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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结构与功能
2013-04-02 15:24:01 来源: 南方网  暂无网友评论

第二节 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结构及其特点

    

   从上节可见,构成中华民族凝聚力的要素是多层次、多种多样的,这些构成要素形成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大系统,并有着复杂的结构。所谓结构“是指系统内部各个组成要素之间的相对稳定的联系方式、组织秩序及其时空关系的内在表现方式。”“系统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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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余少波:《中国传统哲学与中华民族凝聚力》,载《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第二次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香港汉荣书局1992年版,第168页。

参见余少波:《中华民族精神在现代表现及其功能》,载《增强民族的凝聚力第三次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2——68页。

就取决于系统之中的要素,由这些要素联系形成的关系及其表现形式的综合,并由这样的综合导致了系统的一种整体性规定。”①下面,我们将依次分析中华民族凝聚力这个大系统各层面的结构。

一、 作为合力的结构

(一)吸引力在民族凝聚力中的基础地位

如前所述,中华民族大家庭对各个兄弟民族以及它的全体成员的吸引力,是整个中华民族凝聚力这个合力中最重要、最有决定意义的。它在与各个兄弟民族对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向心力、与各个兄弟民族相互的亲和力的联系中,处于基础地位。这是我们在把握中华民族凝力的整体结构中应该明确的。中华民族大家庭对各兄弟民族及其全体成员的吸引力,在作为合力的凝聚力中的基础地位和决定作用,是有它深厚的历史原因与现实条件决定的。首先,是中华文化的纽带作用。中华民族文化,就其广义而言,其纽带作用是无庸置疑的。我们将在第四、五、六章中分别说明:物质文化是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制度文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变化发展的必要条件;而精神文化则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形成和发展的思想基础。其次,是汉民族的凝聚作用。汉民族的前身是华夏民族、汉民族对其它民族的吸引、凝聚作用是历史上形成的。它以其优良的自然条件、先进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吸引着各族人民。有的论者指出:“汉族在其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以其优越的自然地理位置条件,先进的经济文化,吸引和包容了先秦时代的华、夷,秦汉以后的胡、汉,以及辽、金、元以至明、清,和迄于今天的众多民族,在民族的大融合中发展壮大为不仅是中国、也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第一大民族,这是汉民族非凡的创造力、惊人的吸收力和巨大的凝聚力所表现的历史硕果……。”②此外,汉民族历代的当权派、领导集团,从总体上看,从整个历史长河看,对各兄弟民族实行了友好、团结的政策〔历史上出现过冲突、战争的错误,毕竟是短暂的,且往往得到纠正、调整〕。就是当有的少数民族的当权派、领导集团统治汉族的时期,它们也自觉不自觉地调整对汉族的关系,吸收、认同汉族文化。没有汉族对各兄弟民族的吸引力,中华民族大家庭是不可能形成、发展的,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吸引力、团结力、统一力是不可设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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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魏宏森、曾国屏:《系统论》,清华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88页

②陈育宁主编:《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历史探索》,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5页。

(二)向心力与亲和力的重要作用

中华民族大家庭中,56个兄弟民族及其每个成员的向心力、亲和力,在整个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合力中,有着重要作用。它们与吸引力、亲和力的联系方式,是相辅相成的互补关系。从历史上看,古代中国是一个向心观念很强的国家。在先秦时期,有的思想家就曾提出,“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的观点。①这几乎成为中华民族历来遵行的原则。“忠君”、“忠于社稷”、“忠于祖国”、“忠于民族”的观念也根深蒂固。孙中山在领导辛亥革命过程中,批判了对清皇帝的“忠君”观念,又极力提倡要“忠于中华民族”、“要忠于祖国”。他说,不是没有皇帝就可以不讲忠了。在当代,我国各族人民“忠于中华民族”、“忠于祖国”,还具体表现在,对中华民族的领导核心、新中国的执政党一一中国共产党的信赖和支持。我国各族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向心力,强烈地表现在对党的热爱、对党的崇敬、对党的正确 路线、方针、政策的拥护。还有,党员和干部的先进性、先锋模范作用的感染力,党能够坚决克服自身的缺点、错误,清除党内的腐败分子的实际行动的感召力,……也是人民群众对党有深厚的向心力的重要原因。可见,这种向心力不但是建立在感性经验的基础上,而且具有深刻的理性内容。如果领导政党丧失了它的先进性,不代表中华民族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与要求,它就没有吸引力,人民群众对它也就不会有向心力。亲和力在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合力中也是十分重要的。它与吸引力、向心力的联系方式,也是相辅相成的互补关系。亲和力,不仅存在于民族的每个成员之间,即个体与个体之间,还存在于群体与群体之间。例如,在社会大群体中,各种群体之间、家庭之间、邻里之间、社区之间、企业之间、学校之间、各种群众团体之间……。这种亲和力,从其思想根源看,是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仁者爱人”、“兼爱互利”、“温柔敦厚”、“和睦相敬”、“和谐一致”等等紧密相连的。

   (三)吸引力向心力亲和力的互动关系

   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凝聚力,作为一种合力的结构,一方面是以吸引力为基础、以向心力、亲和力为重要补充的互补联系方式;另一方面这三种力又是互相推动的互动联系方式。在社会生活中,无论是民族共同体这种大群体或者其他群体,对其成员的吸引力与各个成员对群体的向心力,还有各成员之间、各个小群体之间的相互的亲和力,都存在着互相推动的互动关系。这在历史与现实生活中是屡见不鲜的。前面谈到,汉武大帝与匈奴族的关系就是很好的例证。当匈奴族在西北边境不断骚扰,导致汉族与匈奴族的冲突与战争时,显然,不存在汉族对匈奴族的吸引力,也不存在匈奴族对汉族的向心力。——————

①《韩非子》。

但是, 由于汉武大帝后来采取正确的和亲政策;加上汉族先进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优越性,对匈奴族的示范作用;匈奴族也调整了自身的政策;……。这样,汉族与匈奴族之间出现团结友好的局面。人员之间往来频繁,商贸发达,文化的交流也十分活跃。吸引力与向心力都大大加强了。不仅如此,在几百年的交往过程,民族成员迁徙流动频繁,互相往来与杂居,经济生活与生活方式的交融,逐渐地实现了汉族与匈奴族的民族同化与民族融合。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彻底纠正旧中国国民党政府的大汉族主义政策,彻底纠正国民党中央政府对各少数民族地区的盘剥与压迫政策。新中国对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成立了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包括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等政权机关〕,它们按照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与其他法律规定的权限行使自治权。党中央与中央人民政府对少数民族,真正实行政治上平等相待、平等协商;经济上大力加以扶持、文化上加以扶植的政策。半个世纪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中央正确的方针政策以及实际的援助措施,使各少数民族的生产与生活都飞跃地发展,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民族大团结的局面。这样,吸引力、向心力与亲和力都相互推动、相互促进,形成了良性的互动、互补的关系。这种结构就使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凝聚力十分牢固并且不断增强。

二、民族凝聚力的显性结构

(一) 民族的利益亚结构

关于民族凝聚力作为合力的结构,是一种理论抽象、是比较深层的东西。下面,我们将对构成民族凝聚力的实体性要素与观念性要素作比较具体的分析,也就是揭示其显性结构与隐性结构。所谓显性结构,就是指56个兄弟民族之间的利益结构〔相对于整个民族凝聚力的总体结构也可称之为亚结构〕,权力结构与目标结构。先说利益结构,或者叫利益亚结构。按照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①民族共同体以及民族内部的各种群体所赖以形成和发展的最基本因素,也就是人们的利益关系。就现实而言,利益关系可细分为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文化利益等等。其中经济利益有着最终决定作用。经济利益也可称为物质利益。共同的经济利益、物质利益〔确切地说是,基本一致或根本一致的经济利益、物质利益〕是任何民族共同体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也是民族凝聚力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由56个兄弟民族形成的中华民族大家庭,由于有着根本一致的经济利益、物质利益,所以,它们的凝聚力是十分牢固的。56————————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82页。

个民族的每个成员之间,存在的根本一致的经济利益、物质利益。这种共同利益,不仅仅是作为一种普遍性存在于人们的观念之中,而且是作为彼此相互依存的关系存在于现实之中。还应看到,由于生产力不同发展水平、生产关系不同发展阶段,还有不同的分工、不同的民族传统,各个民族、各个民族成员之间也有自已特殊的利益,这也是客观存在着的。用哲学的话来说,这就是特殊利益与共同利益的矛盾统一,通俗地说这就叫“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因此,任何民族共同体的领导集团、当权派,必须意识到本民族的共同利益、根本利益,从制定政策到实际措施、实际行动,去为着它的实现而奋斗,这样的民族共同体才有凝聚力,才能存在并发展。除了经济利益、物质利益,作为它的集中表现的政治利益也是十分重要的。政治利益,说到底是民族共同体的政治统治权、国家管理权的问题;对于每个民族成员个人来说,又是它的政治权利、民主权利的问题。这是关系到民族凝聚力的总体结构能否巩固坚强的重要问题。文化利益(这里指观念文化、思想文化)对于每个民族以及各个民族的成员来说,既是它们作为人类共同体、作为活生生的个人的高层次的共同需要,又更加异彩纷呈十分复杂。毛泽东在谈及艺术时说得好:“艺术的基本原理有其共同性,但表现形式要多样化,要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又说,“有共性,也有个性,有相同的方面,也有相异的方面。”①处理好民族共同体及民族成员之间的思想文化利益的共同性与个体性,也是利益亚结构的一个重要问题。

   (二)民族的权力亚结构

   民族的权力亚结构,一般地说是指作为人类共同体、群体,必然存在着其领导管理集团与它的组成人员的相互联系方式。在有阶级的社会中,这些领导管理集团就表现为,某个统治阶级或阶层或集团。由于中华民族是一个巨大的复合民族,它的权力结构首先包括,管治国家的民族的领导集团〔统治阶级、阶层、集团〕与其它兄弟民族的领导管理集团及其民族成员的相互联系方式。在中国历史上,除汉族外还有过某个少数民族入主中国的局面,这时候民族的权力结构就表现为,某个少数民族的领导管理集团〔统治阶级、阶层、集团〕与汉族和其他民族的领导管理集团及其民族成员的相互联系方式。其次,也包括各个民族的领导管理集团〔统治阶级、阶层、集团〕与各民族广大成员的相互联系方式。在我国历史上,尽管发生过多次的王朝更迭,但多数时间是汉族的统治阶级、统治集团掌握着强大的中央政权,包括强大的军事力量、复杂的国家机构、整套法律法规以及巨大的经济、物质力量,还有“大一统”的政治理念,它不仅靠中央政权的威慑作用,而且靠“和亲”等友好政策,所谓施“王政”与“仁政”。特别是当一些————————

毛泽东:《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45页。

开明的政治家、君主能够采取包容吸纳各少数民族及其成员的政策,那么,民族的权力结构就有利于民族凝聚力的巩固与加强。还要看到,我国幅员如此辽阔、人口如此众多、民族关系如此复杂,在历史上曾不止一次出现过多个民族建立了自已独立的政权、独立的王朝的情况。这些不同民族的政权,可能是相对峙的,如秦汉时期汉王朝与匈奴,又如隋唐时期汉王朝与突厥;也可能是从属的,如西汉的“西域三十六国”、吐蕃王朝,唐朝以乌蛮为主的南诏政权,五代时期的“大理王”政权……等等。这种独特的权力结构,正如有的论者正确地指出的,“中国封建时代的全国统一,实际上始终伴随着某些民族地区的相对割据的状态。在这种统一的状况下,既要承认中央王朝〔不论是哪个民族当皇帝〕对全国统辖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又要承认相对割据状态的各民族政权的民族代表性和相对独立性”。无论是“汉族王朝”或“少数民族王朝”就其所管辖的居民来说,“很多都是多民族成分的,但总是体现了某一民族为统治的主体部分。……应该承认各个民族政治权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及对整个中华民族和共同祖国所作的贡献。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权力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建立了获得各兄弟民族一致承认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依据宪法和其他法律,组成最高权力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中央人民政府,还有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与各级地方人民政府。由于真正实行了民族平等、民族地方自治政策,又有民族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权力机构。而所有的国家政权机构,都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这就保证了我国民族凝聚力牢固和权力结构的统一。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用“一国两制”的构想,来解决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香港、澳门与台湾的问题。随着香港与澳门回归祖国,港澳问题顺利地解决了。现在,党中央与中央政府有信心用“一国两制”的构想,推动两岸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这种新的权力结构模式,正显示出它的强大生命力。

  (三)民族的目标亚结构

在分析了民族凝聚力的利益亚结构与权力亚结构之后,对于增强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来说,还必须研究它的目标亚结构。现代管理科学告诉我们,任何一个群体,其领导和管理集团要增强自身的凝聚力,重要的措施就是要审时度势,制定本群体在一定阶段的奋斗目标,并采取正确的方法,努力争取目标的实现。在领导中国民族民主革命过程中,孙中山从提出“驱逐挞虏,恢复中华”,到主张“五族共和”、“振兴中华”,到明确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建设新三民主义的中华民国,可以看到这位伟大的革命家的思想轨迹。他真正做到:“适应世界之潮流、人群之需要”,不断地调整他所领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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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陈育宁主编:《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历史探索》,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33页。

革命事业的目标,从而能够不断地号召群众、鼓舞群众、组织群众,在全国各族人民中享有无比崇高的威望。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它在反复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并在各阶段制定了具体的目标。例如,抗日战争时期,主张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把中华民族和国家的利益放在首位,集中一切力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自由、国家富强的共和国而奋斗。这个目标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团结全国各族人民的强大思想武器。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人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目标,号召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为国家的独立、自由、民主、富强,为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而奋斗,这个总体思路是正确的。不过,由于缺乏经验、对国情认识不足、又急于求成,在一段较长时间,曾提出过一些不切实际的目标。如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跑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三面红旗”、“人民公社是桥梁共产主义是天堂”等。由于 “左”的指导思想,还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这些脱离中国国情、超越历史阶段的错误,给国家的建设、人民的生活、民族的团结,造成很大的损失。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中国社会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二十年时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①正是我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深刻地总结了建国以来的经验教训,纠正了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果断地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走上正确的道路。在发展的目标上,我们明确提出建设民主、文明、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还提出“三步走”的战略方针。根据我国国情与世界形势,在第一步,到八十年代,使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第二步,到二十世纪末,再翻一番,达到“小康社会”或“小康水平”。正如前面谈到,第一步、第二步战略目标已经顺利达到了。党的十六大提出,到本世纪二十年代,是实现第三步战略标的关键时期,即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时期。我们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它将“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提出,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客观要求,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反映了党心、民心,成为鼓舞各族人民奋发前进的精神动力。可见,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执政党与国家政权机关,制定正确路线,提出符合实际的发展目标,对中民族凝聚力的牢固与增强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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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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