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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物质文化与中华民族凝聚力
2013-04-02 15:42:40 来源: 南方网  暂无网友评论

   (三)从近代鸦片战争至现、当代阶段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经历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转变,又向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转变。这两次大转折,从物质文化的层面上看,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新型的物质文化产物,即以机器大生产为主的生产技术手段各种近现代的生活用品,不断从西方输入,逐步形成了本民族的现代工业。鸦片战争前,清王朝以“物产丰盈,无所不有”的“天朝”自居,不同外国交往。以为中国完全可以自给自足。与此同时,中国的小农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结构,对外国商品也是拒斥的。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攫取丰厚利润和廉价的原材料,除了进行可耻的鸦片贸易外,还向中国出口各种商品。两次鸦片战争后,外国资产阶级凭借种种特权,把中国当作他们商品输出的倾销市场和榨取原材料的基地。随着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的转变,外国资产阶级又从商品输出转变为资本输出。它们直接在华开办工厂、矿山、铁路、航运,还有各种银行,控制中国的金融和进出口贸易。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北洋军阀以至国民党政府,与西方各国的贸易,已不是一般的经济交往和物质文化的交流,其中固然输入很多西方先进的技术设备和其它物质文化产品,但这是不平等的、掠夺性的、强迫性的关系。

在外国资本侵入,中国的封建经济、自然经济的瓦解进程中,我国也出现了机器大工业,开始了工业化的过程。起初,是清政府创办的军事工业,还有洋务派官僚们兴办的各种工业,包括采矿、冶炼、纺织、交通运输、电讯等民用工业。接着,19世纪70年代,各种真正“民办”、“商办”的机器工业,即民族资本主义的机器工业,也在艰难困苦中出现。与一般资本主义国家不同,中国资本主义机器工业,有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例如,直接从国外输入机器和技术设备,从轻工业和小规模的采矿业起步,工厂分布较集中在上海、广州等通商口岸。它们一开始就受到外国资本的压迫和本国封建势力的束缚。到了19世纪、20世纪初(甲午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才得到较大的发展,除了轻工业外,在一些重工业部门也有了民族资本企业,它的生产规模、资本投入和技术设备都有所拓展。20世纪20年代末,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政府取得统治地位后,很快就形成了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官僚买办资本。直到40年代末新中国诞生了,在中国大陆的官僚资本企业才为人民政府所没收、接管,转变为社会主义国有企业。50年代中期,经过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采取赎买政策,民族资本企业转化为社会主义国有企业。这样,社会主义新中国在向工业化、现代化进军中,就奠定了一定的现代大工业 基础,成为我国现代社会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物质生产和物质生活发展极不平衡,国家工业化、社会现代化的历程艰难曲折。毛泽东在论及近代中国经济不平衡时深刻地指出:“微弱的资本主义经济和严重的半封建经济同时存在,近代式的若干工商业都市和停滞着的广大农村同时存在,几百万产业工人和几万万旧制度统治下的农民和手工业工人同时存在……若干的铁路航路汽车路和普遍的独轮车路、只能用脚走的路和用脚还不好走的路同时存在”。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经济有了巨大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近30年来,国民经济有了飞跃发展,国家的经济实力空前增强,现代化的水平也有很大的提高。然而,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仍然是一种客观事实。就全国而言,我国当今社会生产力还未消除“二元结构”这种历史遗留(指工业化与非工业化的生产力结构)和“三代同堂”,指既有以手工工具为标志的古代生产力,也有以大机器为标志的近代生产力,还有相当基础的现代生产力,其中又有相当部分属于高新技术、高新产业,有一些技术和产业,在世界上已处于领先地位的格局。②从物质文化中的生产手段与生产设备、生产产品的层面来看,有人形象地把它们称作是:“银锄与恒星齐飞,耨火共激光一色”,“山药蛋与原子弹并存,算盘与计算机共生”。如果从全国区域经济的发展水平来看,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地带,经济发展成梯度递减的态势。无论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还是人均国民收入,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的差距大约3——4倍。居民的日常生活用品现代化的程度的区别,也是很大的。由此可以看到,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实现全国工业化、现代化的路程还是很漫长的。还应指出,自鸦片战争以降,中华民族为了“救亡图存”,为了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走着一条艰难曲折的道路。正如许多论者指出,整个中国近代史,在文化的变动中,大体是从物质层面,再到制度层面,最后深入到精神层面作出根本的反思。而改革开放以来,从整个民族对现代化的认识来说,实质上也是由表到里,由浅入深,从物质、技术、器物的现代化,到体制、制度的规代化,再到人的心理、观念、思想、精神、素质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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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08页。

②参见余少波:《社会生产力新论》,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9——404页。

二、农业自然经济对古代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影响

   从夏商周时期华夏族的逐步形成,到秦汉唐宋明清时期中华民族的完全确立,其经济基础都是以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如前所述,养育中华各民族及形成其特有的文化的自然生态环境,是一种区别于开放性的“海洋环境”的半封闭的“大陆一海洋环境”;有自成体系的完整的地理单元和自西向东落差显著的阶梯结构;还有从南到北跨越热带、亚热带、暧温带、温带、寒温带五个气候带。由此,天然地形成了东部的农业区和西部的草原牧区,并使中华各族人民在古代采取农耕与游牧两种与自然相适应、因地制宜的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农业经济正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形成和发展的主要基础。即以农耕为主,以游牧(后为畜牧)为辅,互相依存、互相补充、互相结合的经济结构。

费孝通正确指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在民族实体,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它“多元一体的格局存在着一个凝聚的核心”。“先是各地区分别有它凝聚中心,而各自形成了初级的统一体。比如,在新石器时期在黄河中下游,有不同的文化区,这些文化区逐步融合,出现汉族前身华夏族的初级统一体。当时长城外牧区,还是一个以匈奴族为主的统一体,它和华夏以及后来的汉族对峙。经过多次北方民族进入中原地区以及中原地区的汉族向四方扩散,才逐步汇合成了长城内外的农牧两大统一体。又经过各民族的流动、混杂、分合的过程,汉族形成了较大的核心,但还是主要聚居在平原和盆地等适宜发展农业的地区。同时,汉族通过屯垦移民和通商在各非汉民族地区点线结合的网络,把东亚这一片土地上的各民族串联在一起,形成了中华民族自在的民族实体,并取得大一统的格局。①这就说明,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古代民族凝聚力的形成和增强,都 离不开心服农业为基础的自然经济的发展。

   具体地说:首先,以农业为基础的自然经济,是古代民族凝聚力植根的肥沃土壤。从物质文化的生产和再生产的视角,有的学者把物质文化的变迁,分为采集渔猎、农业养殖、工业制作三种大的方式和阶段。显然,我国古代物质文化是处在“农业文化”(或称“农业文明”)的阶段 。从夏、商代开始,农业生产是华夏族聚居地区社会经济的重要部门,粟、麦、稻、豆、黍等粮食作物,是人们主要的食品。到了周代,特别是春秋、战国,农业生产已成为社会经济的主要部门。而在秦汉以后,农业中谷物的种植是最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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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费孝通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5页。

本的生产部门。在“五谷”中,麦和稻种植更加广泛。是汉族聚居地区最主要的粮食作物。从关中平原至华中平原,从黄河中下游至长江以南,还有巴蜀地区,都是谷物生产

发达的地区,也是全国经济中心地区。除了谷物种植业,园圃、畜牧、林业、渔业在秦汉时期也很发达。实际上,已有了“大农业”的传统。农业是人类衣食之源,生存之本。对于古代民族,它更是一切物质生产的首要条件,是其他社会经济部门得以独立和进一步发展的基础。据史书记载,我国在汉代和唐代,全国总人口已达到和超过5000万人。这与当时农业生产水平发展较高,农民物质生活大为改善有密切关系。从宋代起我国人口又呈上升趋势,到了明代,总人口达1.2亿。其重要原因也是农业发达、经济繁荣。两宋以降,我国经济中心地区明显地移向长江以南、东南沿海。稻谷、棉花种植面积不断扩大,农业耕作技术和水利灌溉面积也有所发展。还从美洲传入玉米和甘薯两种高产粮食作物,以满足人口不断增长的需求。我国古代农业的稳步发展,还同我们重视农艺学的研究,并取得较高成就密切相关。我国古代农书达376种,不但包括农作物的栽培育种、果树的育苗嫁接、家畜饲养和农产品加工,而且还有农业生产工具、水利灌溉技术、防治病虫害等等经验的总结。如北魏的《齐民要术》、元代的《农书》、明代的《农政全书》都是重要的农科著作。“农业科学知识这一优良传统,是我国的祖先为人类创造的宝贵遗产之一”。①

   以农业为基础的自然经济,对我国古代民族性格、民族意识、民族精神有直接的影响,从而也成为中华民族凝聚力形成和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生活在黄河、长江流域和辽阔平原地区的汉族,与生活在草原、高山、沙漠地区的少数民族,其民族性格就显著有别。普列汉诺夫在考察欧洲民族性格时指出:“一个农业民族性格,与一个游牧民族是断然不同的”。②由于农业,特别是谷物种植业紧紧地依靠于可耕的土地,必须做到“三宜”(地宜、物宜、时宜),对土地、水利、气候的依附性和对自然环境的粘着性,使农业民族形成了“安土重迁”的性格。农民不轻易离开他们赖以生存的环境。这样的群体,其内聚力、亲和力特别强大。农业民族还有一个特点,无论是麦类栽培还是稻类栽培,都要求精耕细作,要求较高的技艺,并形成对作物、土地、水利、气候的特别关注。农民的辛勤劳作,与土地肥沃、阳光充足、风调雨顺息息相关。所以,从古代起,汉族 就形成了“天人和谐”、“天人协调”、“天人合一”的观念。这种观念的前提,显然是民族共同体自身的团结合作、和谐统一。还应看到,由于 汉族的农业经济发达、物质生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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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汉声:《中国农业遗产要略》,农业出版社1981年版,第1页。

②《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11页。

平较高,而少数民族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物质生活水平以至整个文化都比汉族落后,所以,无论是汉族建立全国政权初期,或是少数民族统治时期,民族融合、民族融化从来没有中止。正如范文瀾所指出,少数民族“当他们在政治上得势的时候,为了统治汉族,必须促进本族的文化,当他们失势的时候,更需要提高文化。归根说来,各族发展的总趋势,不能不是与汉族 融为一体。”①可见,汉族农业文化,对少数民族的吸引力、融合力,是中华民族古代凝聚力的重要物质条件。其次,件。如果从以农业为基础的自然经济,是古代民族凝聚力的类型、特点形成的物质条社会经济联系方式的视角看,民族凝聚力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封闭型、开放型和融合型。与自然经济相联系的是“封闭型”的民族凝聚力方式 。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相联系的是“开放型”的民族凝聚力方式。而与市场经济的高度发展、信息化、全球一体化相联系的是“融合型”的民族凝聚方式。我国古代的民族凝聚力,显然是建立在以农业为主体的自然经济基础上的民族凝聚力的某些特点,也可以通过制度文化、精神文化这些“中介”,间接地影响着古代民族凝聚力的某些特点,形成了它的稳定性、封闭性。

三、农业自然经济向工业商品经济转变对我国近代民族凝聚力的影响

   前面谈到,鸦片战争以降,我国社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开始了近代史时期。近代中华民族凝聚力也进入了强化的阶段 。其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各族人民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得到锻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并成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政治核心之后,中华民族凝聚力得到提升和空前发展。从物质文化发展阶段的视角,我们可以看到,由农业自然经济向工业商品转变对中华民族凝聚力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首先,从器物和技术层面向西方工业强国学习,为中华民族振兴,添加了活力。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中华民族的有识之士,从“天朝大国”的迷梦中惊醒。对待西方工业强国“船坚炮利”的侵略战争和军事威胁,人们开始承认中国有不如西方的地方,摒弃了“春秋攘夷之说”,主张应该“师夷”。从林则徐、魏源到洋务派,开始重视学习西方,筹办军事工业和其他应用技术。同时大量翻译介绍西方的自然科学和技术知识,“采西学”、“制洋器”。接着,“民办”、“商办”的民族工业,也逐步发展起来。尽管在很长时期里,在———————

①范文瀾:《中国通史简编》第2篇,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26页。

清朝统治集团中一些具有改良、开放思想的官员,主张“中道西器”、“中体西用”。认为“以中国的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既免于迂陋无用之讥,亦杜离经救道之弊”。①尽管他们的主张不可能真正实施,但是,总是在物质文化层面,承认有必要舍己从人。这种观念、认识、行动的客观效果,是加速了新的生产方式和科学技术的传入,加速了农业自然经济的瓦解。正如有的论者所说,“本末之辨……构成了中国文化类型的主导观念之一”。“当洋务派人士用本末之辨,去论证和办理洋务的时候,他们总是依着内本外末的精神从事的。”李鸿章说,仿习机器,不过是“如病方亟,不得不治标”的权宜之计,“非谓培补修本之方,即在是也”。②王韬说:“风俗厚,人心正,可使制梴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西法之乎哉,而西洋法自无不为我用矣!此由本治末,洋务之纳领也。欲明洋务必自此始。”③因此,同一洋务运动,从世界角度看,它是西方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世界所取得的初步胜利;从中国角度看,它是“师夷之技以制夷”的勇敢尝试。概言之,应该说,它是西方现代文化与中国古代文化碰撞的第一回合交手,是中国文化基于自己主导观念对外来文化某些因素所做出的初步选择。④当然,严格说来,本末之辩不可能发生在两种文化的整体之间,只可能存在于这一文化之“本”与另一种文化之“末”之间,如中国的名教伦理与西方的机器技术之间。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本末,而且本末之间也存在更复杂的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关系。显而易见,中国虽然是被迫的不是平等的向西方学习工业文化,引进它的器物和科学技术,吸纳它的物质文化成果,但从其客观结果而言,还是为中华民族的振兴、为民族凝聚力的增强,加入了有生命力的因素。

   其次,民族工业的诞生和商品经济的发育,有利于近代民族凝聚力的强化。前面谈到,我国古代农业自然经济,形成了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经济形式。它具体表现为“耕”与“织”的结合。即衣、食两种人类最基本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劳动的结合。这种紧密结合的单位是“家庭”。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是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维护其统治的基础,也是中国古代社会“超稳定结构”的经济根源。直到鸦片战争前,这种耕织结合的小农经济在全国范围仍广泛存在。当然,古代社会早已存在着商品生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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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张文襄公全集》第203卷。

①《置办外国铁厂机器折》。

②《园文录外编洋务下》。

③ 庞朴:《蓟门散思》,第271页。

商品交换,特别是在唐、宋、明、清时期,商品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社会分工也不断发展。明清两代,手工业各个部门,不仅技术、产量都明显提高而且出现了专业化分工。商品交换的发达,也扩大了各种市场,促使了城镇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资本主义产生的前提条件。从现有的材料看,大体上从明代中叶(16世纪中叶),在我国一些商品发达的地区和若干城市的某些手工业部门里,已经可以稀疏地看到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到清代中叶(18世纪中叶),这些萌芽又有进一步的发展①。尽管在中国封建社会中,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受到各种限制和障碍,但它仍是缓慢地向前发展。正如毛泽东所指出:“中国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他还指出,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不仅对中国封建经济的基础起了解体作用,同时又给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条件和可能。因为自然经济的破坏,给资本主义造成了商品市场,而大量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破产,又给资本主义造成了劳动力市场”。②

   鸦片战争以后,我国出现了两种性质的资本主义:一种是由清政府创办的军事工业,洋务派官僚们办的各种工业,直至北洋军阀、国民党政府办的各种工业 ,最后形成为买办官僚资本;另一种则是从商办、民办开始的中国民族资本。在研究近代工业商品经济对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影响时,应当区分这两种不同性质的资本主义,特别重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作用。因为它是近、现代社会生产力,又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尽管中国民族资本力量不强,又有阶级局限性,但是,无论是民主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民族资本都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是历史上起进步作用的因素。

我们认为,从物质文化的层面看,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作用;其一是积极从西方引进近、现代机器设备,使先进社会生产力在中国土地上发展起来;其二是广泛地传播西方近、现代科学技术理论和知识,促进近、现代知识分子阶层的形成;其三是极力推广近、现代的领导管理经验,使新的生产组织、劳动管理成为生产力的要素;其四是推动了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发展,从“民族市场”逐步走向“世界市场”;其五是传播现代生活方式。尽管西方生活方式有不少内容不符合中国国情,但从总体上看,它是人类文明的宝贵成果,它有利于培育现代市民、形成人的现代素质。总之,新的生产方式和新的生活方式,由于民族工商业者和知识分子的倡导,对中国几千年来“一以贯之” ——————————

①《中国近代经济史》上册第1 章第3节,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25——37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6——627页。

的封建的、小农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变革,是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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