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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中华民族内部的协调与整合
2013-04-02 15:55:07 来源: 南方网  暂无网友评论

第八章 中华民族内部的协调与整合

人类有种族、地域、政治、经济、职业、宗教等不同性质的分类,便有不同类型的群体归属,也就有了反映这些不同归属的群体认同和力量凝聚。据此,中华民族这个多元复合体的“多元”概念里,就理应既包含不同民族,也包括因地域、血缘、政治、经济、职业、宗教等因素形成的不同归属的群体。质言之,中华民族的构成成分,既有其最大的群体单位——民族,又包括各种其他不同归属的群体。中华民族整体可视为高层,中华民族内各民族和不同归属的其它群体系基层。从“多元一体”这一社会结构的特点来看,中华民族整体凝聚力的构成可视为两个层面三种力量。两个层面是指中华民族整体层面与各个体层面(构成中华民族的各个民族、各种利益群体等);三种力量则是指中华民族整体对其内部各个体的吸引力、内部各个体对整个民族共同体的向心力和内部各个体之间的亲和力。内部各关系处理得好坏,直接影响到这三种力和中华民族整体凝聚力的向背与强弱:中华民族内部关系协调整合得好,三种力便互相促进,不断增强,中华民族便繁荣兴盛,生机勃勃;内部关系协调失当,三种力便会逐渐淡化,离散力便会迅速膨胀,中华民族便冲突四起,祸患重重。内部各关系的融洽程度与整个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发展状况息息相关。因此,如何协调中华民族内部(各个民族、各个地区、各个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等)之间的关系,使之整合成一个具有强大凝聚力的有机整体,便成为中国历代执政者必须面对的重大社会课题。

第一节 中华民族内部协调整合的基础条件

一、多元合流的文化认同

   有学者认为,中国的历史不同于欧洲,很早就形成了自己的民族国家,因而民族主义思想在中国也是源远流长的。这种观点无疑是对历史的误读。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古代中国从来不曾出现过民族主义的观念,仅有的只是对一家一姓之王朝或华夏文化的认同。梁漱溟先生就认为:“中国人传统观念中极度缺乏国家观念,而总爱说‘天下’,更见出其缺乏国际对抗性,见出其完全不像国家。”[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见《梁漱溟全集》第3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68页。 ]历史证明,传统的中华民族的边界十分模糊,只要在文化或政治上臣服于己,便可承认它为华夏大家族的一员。“中国人常把民族观念消融在人类观念里,也常把国家观念消融在天下或世界的观念里,他们只把民族和国家当作一个文化机体,并不存有狭义的民族观与狭义的国家观,民族与国家都只是为文化而存在。”[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上海三联书店影印本1988年版,第19页。]“古代中国与其说是民族主义的,毋宁说是以文化为中心的普世主义的。”[ 参见许纪霖《中国现代民族主义和反西方思潮》,载《明报月刊》1997年3月号刊。]这种并非以民族国家为共同体,而只是以王朝(国家)或文化(天下)作为群体界定条件的观念,是一种“王朝国家”或“文化中国”的观念。由此我们认定,中华民族内部协调整合的首要条件是文化的认同。

   总体来看,人们对于“文化”的界定有两种不尽相同的方式:一种是宏观的整体的规定,这大多是哲学家们喜好的方法;另一种是从比较具体的角度作出的比较微观的界说,是具体学科(如考古学、文化人类学、社会学等)的专家们惯常的用法。这里所谓“文化”,在概念上是一种综合性、兼容性的解说。如同本书第四章中指出的,文化可以理解为人类在社会实践活动中所展现的力量和所创造的成果。文化不仅体现在人类的活动方式、活动成果中,也体现在人类的观念形态、思维方式中,还体现在人类的社会关系、组织制度之中。广义的文化可以分为物质的、制度的、精神的三个层面,文化认同正是从物质的、制度的、精神的层面展开的。民族是人类的一种群体分类,民族凝聚是社会成员对自己民族归属的一种自觉认知行为。因而,从质的含义看,民族凝聚属一种精神层面的文化认同,任何一个民族的凝聚力的形成与发展都应建立在其民族文化认同的基础之上。虽然,远古的神话传说和现今的考古发现都充分证明,中华文化的起源是多区域、多元的,各民族都有其各具特色的文化。但不可否认的是,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有着多元合流的文化渊源,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产生和发展首先得力于这种民族文化多元合流的发展趋势。

   有学者将新石器时代的中华文化划分为黄河中游文化、黄河下游文化、长江下游文化、长江中游文化、辽西及燕山南北文化、黄河上游地区文化、华南地区文化、西南地区文化及东北北部、蒙古高原、阿拉善平原和塔里木盆地东缘文化系等九大区系。也有学者认为,在新石器时代,中华大地已出现了从南到北三个文化发展带:其一、秦岭——淮河一线以南的水田农耕文化;其二、秦岭——淮河以北至秦长城以南(包括辽东、辽西)的旱地农耕文化;其三、秦长城以北的狩猎——渔猎文化。“以上各区系,发展与研究都不平衡,有些课题在考古学界尚有多种观点在争鸣竞长。然而,多元起源、多区域不平衡发展是考古学界与民族史学界得到了共识的观点。”[ 王锺翰主编:《中国民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9—41页。]这种多元起源的众多区系的文化,既是中华各族的直接渊源,又是中华文化的最早源头。从这里开始,中华大地上竞相发展起来的不同文化犹如涓涓细流,逐渐汇聚成波澜壮阔的中华文化之河。

从史前文明的传说时代,即所谓的三皇五帝时期开始,黄河中下游流域的不同文化就开始急速相互融合。夏的兴盛时期是向青铜器过渡的时期,商崛起于青铜器文化的全盛时期,周则几乎全盘吸收了商文化,创造了奴隶制时代的鼎盛文化。夏、商、周三代的相互融合和相递代嬗,最终形成了稳定地而又不断地向周边扩展的华夏文化圈。直至春秋战国时期,在不断的融合分化之中发展形成了齐鲁文化、三晋文化、燕赵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以及周边的北狄、西戎、东胡、匈奴、巴蜀等众多的民族文化。这些文化都有各自的特点,但又以中原文化为核心,相互交流与融汇,形成了以华夏文化为主体,周边各少数民族文化互为依存、相互交流的中华文化格局。在这一格局中,成为主体文化的华夏文化明显地高于周边文化的发展水平。按照先进文化向落后文化传递、落后文化向先进文化靠拢的文化发展规律,中原文化与周边各少数民族文化之间形成了一种华夏文化向周边辐射、扩展,周边各族文化向中原内聚、融会的整体互动格局。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黄金时代,中华文化的基本框架、基本特征和风格都在这一时期奠定了发展的基础。这一时期的思想文化领域群星璀璨、群贤并起,百家争鸣、互竞雄长,产生了一大批影响深远的思想流派和学术典籍,在中华文化的发展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秦的统一和两汉近400年的大一统稳定格局,使得中华民族有充分的条件对春秋战国以来的文化成果进行消化、整理、发展、创新,最终促使华夏族和华夏文化产生了质的飞跃——华夏族演变扩展为汉族,华夏文化发展为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文化。而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举,则使得中华民族在文化上形成了一种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大一统的思想文化格局。汉民族与西域各族以及匈奴等游牧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以及此后隋唐时期汉族与吐蕃、南诏、突厥、回纥、薛延陀、高昌、龟兹、靺鞨、高丽之间广泛的文化交流,宋元时期女真、西夏、蒙古与汉族之间的政治军事斗争与经济文化交流,都说明中华各民族文化始终处于交流与融合的态势之中。在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元、清两朝,蒙、满两族在全力吸收汉族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思想精华和汉族的先进制度的同时,也将蒙、满两族的文化精华注入了中华文明之河……这些足以说明两汉时期确立的大一统的文化格局促进了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中华文化始终以博大的胸怀不断地吸纳流向自己的每一条文化之河。

   综上而论,中华文化的形成有如下三个方面的特点:一是多种区域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形成了中华文化;二是汉族文化与兄弟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从未间断;三是中华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融不仅是以汉族为核心的辐射性交融,有少数民族向中原文化内聚,而且在各少数民族之间也进行着密切的横向交融。中华民族文化是在其内部各民族文化相互交流、融合的基础上形成的。

   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必然会产生思想的认同和力量的凝聚。一个人类共同体之所以被称为民族,首先是指它有特殊的共同文化。有了共同的文化,才有作为人类共同体的民族,才能使共同体内部各民族成员对自己所属的民族整体产生强大的向心力和内聚力。文化是民族存在的基础,也是民族认同存在的根基。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物质环境中创造了不同的文化内容,而不同民族的人们也正是从这些文化的不同中感悟自我,认识自己的民族归属的。美国学者亨廷顿在《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一书中认为,美国应发扬盎格鲁新教文化的传统和价值观,这是美国的根本“特性”,否则,美国就有分化和衰落的危险。对此说法,我们姑且不作正误评判。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盎格鲁新教文化构成了美国的最根本(即内核)的“自我”,那么,失去这种文化认同,美国也就不再是美国了。这就是民族文化认同的“魔力”。正是这一“魔力”,使得民族的凝聚比其他群体的凝聚有着更为恒久的聚合力。

   文化认同是一种心理活动,因而,共同文化应是作为心理感应的民族认同感和作为思维层次的政治一体观的基础。中华民族整体的民族认同感,是指每一个民族都认为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在民族心理上形成一种相互依存的信任感、休戚相关的荣辱感、同舟共济的归宿感。所谓中华民族的政治一体观,是指由民族认同感这一心理倾向扩展而成的一种政治观念,它强调中华民族在政治上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各民族只有在“中国”这个统一的国家里才能生活得安定、幸福。这种政治一体观在历史上则表现为一种以中原为宗主的大一统的文化意识。这就是说,在中华民族的传统观念中,谁占据了中原,谁在中原建立了政权,谁就是宗主,谁就是凝聚核心,其他各民族及各政权都将臣属于它,向心于它,内聚于它。同时,无论入主中原的是少数民族还是汉族,历代中原王朝皆以一统“天下”为己任,并无明确的边界概念。这种文化意识是中华民族能够统一并产生强大的民族凝聚力的首要条件。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国,文化认同始终是政治家维护国家安全统一的战略主题。《周易》早就有“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认知,南朝萧统提出过“文化内辑,武功外悠”的治国方略,清代龚自珍则发出了“灭人之国者,必先去其史”的警训,这些都体现了中国政治家注重“文化立国”的历史传统。尽管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并非同一概念,但是,中华民族是以文化认同作为政治认同、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最基本的价值导向的,它为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的政治安定、民族振兴和国家统一奠定了坚实的精神信念和思想基础。纵观中华民族的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当人们将政治安定、国家统一与民族振兴作为共识却遇到阻力时,文化认同的力量就更能显示出其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上的统一和经济上的发展只有以文化认同为基础,才能更加稳固与持久。

   也就是说,文化具有超时空的稳定性和极强的凝聚力,一个民族的文化模式一旦形成,必然会持久地支配其社会成员的思想和行为。在人类历史上,同一民族通常都具有共同的精神结构、价值系统、心理特征和行为模式,人们正是在这种共同的文化背景中获得自己的民族归属感和认同感的。因此,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任何民族,文化认同始终是凝聚民心、维系社会的精神根基。如同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一样,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是一个由多个民族的“多元”聚合为中华民族的“一体”、由中华民族的“一体”凝聚起多个民族的“多元”的对立统一的运动过程。“中华民族”不仅仅是生活在中华大地的56个民族的合称,而且是由共同文化凝聚为一体的56个民族的整体。在这个整体里,每一个构成成分都具有共休戚、共存亡、共荣辱、共命运的民族认同意识。这种居于文化层面的民族认同意识,是协调和整合中华民族内部关系、强化中华民族整体凝聚力的基础和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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