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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精神文化与中华民族凝聚力
2013-04-02 15:50:21 来源: 南方网  暂无网友评论

   (七)崇德重义的伦理追求

   中国传统精神文化的另一重要内容和特质,是崇德重义的价值追求。中国传统文化一贯重视道德,道德评判是价值评判的主体内容和基本准则。早在先秦时期,崇尚道德的思想已经成为社会思想的主流。《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记载,叔孙豹与范宣子讨论“死而不朽”的问题。范宣子认为不朽是指保姓受氏而守宗庙,以便世不绝祀。叔孙豹不赞成这种看法,认为:“此之谓世禄,非不朽也。……豹闻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这个著名的“三不朽”论断,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立德、立功、立言,立德为首。孔子关于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思想,是道义至上的典型。孟子关于人禽之辩的思想,也是同一理路。在孟子这类思想家看来,人与禽兽的区别,其根本在于道德的有无。《孟子·滕文公上》说:“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要超越禽兽,成为有道德的人,就要发扬人的善性,将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这“四端”(四种善端),转化提升为仁、义、礼、智四种美好品德。人生在世,要作一个大义凛然的“大丈夫”,就必须能够“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② 《孟子·滕文公下》。]②。董仲舒反对“矫情而获百利”,反对为了名利而“随世而轮转”,提倡“正心而归一善”[①董仲舒:《士不遇赋》。]①。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儒家经典《大学》标榜的“大学之道”,是“明明德,亲民,至于至善”,这是把对完美道德的追求看作“唯此唯大”。为社会各界普遍认同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等等,也是如此,都是崇尚道德价值的表现。

   崇德必然重义。道理很简单,义也属于道德的范畴,古代往往仁义并举。只是,由于重义的思想在传统社会特别丰厚,并且对后世影响特别深刻,故我们将其与崇德思想对举。“义”,指道德理想、价值追求,往往是“道”的同义语。“义”的本义是指适宜。合理的、适宜的言论和行为,称为义。《礼记·中庸》说:“义者,宜也。”孟子说:“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旷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② 《孟子·离娄上》。]②他还说过类似的话:“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③ 《孟子·告子上》。]③义是人走的正路,不走正路,就必然走歪路,做出不符合仁德的事情,十分可悲。孔子力主“务民之义”,要求对人民进行道德教化。只要在上者实行义,则老百姓就会自觉归依,即所谓“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④ 《论语·子路》。]④。这是儒家正己正人思想的一个表现。孔子十分推崇义的价值和地位,以义作为根本,以便“行义以达其道”[⑤ 《论语·季氏》。]⑤。实行义,成了实现道的理想的必由之路。如果不符合义而得到富贵,是君子所不齿的:“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⑥ 《论语·述而》。]⑥孟子也将义提到至上的地位,他劝导统治者说:“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⑦ 《孟子·梁惠王上》。]⑦董仲舒宣称利是用来养人的身体,义则是用来养人的心,而“义之养生人大于利”[⑧ 《春秋繁露·身之养重于义》。]⑧。他那著名的“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论断[⑨ 《汉书·董仲舒传》。]⑨,将义与道对举,把义提到了极其重要的高度。汉代以降,儒家关于义的思想影响日益深广,并成为传统精神文化的重要构成和显著特征之一。

   传统精神文化中崇德重义的思想,与“坚忍不拔的从道精神”、“超越功利的人文精神”有着密切的思想联系,“崇德重义”是“从道精神”的体现,同时本身又具有“超越功利”的价值追求。它们紧密结合,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中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对于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发展也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崇德重义的价值追求,引领着人们超越物欲、冲破名利的羁绊,努力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社会认可的谦谦君子。这种对个体道德境界的熏陶和提升,客观上起着规范人心、整合价值使之趋同的作用,文化认同感和心理归属感大大强化,从而使得中华民族凝聚力日益增强。在这个意义上讲,崇德重义的价值追求有着很强的历史合理性。但是,崇德重义的思想过于强调道德的至上性,以道义消解功利,否定物质追求的正当性,以道德教化、道德修养等同、取代一切,从而导致了泛道德论的盛行,压抑甚至扼杀了个体的自主性、独立性和创造性。这种否定利益主体而片面伸张道德主体的思想,对于后世民族精神的多元发展和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不断增强,也起了负面作用。同时,由于民族传统精神文化中的崇德重义思想、唯伦理化思维方式是建立在血缘宗法基础之上的,这就造成了中国传统伦理体系中私德发达而公德缺乏的特殊情况。孔子对“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赞叹,正是这一情况的经典表达。而且由于社会公德意识的长期缺乏,使现代公民意识的培养也极为不易。这使我们的民族混淆了公德与私德,公私不明,一方面高扬群体本位的思想观念,另一方面却又常常为了个人或家庭的私利而将损害集体、民族、国家的利益视为当然。这对整个民族和国家的凝聚无疑是有破坏作用的。对此,我们应当注意并需要采取有力措施予以纠正。

   崇德重义的伦理追求,还表现为重文德教化,轻暴力刑罚。它使中国人在处理社会问题时,习惯于通过教育的方式,弘扬共同的价值观念,把认同与服从建立在内在的道德自觉上,从而感化他人,以理服人;反对滥用严刑峻法,反对迷信暴力。孔子提出“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① 《论语•》]①。孟子主张以王道仁政“王天下”,反对攻战刑罚,提倡文德教化,“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意”[② 《孟子•梁惠王上》。]②。董仲舒提出阳德阴刑、德主刑辅的观点,主张君主应该先修文德教化以服远人,不可纯任霸力。他认为“不任德而任力”、“断断以战伐为之者”,“皆非义也”[③ 《春秋繁露•竹林》。]③。他非常重视教育的作用,认为“圣人之道,不能独以威势成政,必有教化”[④ 《春秋繁露•为人者天》。]④,希望建立从中央的“太学”到地方的“庠序”,覆盖全国的完备的教育体系,还希望天子设立“辟雍”,以最高统治者的无上权威来肯定教育的重要。崇德重义中重视文德教化的思想,对于历史上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巩固和增强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因为崇德重义,发展教育,其实质是一场持续不断的思想文化建设,目的是在人们头脑中普遍树立起仁德礼义的价值观念,从而在现实生活中自觉规范自己的言行。相对于军事暴力、制度规范等外在的强制性手段,这种基于内在的价值观念认同而产生的自觉,在维护国家统一、社会安定和谐上发挥的作用更为稳固。以教化而不是暴力作为解决问题的基本方式,有利于避免社会矛盾的尖锐化,减少不必要的冲突,有利于社会整体的和平、安定,从而有利于巩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我们也要看到,崇德重义的伦理追求并不是尽善尽美的。在中国历史上,因为唯伦理化倾向的过度膨胀,崇德重义被人们僵化地理解,变成了片面依赖德义,把德义看成包治社会百病的万金油,否定必要的国防建设,甚至不承认适当军备的合理性。这样的崇德重义,对于国家民族的安全就是有害的。清末,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宰割中国,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危险,一部分头脑僵化的官僚,居然还要轻视国防建设。大学士倭仁竟荒唐到认为可以用仁义作甲胄干鲁去抵挡列强的枪炮。倭仁谬论的思想根源,与迷信道德仁义的力量,片面理解崇德重义的价值不无关系。这样深刻的教训值得我们反思。

二、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的特殊功能

   (一)民族凝聚功能

   民族凝聚功能是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的首要功能。中华民族精神文化是历史地发展着的。传统精神文化的精华集中表现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具体化为坚韧不拔的从道精神、超越功利的人文精神、贵和尚中的和谐理想、文化中国的包容意识、守成创新的进化观念、崇德重义的价值追求,以及中华一体、天下一统的整体思想,等等。近代以来,传统精神文化在被批判继承、创造转化的同时,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特别是通过社会变革的实践,逐渐形成了追求科学、民主、自由、富强、法治的思想观念,以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追求民族独立的思想观念。改革开放以来,又进一步形成了自立自主的观念、效益与公正统一的观念、道义与功利一致的观念、契约观念,等等。这些思想观念,适合社会的需要,反映着不同时代的时代精神,因而有着强大的号召力和统摄力。它能够使人们超越地域、时代、阶级、种族的界限,为了长远的、整体的利益而克服个人自身的诸多局限,寻求文化心理的归宿,找到价值规范的依据,进而同心同德地为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而不懈奋斗。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长期发展逐渐壮大,中国文明之所以能够历经磨难而长久存在,其根本原因在于传统精神文化的民族凝聚功能。

   

   (二)精神激励功能

   精神激励功能是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的另一个重要功能。作为精神文化集中表现的文化基本精神,是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体现,它应当而且必然反映着中国文化的健康的发展方向,能够激发人们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它理所当然地成为维系民族统一体存在、发展、壮大的精神力量,成为推动民族进步的思想源泉。文化中国的理想追求,激励着人们不断发展自己民族的文化,提升其品位,超越野蛮、粗鲁,突破狭隘的地域界限,包容更多的文明追求者,迈向更高的文明。贵和尚中的和谐理想,引导人们努力创造和谐融洽的局面,反对偏激,做事适度,“保合太和”,不以无谓的斗争为荣,而以有条件、有原则的让步换取统一、和谐的状态,从而在维护整体利益的同时,更好地保存自己、发展自己。中华民族精神文化中坚韧不拔的从道精神、超越功利的人文精神,对于价值理性的弘扬,对于人的精神境界的升华,都有无可替代的濡染、催化作用。

   

   (三)价值整合功能

   价值整合功能是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的又一个重要功能。中国古代文化是在多元一体的格局下发展起来的。齐鲁文化、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岭南文化、燕赵文化、三秦文化,等等,都是中国古代人民在长期的实践中,在特定的地域里,通过艰苦而又富有创造性的探索,所创造出来的反映该地域人民文明发展程度的文化。这些地域文化,各有其自然环境特色和社会人文特色,反映着不同的价值观念,彼此不能等同、取代。但是,这些地域文化都有着刚健自强的奋斗精神、中华一体的认同意识、理想至上的从道精神。这些,体现着不同之中的“大同”,即价值取向方面的一致。正是在这种共同理想、共同精神的催化、交融下,多元发展的地域文化逐步走向融合,成为中华民族文化整体的重要成分。同时,不同地域的文化被纳入中华民族文化的整体框架之后,原本分别存在于各个地域文化之中的各种文化基因,仍然继续存在,有的还被思想家们发掘、提炼,转化为全民族的共同精神财富。值得注意的是,精神文化的价值整合功能,其发挥作用的一个重要途径,是通过文化大传统的形成和扩展。天人合德、刚健有为、崇德重义、贵和尚中、守成创新、人本思想等,通过长期的历史淘洗,特别是通过思想家们的理论创造和宣传,以及政治家们的提倡,逐渐成为全社会广泛认同并自觉实践的文化观念。这些文化观念,超越了地域和阶层的限制,成为共同的文化心理,代代承传,不易为外来的力量――无论物质的力量还是精神的力量――所打破、所改变,从而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大传统,它们推动着中国文化的整体发展和中国社会的稳步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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