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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中华民族内部的协调与整合
2013-04-02 15:55:07 来源: 南方网  暂无网友评论

三、互补互动的经济关系

   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凝聚成一个有机的整体,除了固有的政治格局、文化渊源和血缘观念之外,还有经济上的深刻原因,这就是古往今来各民族群体之间在经济上的互补互动的依存关系。

   当我们断定民族是一个“人类的共同体”时,就断定了这个共同体具备了共同的语言、地域、经济生活、心理素质等共同特征。其中,地域经济条件是民族共同体形成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从地理环境上看,中国背靠亚欧大陆,面临太平洋,这种地理位置加上巨大的经纬度差异,令中国自然环境的地域差异非常明显。当中国进入到农业社会后,这种差异直接导致了两种不同的经济类型——农耕种植业和游牧狩猎业。从民族分布来看,汉民族基本上从事于农耕种植业,少数民族则大多从事游牧狩猎业。

汉民族主要分布于长城以南、青藏高原以东的平原地区。这片广大的区域属于中国东部季风区,季风影响显著,降水较丰富,雨热同期,新构造运动上升幅度不大,海拔超过2000米的山岭不多,有广阔的冲积平原。这一自然地理环境有利于种植业的生产。尤其是黄河中下游平原,在西周时期,平均温度比现在高2℃,属亚热带气候,地势低平、湖泊众多,河网密布,土壤肥沃,发源于黄河流域的汉族人民很快就适应了这里的自然环境和条件,掌握了种植技术,发展了农耕业,并将其不断向南扩展,越过南岭直达南海。农耕业的扩展过程,也正是汉民族的扩散发展过程。随着农耕区的扩大,汉民族的活动范围也从黄河流域扩大到整个季风区。农耕业的发展虽然依赖于自然环境,但收获的粮食可以长时间保存,这大大提高了汉族人民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农耕种植业的稳定性促进了人口的增加、经济的繁荣、社会的稳定,从而为汉民族创造灿烂的文化提供了有力的物质保证。北方游牧民族所在的地区是广阔的温带草原,地形起伏平缓,气候的大陆性强,冬季受强大的蒙古高压控制,异常寒冷,夏季风又难以到达,终年干旱少雨,自然环境条件较差。“随水草放牧,居无常处”“食肉饮酪、以毛毳为衣”[ 陈寿:《三国志•魏书三十·乌桓鲜卑东夷传》。]的社会生活,令北方游牧民族人民“俗善骑射,弋猎禽兽为事”[ 陈寿:《三国志•魏书三十·乌桓鲜卑东夷传》。],他们“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 《史记•匈奴列传》。],较之以植物性食物为主的汉族人更为勇猛强悍。而在那一望无垠的荒原沙漠上,“风头如刀面如割,马毛带雪汗气蒸,五花连钱旋作冰”[ 岑参:《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的自然条件,则造就了北方游牧民族粗犷的性格和强健的体魄。因此,北方游牧民族虽然在经济文化水平上落后于汉族,但是,其战斗力却远远强于汉人。

   不同的经济类型具有一定的互补性。一般来说,农耕民族以种植业为主,兼养家畜,经济稳定,基本上能够满足自身的生活需要,但也向往游牧民族优质的畜产品。游牧民族在茫茫草原上放牧牛羊,畜群为主要的生产资料,产品相对单一,需要与农耕民族进行频繁的交换,换取农耕产品和手工业品,以补生活之需。特别须要指出的是,在历史发展的任何时期,两大河中下游发达的农耕经济,一直对周边地区各族群起着凝聚的作用,具有很强的吸引力,而周边各族群则相应产生出对以农耕经济为主的汉民族的亲和力。这种农业文明蕴藏的力量,使许多进入汉族地区农业社会里的民族不同程度地融入汉族之中,进一步促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稳定和发展。

   历史上,我国各民族间的经济交往是多形式、多途径的。总体而论,大致可以归纳为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官方层,如移民实边、屯垦等。第二个层次则是民间层,即除了跨地区的官方贸易以外,更主要的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自主互助、互惠、互利。无论在什么时期,即使在分裂和战争年代,这两个层面上互通有无的经济联系也未曾中断过。这是汉族与各民族人民经济联系的纽带,也是各族间相互依存、彼此融合、不断增强凝聚力的重要经济基础。

   从秦汉到明清,历代统治者出于开拓边疆、巩固边防和发展经济的需要,频繁地从各地向边地移民。以敦煌的古代发展史为例:汉武帝消灭匈奴后,采取“嵌型战略”,于公元前139年派大将张骞开始艰难的“凿空”之举,首次沟通了向来闭塞的西方各国。公元前127年统一河西后,汉武帝设立了河西四郡,并修筑了东起永登罗城滩、西到罗布泊楼兰古城的烽燧亭障,开通了丝绸之路。敦煌的阳关和玉门关成为中原通向西域的两个边塞“耳目”。西汉政府的开边屯垦政策使敦煌出现了繁荣昌盛的景象,令其发展成为西北军政中心和文化商业重地。隋朝统一全国后,结束了西晋以来三百余年的分裂局面,在敦煌举办了有西域各国商贾参加的商贸交流会,并遣将西驻,移民实边,开垦农田,敦煌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和安定。公元1036年,西羌后裔党项族攻占河西走廊,自此,“白上大夏国”统治敦煌达190余年。但西夏统治者采用汉族地区的先进技术和生产经验,使河西保持“民物富庶,与中州不殊”的水平。1226年,蒙元大军攻占敦煌,设置河渠同治管理农田水利,瓜州屯兵济济,营寨栉比,屯垦大军遍布党河、疏勒河流域。1715年,清兵收复了整个河西,清政府重视边关开发,调集、迁徙大批军民至瓜州一带开垦农田。仅1725年一年内,就先后把甘肃52县的2400余户汉民迁至沙洲屯垦。1736年(雍正末年),沙洲耕地扩展到10余万亩,并引党河水分十渠灌溉,形成沙漠绿洲。

   移民实边和屯垦,是历代统治者稳定疆域、发展经济的重要手段。中国宁夏从来就是一个移民地区,从秦朝开始,国家有计划地移民一直不断。现在宁夏的主体民族——回族,其实就是元朝以后移民至此的。进入20世纪以后,响应国家号召来到宁夏的新移民更是来自五湖四海,因而有“宁夏有天下人”之说。移民和屯垦带来了经济的发展与繁荣,宁夏首府银川虽地处西北一隅,人们的生活却非常时尚,就是因为移民文化带来了和外界的沟通,工业移民的涌入,把工业文明的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也带进了宁夏人的生活之中。

   应生存和发展之需,不同经济类型和经济区域之间、分布在不同经济区域的不同民族之间自然形成了一种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的关系。这种关系使汉族地区与周边少数民族地区之间的经济交流和贸易往来成为必要。边境的“关市”则是维系这种互补和依存关系的重要途径。“关市”是中国历史上不同民族或不同地方割据政权和人民之间的一种特殊的经济交往与沟通形式。从秦汉到明清,边境地区的“关市”一直没有中断,虽然这种“关市”的地点和规模要受到中央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之间关系情况的影响,但即使是在双方处于战争、冲突状态的非常时期,关市都不曾中断。如,马邑之谋失败后,汉匈之间断绝往来,但“关市”仍然开放,“自是(马邑之谋)后,匈奴绝和亲,攻当路塞,往往入盗于边,不可胜数。然匈奴贪,尚乐关市,耆(嗜)汉财物,汉亦通关市不绝以中之”[ 《汉书·匈奴传》,第3765页。]。事实上,“关市不绝”并非因为“匈奴贪”,而是因为“关市”起到了汉匈之间在经济和生活上互补的桥梁作用,符合汉匈人民的利益要求,故双方互市在战争状态下仍能存在着。历朝历代,政府对“关市”的存在也大都采取支持或默许的态度。如,北魏在讨论是否与北方的柔然族开关互市时,左丞元孚就说:“贸迁起于上古,交易行于中世。汉与胡通,亦立关市。今北人阻饥,命悬沟壑,公给之外,必务市易,彼若愿求,宜见听许。”[ 《魏书·临淮王谭附孙孚传》卷18,第425页。]如果中央政府采用强制手段禁止边境互市,那么就会引起周边各民族的强烈不满,甚至以发动战争来要求双方互市。这种开关互市的形式,到宋代发展为榷场贸易。如,宋辽之间在澶渊(今河南濮阳县西南)之盟后,双方达成协议,在河北沿边开放了雄州(雄县)、霸州(霸县)、安肃军(徐水)、广信军(保定西北)四处榷场。宋方以香药、犀角、象牙、苏木、茶叶、绢帛、粳糯、瓷器、麻布和“九经书疏”等主要商品,与辽方的羊、马、骆驼、银两等交换。尽管宋辽双方都对一些物质的交流严加控制,如宋方严禁硫磺、焰硝、水银、丹漆等物质进入榷场,辽方则禁止皮裘、粮食等出口,但这并不影响“关市”的存在。

   在中国古代,“朝贡”虽然是一种中央政府的带有强制性的行为,但它却有一定的经济往来,带有一定的贸易性质。这种官方的带政治色彩的朝贡,常常是周边各族向中央政府进贡土特产,而中央政府则将布帛、金银、粮食、茶叶等以赏赐的形式来回赠。《新唐书·食货志》记载:“时回纥有助收西京功,代宗厚遇之,与中国(唐朝)婚姻,岁送马十万匹,酬以缣帛百余万匹。”[ 《新唐书》卷51,第1348页。]唐与回纥之间这种半是朝贡半是互市性质的马绢交易,数量如此之大,说明这种朝贡性质的贸易具有相当的规模。

   除官方的榷场交易和朝贡外,在沿边地区还存在着大量的自相往来的民间贸易。茶马互市就是西北历史上民间贸易的重要形式之一,是一种农耕民族与畜牧业民族之间互补互利型的经济交往,在我国商贸史和民族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据《封氏闻见记》载,唐代除南方盛产茶叶并普遍饮茶外,中原地区也无不卖茶和饮茶,当时的饮茶现象已经发展到“穷日夜尽,殆成风俗,始于中原,流于塞外”的地步。唐代就有“因南临茶山,县以为名”的例子[ 《元和郡县图志》卷29《江南道·茶陵县》。]。陆羽撰写的《茶经》,标志着茶学的出现。茶始征收税,则意味着有了比较系统的茶政;茶业开始销边,便开始了茶马互市。西北地区包括茶马互市在内的民族之间的贸易具有持续时间久、分布范围广、涉及民族多、内容丰富等特点。除了“官市”和“民市”之外,各民族、各地区之间的经济技术交流也是经济互补的重要方式。从汉代的张骞将坎儿井技术传往西域,到元代黄道婆将海南黎族的棉纺织技术传入内地,使“衣被天下”,这种经济技术交流一直没有中断过。“关市”也好,经济技术交流也罢,它们除了互通有无的商贸涵义之外,还具有强化民族凝聚力的重要意义。

   无论是边关互市、朝贡贸易形式的经济往来,还是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经济技术交流,抑或是不同阶层、不同职业的经济互补,都说明不同民族、不同经济地区存在着一种相互依存、互为补充的密切关系,说明自古以来中华各族在经济上就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在经济交往中,每个民族都对整个中华民族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且不论作为“立国之道”的汉族的农耕技术和理论,少数民族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也都有许多突出的贡献。据《本草纲目》所录,芝麻、蚕豆、大蒜、胡罗卜、酒杯藤、安石榴、番红花、葡萄、棉花等经济作物都是从少数民族地区传入中原地区的;据《太平御览》记载,盐、铁、铜器等也是少数民族发明和研制的。特别是少数民族的养马驯马技术和棉花种植纺织技术传入汉族之后,对中国的畜牧业和纺织业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中华各族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经济上的依存、互补关系,是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能凝聚成一个整体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节 中华民族内部整合的历史经验

一、倡导平等的思想观念

亲和力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三个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对于由56个民族组合而成的统一的中华民族而言,其民族间的亲和力尤为重要。民族间的亲和力来自内部各民族间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互助合作、和睦相处、荣辱与共的整体感和依赖感。这种整体感和依赖感只有在平等相待之中才会得以产生和保持,而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则是破坏这种民族亲和力、引起民族矛盾和民族冲突的最根本的原因。在中国古代,一些汉族统治者持大汉族主义思想,常对少数民族予以歧视和压迫,从而引发了民族之间特别是周边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矛盾,造成了民族间的冲突和社会的动荡,导致了民族离散力的增长,削弱和破坏了中华民族内部各民族间的亲和力,也影响了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发展。

   先秦时期,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华夏族在文化上得到高度发展,诸夏的民族意识也变得极为强烈。华夏族文化上产生了强烈的优越感,对周边少数民族便时有歧视的表现。齐桓公时的管仲说:“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 《左传·闵公元年》。],认为“夷狄”贪得无厌,只能用武力使之屈服,采取“戎狄是膺,荆舒是惩”的武力征服政策[ 《诗经·鲁颂·閟宫》。],因而造成当时激烈的民族矛盾和冲突。“夷狄也,而亟病中国,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 《春秋公羊传·僖公四年》。]这种冲突对社会的安定和民族间的和睦统一带来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引起的冲突不仅对少数民族来说是极大的不幸,而且也给汉民族或中央政府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汉元帝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昭君出塞与呼韩单于和亲,从而结束了自汉武帝以来汉匈之间长达近百年的武装冲突,恢复了汉初实行的“和亲”政策。此后,汉匈之间“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亡干戈之役”[ 《汉书·匈奴传》卷94,第3833、3826页。]。然而,篡汉的王莽却一反传统的联盟,对少数民族采取各种歧视政策。为了显示自己的威德,王莽收回西汉政府授予各少数民族的印玺,颁发新室印绶,把原来汉朝所封的“王”尽改为“侯”,并且用侮辱性的称谓来称呼少数民族。如改匈奴单于为“降(恭)奴单于”,改高句丽为“下句丽”。特别是强行取消匈奴各部的自治权,不顾匈奴族的社会条件,改匈奴与汉朝的臣属关系为直接的君臣关系,结果引起了各少数民族的普遍不满和反抗。为解决危机,王莽又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募兵30余万,分道出击,征高丽,伐匈奴,击句町,这些战争不仅加重了中原人民的负担,而且引起各民族的激烈反抗。匈奴各部大规模入侵边塞,杀死雁门、朔方太守及都尉,掳掠吏民、牲畜不可胜数。由此,汉民族与周边各族的和睦关系被频繁的冲突、战火所代替,“数年间,北边虚空,野有暴骨也”[ 《汉书·匈奴传》卷94,第3833、3826页。]。民族矛盾的激化导致社会矛盾的进一步激化,使整个民族陷入大规模的社会动乱之中。

   对于这种因民族歧视、民族压迫引起的灾难和不幸,有识之士十分焦虑,他们希望各民族之间能平等相待、一视同仁,因而,极力倡导在中华各民族的交往中持民族平等的观念。这种观念的产生并非根源于对民族本质的认识,而是基于对各民族共有的“人性”的一种思考。虽然,汉以后,作为官方统治思想的儒家学说也强调华(汉族)夷(少数民族)之辨,且认为“内诸夏而外夷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左传·成公四年》。]。但在儒家思想中,“华”与“夷”主要表现于文化、礼仪上的分野,而不是种族、民族上的高下。即“所谓中国有恶则退为夷狄,夷狄有善则进为中国,中国与夷狄可以互易,不是无可改变,这里的所谓善与恶,是以礼仪作区分”[ 关履权:《大一统思想与中华民族的凝聚》,载《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首次学术谈论会论文集》,香港汉荣书局1991年版,第163页。]。认为“四海之内皆兄弟”,“华”与“夷”都是可以互易的开放性系统,它们之间只是知识文化发展水平的不同,民族之间文化、生活习俗存在差异的原因是“习相近也,习相远也”[ 《论语·阳货》。],并不存在种族上的优与劣。因而在民族关系和民族政策上主张“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 《论语·季氏》。],用“文德”而非暴力来调节民族间的关系。

   蒙古族人尹湛纳西说:“大凡阳光能照到的地方,都有圣贤出世”,各民族虽风俗信仰不同,但都有“一种公理和美德”[ 引自肖万源主编:《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史》,安徽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18页。]。藏族的僧侣们和中原的禅宗大师们则从佛性的角度认为“一切众生之本心本体,与佛无别,平等平等”[ 《藏密气功》,求实出版社1989年版,第52页。],“人即有南北,佛性即无南北,……佛性有何差别”[ 法海本《六组经坛·序品》。]。

   被各少数民族尊为“天可汗”的唐太宗曾从民族融合、政治稳定的高度论述了民族平等的重要性。他说:“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疑异类。盖德泽洽,则四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仇敌。”[ 《资治通鉴》卷197,《唐纪十三》。]“德泽洽”即不分彼此,一视同仁。绥之以德,则汉“夷”各族团结融洽,犹如一家;猜忌多,互不信任,歧视侮辱,便只能造成仇恨和冲突。唐太宗不仅在口头上反复表示要对各民族“犹如一家”,而且在处理民族关系的具体过程中基本上贯彻了汉、“夷”无别、一视同仁的原则。在用人问题上,他针砭古人皆贵中华的偏向,将其匡正为“不贱夷狄”的政策,不仅重用汉族的有识之士,而且大胆任用少数民族人才为各级官吏,以至宋祁等编撰《新唐书》时,专立《诸夷蕃将列传》,以显示“夷”族将领在太宗时代所占有的重要地位,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唐太宗“汉夷并重”的用人政策。此外,他还对汉、“夷”将领采取同样的秉公赏罚,对各族上层统治者采取一视同仁的政策,对汉、“夷”被俘的百姓给予同样的抚恤和照顾政策等。唐太宗在总结自己成功地处理民族问题的经验时曾说过:“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 《资治通鉴》卷198,《唐纪十四》。]他将“依朕如父母”的民族团结局面形成的原因归之于对四夷各族做到了“爱之如一”,充分表现了他的民族平等观。

   唐太宗这种不分种族、“爱之如一”的平等观念及其处理民族问题的成功经验对后世君臣有着深刻的影响。随着历史的发展,平等相待为民族团结统一之前提的思想逐渐成为明君贤臣和各民族有识之士的共识。如推翻元朝统治的朱元璋虽然在起义时以“驱逐胡虏,恢复中华”为口号,但他称帝后就立即宣布:“朕既为天下主,华夷无间,姓氏虽异,抚字如一。”[ 《明太祖实录》卷53。]明成祖继承这一思想,说“华夷本一家”,“天之所覆,地之所载者,皆朕赤子,岂有彼此”[ 《明太祖实录》卷127。]。以少数民族身份入主中原的清朝,虽然也如元朝一样推行过“贵夷贱华”的民族歧视政策,但清军入关不久,即诏谕户、兵两部曰:“朕出斯民水火之中,统一天下,满汉一家,同享升平,岂有歧视之理”[ 《清世祖实录》卷31。]。此后,清代康、雍、乾几代君臣都多次宣称要“不分满汉,一体眷遇”[ 《清世祖实录》卷90。],清末民初时还颁布了满汉通婚之上谕。尽管事实上仍是“夷”、汉有别,这些诏谕带有一定的虚伪性、欺骗性,其目的旨在缓和民族矛盾,稳定其统治基础,但它毕竟对“贵夷贱华”的民族政策有所矫正。在中国古代和近代,虽然民族歧视、民族压迫政策和思想时有抬头,不可避免,民族权利平等的思想却为各族有识之士所普遍认同。

   可以说,平等问题是人类社会的一个中心问题,对于平等的追求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基本价值诉求,也是古往今来的正义者所确立的一个基本原则。民族平等的观念,是化解民族间的矛盾,协调民族关系,增强民族间亲和力的基础,也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是造成一些民族剥削另一些民族的原因,是民族不平等不团结的社会经济基础,也是产生民族纠纷的主要根源。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70页。]这是在对以私有制为基础的阶级社会进行深刻分析而得出的结论。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者论述民族平等问题的主要出发点是,在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时代,世界上出现了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代表压迫民族的统治阶级对其他被压迫民族实行殖民统治,推行经济剥削和文化奴役的政策。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各民族的工人和劳动人民进行革命斗争,是为了推翻剥削制度和消除民族压迫,建立社会主义和实现民族平等,是为了各民族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享有平等的公民权利。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从建党开始就十分重视民族平等问题,把它看作中国革命问题的一部分。1923年,中共中央对国民党代表大会提出了关于民族平等的正确建议:“对外反抗侵略主义列强加于我人之压迫,对内解除我人加于殖民地弱小民族(如蒙古西藏)之压迫。”这就是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中所谓“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之由来。1938年,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报告中又明确提出:“允许蒙、回、藏、苗、瑶、夷、番各民族与汉族有平等权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各族人民对外反对帝国主义压迫,对内消灭民族压迫制度,实现了民族解放和民族平等。建国以后,《共同纲领》和《宪法》又都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1951年,政务院发布指示,对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一切加于少数民族的称谓以及有关少数民族的地名、碑碣、匾联等,如果带有歧视和侮辱少数民族意思者,应分别予以禁止、更改、封存或者收管。中共中央宣传部、统战部、国家民委也发布了关于在宣传报道和文艺创作中防止发生丑化、侮辱少数民族事件的通知,对干部和人民群众中残留的歧视或侮辱少数民族的思想,反复进行教育、检查和纠正,让中华民族内部民族间的凝聚力不断得到增强。

   中华民族内部民族间的凝聚力,首先表现为汉族与周边少数民族之间的吸引力和向心力。这种吸引力和向心力如果强大,就会促进和推动不同民族间的亲和力,使整个中华民族凝聚成一个强大的整体;如果汉族与周边少数民族间关系紧张,离心离德,这种离心倾向势必破坏民族间的亲和力,从而使整个民族处于一盘散沙的离散状态。因此,处理好民族间的相互关系首先必须处理好汉族与各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而处理好汉“夷”之间的关系就要努力消除或限制作为民族歧视思想根源的大汉族主义的情绪(当然,少数民族也要警惕狭隘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的倾向),倡扬一视同仁的民族平等观念。为此,1953年3月,针对尚存在着的民族歧视问题,中共中央向全党全国发布了《关于批判大汉族主义的指示》,“深刻批评我们党内在很多党员和干部中存在着的严重的大汉族主义思想,”要求党的干部要“学好中央民族政策”,“以期一步一步地解决好”各地存在着的民族问题,[ 毛泽东:《批判大汉族主义》,《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五卷,第76页。]让“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民族歧视”,让我们的民族政策是“真正的民族平等”[ 《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三卷,第246、362页。]

   应该说,所谓民族平等是民族平等原则在政策和实践两方面的体现,它理应有两个层次上的含义:一是各民族的权利平等,即各民族在政治上、法律上的平等,这是较浅层次上的平等;二是各民族间事实上的平等,即各民族在经济、文化等发展水平上达到基本一致,这是较深层次上的平等。现阶段,中国的民族平等现状基本上还处于第一层次,即各民族都是中华民族统一大家庭中的一员,都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以及法律规定的公民享有具体的合法权益。但是,各民族在经济、文化等发展水平上尚有较大差异,需要进一步协调和调整。

   当然,平等的观念不应只是体现于民族之间,也应体现于人与人、群体与群体、地区与地区之间。故而,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平衡区域经济发展,协调不同利益群体关系,也是当今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积极倡导平等观念的具体体现。对此,下面有专题论述,这里暂不述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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