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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核心
2013-04-02 15:51:08 来源: 南方网  暂无网友评论

第二节 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涵和特质

一、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涵和历史发展

   要理性认识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核心,必须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涵、历史发展及特质有一个科学的把握,并且应对与民族精神密切相关的文化精神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关于中国文化精神和中华民族精神的研究,近年来有相当的进展。但是,由于论者的方法、立场和学术背景的不同,以及种种客观因素的制约,致使出现了种种论争,甚至一定程度的混乱。因此,有必要做进一步的探讨。

   中国文化精神,是一种概略的说法,也叫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所谓文化精神,按照某些西方文化研究学者的说法,就是民族精神,是指一种文化的特有精神,一种文化中具有决定力的价值系统,由此价值系统所构成的文化模式在态度、评价及情绪倾向等方面表现出的精神品质。[②覃光广等主编:《文化学辞典》,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年8月出版,第155—156页。]②国内有学者认为,中国文化长期发展的思想基础,可以叫做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而文化的基本精神是文化发展过程中的精微的内在动力,亦即指导民族文化前进的基本思想。中国文化基本精神就是中华民族在精神形态上的基本特点。中国文化基本精神的主要内容是:刚健有为,和与中,崇德利用,天人协调[①张岱年:《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张岱年全集》第五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12月出版,第419页。]①。《易传》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两句名言,是中国的民族精神的基本凝结[②张岱年:《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张岱年全集》第七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12 月出版,第379页。]②。这种看法,实际上也是把中国文化基本精神看作中华民族精神,而且二者都是正面的、积极的。有的学者认为,文化精神是具有相对稳定性的东西,可视为文化的深层结构,是民族文化的灵魂或精髓,“文化精神具有积极和消极两重性”[③邵汉明主编:《中国文化精神》,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12月出版,第1页。 ]③。

在我们看来,所谓文化精神,就是特定民族文化系统所反映出的基本精神特质,是该民族特定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社会心理、伦理观念、审美情趣等精神特质的基本风貌的反映。文化精神、中国文化精神,都是宽泛的、中性的概念,既有积极的成分,也有消极的因素,属于事实判断的范畴。中国文化基本精神的优秀成分,构成中华民族精神[④李宗桂:《中国文化导论》,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出版,第349页。]④。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的精神风貌和价值取向优秀成分的集中表现,是中华民族进步发展的价值导向和精神动力。

  中华民族精神的发展,从历史线索来看,可分为古典时期、近代时期、当代时期。所谓古典时期,是指从春秋战国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大约2600年漫长的历史阶段;所谓近代时期,是指从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大约一百年的艰难困苦阶段;所谓当代时期,是指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这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在古典时期,形成了以唯伦理思维为特征的古典民族精神;在近代时期,形成了以唯政治思维为特征的近代民族精神;在当代,则形成了以唯经济思维为特征的当代民族精神[⑤从实际情况看来,近代以唯政治思维为特征的民族精神,影响到建国以后的头三十年。真正意义的以唯经济思维为特征的当代民族精神,形成于改革开放以后。]⑤。古典民族精神反映的是自然经济、宗法社会条件下道德至上、贵和尚中、求稳求安的守成精神;近代民族精神体现的是内忧外患挤压之下反抗侵略、救亡图存、争取民族独立的狂飙突进式的革命精神;当代民族精神主要表现为经济全球化、改革开放背景下的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开拓创新精神。

  从春秋战国到鸦片战争,大约2600年的漫长古代社会中,古典民族精神大致经历了形成、确立、巩固的阶段。根据学术界的共识,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文化共同体、作为一个民族实体,其初步形成是在秦汉时期。春秋战国时期,我们今天所讲的中华民族精神处于萌芽、雏形时期。秦汉以后,作为一种价值体系的中华民族精神进一步确立。从秦汉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中华民族“自在发展”的阶段;从鸦片战争到改革开放的当今,是中华民族“自觉发展”的阶段。同理,作为全民族共同精神风貌和价值追求的“中华民族精神”的发展,也经历了从“自在”到“自觉”的阶段。但是,应当看到,“中华民族”和“中华民族精神”的“自在”阶段,如果从“萌芽”或者“雏形”的样态看,并不仅仅开始于秦汉时期,而是应当追溯到春秋战国乃至远古时期,亦即整个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就是中华民族精神由孕育而成熟、强盛的历史。而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是价值观。根据这种认识,我们认为,作为观念形态的古典中华民族精神,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确立于秦汉时期,巩固于魏晋至清代(1840年以前)时期。

  春秋战国时期,重人轻神的人本主义思潮、重民轻君的民本主义思潮、反对分裂崇尚统一的爱国主义思潮、反对战争倡导和平的人道主义思潮,相互激荡,汹涌澎湃,推动着社会的进步,最终导致了以秦王朝的建立为标志的政治上的国家统一和文化上的民族认同。这种情况表明,中华民族精神已经初步形成。秦汉时期,随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大一统的政治观念、文化中国的价值理想、贵和尚中的思维方式、厚德载物的宽阔胸怀、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等基本价值理念,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想,引导着全民族向前发展,标志着中华民族精神的确立。从魏晋到清代(1840年以前),中国社会屡经动荡,王朝屡经更替,但以天下一统为荣、以国家分裂为耻的思想传统不断强化;同时,反对侵略,努力避免战争,力争以和平方式解决内部矛盾和外部争端,成为全民族的自觉意识和实际行动。而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价值追求,革故鼎新的发展观念,勤劳勇敢的人生信念,整体至上的思维旨趣,等等,都在中国社会的发展途程中,经过全体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实践,得到了强化。因此,我们说这个时期是古典的中华民族精神的巩固期。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步入内忧外患极为深重的近代时期,古典的中华民族精神面临挑战,被迫转型,被迫更新。守成式的古典民族精神,转换、创新成为以浪漫主义和英雄主义为特征、以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为目标的狂飙突进式的近代革命精神。自称“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的志士谭嗣同,“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为变法维新的政治理想视死如归,慷慨就义;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碧血染黄花,推翻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临终仍牵挂“革命尚未成功”,勉励“同志仍需努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在成千上万的烈士英勇地牺牲之后,后继者“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这种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激励着无数仁人志士为中华民族的重新崛起、为伟大的中华民族的复兴而殊死奋斗。以革命精神为特质的近代中华民族精神,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还增添了民主、科学、自由、自主精神。民主和科学是“五四”运动的旗帜,众所周知,不言而喻。“不自由,毋宁死”,“科学与民主,第一要自主,”当年这些掷地有声、深入人心的口号和思想,同样是“五四”精神的重要成份。在革命精神的统率下,民主、科学、自由、自主等现代意识,成为培育、创新中华民族精神的动力。而这中间极为重要的一条主线,或者说是统贯、引领这些思想、精神的,便是爱国主义的旗帜!

   建国以后,我们国家在迈向现代化的途程中备尝艰辛。改革开放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国家一步步强盛起来。以复兴伟大的中华文明为职志,全体中华儿女同心同德,团结奋斗,换来了今天的大好局面。在新的实践过程中,既有的中华民族精神得到了弘扬,同时也得到了培育和创新。“以人为本,重在建设”的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以及相应的方针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有力地推进了当代中华民族精神的建设。要“增强自立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民主法制意识和开拓创新精神”,成为全民族的共识。这里的自立、竞争、效率、民主法制等意识,与此前的中华民族精神的内容并不相同,是对此前中华民族精神在继承、弘扬基础上的培育和创新。此外,改革开放以来逐渐形成并在近年日益强化的契约观念、公民意识、公正意识、平等观念、改革开放意识、全球意识等等,也是开拓创新精神的结果。可以说,没有开拓创新精神的弘扬,就没有这类新型意识和观念的出现。开拓创新精神,成为当代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内涵和基本特征。

   毫无疑问,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文化优秀传统的集中体现。就其功能而言,中华民族精神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各有其时代意义。在中国古代时期,以守成为主要特征的古典中华民族精神,对于中华民族这个民族实体、文化共同体的发展,对于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格局的形成和完善,对于中国古代社会的进步,起了促进其凝聚、认同、融会的作用。就价值观念而言,古典中华民族精神对于中华民族统一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人格追求、伦理观念以至审美情趣的形成,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秦汉以后,古典中华民族精神对于维护既成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格局,对于大一统的政治、经济、文化格局的延续和完善,起了维护的作用。尽管从今天的全球眼光和现代意识来看,古典的中华民族精神存在着某些不足(例如开拓创新精神的不足、科学民主精神的缺乏),但我们仍然无法否认它特殊的时代意义——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需求,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在中国近代时期,以浪漫主义和英雄主义为特征的、狂飙突进式的革命精神,反映的是近代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地反抗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民族精神。它的时代意义在于,超越了古典民族精神的局限,吸收了西方先进文化中的科学、民主精神,以及法制精神和自由精神,改铸了中国传统文化,促进了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和文化转型,促进了民族独立的实现,推动了国家现代化的进程。特别重要的是,近代中华民族精神,是已经从古典的自在阶段发展到自觉阶段的精神,是充满理性的新的时代精神,它的崛起和弘扬,唤醒了中华儿女的民族意识,提升了中华儿女的近代精神,从而成为近代中国由传统迈向现代的极为重要的、基本的精神力量和价值准则。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当代中华民族精神,是对既往民族精神的批判性继承和创造性超越,是对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积极推进,是对当代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的正确回应。以开拓创新为基本特征和思维旨趣的当代中华民族精神的初步形成,对于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安身立命之道的确立,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建设,对于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增强,都有无可替代的作用。

   其实,无论从学术研究的层面审视,还是从社会实践的层面考察,中国文化精神与中华民族精神之间,都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然而,中国文化精神和中华民族精神不是同等内涵的概念,而是既相互联系、贯通,又相互区别、各有其旨趣的概念。中国文化精神是个中性的概念,中华民族精神是个褒义的概念。中国文化精神的优秀成分,构成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国文化精神的核心价值,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这样一个区分,既有利于我们深化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剖析中国传统文化的利弊,理性超越传统文化的局限,合理转化传统文化的有益资源,也有利于我们弘扬民族正气,升华民族精神,从而在实践中更好地建设我们的文化。更为重要的是,在对外交往中,挺直民族脊梁,反对民族文化虚无主义。这里,如果要使用列举式的方式论说中国文化精神的主要内容,则我们大致可以概括为:自强不息、正道直行、贵和尚中、民为邦本、平均平等、求是务实、豁达乐观、以道制欲、重整体倡协同、崇古重老、重道轻器,等等。显然,就其价值指向和历史作用而言,这些内容既有十分正面的方面,也有具有两重性的方面。而中华民族精神的主要内容,我们大致可以概括为:爱国主义的民族情怀、团结统一的价值取向、贵和尚中的思维模式、勤劳勇敢的优良品质、自强不息的进取意识、厚德载物的博大胸襟、崇德重义的高尚情操、科学民主的现代精神。这种概括,既考虑到了中华民族精神的历史传承,也考虑到了它的当代拓展,而这些内容总体上是积极向上的、具有很强的历史合理性和时代价值。正如我前面所强调的,显而易见,中国文化精神和中华民族精神之间,就其内容和思想旨趣而言,具有很强的贯通性和涵摄性,当然也有明显的区别,二者之间形成了适度的张力。

  

二、中华民族精神的特质

   中华民族精神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核心,能够长期推动中华民族的凝聚、进步和发展,是和中华民族精神的特质分不开的。当前,反映时代发展要求的新的中华民族精神正在形成发展之中,传统民族精神中至今仍有较大影响,仍有一定积极意义,并能够反映中华民族精神特质的因素,概括起来,有如下几点。

   (1)群体本位的整体主义思想。中国传统文化,将自然与社会打通、将天、地、人看作彼此贯通的一个系统的整体,认为世间万物都是在同一最高宇宙法则规定下的具化流行。整体、系统的思维方式落实到社会生活领域,就是中华民族精神中的群体本位观念。它立足于家庭,通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外推途径建立起来。它形成了中华民族重群体、轻个体的思想和行为模式。该观念以群体利益、国家利益的首先满足为价值判断的标准和价值追求的目标,有时甚至完全无视个体要求而对群体无条件服从。其基本要求是个体服从群体,小群体服从大群体。我们知道,民族凝聚力是一种合力,其中很重要的两个方面是群体对个体的吸引力,个体对群体的向心力。这种群体本位的观念,使个体在面对群体、地方在面对中央,各兄弟民族在面对中华民族这个最高的民族统一体时,能够自觉产生对群体和更高一层群体的依归,从而形成一股强大的内聚力,在思想根源上有效地遏制了分裂民族、分裂国家的图谋,促进和维护了民族与国家的凝聚。

   群体本位的整体主义思想在传统政治思想中的体现,是大一统的政治观。大一统思想自西汉完整形成之后,经过一代代思想家的不断高扬,成为了此后两千年多年里中国政治的最高原则,并内化为普遍的民族心理,在潜移默化中发挥出了巨大的作用。在它的影响下,中华民族的绝大多数成员都视统一为常态,为当然合理,而视分裂为变态,为错误。所以,中国历史上虽屡经分裂,而最后终能重归统一,且统一的时间远较分裂更长,大一统思想可谓功不可没。

   (2)人本主义的人道思想。张岱年先生指出,人本思想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强调人的主体能动性;二是强调人际关系的和谐[①张岱年:《炎黄传说与民族精神》,载北京:《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会刊》第1辑,第22页。]①。人本主义的精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丰富的体现。在政治上,它表现为民本思想,仁政思想,具体体现为统治者的爱民、重民,仁民爱物,重视人民的力量,把人民看作维持江山社稷的根本。贯彻到政治实践中,它有效地遏制了专制政权的极端暴政化倾向,使统治手段相对温和,社会关系、阶级关系得到缓和,社会安定得以维持,从而维护了整个民族的凝聚。在“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思想的影响下,民本思想中的仁爱之情被扩充贯彻到人际关系中,大大减少了人群中对抗性冲突的发生。这种注重和谐,追求中庸之道,要求人们的行为无过无不及的思想,协调了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对于社会的稳定、统一无疑是有作用的。

   (3)和而不同的和谐精神。中华民族自产生之日起,就是一个内部成员众多,关系复杂的复合体。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职业、不同阶层的群体间存在着利益、文化、心理等方面的巨大差异,矛盾冲突在所难免。能够将不同的成员融合在一个大家庭里,协调好彼此关系,并和谐共处的诸多因素中,和而不同所体现的宽容精神、博大胸怀功不可没。和而不同思想内涵丰富,包括外圆内方、忠恕之道、兼容并包等具体内容。正是因为共同拥有这种博大宽容的胸怀,组成中华民族的各个成员在面对彼此的差异时,能正视差异的存在,不是粗暴地强求简单趋同,而是求同而又存异;特别是不同的兄弟民族,在维护自身民族文化特征的同时,尊重别的民族的独特文化,这就为彼此的学习交流、互相吸收创造了必要的前提。同时,文化发达的民族,在“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观念的指导下,也不至过分苛求文化暂时落后的民族,这为相对落后民族追求文化进步提供了比较宽松的环境。

   (4)团结统一的爱国主义情怀。爱国主义精神是人类共有的情怀。任何民族国家一经建立,其成员都会或多或少产生对自己民族、对自己国家的热爱、亲近和归属感。中华民族精神具有悠久的爱国主义传统,并在历史的发展中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性。这一特性根源于我们前面分析过的整体观念、群体本位观念和大一统观念。在这些观念的指导下,中国古代的爱国主义情怀具体表现为忧国忧民、忠于君主、忠于江山社稷。当忠君、忠于社稷与国家、民族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一致时,它就超越了对一姓统治者的愚忠,而上升到真正的爱国主义高度。但传统爱国主义情怀也有时代的局限,即其中搀杂了大量反映封建君主专制独裁思想的毒素。比如大一统思想,维护国家民族的团结统一固然是它作用的主要方面,但只要它变成了专制君主推行暴政、残酷压榨人民的手段时,它就走向了自己的反面。所以,我们一方面要珍视自身独特的爱国主义传统,另一方面,又要适应时代发展的潮流,彻底清除其中的一切带有专制独裁的、迷信盲从的、反人文、反人民色彩的糟粕,从传统的不自觉的爱国主义精神走向现代的自觉的爱国主义精神。不可否认,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情怀有自己独特的表现形态,它实际存在于我们的民族精神中。

   (5)崇德重义的伦理追求。传统的中华民族精神是唯伦理型文化的体现,重义轻利、义以为上、重文德教化、轻攻战刑罚的思想是崇德重义的重要内涵。汉儒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阳德阴刑”、“德主刑辅”,宋儒的“存天理、灭人欲”,都是这一伦理追求的经典表达。如果我们排除掉其中唯伦理化的极端倾向,则对道德、仁义的推崇,对于历史上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增强,起到过非常积极的作用。它消解掉了现实生活中大量因利益纠纷而引发的矛盾斗争,有利于社会整体的和谐安定。对文德教化的推崇,使我们这个民族在解决矛盾的基本方式上,不是迷信暴力,而是习惯于尽量采用和平的手段,攻心为上,攻战为下,以理服人。这种行为方式化解了大量的对抗性冲突,避免了许多可能发生的战争与动乱,同样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安定,从而有利于民族凝聚力的维持。

   诚如张岱年先生所指出的:“在中国思想史上,一种思想能够满足两个条件才能称为民族精神:一个是有广远的影响,为大多数人所接受,二是能促进社会的发展”[①张岱年:《张岱年全集》第七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21页。]①。同时,由于我们是在民族凝聚力的特定范畴内来考察民族精神的,所以上述我们所详谈的,都是民族精神中那些能够对民族凝聚力的产生和增强产生直接作用的因素。民族精神的具体内容当然还有很多,诸如自强不息、求真务实、坚韧不拔、勤劳勇敢等,都是民族文化精神中积极优秀的因素,但因为它们对民族凝聚力的作用相对不那么直接,故此处不再一一展开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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