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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中华民族内部的协调与整合
2013-04-02 15:55:07 来源: 南方网  暂无网友评论

二、宗亲共祖的血缘观念

   民族凝聚力的生发基础是民族认同感。在中华大地上,民族认同的一个重要表征,是以血缘纽带为特征的特别强固的同宗共祖观念。

   民族认同中的同宗共祖观念,源于早期民族间的血缘渗透。中华民族的发展史证明,其任何一个民族在血统上都不是单一的、纯之又纯的,无论汉族还是少数民族,中华各族都是在与其周边各族的长期交流、吸收、融汇中逐渐形成的人类共同体,都是民族融合的产物。各民族的发展、变化,民族间力量的消长、嬗变,旧的民族的消失,新的民族的产生,都与不同民族间的融合密切相关。其中,因互相通婚而形成的民族血缘渗透是一条重要途径。就中华民族而言,通过血缘渗透促成民族融合和力量凝聚一般有下列三种情况。

   其一,少数民族与汉族通婚,从而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融化或同化为汉族。这是中国古代民族融和的主流。从族源上看,汉族本是由多个民族融合、凝聚而成的。远在夏商周三代和春秋战国时期,华夏族与周边各少数民族的联姻关系就普遍存在。西周的统治者就有许多娶羌族女子(多姜姓)、狄族女子(多隗姓)和戎族女子(如大戎、小戎)为妻的例子。在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统治者与周边各少数民族也常结为秦晋之好。关中的秦就与戎狄杂处,“或在中国,或在戎狄”[ 《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何休注。],秦与戎狄联姻,并吸收了戎狄的一些社会习俗而被山东诸国以戎狄视之。地处中原腹地的晋,也常与周边少数民族通婚。当年晋献公“娶二女于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 《左传·庄公二十八年》。]。后献公伐骊戎,得骊姬,娶之为妃,骊姬生奚齐,受晋献公宠爱。

   先秦时期,各族间杂处、通婚以及经济文化的交流,使得一些少数民族融进了华夏族。秦汉以后,中央政府更是将“和亲”作为一个调控民族关系的法宝加以运用,汉族与各少数民族间的联姻关系更为普遍,“和亲”政策成为不同民族双方订立政治盟约的一种形式,成为推动民族融合的政治策略。唐代远嫁外戚的公主之众多,莫之能匹,其使少数民族汉化之深远,亦莫之能比。唐人陈陶诗《陇西行》所云“自从贵主和亲后,一半胡风似汉家”,反映的就是这种因血缘渗透所导致的汉化现象。历史上有的王朝和政权为了消弭民族间的对立和冲突,甚至对“和亲”行为采取了强制手段。尽管将社稷安危系于纤弱女子,并非良策,也非人道,“岂能将玉貌,便拟静胡尘”[ 戎昱《咏史》。]。但是,和亲联姻事实上使得中华民族内部各族在血缘上形成了一种相互渗透的关系,这种关系进一步强化了各民族间同宗共祖的亲情意识,使得各民族对民族整体的认同感和向心力不断加强,并发展为中华民族这一整体凝聚的内在动力。

   其二,汉族与少数民族通婚,从而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融合于少数民族。这是在中华民族史上早就产生并长存不断的传统。虽然,中原王朝一般都拒绝“披发左衽”的“夷化”,但是,囿于实际需要,他们又不得不接受“胡服骑射”的方式,实现某种意义上的“夷化”。文献资料载,春秋时期,“始楚威王时,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庄蹻者,故楚庄王苗裔也。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欲归报,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还,以其众王滇,变服,易其俗,以长之”[ 《史记·西南夷列传》卷116,第2993页。]。楚国大将庄蹻率众入滇,其部下不少人与当地少数民族通婚,通过“变服”,“易俗”,融入当地少数民族之中。在以后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汉人“夷化”的现象时有发生。南北朝时期、唐代、元代、清代都有为数众多的汉人与羌、蒙、满、藏等少数民族成员通婚并融于少数民族。北魏时期,虽然少数民族的汉化是主流,但另一种趋势是部分汉人的鲜卑化。丞相高欢不仅有一个“贺六浑”的鲜卑名字,还娶了少数民族茹茹国的公主为妾。北齐时的高欢统治集团,是已经鲜卑化的汉族贵族,“神武(高欢)既累世居北边,故习其俗,遂同鲜卑。”[ 《北齐书•帝纪第一》。]在中国历史上,汉族与少数民族王室之间的通婚,不仅仅是王国与王国结成亲家,以增进血缘关系和相互感情,而且强化了文化认同。唐代边塞诗人岑参描写的“座参殊俗语,乐杂异方声”[ 岑参:《奉陪封大夫宴得征字时封公兼鸿胪卿》。]就包含着这种“夷化”情况。

   其三,各少数民族之间相互通婚而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融合同化。中国历史上的许多少数民族往往是由若干个民族融合而成,先后崛起于北方的匈奴、鲜卑、契丹、女真(满族)、蒙古等许多民族,就是吸收融入了众多的少数民族以后发展起来的。十六国时期建立夏国的匈奴铁弗部,“北人谓胡父,鲜卑母为铁弗”[ 《魏书》卷95《铁弗刘虎传》。],可见,通婚联姻是一种主要途径。其中,政治联姻是一种迫切需要。如,满蒙联姻,就是有清一代满清统治者为笼络羁縻蒙古封建王公贵族,处理满清民族关系奉行不替的政治手段,也是清朝统治者在全国范围内建立长达260多年有效统治过程中贯彻始终的一条政治路线。此外,聚居地域的联系,是规模化族际通婚得以形成的重要因素。如,主要分布在东北三省和内蒙古自治区的蒙古、满、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赫哲、锡伯等民族,除了与汉族通婚外,其族际婚姻主要发生在这几个民族之间;主要聚居区与西藏、四川、青海、甘肃等地的藏区相毗邻的羌、门巴、珞巴、土、裕固等民族,与藏族的通婚相对较多;而主要分布在贵州省内的苗、布依、侗、水、仡佬、土家等民族和主要分布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壮、瑶、仫佬、毛南、京等民族之间的通婚率都相对较高。[ 见李晓霞《中国各民族间族际婚姻的现状分析》,《人口研究》2004年第3期。]应当指出的是,各民族之间相互通婚还包含着中外民族融和的成分,其中以回族的形成、发展、分布最为典型。唐代自西方大食国东来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及大食军队,在中国经商、传教、学习中国文化,助唐平定“安史之乱”后,部分人定居中国。他们与汉人、回纥人通婚并传播伊斯兰教,历经五代和两宋,又从西北和东南沿海向内地扩散,成为元代以后的“回回人”。到了元代,中西交通空前发达,又有大批波斯人、阿拉伯人和其他中亚民族迁徙于中国,他们与汉、蒙古等族长期相处,互相通婚,形成了中国的“回族”。

   固然,在复合民族中,民族融合方式并非仅有通婚联姻,民族认同的要素中也不一定都存在血缘关系,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民族融合往往表现出不同的形式和特点。但是,通过血缘渗透这一主要途径,促进汉族与少数民族以及少数民族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相互交流和吸收,增进了民族的融合和力量的凝聚,强化了民族的认同,这是被反复证明了的历史。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许多民族和一些社会群体都或有意或无意地在自己的族类认同或群体认同中加入血缘成分,形成了所谓建立于思想意识的“拟制”血缘关系。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许多少数民族都认为自己和汉族有着共同的祖先,对此,史书并不否定。这一“共祖”思想在民族大迁徙、大融合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少数民族政权的首领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刘渊本系匈奴人,他建立后汉政权时却认汉人刘邦为太祖,说:“昔我太祖高皇帝(指刘邦)以神武应期,廓开大业。”[ 《晋书·刘元海载记》。]他在起兵反晋时提出的理由也是“吾又汉氏之甥,约为兄弟,兄亡而弟绍,不亦可乎。”[ 同上。]汉朝曾与匈奴和亲,结为甥舅关系,单于与汉朝皇帝约为兄弟之盟,刘渊据此认为,匈奴与汉人本为一家,后汉政权是以“兄亡而弟绍”的方式来继承汉王朝的。建立了夏政权的匈奴人赫连勃勃说:“朕大禹之后,……今将应运而兴,复大禹之业”[ 《晋书·赫连勃勃载记》。]。建立北魏的拓跋珪本系鲜卑人,却自认为是黄帝之后裔。《魏书·序纪第一》有云:“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之子,受封北上,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鲜卑人宇文觉创建北周时也说“其先出自炎帝神农氏。”[ 《周书·帝纪第一》。]

   此后,大凡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都自称与汉族出自同一祖先,并以中国正统自居。如北宋时,契丹族建立的辽,自称是炎帝子孙。《辽史·世表序》言:“炎帝氏、黄帝氏子孙众多,王畿之封建有限,王政之布无穷,故君四方者,多二帝子孙,而自服中土者,本同出也……辽本炎帝之后。” 建立西夏的党项人自称是北魏拓跋氏之后,自然也是黄帝后裔了。西夏立国时在给宋王朝的表章中说:“臣祖宗本出帝胄,当东今之末运,创后魏之初基。”西夏人还认为他们的皇帝与唐尧、汉祖有关。金章宗曾下诏规定各地对伏羲、神农、轩辕、少昊、颛顼、高辛、尧、舜、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等汉族始祖和帝王进行三年一祭,以表示“我国家绌辽、宋主,据天下之正”[ 《金史·礼志一》卷28。]。元代统治者虽然没有说自己是中国古代某一大人物的后裔,但丝毫没有自外于中国,也没有将别的民族摒弃于中国(元朝)之外的意思。中统元年(1260年),忽必烈即位伊始便下诏说:“左右万里,名王巨臣,不召而来者有之,不谋而同者皆是,咸谓国家之大统不可久旷,神人之重寄不可暂虚。”[ 《元史·世祖本纪一》。]显然他是以华夏正统者自居。清王朝虽然是以少数民族身份入主中原而建立的政权,但也处处以中国正统者自诩。除了在中国建立政权的少数民族之外,其他周边少数民族同宗共祖的兄弟意识也很强烈。如,我国北方的匈奴族,尧时称荤粥,周时称猃狁,都认为自己的先祖为夏禹的后裔;居处南方的苗、侗、白、布依、彝、纳西、拉祜、瑶等族,相传盘古是他们的祖先,壮、黎、水、畲等族则传说自己是伏羲、女娲之后。

   中华民族的这种自觉或不自觉地在血缘联系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同宗共祖观念,是使整个中华民族凝聚为一体的精神纽带和基础。正是因为有了它,中华民族才有了强固的聚合性,有了推动民族大融合、大凝聚的内在动力。同时,中国人的同宗共祖意识的血缘溯源指向是与“家”的观念连在一起的。中国人“家”观念的涵盖面较广,可以从最小单位的家庭一直扩展到民族、国家的层面,这便是血缘关系外倾化的表现。所以,在中华民族的理论与实践行为中,社会群体有一种家族化倾向。所谓“五百年前是一家”的同姓宗族、“亲不亲故乡人”的地缘群体和“家族式阶序”的各种关系,都带有一定的“拟制”血缘的色彩。

   在社会学、人类学的词典里,“血缘拟制”是一个重要术语。这一概念主要是指在由社会结合的人与人的关系中,生理和血缘上没有亲属关系的人们用与家和亲属相类似的阶序来设定他们之间的关系,学术上称之为血缘外延扩大,亦称之为“血缘拟制”。这一拟制的关系,在中国传统观念中较为流行,即使在现代社会中也能见到它的明显痕迹和重要影响。这类血缘外延扩大的主要社会群体表现形式,主要有宗族、同籍、同姓、行会以及师徒关系等。

   宗族,又称宗亲,通常是指同一父系祖先的若干直、旁系后裔所结成的亲属关系或群体。国外文化人类学研究者往往把这种亲属群体类比为较一般扩大家庭(extended family)更大的群体现象。1877年摩根就曾用“姓族”(Geris)一词来代替这种群体现象,认为它是出自于同一姓氏祖先的后裔。摩根的这种对“姓族”的界说,除了强调同一祖先的血亲关系之外,更突出了这一群体内部成员具有同一姓族名(a gentile name)或宗姓名。宗姓,为具有宗族关系的社会群体所享有的共同性象征符号。但同姓并不源于同一祖先,所谓“五百年前是一家”的说法,反映的是人们的一种虚拟的血缘认同。正因为有了这一认同,宗族组织通过同姓而扩大便成为了可能。例如,有的宗室祠堂,其顶礼膜拜者并非全部都有血缘上的关系,有的只是同姓而已。这样的宗室祠堂成了与杂姓神庙在本质上差别不大的存在物。像这种通过“同姓联合”的方式有意或无意地扩大宗族实力或群体实力的做法,在现代华裔中多有反映。

   宗族在血脉上表现为以父系血缘为主线,在功能上则体现为一定的地缘性和利益驱动性特征。在中国传统社会,较大的社会流动情况较少,对于地方社区的大部分乡民而言,其社会生活的领域被囿于一定的地域范围内,这也为拟制血缘的扩展提供了条件。闽台两地人类学和历史学的研究成果表明,当汉族先民移居台湾时,最初往往是根据方言群与祖籍地域的划分建立人际关系的。这也就使得早期的台湾宗族并不是建立在纯粹的血缘关系上,而是根据来自同一地域或同姓关系建立起来的“合约制”宗族。早期大陆人初渡台湾,大多只身而往,并非举族同迁。身居异地,为了安全与防卫,他们必须聚众而居,所以,来自同籍的同姓聚集成的“合约制”宗族便自然承担起社会群体整合的某些功能。二十世纪下半叶,台湾出现的很多宗亲会都是以同籍为条件的宗族组织。这种以地缘关系为基础和纽带结合起来的宗族,血缘意识虽明显淡化,却披着血缘关系的外衣,其凝聚力和整合力可以与具有真正血缘关系的群体相比肩。这也是大陆以外华人社会的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体现途径与方式。

   与村落社会中的宗族组织相对应,在城市控制工商业和民间社会的重要组织是行会。行会又称行帮(Guilds),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商人、手工业者为了保护同行利益,以业缘为基础组织起来的一种社会团体。行会分为商业行会和手工业行会两种,如商会、作坊等。商会、作坊以及其他行会内部的上下级关系几乎类似于家庭的尊卑长幼关系。下级行会与上级行会的关系,虽互有区别,但在家庭制这一点上是相似的,行会中的师徒关系如同父子关系。与宗族集团中的祖先崇拜相对应,行会集团中有行业神的崇拜,即祖师崇拜。行会把祖师看作行业的祖宗进行祭祀拜谒,以祈求庇佑,赐予技术与财富。这种祖师祭拜的形式,既强化了对同行信仰的崇拜,也加强了行会的凝聚力。

   中国民间社会中的血缘关系和由血缘“拟制”形成的社会横向联络组织,是中华民族群体分类中一类不可小视的重要部分。它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具有统一协调、群体整合的功能;它能提供安全保护、困难帮助和思想交流,使其成员具有较强的“内团体”意识和归属感。这类组织的现实功利意义在于利用血缘关系或拟制血缘关系来扩大联络交往范围,凝聚群体力量,其思想行为倾向对于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和发展存在着或积极或消极的影响,是协调与整合中华民族内部关系必须关注的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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