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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物质文化与中华民族凝聚力
2013-04-02 15:42:40 来源: 南方网  暂无网友评论

三、物质生活方式的变化是民族凝聚力演变的重要条件

对于“生活方式”学术界也有不同的理解。在这里,主要是指人类日常生活中的生活方式,包括衣、食、往、行、用及家庭生活、社会交往、休息娱乐等等方面的活动方式。显而易见,不同的民族以及各民族不同的发展阶段,由于自然条件、地理环境、物质资源的状况不同,特别是物质生产、经济状况、社会政治状况以及风俗习惯、价值观念、审美观念等的差异和变化,其生活方式各具不同的特点。民族的生活方式,既受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的制约,又受到精神文化的影响。由于生活方式直接受到人们所需要并实际上能够生产出来的物质生活资料的制约,甚至影响着生活方式的风俗习惯、价值观念也折射看物质文化产品的发展状况,因此,物质生活方式的变化,可以看作物质文化变化的重要内容。这就是说,它也就成为民族及其凝聚力演变的重要条件。

   我国夏、商、周时期,由于社会生产力有一定的发展,有了较多的剩余生产品,人们的衣、食、住、行、用等物质生活资料比之先前的原始社会,有很大的进步,也显示出社会文明有很大的提高。例如,衣服方面,原始人用兽皮树叶遮身和御寒,在种植业发展和发明了纺织技术之后,人们开始织造并穿用葛麻类纤维的衣服,式样也逐渐由简单到繁杂,以满足人们审美的要求。与此相应,人们开始注意梳理头发,有了发笄,还发明了鞋、帽等物。进入阶级社会后,衣服还成为富人与穷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昭名分,辨等级,分贵贱,别亲疏”的标志。据考古发现的实物资料看,在商代,奴隶只有简陋的遮身衣服,而平民或小奴隶主的衣看就较为讲究,王室贵族则有华丽的衣着,其原材料主要是麻布、丝绸、皮革,衣服上还有涂绘或刺绣的纹饰。还发现铜盔皮甲的军服,上有各种颜色图案,显示了将帅与士兵的等级、名分的区别。在西周,有冕服、弁服、冠服之别。冕服是最尊之服,是亲王百官行祭祀之礼时所用。又如饮食,夏商周时期,农业生产己在社会经济中占据最重要的地位。人们吃的以粮食作物的产品为主。有粟、麦、稻、豆、黍等等。当时麦、稻种植不多,只是奴隶主贵族才能食用。而大多数人的食物是粟,较贫穷者则用豆、黍、蔬菜充饥。此时饮酒风气盛行,考古出土的青铜器,有不少是酒器。形成了华夏族一汉族“先饮酒,后食菜,最后吃饭”的饮食习惯。人们的住宅也有自己的特色。人们已告别了原始的居住方式一一石器时代的穴居。一般平民的居室,有地面房屋、半地穴房和窑洞。而奴隶主贵族则有了形制高大的宫殿。在商、周,己有规模颇大的城市。城市中心是宫殿,周围有手工作坊,道路错落有序,有的还有城墙和壕沟。商和周的交通工具也较发达,陆路有车,水路为船。考古发现,木车为双车轮单辕,还配有青铜的装饰,主要是乘人、运输物资和作战之用。木船也较大,用木板拼造而成。比之原始社会刳木为舟的独木舟,工艺技术有很大的进步,利用它在河流湖泊运输扬物资,扩大了交往的范围和效率。

   必须指出:在华夏族的形成过程中,人们的生活方式,衣、食、住、行、用已逐渐形成了自巳的特点。这些特点一代代传承下,折射着人们对本民族所在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的依恋,表现了人们共同的心理素质、审美情趣和民族意识。因此,这些物化了的文化产品,这些逐渐形成的“生活用品一生存景观文化”,也就成为民族凝聚力得以存在的物质条件。同理,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物质生产的发展以及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的变化,“生活用品一生存景观文化”的变化,也促使民族凝聚力的演变。

   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的物质生活方式、“生活用品一生存景观文化”的变化,也是汉族变为民族实体、汉族凝聚力加强的重要物质条件。由于华夏族主要生活于中原,以农业为主要的生产方式,农业离不开土地,特别是要有水利灌溉,这就使农业劳动者依附于土地,不能随便离乡背井。农民这种粘着性,紧紧地牢守故土,是正在形成的汉族凝聚力较强大的重要基础。

   春秋战国时期,衣、食、住、行、用等物质文化产品的变化较大,它不仅表明人们的物质生产、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文明的进步,而且反映了华夏族与各少数民族的相互影响、相互促进。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这个时期,上层社会流行袍服〔上衣下裳相连,男女式样无别〕,而一般下层人民穿的是短褐。由于气候的变化,这时己有单、夹、棉、皮的区别。因战争需要,战国时还推广穿着胡服。胡服更便于骑射,逐渐成为战国时期普遍使用的军服。它是华夏族不断吸纳其他少数民族物质文化的体现。人们重视自身的修饰,铜镜普遍使用。战国的制镜工艺达到较高的水平。初期铜镜类型很多,后期类型纹饰渐趋一致,这也反映了各地区、各国的经济、政治、文化趋于一致的潮流,反映了民族文化认同的趋向。在饮食方面,据有关专家研究,春秋战国时期已初步形成有民族特色的饮食文化。在饮食结构上,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地区,粮食是主食,副食是蔬菜、家禽畜及少量野味。菜肴制作工艺己具规模。除主、副食的烹制方法很多外,还有酒、浆等饮料的酿造。人们开始注意饮食卫生,讲究美食、美器。同时,反映了社会的等级名分,在上层社会开始形成了复杂的饮食礼节,如,“先喝酒用菜,再吃饭,最后喝汤”的习惯。贵族还有边吃喝边听音乐的“宴乐”。在住的方面,贵族居住的官殿建筑有很大的发展。流行高台建筑,土木结合的结构,左右相对称的布局,楼阁、宫殿、亭台等与自然环境相融合。这个时期,建筑材料也有较大的发展,普遍使用烧制的砖瓦,古代“秦砖汉瓦”是极其闻名的。此外,也讲究室内与室外的装饰、摆设。各国也重视交通运输,开渠修路,改进车和船的制作工艺,因而促进了民族之间的贸易、经济、交往的发展。

   总而言之,无论是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还是社会物质生活的演变,无论是生产手段、科学技术的进步,还是生活资料、物质条件的提高,都说明了物质文化是民族及其凝聚力形成和发展的基础。

第二节 物质文化对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影响

一、我国物质文化变迁的阶段性

   我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据我国古籍中的传说和记载,远古的帝王是“三皇”、“五帝”,约在公元前22世纪以前。一般认为,“三皇”、“五帝”时期,是原始社会,仍处在野蛮时代。从公元前21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进入夏商周,是奴隶社会。开始了文明时代,私有制、国家、精神文化逐渐发达,家庭婚姻制度也已经确立。东周时期(春秋战国时期),是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也是华夏族逐渐形成民族实体,向汉族过渡的时期。从中华民族及中华民族凝聚力形成和发展的角度,我们可把我国进入文明时代以降,物质文化的变迁,划分为如下三个大阶段。

  

  (一)夏商周阶段

   这是华夏族形成,民族凝聚力荫生时期。这个阶段物质文化的主要特点是:农业生产工具的质料从以石、木、骨为主,转化到以红铜、黄铜,特别是青铜为主。金属冶炼技术的发明,是继石器时代原始人掌握用火之后,人类利用自然最重大的成就。在商代,青铜器已经普遍制造和运用。由于铜、锡、铝等复合而成的青铜,因其熔点较低、硬度较高,具有良好的铸造性能和机械性能,是制造工具、器物较理想的质料。考古工作者在河南安阳殷墟、郑州、商城、湖北盘龙以及陕西、山东、河北、山西、安徽、江西等地的遗址中,都发现了青铜器及铸造青铜器的作坊。铸铜工艺分为冶炼、制范、浇铸等工序,分工精细,技术精良。到了西周以后,青铜器不仅有各种花纹而且有了铭文,其中不少是长篇铭文,生动地记载了西周至东周的重大历史事件。无论是用于农业的青铜器农具,还是用于战争的青铜兵器,以及愈来愈多的青铜器日常生活用具和礼器(用于祭祀仪典和贵族墓葬的随葬品),都标志着这个阶段我国物质文化发展的水平,体现了华夏民族利用自然、改造自然、控制自然的能力。青铜农具的使用,提高了生产效率;加上其它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修整了田亩,改善了灌溉,发明了休耕轮作的方法;增加了农作物的品种,使西周的农业生产,比夏商提高了一大步。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发明了冶铁技术,铁器农具逐渐普遍推广使用,它标志着农业生产有了更大的进步。此外长期的生产实践,人们选择了有较高经济价值的作物,作为农业生产主要种植品种。以“五谷”代替“百谷”,形成比较稳定的生产传统。据战国时期出土的铁器的统计,以战国中晚期居多。从其器类看,有生产工具、武器装备和生活用品,其中以生产工具为大宗。加上各种兵器、日常用品,说明战国晚期铁器已经深入到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①与铁器普遍使用相适应,牛耕也流行起来。这也是战国时期农业生产比较发达的一个重要原因。以战国时期开始修筑的长城为分界线,黄河中下游、中原地区,还有长江中下游,是以农业经济为主,但畜牧、渔猎也是重要的补充。这是华夏族聚居的地区、活动地区。而北方的蒙古草原和戈壁,西南的黄土高原和青藏高原,主要是牧业经济。这是有别于华夏族的各少数民族活动、生息的地区。尽管历史记载着华夷之间发生过接连不断的劫掠、冲突和战争,但是,实际上,它们仍然相互依存、互相渗透,以至于逐渐融合。这是同一发展阶段各民族之间物质文化的互补,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

   

   (二)秦汉唐宋明清阶段

   这一阶段从总体上看,民族凝聚力有了显著的发展。从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19世纪,这2000多年间,物质文化的特点主要表现为:第一,以铁器和耕畜为主要生产手段的农业,成为社会物质生产的基础。自公元前221年秦王朝建立以后,在“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 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为塞,并阴山至辽东”②这样辽阔的土地上,第一次出现了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从秦王朝开始,中华民族以汉族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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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学勤:《东周与秦国文明》,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第265页。

②《史记秦始皇本纪》。

形成了所谓“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①。按照范文瀾的解释,“车同轨”是指“共同的经济生活”,“经济的联系性”;“书同文”是指“共同的语言”;“行同伦”就是“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②这样,中华民族以汉族 为核心的统一的文化出现了。公元前202年,刘邦灭项羽建立了汉王朝,基本上继承了秦王朝的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两汉的统一疆域大拓展,从长城以北,至岭南地区;在黄河流域、淮河流域、长江流域以及、渭、汾河流域,形成统一的农业生产地区。不但耕种土地不断增加,而且耕作技术和农具等也不断进步。可以说,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秦汉时期就确立了以农业为基础的社会经济结构。反映在秦汉封建统治者的思想和政策上,则是“重农”。秦始皇大琅砑石刻中宣告,“皇帝之功,勤劳本事,上农除末,黔首是富。”汉代各个皇帝也一直强调“农,天下之本”③。然而,在中国土地辽阔、自然环境错综复杂和发展很不平衡的经济条件下,这种统一的经济结构,又是以多样化为补充的。在长城以北、以西,有广大的牧区;在天水、陇西以北及碣石(今河北昌黎)龙门(今陕西韩城),有半农半牧地区;在农业为主的地区,中原与楚、越之地发展也不平衡。从总体上看,是以农业为基础的农牧副多种经营的经济结构。这个特点一直延续了2000余年,成为我国封建制社会物质文化的主要内容。第二,手工业技术不断提高、商业发展和城市日益繁荣。农业生产的发展,对手工业提出了新的要求,并为它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两汉时期,铁制家具需要量大为增加,不仅冶铁业分布地区不断扩大、产品种类增多,而且技术方面也达到很高水平。如发明了低温炒钢炉,采用各种鼓风设备,有皮革制成的鼓风囊,初为人力鼓风,后为畜力鼓风。东汉初又有水力鼓风,称为“水排”。《后汉书》记载,杜诗任南阳太守时,曾“造作水排,铸造农器,用力少见功多,百姓便之”。④这项发明,比欧洲早了1200年。两汉许多日常生活用品和兵器,也都是用铁制造,取代了青铜器。随着生活的改善,纺织业、漆器业、陶瓷业、制盐和酿酒业等等手工业技术 ,也不断发展。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两汉已出现了造纸业。秦代书写材料是竹简和帛,汉初也如此。竹木简笨重,难以携带;帛又难以织造,价值昂贵。两者都不能适应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发展的要求。这样,纸就逐步发明制造出来了。起初是絮纸、麻纸。东汉和帝时(公元1世纪),蔡伦在原先造纸技术的基础上,用树皮、麻头、蔽布等材料造纸,提高了纸的质量,更便于书写,且造价低廉。人称“蔡侯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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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礼记.中庸》。

②范文澜:《中国通史编》第1 卷绪言,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修订本,第53——54页。

③《史记.孝文帝纪》。

④《后汉书杜诗传》。

从此,便广泛地使用了。汉代造纸技术一直延续到明清。大约在公元6、7世纪,我国的造纸术传至亚、欧各国,推动了世界文明的发展。造纸术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化的卓越贡献之一。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又推动商业的繁荣。与此同时,城市也日益发展起来。战国时期,我国已形成了不少规模较大的城市,如齐的临淄、赵的邯郸、秦的咸阳等都是人口较多、商业麋集的城市。据《史记》记载,临淄约有7万户、90多万人,“甚富而实……车毂击,人户摩”。秦汉时期,农业生产稳定,手工业、商业繁荣,促使咸阳、长安、洛阳等城市扩大。咸阳已达100万人。到了隋唐以至宋元明清,封建社会日臻成熟,农工商业稳步发展。随着社会经济重心南移,一大批南方城市相续发展起来。如建安(南京)、吴郡(苏州)、临安(杭州)、广陵(扬州)、明州(宁波)、番禺(广州)、佛山等等。城市建筑技术也达到很高水平,如西安、北京、南京的城市建设,它的规划、结构和各种建筑物,都是伟大的艺术创作,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它们古朴雄厚的城墙,巍然高峙的城楼,金碧辉煌的宫殿,成了全城风光所系的突出点。既显示了中华民族伟大的民族精神,也刻上不同历史时代的印记。这些人文景观的生成和积累,激发了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的向心力、亲和力和凝聚力。第三,包括生活日用品在内的物质文化产品,既吸纳了各民族和外国文化的精华,又向全世界传播。秦汉以前,华夏族的物质文化,是在与“狄”、“戎”、“蛮”、“夷”等的相互交往中,不断相互吸收的。秦汉时期,统一的封建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为大规模地吸收外来文化和传播自己的民族文化,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纵观两千多年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较大规模的对外文化交流有三次,如汉武帝,开辟了中西交通要道“丝绸之路”。西域的文明从这条国际通道源源传入中原。又如隋唐时期,胡、汉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不仅使汉族 文化出现了崭新的面貌,而且由于唐朝大开国门,中亚、西亚、南亚的文化,如“四面来风”一涌而入,对汉文化有很大的影响。当时的长安几乎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城市。中亚、西亚、南亚的香料、珠宝、药材、金银器、玻璃品、各种服饰、食品、体育文娱用品,大批进入唐人的生活之中。唐朝的丝绸、瓷器、纸张、茶叶、铁器也大量输往这些国家。再如,中亚、西亚的建筑风格和建筑材料,也直接影响了唐代一些城市建筑。此外,唐朝与日本、朝鲜的文化交往也十分发达。与日本的文化交往尤为密切,并对日本发生了重大影响。①再如,宋朝时期,中外文化交流又掀起一个新的高潮。宋朝发明的活字印刷术以及火药应用于军事,也很快地传播到波斯、埃及和欧洲。宋元时期,日臻完善的指南工具——指南龟,也通过阿拉伯人传到欧洲。而中亚、西亚、非洲和欧洲许多国家的物质产品,也传入中国。13世纪后半叶来中国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广泛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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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沈福伟:《中西文化文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6页。

动地介绍中国的城市、航海、驿传、印刷及我国人民的生活方式,帮助欧洲人对中华民族的了解并引起他们的向往。这个时期,我国与东南亚、朝鲜、日本物质文化的交往,也有所发展。这种各民族、各国家的文化交流,不是削弱了中华民族凝聚力,而是增强了中华民族凝聚力,为古老的中国文明倍添瑰丽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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