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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精神文化与中华民族凝聚力
2013-04-02 15:50:21 来源: 南方网  暂无网友评论

第二节 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的特质和功能

一、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的特质

   (一)坚韧不拔的从道精神

  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的一个重要特质,是坚韧不拔的从道精神。这种以道为尚的精神取向,充分体现着中华民族追求崇高、为了理想而不懈奋斗的顽强精神。

  早在先秦时期,中国古代精神文化中的从道精神就已经形成并颇有特色。孔子的从道思想是主要代表。这个从道思想,从根本上讲,就是坚持道的至高无上,自觉维护道的权威,坚持道的理想价值,一切唯道是从。孔子价值理想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以道为尚。道至高无上,必须坚守不渝。对此,孔子有一系列的论说。诸如:“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① 《论语·泰伯》。]①;“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朝闻道,夕死可矣”[② 《论语·里仁》。]②;“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人能弘道”;“道不同,不相为谋”[③ 《论语·卫灵公》。]③;“行义以达其道”[④ 《论语·季氏》。]④。孔子的一生,都在坚韧地实践其从道思想。这种从道思想,实际上就是道德理想的高扬,是价值理性的体现。孟子继承了孔子的从道思想。孟子说:“道则高矣美矣”,“达不离道”,“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⑤ 《孟子·尽心上》。]⑤,“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⑥ 《孟子·滕文公下》。]⑥;“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⑦ 《孟子·离娄上》。]⑦。孟子倡导的以性善论为基础的“四端”说(恻隐——仁;羞恶——义;辞让——礼;是非——智),尽心、知性、知天的天人合一认识路线,仁政理论,等等,都是从道思想的表现。荀子的从道思想也是对孔子有关思想的继承。荀子的从道思想,集中表现为他的礼论。他说:“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⑧ 《荀子·修身》。]⑧;“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学至乎《礼》而止矣”[⑨ 《荀子·劝学》。]⑨。汉代董仲舒把从道思想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他提出了“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著名论断[⑩ 《汉书·董仲舒传》。]⑩,阐发了惟道是从的观念。他说“道者,万世无弊;弊者,道之失也”[⑾同上。]⑾;“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⑿同上。]⑿。他极力论证的天人感应思想、三纲五常的道德论等,都是其从道思想的体现。

  坚韧不拔的从道精神,对于民族凝聚力的作用,积极方面是主要的,但也存在消极的影响,这取决于“道”的具体内涵是否代表了国家、民族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否反映了时代发展的要求。如果“道”代表了国家、民族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反映了时代发展的要求,从道精神体现在国家的领导阶层上,就能自觉地推行为人民谋福利、得到人民支持的方针政策,产生对人民的吸引力;体现在广大人民身上,就是拥护和执行这些方针政策,团结在一起,产生对民族和国家的向心力,从而使民族凝聚力得到增强。反之,从道精神则可能引起民族成员的反感,丧失凝聚民族成员的作用。

  就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而言,从道精神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如在明清之际,顾炎武大胆提出“以天下之权,寄天下之人”的论断[⒀ 《日知录·守令》。]⒀,反对君主独裁,要求分权而治。王夫之宣称“天下非一家之私” [⒁ 《读通鉴论·叙述一》。]⒁,极力提倡“不以天下私一人”[⒂ 《黄书·宰制》。]⒂。李贽针对当时一切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的现状,主张不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如果“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耳”[① 《答耿忠丞》。]①。黄宗羲直截了当地说君主是“天下之大害”[② 《明夷待访录·原君》。]②。唐甑更是深刻地指出“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③ 《潜书·室语》。]③这些,都是传统精神文化中从道思想的积极发展。这些思想为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国家富强而学习西方进步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的运动提供了内在的思想基础,特别是在清末推翻帝制的政治革命中发挥了重要的思想启蒙作用,方便了时人对西方民主共和思想的理解和接受,为中华民族精神及凝聚力的创新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1978年以后,中国人民能够从僵化的政治教条和体制中摆脱出来,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走向人类文明共同发展的道路,也是与中国文化中的从道精神分不开的。

  至于消极的一面,在历史上也是存在的,不能加以否认。如宋明理学家们,将“道”的原则和人的合理自然欲求截然对立起来,宣扬天理人欲之辩,要求人们无条件地“存天理,灭人欲”、为了“人欲尽处,天理流行”,无视人们追求起码幸福的生存权利,被戴震批判为“忍而残杀之具”[④ 《孟子字义疏证》。]④,揭露理学家是“以理杀人”[⑤ 《戴东原集·与某书》。]⑤。在历史上,为了从这样的道而导致的人间悲剧早已罄竹难书,在民族成员的心理上留下了至今挥之不去的创伤。从这样的道,又怎么可能促进民族凝聚力的增长。此外,从道精神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如果被绝对化,也是有问题的。它会使人们在思考与行为时从抽象的观念出发而不是立足于社会生活的现实,导致严重脱离实际。远的不说,改革开放初期,我们之所以曾纠缠在姓社姓资的问题上,与这种从道思维对人们思维方式的影响不无关系。

  

   (二)超越功利的人文精神

   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的另一个重要特质,是超越功利的人文精神。中国文化有着一以贯之的人文精神。有学者指出,先秦人文精神表现为“人文化成”的文明创造精神,“刚柔相济”的理论思维力量,“厚德载物”的伦理道德规范。中国古代文化中这些人文精神的基本方面,在长期的社会发展中,一直发生着作用[⑥张岂之:《关于先秦时期人文精神的几个问题》,《光明日报》1996年9月17日。]⑥。还有学者认为,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表现为以伦理、政治为轴心,不甚追求自然之所以然,缺乏神学宗教体系;表现为不把人从人际关系中孤立出来,不把人同自然对立起来,而是天中有人、人中有天、主客互溶的天人合一思想;表现为人不把天作为仅供认知的对象,不去追求纯自然的知识体系;在价值论上,表现为反功利主义,等等[⑦庞朴:《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论纲),《光明日报》1986年1月6日。 ]⑦。台湾学者徐复观提出的中国文化的“忧患意识”和大陆学者李泽厚提出的“乐感文化”,都揭示了、强调了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但都有不足之处。忧、乐之外,应当加上“圆融”——忧乐圆融,这才是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这个人文精神作为文化传统,铸就了我们民族的基本性格;它在各个不同时代有其不同的变异,呈现为不同的时代精神。”[⑧庞朴:《忧乐圆融——中国的人文精神》,《二十一世纪》1991年第6期。]⑧就中国古代文化传统而言,人文精神的具体内容包含着并体现为仁民爱物、修己安人、义以为上、天人合德、以人为本、刚健有为、贵和尚中等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和价值观念。就近现代文化发展历程而言,人文精神包含并表现为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科学精神、民主精神等最为基础的价值观念。新中国成立以后,通过数十年的艰难探索,特别是通过改革开放的生动实践,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人文精神正在神州大地孕育出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等具有社会主义时代色彩的、充分显示中华民族人文意识的精神因素,不断增强,并成为民族团结、社会进步的重要凝聚力量和激励力量。以重人情为特征的传统人际关系,正在逐渐转变为契约关系而不乏人情;以长官意志为转移的社会运作系统,正逐渐转变到民主法治的轨道上;过去以自制自律为根本要求和显著特征的个体自我,正转变为以自制自律为特点,并与他制他律相结合的觉醒的主体意识;片面宣扬动机而忽视甚至蔑视效果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正在为动机与效果并重、不尚空谈、重视效益的新型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所取代,等等,不一而足。质言之,契约观念、法制观念、民主观念、主体意识、效益观念等,正在成为新型人文精神的内容之一[①李宗桂:《民族文化素质与人文精神重建》,《哲学研究》1994年第10期。]①。

   应当指出,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有自身的缺陷。庞朴就曾指出:“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给我们的民族和国家增添了光辉,也设置了障碍;它向世界传播了智慧之光,也造成了中外沟通的种种隔膜;它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也是一个不小的文化包袱。像一切事物都有自己的两重性一样,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也有两重性。”[②庞朴:《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论纲),《光明日报》1986年1月6日。]② “中国文化是人文主义的。但这是一种缺乏近代西方那种科学与民主精神的人文主义。”[③庞朴:《人文主义与中国文化》,《文史知识》1987年第1期。]③这些见解是十分精辟、深刻的。

   我们在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途程中,应当扬长避短,改造传统的人文精神,铸造具有现代意识、吸收外国优秀文化成分的新的人文精神。我们在锻造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时候;在发挥传统的中华民族凝聚力、弘扬传统的人文精神的同时,要始终不渝地坚持弘扬时代精神,用时代精神引导、提升中华民族凝聚力和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

   我们认为,对本特质的正确理解应该是:我们不能过于功利,更不能急功近利、只讲功利,我们必须要有超越功利的情怀;但同时,我们也不能将追求功利与人文精神对立起来。其实,人文精神内在地包含了对合理功利的追求。传统精神文化中“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记其功”的思想错误地理解了利与义的关系,在今天看来是不足取的。追求功利本身并没有错,关键看追求的是什么功利。在今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正是我们全民族最大的功利,也是我们最大的义之所在。我们不能唯利是从,也再不能像古人那样羞言功利;我们既要保障个人合理私利的实现,又应该尽量做到个人、群体、民族、国家利益的统一。既讲功利,又不只讲功利;既讲私利,又维护公益,是我们今天讲的超越功利的人文精神的实质。

   根据这个认识,我们认为,1998年夏天形成的“抗洪精神”,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文精神,是当代中国新的民族凝聚精神。亿万人民群众力挽狂澜的抗洪实践,不是单纯为了减少生命财产损失而发生的经济行为,而是蕴涵着深厚人文精神的全国人民的大团结、大协作;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弘扬;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在当代的生动体现。在浊浪滔天、堤决房毁的危险时刻,人民子弟兵奋勇上前,以血肉之躯筑成新的长城;在大雨滂沱、一片汪洋之中,灾区人民以集体利益为重,团结协作,互相救助,谱写了一曲同甘共苦、同舟共济的凯歌;在帮助灾区抗洪救灾的过程中,全国人民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有力出力,捐款捐物,奉献了一片真诚的爱心。“我们万众一心”、“风雨同舟兄弟情”,这些从中央电视台到广东电视台的赈灾募捐晚会的主题,充分反映了中华儿女之间的骨肉深情,体现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良好风尚。香港特别行政区各界人士,澳门同胞、台湾同胞,以及海外侨胞和华人,用各种方式支持抗洪救灾,使中华一体、血浓于水的温情浸润着神州大地。我们完全可以自豪地说,地不分东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只要是中华文化血脉流布的地方,只要是文化认同意义上的中国人,就会对抗洪救灾尽心尽力。抗洪救灾所体现的精神,是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民族精神。江泽民将抗洪精神概括为“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怕困难、顽强拼搏、坚韧不拔、敢于胜利”,十分精辟。我们应当进一步坚持和弘扬这种“抗洪精神”。

   如果从思想理论渊源来看,这种“抗洪精神”是与中华民族昂扬奋进的民族精神一脉相承的。学术界一般认为,《易传》所述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古代中华民族精神的凝练表达。当然,从更为广阔的文化场景审视,中华民族精神的内容远比《易传》的表述丰富。但是自强不息的精神无疑是民族精神的主导内容。自强不息的精神指向,必然是百折不挠、一往无前。在自强不息的精神的烛照下,坚韧不拔、顽强拼搏,成为民族精神内容的进一步展开。可以这样说,“抗洪精神”是新时期民族精神的拓展和实践,是对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精神的继承和创新。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没有万众一心的团结,没有众志成城的力量,没有不怕困难、顽强拼搏的精神,没有坚韧不拔、敢于胜利的毅力和勇气,就不可能取得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胜利。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抗洪精神”就是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时代精神,就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文精神。“抗洪精神”的内在动力和实质,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存在。

   1998年夏天我国抗洪抢险的伟大胜利表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社会利益多样化复杂化的情况下,中国人民不会丢掉自己的光荣传统,中华民族仍然有着强大而持久的凝聚力。这一凝聚力不仅没有减弱,反而进一步加强,并通过凝聚力的增强而减弱以至化解了社会生活中的某些离散力。“抗洪精神”本身就是一种民族凝聚精神,她是新时代的民族凝聚力,是中国传统文化人文精神的现代发展和创造性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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