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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精神文化与中华民族凝聚力
2013-04-02 15:50:21 来源: 南方网  暂无网友评论

   (五)守成创新的进化意识

   既守成,又创新,在守成中创新,通过创新达到守成,是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的又一重要内容和显著特征,它主要表现为尊重传统、重视常道、崇尚守成等方面。

   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看重文化发展的连续性和延续性,因而十分重视传统,尊重传统。这个历史事实,学术界意见一致;但对于这个问题的价值评价,则是见仁见智,甚至近年来关于传统这个概念本身的涵义和作用,学术界也有十分不同的看法。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此做一些辨析。

   恩格斯说:“传统是一种巨大的阻力,是历史的惰性力,但是由于它只是消极的,所以一定要被摧毁。”[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02页。]③他还说:“在一切意识形态领域内传统都是一种巨大的保守力量。”[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53页。]④恩格斯这是从社会革命的角度揭示传统的社会功能和时代作用。美国当代社会学家爱德华·.希尔斯认为,传统是围绕人类不同的活动领域而形成的代代相传的行事方式,是一种对社会行为具有规范性作用和道德感召力的文化力量,同时也是人类在历史长河中的创造性想象的积淀,它包括物质产品、思想观念、惯例和制度。同时,传统又是一个社会的文化遗产,是人类过去所创造的种种制度、信仰、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等构成的表意象征;它使代与代之间、不同历史阶段之间保持了某种连续性和同一性,构成了一个社会创造与再创造自己文化的密码,并且给人类生存带来了秩序和意义。传统最基本、最明显的涵义是世代相传的东西,即任何从过去延传至今或相传至今的东西,它是人类行为、思想和想象的产物,并被代代相传。[①【美】爱德华·.希尔斯著,傅铿、吕乐译:《论传统》“译序”、“导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①希尔斯这个观点,关注的是文化心理结构和行为方式的沿传和稳定,以及传统在价值取向方面对社会秩序的稳定作用,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因此,我们认为,所谓传统,是指历史上形成的、具有稳定的组织结构和思想要素的、前后相继的、迄今仍然影响着人们的特定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道德风俗、审美情趣等观念意识、社会心理和行为习惯。传统应当具备历史性、继承性、稳定性、流动性、精神性、现实性等特征[②李宗桂:《优秀文化传统与民族凝聚力》,《哲学研究》1992年第3期。]②。

   根据上述认识,我们认为,中国传统精神文化中尊重传统的观念和行为,十分普遍、持久,其间又集中表现为道统观念的深厚绵长。早在先秦时期,道统观念就已形成。孟子曾经叙述了由尧舜禹汤到文武周公再到孔子的“道”的历程,朱熹认为这是“历序群圣之统”[③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尽心章句下》。]③。孟子在这里制造了一个久远的道统,并以道统继承人自居,其目的在于为其政治主张制造历史根据。这个道统论的基本思路和价值取向,是先王之道,是典型的传统崇拜。汉代董仲舒以奉天法古为旗帜,以阴阳五行为骨架,构建了阳儒阴法、阳德阴刑的新的统治之道,尊孔子为“素王”,力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先秦时期百家争鸣中仅为一家之言的民间学说――儒学――提高到了官方意识形态的至尊地位,其基本思路和手法是托古改制、托古创新,无论形式上还是实质上,仍然是传统崇拜。唐代韩愈以“虽九死万万无恨”的决心[④韩愈:《与孟尚书书》。]④,护卫“二帝三王群圣人之道”[⑤韩愈:《原道》。]⑤,则更是历史上有名的道统论的体现,是传统崇拜的表现。从文化发生论的角度审视,从文化的民族性方面考察,尊重传统,维护传统,对于民族文化的延续和稳定,对于不同层级、不同时代的人们的价值观的整合,对于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的形成和发展,都有不可忽视、不可替代的作用。至于有的统治者利用传统为自己服务,以至败坏传统、歪曲传统,离散人心,妨碍社会健康发展,则是另外一个问题,那是应当批判的,它与民族文化传统本身无关。这就好比现代武器与歹徒的关系。歹徒利用现代武器作恶,当然需要严惩,但现代武器本身是无辜的,它是人类文明进步、发展的结果,我们不能严惩现代武器。历史事实证明,在以农立国的中国古代社会,在崇尚往古、崇拜祖先的宗法制度笼罩下的封建国度,传统是联系古今、贯通上下的精神纽带。在传统的基础上开新,在传统的道路上进步,是历史必由之路。而这,正是在守成中创新的中国传统精神文化的重要特质之一。

   与尊重传统的观念相一致,重视常道也是在守成中创新的进化意识的重要内容和显著特征之一。由于传统中国社会是以个体小农为基础的自然经济社会,个体力量的弱小与自然力量的强大形成强烈的反差,人们甘于安分守己,并不希望社会有剧烈的变动,更不希望自然界有什么变异,因此,祈求稳定、重视常道,便成为传统精神文化的重要成分。对于社会制度、风俗习惯、行为方式等,孔子一贯主张因革、损益,即在继承的基础上革新,在坚持常道不变的前提下进行调整。孔子在坚持礼这个常道不变的前提下,也主张并实行相当的变革。这是典型的在守成中创新,在坚持中发展的思路。孔子之后,儒家学者基本都恪守这种理论思路,奉行这种办事原则。董仲舒追求“天不变道亦不变”,并宣称道是万世无弊的,有弊的就不是道,是对道的违背[① 《汉书·.董仲舒传》。]①。他把常称作“经”,变看作“权”,“经”神圣不可怀疑、不可动摇,“权”是适当变通,是“经”的补充。治国做人,要经权并用,但必须以经统权,“夫权虽反经,亦必在可以然之域。不在可以然之域,古虽死亡,终弗为也”[② 《春秋繁露·.玉英》。]②。总之,常道永恒、神圣,不可怀疑、改变;但作为常道的补充,权变、损益是可以的。实际上,我们从董仲舒所建立的以阴阳五行为骨架,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综合法、道、名、墨、农、杂诸家思想而成的汉代新儒学体系来看,从他所建构的三纲五常的基本道德原则来看,其基本思想原则确实是尊重常道而又不乏权变,是在守成中创新,以创新促进守成,巩固守成。汉代以后,就整体而言,传统精神文化的发展基本上走的是这种路子。

   与尊重传统、重视常道的古代文化精神相应,崇尚守成也是传统精神文化的重要内容和显著特征之一。中国文化历来看重守成,尊重前人的创造成果,不简单地否定前人的成就。所谓“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本质上是一种尊重前人思想、继承前人成就的守成思路。中国古代积淀甚深的先王崇拜观念,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崇尚守成思想的深厚。“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③ 《孝经·圣治》。]③。祭祀后稷和文王,决非为祭祀而祭祀,而是为了表明自己的事业与先辈事业的文化亲缘关系,是对先辈事业的继承。这是先王崇拜观念的重要表现,也是它的价值所在。孔子曾经表示:“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④ 《论语·.八佾》。]④孟子“言必称尧舜”[⑤ 《孟子·.滕文公上》。]⑤,这些都是遵循前人事业的足迹前进、认定事业发展的历史继承性和延续性的明证。以注释为基本方式和外在特征的中国古代经学,无论其基本方法还是理论思路,都是典型的守成思想的体现。以前人的经典为价值导向,经学家们以注释的方式阐释前人的思想,并借此阐发自己的思想观点。无论古文经学还是今文经学,都是依托前人、依托经典而阐发自己的思想。尽管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之间对于经典的理解有着严重的分歧,但从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来看,都是在保守、认同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推进学术的发展,进而推动社会的发展。

   综上而言,尊重传统、重视常道、崇尚守成,都是中国传统精神文化中守成创新的进化意识的体现。这种在守成中创新的进化意识,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即用渐进的、温和的、尊重前人的方式解释世界、改造世界,充分尊重历史,强调精神文化发展的历史继承和世代延续。这种姿态,往往被批评为保守主义。其实,任何历史传统都不是可以一刀割断的,任何民族、任何文化,要发展,就必须对原有的成就有所守,如果没有所守,则漂游无根。从中国历史发展进程来看,正是这种在守成中创新的观念和方式,使得中华民族的文化积累十分深厚,价值整合十分成功,本根意识特别强烈,从而“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成为国人自豪的根据。当然,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尊重传统过了头,陷于对传统的盲目崇拜,就会变成复古主义者;重视常道过了头,变成“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盲目信奉者,就会成为历史发展方面的形而上学者、教条主义者;崇尚守成过了头,变成故步自封,不思进取,就会成为保守主义者、国粹主义者。实际上,尊卑贵贱、君道臣节、名教纲常、宗法思想、特权人治、专制主义这些思想观念,在历史上都曾程度不同地被统治阶级所利用,而成为专制集权桎梏人民的工具,其消极的影响要坚决清除。但是,作为民族文化的基本成分,作为文化传统的重要内容,它们却又曾在历史上发挥过规范人心、整合价值、凝聚力量的作用。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今天,在市场经济的时代,我们应当注意开掘其中的积极成分,赋予时代精神,使之为当代中国文化建设服务,为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服务,为形成新的中华民族凝聚力服务。

   

   (六)整体思维下的群体本位观念

   中国传统文化,将自然、社会、个人或者说天地人看作彼此密切相关,具有内在联系的不可分割的整体。所谓“仰取象于天,俯取度于地,中取法于人”[① 《淮南子·泰族训》。]①,即思维上贯通天地古今,习惯于以整体系统的方式来思考问题,而不是割裂世界,偏执于一端。这种整体思维体现在伦理政治领域就是群体本位的价值观念,群体至上,以群体利益为重,以大局为重,个体服从群体,小群体服从大群体。在政治上,家国同构,视个体、家庭(家族)和国家为不可分割的整体,个体行为以家庭(家族)利益为转移,个体与家庭(家族)又必须服从国家,在必要时不惜“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早在西周时期,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中就已经产生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样的思想观念,而经过春秋战国时代无数思想家的继承发展,“大一统”的政治思想终于在汉代得以完整形成。“大一统”思想既是政治原则,又是思想文化原则,它深刻地影响着此后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使中国人民总是以统一为常态,以分裂为变态。在民族关系上,“大一统”思想虽然也倡华夷之辨,但它超越了以血缘、地缘为标准的狭隘的种族观念,以文化的进步程度作为判断夷夏的标准,它并不是无条件地“贵中华而贱夷狄”,而是在文化的旗帜下,承认每一个民族,即使是原来野蛮落后的夷狄,也一样可以进步为中华。而且“大一统”的最高境界,本身就内在地包含了“遐迩一体”、“兼容并包”、“使天下小大远近若一”的思想。必须当夷狄都进步为华夏之后,“大一统”的最高境界才算得上实现。整体思维指导下的群体本位观念,对于维护社会的安定,国家的统一与民族的团结,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无疑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同时,我们也要认清这种整体思维在民族凝聚中所产生的消极影响。由于群体利益的至上性被过分强调甚至加以绝对化,个体在群体面前,小群体在大群体面前通常都是无条件地绝对服从,这就造成了个人的主体性得不到彰显,个人的创造性、主动性得不到鼓励,个体的正当利益在群体面前得不到应该的尊重和保障,往往成为牺牲的对象。而我们知道,民族凝聚力包含了民族对其成员的吸引力和成员对民族的向心力,如果民族成员与民族群体间缺乏利益的一致,甚至恶化为利益的尖锐冲突,民族成员不能在民族中得到自我实现,获得一定的满足感,他们就很难对民族产生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认同感与归属感,民族就会涣散。因此在当代,一方面我们要继续发扬群体本位观念中所包含的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等积极因素,同时又要对其加以改造,使个体的主体性得到应有的彰显与尊重,使个体对于群体不再是不讲条件的、简单的被动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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