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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制度文化与中华民族凝聚力
2013-04-02 15:45:00 来源: 南方网  暂无网友评论

   第二节 传统制度文化对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影响

   

   一、皇权至上的政治制度

   

   中国封建社会长达两千年,在这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了底蕴深厚的封建制度文化,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消长,对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传统中国的经济基础是农业型的自然经济,与这一基础相适应的是以血缘宗法为核心的社会关系。传统社会的各项制度(政治法律制度,包括国家行政管理体制、法律制度,人才培养和选拔制度等),无不具有农业宗法社会的文化特性。这些层位不同、功能各异的制度规范,它们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发展中,有着互相补充、互相促进或互相制约的动态平衡关系,对于协调个人与群体、群体与社会的关系,维护民族的凝聚力方面有着显著的效用。

   在封建社会整个制度体系中,政治制度历来是各个阶级、各个利益集团关注的焦点。古代中国社会政治制度对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影响是非常复杂、广泛的。

   作为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国社会的政治结构具有独特的东方文化特色,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原则与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相结合的伦理政治是中国政治制度的鲜明特点。在这种社会政治结构之下,家与国,父权与君权,有着同构与互通的关系,孝亲与忠君有着一致的精神血脉。这种典型的伦理型社会政治制度,其基本精神就是维护专制的封建中央集权,强化君主权力,其主要功能是统治人民。特别是古代法律制度,其防范重于建设、镇压重于调整,成为政治的附庸,丧失了自身作为社会规范应具备的科学性,人们无法凭借任何合法的手段来制约君主的个人意志。从秦汉一直到明清,政治制度的这种本质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皇帝总揽天下大权是秦汉以后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的主要特点。君主是全国的最高权威与绝对权力的拥有者,君主超越一切社会政治法律制度,是名符其实的专制帝王。秦汉以后,为加强中央对全国的政治控制,在全国推行直属中央管辖的郡县制,郡县守令直接由中央任免。在全国范围内,只有一个君主,所谓“天无二日,民无二主”。秦王嬴政在兼并六国,一统天下之后,为了树立统治权威,标榜功业成就,决定重新议定君王尊号,嬴政认为自己“功高三皇,德迈五帝”,于是将三皇五帝的尊称合并,称为“皇帝”。并将皇帝的命令称为“制”或“诏”,天子自称为“朕”。通过这样一些特殊的礼制规定,把君王推到了空前尊贵的地位。

   秦汉以后不仅在礼法形式上强化了君主的威严,而且通过有效的行政手段,实际地控制着国家政权。权力独揽的专制帝王,每天都忙于政事的处理,“大权从无旁落”(清·嘉庆皇帝语)。据史料记载,自秦朝统一之后,皇帝随即就建立起一套以三公、九卿为主要官员,以帮助处理日常政务的中央官吏系统。三公即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丞相名义上是中央最高行政长官,其职责是辅佐皇帝治理国家;太尉是中央主管兵权的军事长官,协助皇帝处理军务;御史大夫负责监察事务。三公之下有九卿(太常、郎中令、卫尉、太仆、廷尉、大鸿胪、宗正、大司农、少府)分理中央事务,九卿下有一大批属官,作为具体办事人员。隋唐以后,中央官制发生重大变化,以三省六部制的分权形式,解决集权体制内的权力分配问题。三省六部组织完整,分工明确,相互联系、相互制衡,共同听命于皇帝。

   从地方机构看,秦朝在全国推行郡县制度,郡县两级地方行政机构直属中央,郡县长官由皇帝直接任免。郡县制至清代基本沿袭未改,只是“郡”的名称历代稍异。郡县之下有乡亭里什伍等基层组织,(五家为伍,十家为什,二十五家为里(六朝以后百家为里),十里为亭,十亭为乡。)这种乡里组织形式在中国地方社会得到长期的延续。各级行政机构成为皇帝控制地方、保证赋税来源的有效组织。可见,在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下,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僚机构权力分配上虽然轻重有差,职能有别,但无一例外,都是绝对服从以皇帝为核心的中央王权,官僚机构就是君王操纵下的办事机构。

   在古代中国,虽然很早就有较为完整的法律体系,有着完备的法律条款和层级分明的司法机构,但这一切在至高无上的皇帝那里形同虚设,同时,法律条文无一不是皇帝意志的反映。实际上,皇帝意志就是法律,司法机构不过是御用工具。皇帝不仅有最高的立法权、司法权,同时他还拥有变法权、废法权、毁法权。以封建皇帝为首的统治集团是法律的制订者,又是法律的执行者、监督者,因此,不仅从根本性质说,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并且,他们可以任意解释法律,滥施刑罚,人治色彩十分浓厚,“世无定法”的俗语正反映了人治社会里人们对法律的一种看法。君主的意志就是法律。中国古代的法律制度从根本上是为了维护封建王权,皇帝将法律作为强化君主专制的有效工具。皇帝还是全国最高的军事统帅,掌握着天下兵权。帝王不仅利用武力夺取政权,而且在建立政权之后,常常建立一支听命于朝廷的庞大武装,以威慑与镇压异己力量。在君主专制的王权政治之下,封建帝王全面控制着行政、财经、司法、军事等国家权力。

   应该肯定的是,在中国封建社会,以皇帝为中心的统治者享有法律的特权,强调家族内部的身份区别,家国相通,君父相联,伦理与政治的紧密结合,保证了传统中国社会伦理秩序的稳固,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国家的统一,文化的发展,各民族的融合,国防的巩固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是皇帝的专断、独裁所造成的腐朽政治,又桎梏了中华民族的发展,起着某种破坏的作用。进入近代以后,这种政治法律制度已落后于时代,不仅严重制约中国制度文化的更新与社会转型的完成,而且在政府与民族成员间造成裂痕,社会政治体系无法为中华民族的凝聚增添新的活力。

二、“家国同构”的宗法观念和制度

   植根于农业社会的宗法制度与宗法观念在中国有着深远的影响,它们是王权政治的沃土,宗法观念对王权政治的最大影响是它确立了绝对君权下的“家天下”政权模式,使传统中国的社会政治出现“家国同构”的格局,对中华民族有着凝聚与离散双重文化意义。

   宗法制度的本质就是家族制度的政治化。所谓宗法,就是以家庭为中心按血缘远近区别嫡庶、亲疏的法则,其主要内容是嫡长子继承制。宗法制的特点在于,社会成员按照宗法的原则组织起来,一方面用自然血缘关系来确定人们的社会关系,另一方面又用自然血缘关系将人们紧紧连在一起,从而限制着人们社会关系的发展。在宗法制度之下,社会结构以宗族为基本单位,每个社会成员依据与生俱来的血缘关系确定其在宗族中的位置。对于一般家族成员来说,他们很少有个人的权利,他们的个性几乎全部淹没在血缘宗族中,其全部权益由家长代表,因而在传统宗法制度和宗法观念影响下的社会,没有具有自我意识的独立的人,有的只是众多的大宗与小宗等贵族代表和听命于人的精神仆从。

   宗法制度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有很深的历史渊源。早在夏、商时期,在原父系氏族血缘组织基础上就萌发出原始的宗法关系。西周以后,随着奴隶制的出现,这种关系与国家政治结合,逐步形成了宗法制度。家国合为一体,家是国的基础,国为家的放大,整个社会与血缘、政治相联结。秦始皇以郡县制取代分封制,对宗法血缘关系进行强力破坏,但是他并没有摆脱宗法关系的控制,他自命为“始皇帝”,希望其家族子孙世代传袭皇位。他说:“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①秦二世而亡之后,代之而起的是刘姓的汉家天下,布衣刘邦成了帝王后,就将天下视为私产,他与臣僚约定,“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在皇位继承上,历代帝王大多遵行嫡长子继承制的宗法原则,即使如晋惠帝那样的白痴也依然享有继位的特权。历史上虽然不乏非嫡传子孙继承皇位的事例,但他们没有越出血亲的宗法范围,他们只是对嫡长子继承制的变通。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传统社会的政治理想,齐家与治国并称,人们能够将齐家术转换为治国策,说明家国一体的互通性质。

   在传统的中国社会,宗法制度构成了中国农业社会其他制度的基础,宗法观念深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诸如婚姻纠葛、财产继承、祭拜祖宗、买卖田产、惩恶罚赌、维系忠孝等,均由宗族组织出面包揽。人们只有通过宗法关系才能在血缘联结的基础上建立社会联系。整个封建制社会的结构,大至国家,小至家庭,都贯穿着宗法制这样一种组织机制。国家的规章制度就是放大了的“家规”,而国家的法律无异于放大了的“家法”,皇帝的管理和施政,也几乎是按照家长管家治家的那种方式进行的。如高高在上的专制皇帝他要控制政权,就不得不依赖政府百官的辅佐,但极度集权制下的帝王大都对臣下有一种天然的猜忌,为了防范异姓势力对皇权的觊觎,古代帝王往往倚重皇亲国戚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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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记·秦始皇本纪》

边的近侍奴仆,以制约政府官员。这种对血缘或准血缘关系的倚重,虽能发挥一定的社会整合的作用,但是时常也会造成王室内讧、外戚擅权、宦官干政的后果。同时,它造成任人唯亲的官僚习气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至今还没有彻底消除。

   宗法制度对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影响既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也有消极的离散作用。

   一方面,家国一体,以君王国家为核心的伦理型文化是中国传统社会具有持久凝聚力的精神保障,也是中华文化历经磨难而未中断的文化动力。在魏晋南北朝时代长达数百年的分裂局面之下,在统一的国家基本上不存在的时候,中国文化仍能保存传承,就得益中国有一个以亲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组织,它是中华民族走向聚合的社会基础。如果剔除传统的家国观念中作为其核心的宗法等级思想,家国观念中的某些积极因素可批判继承并发扬光大。如:在国与家的关系上,“国家国家,先国后家”、“国将不国,何以为家?”等观念,强调了家国成为一个不可分割、共同发展的整体;在治国、治家,乃至个人修养的关系上,重视以国家利益为最高目标。它有助于培育各民族成员的爱国意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爱国传统,与这种“家国一体”的观念的影响不无联系。

   同时,宗法制度增强了家庭内部的凝聚力,在一定意义上,它有助于社会的整合。宗法制度使整个社会成为一种人情重于理智的高度情感化的乡土社会,它有利于小农经济的内聚力和稳定性,保证了封建经济的持续发展,并强化族人的文化认同和彼此的团结,这对于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发展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另一方面,在伦理政治的限制之下,人们固着在一定的名份之内,循规蹈矩是社会对个人的一般要求,易于养成唯上、唯书、唯亲的被动性格,也容易造成家长制、一言堂、重人治轻法治的社会氛围,这是不利于民族成员的个性发展和创造性的发挥的,社会缺乏文化创新的活力对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增强是极为有害的。同时,“家国同构”观念的确立及维持,使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生成与发展与构成民族的人种的血缘、地缘因素更加紧密地连在一起。民族成员间亲和力的发展,更多的依赖于共同的语言、习俗、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这就使中华民族凝聚力内在发展机制带有强烈感性的、非理性的烙印。

三、造就官僚阶层的选人用人制度

   君主专制制度的建立与维系需要有大批的行政官员与严整的组织系统,给这套官僚体制提供人才资源保障的就是作为封建政治制度组成部分的官员选拔制度、考试制度。

   秦汉时期,秦朝在官吏选用上,专断任意,用人无一定之规。汉朝以“亲亲”的封赏方式,厚待皇室贵族,以“尊贤”的方式,选拔士人。汉高祖刘邦在立国之初下诏,“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这是第一个全国性公开的选拔人才的诏令。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员都可以向皇帝举荐贤士。尤其是各地方长官,他们有发现、考察、推荐本地贤士的职责。这种由地方官僚察访人才、向朝廷举荐的方式,称为“察举”。在汉末动荡之后,曹魏时期建立了一套较察举严格的选官制度,即“九品中正制”。隋唐时代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长久统一的时代,同时也是科举制建立与全面推行的时代。隋朝统一中国之后,为加强中央权威,废除了九品中正制,向科举取士的方向发展。科举制是由皇帝亲自主持、以分科考试形式录用人才的取士制度。科举制度不仅造就了中国的官僚阶层,而且创造了中国特色的士人文化,科举制度对传统中国文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科举制是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重大变革。面向社会的公开考试是唐代以后科举制的主要形式,考试有相对稳定的客观标准,轻门第,重才学,任人唯贤,从而有效地削减了门阀士族在官吏选拔上的世代权威,为广大庶族子弟参与政治开辟了道路。相当多的读书人由科考进入仕途。由于科举考试直接由朝廷主持,所录取的进士,都以“天子门生”自荣,“求取功名”、“忠君报国”成为一般士人百姓孜孜以求的目标与抱负。同时由于广大中下层“寒士”参与了政权管理,封建王朝获得了广泛得多的社会基础。在科举制度之下,古代中国建立起稳定的文官体制,这种文官考试制度在人类制度史上有着重要的开创意义,对世界文明是一个重要的贡献,现代西方一些国家实行的文官制度,就是以中国古代科举制度为蓝本。

   科举制对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影响有正面和负面两方面。

   首先,科举制将儒家思想全面推广到社会各层面。儒家思想是科举考试的主导思想,儒家经籍成为应试士人的必读书目,国家通过文官选拔的方式将儒家思想扩大为知识阶层的共同信仰,并以其特有的文化优势引领着整个社会,形成了一种民族国家所必须的精神凝聚力。

   其次,科举制强化了读书尚文的文化传统,促进了学校教育的发展,造就了大批优秀的文化人才。中国古代向来重视教育,重视历史文化知识与语言文学的艺术性。这种重教尚文的文化传统在科举制兴起以后得到显著加强。

   科举制在中国古代曾经是一先进的选官制度,它为中国文官体制的建立与维持作出了重要贡献,科举考试的平等原则扩大了政权的社会基础,从而保证了统一帝国的长期稳定。但是科举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制约与局限也是明显的。

   第一,科举考试耗费了士人毕生的精力,读书做官成为知识阶层的最终目标,造成传统文化畸形发展。人生的得意与失意维系于科举一线,统一帝国庞大的官僚机构虽然能够汲纳部分士人,给他们以“金榜题名”的得意,但从经营举业的万千士子的数量看,这是很小的一个比例,大多数读书人经历的是头白齿摇、终老科场的失意。科举制度同时也限制了知识阶层的眼界和创造力。经学、文学及史学是科举科考试的主要内容,在科举考试的导向之下,广大士人用心的范围不超出以上学科,并且这些学科依附于传统的政治文化,人们热衷于经籍的注解、经义的阐发,思维活动的空间单一而狭小,使民族文化缺乏健康发展的动力与活力。

   第二,科举制的局限性还表现在它在官员素质上为集权政治提供保障的同时,成为历代帝王重要的思想控制工具。历代帝王都注重对知识阶层的思想控制,科举制利用统一的标准考试强制推行儒家思想,进而限制人们的行为。相传唐太宗看见众多考进士的举子鱼贯入场时,高兴地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就是这一写照。在科举制度日益僵化的明清时期,统治者将程朱理学作为考试的中心内容与指导思想,广大士子也只能揣摩古人的语气,“代圣贤立言”,绝不允许有自己的思想发挥,任何违背孔孟程朱言论都要受到惩罚。就连行文的格式也有严格的规定,将八股文作为标准考试文体,人们只要背熟八股时文,就有可能高中皇榜。在这种情形下,知识分子也就成为没有思想的驯服工具,民族成员的素质难以提高,对民族凝聚力的增强是有很大害处的。

   总之,中国封建社会,专制与集权主义传统、人治主义传统使中国传统制度文化充满了保守性、随意性。乃至今日,就总体而言,传统的制度文化所造成的君臣意识、官民观念,仍然是制约着中华民族凝聚力发展的因素。因此,消除封建社会制度文化的落后方面,建设进步、开明的制度文化是当代中华民族走向世界,发展强大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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