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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中华民族凝聚力的起源与历史发展
2013-04-02 15:13:59 来源: 南方网  暂无网友评论

   (二)大一统成为各族人民政治生活的共同愿望和心理定势

   什么叫做“大一统”?考史,“大一统”这个概念,是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是早期儒家首先提出来的。《春秋》隐公元年《公羊传》云;“曷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后来儒家者流为之疏云:“王者受命,制正月以统天下,令万物无不一一皆奉之以为始,故言大一统也。”《汉书•王吉传》进一步指出:“《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综而言之,“大一统”至少包含三重意思:一、反对分裂割据,实行国家政治统一;二、维护中央集权,强化中央的控制能力;三、以华夏文化是奉是崇,使低势文化向高势文化看齐。

   汉唐时期,是“大一统”的思想和主张,在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大力推进的时期。这个时期,营造了两个大一统局面:一个是两汉大一统局面;一个是隋唐大一统局面。这在中华民族大一统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汉唐时期,也确实存在着与大一统相对立的离散因素,存在着强弱不等的分裂割据势力。不过,必须指出,历朝统治者都是千方百计维护政治统一的,对分裂割据势力的斗争,也是决不手软的。西汉对六国旧贵族残余势力的斗争,对异姓诸侯王的斗争,以及后来对同姓诸侯王的斗争,目的都是旨在加强中央政府至高无上的权力。隋唐时期对世家豪族的打击,对地方分权势力的打击,目的也在于强化专制主义的国家机器。

   汉唐时期,追求和维护国家统一的理论在实践中进一步发展,成了各族人民的共识,并转化为全国上下各阶层的心理定势。汉代董仲舒对儒家统一理论的继承和阐发很能说明问题。董仲舒宣扬礼治,宣扬“三纲”,但同时也宣扬“大一统”。他所著的《春秋繁露》和《天人三策》,无不贯串着大一统的思想。他把大一统理论说成是天之经,地之义,古今之通则。通过他的阐发,大一统理论变成了天经地义的理论,变成了神圣不可侵犯的理论。 这个理论终于成为古代正确的、为各朝各代统治者普遍接受的舆论导向,谁反对这一理论原则,谁就被视为非圣无法。

   

   (三)重视群体凝聚的儒家思想被尊奉为统治思想

   汉唐时期,意识形态领域中发生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汉武帝上台后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儒家思想尊奉为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思想。这是一种文化专制主义。儒家思想的阶级局限性是非常明显的,但它也有—个鲜明的特点,就是重视人伦关系,重视群体凝聚。孔子的仁学其实就是“人学”,又是治人之学。荀子说:“君者,何也?曰:能群也。能群也者,何也?曰:善生养人者也,善理治人者也,善显设人者也,善藩饰人者也。……四统者俱而天下归之,夫是之谓能群。”又说:“古之所谓仕士者,厚敦者

也,合群者也,乐可贵者也,乐分施者也,远罪过者也,务事理者也,羞独富者也”①。荀子重视社会凝聚的思想对汉唐时期的儒家产生了重大影响。汉代的董仲舒就接受了荀子的思想,他在《天人三策》中说:“君者元也,君者原也,君者权也、君者温也,君者群也。……欲不亲安,则离散不群;离散不群,则不全于君。”必须指出,儒家重视群体凝聚的理论,旨在协调对立阶级间和统治阶级内部的关系,它往往以超阶级的形式表现出来,对下属人民、是起了麻痹作用的。但这种理论,对统治阶级的所作所为也有着一定的约束,这对整个社会的协调发展是有着正面作用的。

   

   (四)各族之间的相互学习和渗透融合发展到新的阶段

   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的大群体。除汉族外,还有为数众多的少数民族。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就是中国境内的各族人民共同开发祖国的过程,也是在生产斗争与阶级斗争的基本实践中,彼此之间相互习和逐步融合的过程。

   上自先秦,下迄隋唐,一方面是华夏、苗蛮、百越诸族开发黄河、长江、珠江流域广大地区;另方面,聚居在中国诸边的各少数民族也在披荆斩棘,营建各自的经济生活;具体而言,匈奴、狄、扶余、挹娄、肃慎、乌桓、鲜卑等,逐渐开发了今内蒙、华北和东北广大地区;西域的乌孙、月氏、龟兹、于阗、鄯善等,逐渐开发了今新疆和西部广大地区;戎、羌、氐等,逐渐开发了今青藏高原一带;百越诸族逐渐开发了今两广、闽、浙;淮夷、徐等“东夷”诸族,逐渐开发今江淮流域。后来,又有吐蕃、突厥、回纥、高句丽、靺鞨、契丹、党项、女真、蒙古,登上开发祖国的历史舞台。历史事实表明,各少数民族在开发祖国中都各自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华民族既然是多元一体的大群体,群体内部就存在着如何相处的问题。由于社会发展阶段的差异,也由于阶级形成后各自追逐切身的利益,各民族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磨擦和斗争。但是,也存在着彼此之间的相互学习和融合,如果说,夏、商、周时期,是中国各族人民大融合的第一个时期;那么,汉唐时期,则是中国各族人民大融合的第二个时期。

   汉唐时期,西边和北边的少数民族大规模内迁。从《晋书•北狄传》可见,自东汉末年以后,南匈奴就开始内迁,据载,分布在晋中和汾水流域的匈奴五部就超过10万之数。鲜卑族内迁规模也很大,对此, 《晋书》也有记载。羯在西晋时入塞,在上党一带与汉人杂处。魏晋时期.统治者为了充实关中,屏蔽中原,也经常把生活在青海、甘肃一带的氐族和羌族内迁,规模之大,动辄数以万计。与少数民族大量内迁的同时,中原汉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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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荀子·王制》

也大规模外迁。这在西晋末年最为突出,为逃避当时晋朝内部的“八王之乱”和当时匈奴外迫的锋芒,中原汉族大规模流徒江南、辽西、河西、巴蜀等地.人数超过100多万。

   汉唐时期,统治阶级的民族政策具有二重性。汉族统治者对待少数民族,存在大汉族主义,更多地表现为对少数民族的压迫和掠夺,但有些时候也表现为妥协和容忍。如汉代,汉武帝跟匈奴打过仗,但居留在内地的匈奴族人却并未因此而受到歧视。武帝晚年把8岁的小儿子(即以后的昭帝)托付给三位大臣,其中一位就是匈奴人金日殫。唐太宗说: “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①这种“爱之如一”的观点和政策对中华民族的发展和兴旺显然具有进步意义。

   汉唐时期朝廷实行的“和亲政策”是一种值得大书特书的政策。汉代,汉高祖采纳了娄敬的建议,跟匈奴和亲,把宗室女嫁给单于,并和匈奴约为兄弟。经过惠帝、吕后、文帝、景帝,直到武帝初年,这种政策基本上没有改变。元帝以宫女王昭君嫁给呼韩邪单于,昭君出塞成为汉朝与匈奴和亲的历史佳话。唐朝的和亲政策较之汉朝又有所发展,唐朝与一些少数民族建立了亲戚加君臣的关系。唐太宗把文成公主嫁给吐蕃首领松赞干布,命江夏王李道宗护送。太宗死后,高宗授松赞干布为附马都尉,封为西海郡王。中宗时,又以金城公主嫁给吐蕃赞普弃隶洸赞。长庆元年(821年),唐朝与吐蕃会盟,建立了“长庆会盟碑”。这块称颂“社稷如一”的石碑至今仍然保存在拉萨大昭寺。

汉唐时期,在促进民族大融合的历史进程中,除了汉族统治者的和亲政策外,还有少数民族统治者的汉化政策。魏晋南北朝时期,鲜卑、匈奴、羯、氐、羌等少数民族统治者入主中原后,都不同程度地推行汉化政策。他们向中原汉族学习,内容涉及到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既学习汉族的语言文字、文化典籍,也学习汉族统治者的治国方法。隋唐皇室以胡汉混杂的血统奄有天下,为少数民族的进一步汉化和民族间的进一步融合,提供了各种有利条件。

汉唐时期,民族之间的文化交融是双向进行的。少数民族固然通过汉化向汉族学习,而中原汉族也从少数民族的社会经济文化生活中汲取了许多营养和教益。汉武帝时,张騫奉命出使西域,他带去了中原汉族的先进文化,回来时也带来了西域各族的物质和精神文明。唐代公主入藏,汉族与吐蕃各族的文化交流也是双向进行。唐朝盛大宴会中演奏的十部乐,其中的龟兹乐、疏勒乐、西凉乐、高丽乐等等,顾名思义都来自少数民族。中华文化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彼此交融中,民族之间的亲和力和凝聚力也因此而获得了新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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