古学史上的新记录。它充分说明早在晚期智人阶段,中华大地上已普遍有了人类活动,各自缔造着自己的历史和文化。

   新石器时代是以农业和畜牧业的产生以及磨制石器与纺织术的出现为其基本特征的。中华新石器文化同样呈现多元性。到目前为止,中国各省、市、自治区均已发现了新石器遗址,总共有7000处之多。依据各地所发现的新石器文化的年代、文化面貌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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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见《北京晚报》第6394期。

它们之间的继承性与相互关系,可以归纳为既是多元区域性发展,又具有统一性与内在在联系的特点。

   新石器文化的多元区域性发展,表明了中华大地的远古时代实际上存在过许许多多创造这些文化的氏族和若干部落集团。文化史学家徐旭生认为,中国远古部落大致是由三大集团构成的:一是地处西北的华夏集团;一是地处东方的东夷集团;一是地处南方的苗蛮集团。这种划分是否科学,可以讨论,但他认为三大集团经过长期交往、斗争,终至融合成为华夏,即汉族的前身,其观点是可取的。

   按照《国语》、《世本》以及《大戴礼记》中的《帝系》和《五帝德》的记载,中华民族最早的祖先是炎帝和黄帝。在距今大约5000年左右,黄帝、炎帝联合起来与九黎大战于涿鹿(今河北涿鹿县东南),九黎战败,首领蚩尤被杀。随后,炎帝与黄帝又大战于阪泉(一说在今山西运城县盐池),炎帝战败,黄帝当上了大部落联盟的首领。黄帝、炎帝、蚩尤之间的战争与与融合,反映了黄河中下游东西两大氏族部落集团之间的长期交往、相互影响,以至结成较为稳定的部落联盟的历史过程。

   黄帝以后,尧、舜、禹相继成为大首领。这实际上是由各部落酋长推举的部落联盟的最高领袖。而“华夏”即中华民族的最初形态,也就孕育于尧、舜、禹相继成为部落联盟首领的历史过程当中。

   “虞”是先夏的一个世代。据《史记》、《大戴礼记》、《帝王世纪》等载,虞舜母族太昊部落称“华胥”。虞舜又名“重华”。以虞舜部落为首所建立的部落联盟,加入联盟共同体的各部落则称为“诸华”。这也是“华族”的最初形态。

   “华族”以外又有“夏族”。在古史研究中,有“东华西夏”说。大意是:“华族”发端于东;“夏族”发端于西。这个立论是有历史根据的,《孟子》和《史记》都提供了这方面的根据。在舜的时代,华族主要活动在河南西部陕甘一带,它的势力则逐渐由西向东发展。由于势力范围的扩展,东华西夏终于出现碰撞。由于碰撞,“华”与“夏”之间也就有了吸收,有了扬弃,新的文化形态即“华夏”形态也就被历史地创造出来。

   “华夏”作为特定概念,在先秦典籍中业已出现。比如《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就有“楚失华夏”的提法。经过夏、商、周三代,“华”族与“夏”族进一步融合,在文化形态的共同性方面又提高到一个新的层面。到春秋、战国时期,“华”与“夏”,已相提并论,已经不能把两者明显地区别开来。

   有一种说法:一部先秦史,就是一部“华夷对举”的历史。根据是《左传》定公十年所载“裔不谋夏,夷不乱华”这句话。这种说法似有偏颇之嫌。事实是华夷关系是一个变化的历史过程。在虞夏时代,华夷之间很难区别。《孟子》说:“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史记·六国年表序》也说:“禹兴于两羌。”由此可见,虞夏时代,华夏与东夷、西羌之间并没有划下不可跨越的鸿沟。“华夷对举”,只是春秋以后的事情。这个时候的“华”,指“华夏”,指“中华”,指“中国”;“夷”则指中原以外的诸边,指诸边的少数民族。这个时代的“华夷对举”,体现了征服与被 征服,统治与被统治;还体现了文化形态上的不同层次。

   范文澜在:“中国这一名称,早在西周初年,已经用以称呼华夏族所居住的地区。从历史记载看来,秦以前,华夏族称它的祖国为中国,秦以后,中国扩大为国境内各族所共称的祖国。”①这个观点应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三、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产生

   中华民族的形成与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产生是同步进行的。两者互为联系,互为因果。

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产生,与中华民族所处的特定的地理环境紧密相连。中华大地处于亚洲东部、太平洋西岸。这里得天独厚,特点鲜明。首先,四周都有天然限隔、内部构成体系完整的地理单元。具体而言,其西北为帕米尔高原、西南有喜马拉雅山,北方为广漠无垠的草原与沙漠,东面自渤海之滨直到东南沿海,足足有3万多公里的海岸线。其次,这里存在自西向东落差显著的阶梯,西部为青藏高原,平均海拨4000米以上,是第一阶梯;蒙古高原、黄土高原、云贵高原与塔里木盆地、唯噶尔盆地、四川盆地相间分布,海拨在2000多米至1000米之间,是第二阶梯;东北平原、华北平原、江淮平原等,平均海拨不超过500米,是第三阶梯。如此落差显著的阶梯,就像一把大的躺椅,西北背靠亚欧大陆,东南面向太平洋。再次,中华土地从南向北,跨越了热带、亚热带、暖温带、温带、寒温等五个气候带,自古以来,就形成了两个迥然不同的经济区,即东部的农业区与西部的草原游牧区。这两个经济区分布清楚,但又相互依存、补充。

   中华民族所处的特定的地理环境,使中华民族的先民自古以来便孕育出如下几种颇具特色的思想意识:一是自我中心意识;一是安土重迁意识 ;一是和衷共济意识;一是反对外来压迫和干扰意识。诸如此类的意识,其实就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萌生和最初表现形态。

   水,对华夏各族人民来说,不仅是生命之源,而且是促使各族人民由分散走向联合,由部落联盟走向国家统一的凝聚动力和纽带。黄河是华夏各族人民的母亲河,它给各族人民提供了舟楫灌溉之利,滋润了中原一带农业经济的形成和发展。但黄河又是一条喜怒无常的巨龙,每到汛期它便翻腾咆哮,给两岸人民造成巨大的灾难。因此,中华各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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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范文澜范历史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4月版,第71页。

人民很早便走上共同治水的道路。禹“开九洲,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的故事,很早就受到人民的传扬。禹的业绩是了不起的,但他毕竟被神化了。治水是一项艰巨事业,靠少数人的力量是无法完成的。中华民族是靠整体的力量治水的。禹之前,各个部落都参加了治水,比如共工氏就曾为整治水灾出过大力。同洪灾搏斗的过程,也就成为氏族社会改造、部落联盟逐步扩大、小的部落逐步融入以炎黄为核心的中原部落联盟的过程,也是中原一带以农业为基础的共同的经济生活逐渐形成的过程。

   夏代以降,下迄商、周、中国进入了奴隶制社会。如果说,夏代以前,中华民族凝聚力有了萌生;那么,夏代以后,中华民族凝聚力则有了初步发展。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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