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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中华民族内部的协调与整合
2013-04-02 15:55:07 来源: 南方网  暂无网友评论

三、发扬“互助”的优良传统

   中华民族内部关系的协调整合不是仅就民族而言,地区与地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协调,对于中华民族在思想、精神和力量方面的凝聚同样十分重要。中华民族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家庭,人们亲如骨肉,情同手足,素有团结互助的优良传统。就团结与互助而言,团结以互助为途径,互助以团结为目标,二者相辅相成;从“互”与“助”来看,“互”以“助”为措施,“助”以“互”为要求,二者相得益彰。民族的凝聚需要团结,凝聚与团结需要互助。

   所谓“互助”,首先是就贫困而言。贫困是当今世界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所谓贫困,不仅指收入水平不足以维持人的基本生活,而且还包括因缺乏保障而导致的抗风险能力差以及文化教育科技水平低的状况。这就是说,贫困至少包括两种情况,一是收入贫困,一是能力贫困。这二者之间的关系是,收入贫困是贫困的表现形式,能力贫困是贫困的直接导因,能力贫困会导致收入贫困,收入贫困又会使能力贫困进一步地恶化。一个没有能力解决温饱问题的民族和地区,是无法奢谈和谐与发展的。缓解和消除收入贫困和能力贫困,最终实现全民族的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华民族凝聚全民族力量的根本要求。因而,扶持贫困地区,尽快地改变其贫穷面貌,提高其致富能力,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也是党中央、国务院的一贯方针。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的扶贫工作,不仅大幅度增加了扶贫投入,制定了一系列扶持政策,而且对先期的扶贫工作进行了改革与调整。1994年始实施的《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决定在20世纪末的7年时间里,基本解决8000万人的温饱问题。这无疑对加快中国贫困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加强民族团结,促进社会稳定,凝聚民族力量,实现共同富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为配合落实《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在1994年4月全国工商联七届二次常委会上,10位民营企业家联名发表了“让我们投身到扶贫的光彩事业中来”的倡议书,共同倡议创建以扶贫开发为主题、以互惠互利、自觉自愿为原则、以帮助“老、少、边、穷”地区开发资源、兴办企业、培训人才为主要内容的“光彩事业”。对这一顺应时代发展趋势和国家发展战略部署的新生事物,中央统战部和全国工商联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大力的支持,迅速确定了把光彩事业“办大、办好、办出成效”的工作方针,下发了《关于大力推动光彩事业的意见》,并及时成立了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采取一系列措施,推动光彩事业在各地蓬勃发展。光彩事业以广大非公有制经济和民营企业人士为主体,港、澳、台、侨、工商界人士共同参加,与贫困地区共求发展、共谋利益、共创利润、共享文明安乐,先富帮后富,以期凝聚最大力量,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在大力开展系列扶贫活动的推动下,中国贫困现象明显缓解,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除少数生活在自然环境恶劣地区的特困人口以及部分残疾人以外,全国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已基本解决。扶贫开发,使得中国在短短10多年时间里解决了2亿多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这在中国历史上乃至世界范围内都是了不起的成就,它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也充分展示了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强大作用。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给贫困地区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更加广阔的前景,但在此过程中,贫困地区与沿海发达地区的差距也在扩大。在这种新形势下,抓紧扶贫开发,尽快改变其经济、文化的落后状态,解决以至彻底消灭贫困,不仅关系到贫困地区经济的振兴、市场的开拓、资源的开发利用和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而且也关系到社会安定、民族团结的大问题。因此,中国政府在2001年颁布的《中国农村扶贫发展纲要》中,特别强调了2001年至2010年在能力扶贫方面的内容和途径:继续把发展种养业作为扶贫开发的重点,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进一步改善贫困地区的基本生产生活条件,积极稳妥地扩大贫困地区劳务输出,稳步推进自愿移民搬迁,鼓励多种所有制经济组织参与扶贫开发;同时,进一步加大科技扶贫力度,努力提高贫困地区群众的科技文化素质。

一些地区所以贫困,原因很多,如自然或人为因素所导致的灾祸等,但归根到底是文化科技的落后。因此,“互助”主要还是针对文化科技程度低和“造血”能力差而言的,此种“助”主要是指科技扶贫。当下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大。农村人口收入低必然导致受教育程度低,而受教育程度低又必然导致文化素质差,这种情况已经在某种程度上严重阻碍了中国的发展。科技扶贫,是由国家科委在反贫困战略中提出的一项重要举措。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率先在农村起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建立激发了农民劳动致富的热情,使中国农村的生产关系发生了一次重大变革。进入80年代以后,乡镇工业发展迅猛,农业经济空前活跃。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商品化使得农民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科学技术的重要,农村普遍产生了对科学的需求和渴望。1985年,中国政府在全国实行科技体制改革,进一步明确了“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科技发展方针,为广大科研院所和科技工作者面向农村经济主战场、向农村推广科技成果、帮助农村发展经济提供了契机。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70%,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增强民族凝聚力以振兴中华的关键。从顺应全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形势和农村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出发,1985年,国家科委向国务院提出“抓一批短、平、快科技项目促进地方经济振兴”的请示,要求启动“星火计划”,使科技的星星之火,燃遍中国的农村大地。1986年初,中国政府批准实施了这项计划,各地派出科技扶贫团,配合当地政府组织科技扶贫工作。此后,国家的每个五年计划中都有科技扶贫的有关规划,对科技扶贫的指导思想、根本宗旨、主要目的、工作任务和实施重点、基本措施等提出设想,要求应用成熟的科学技术和现代管理科学,增强贫困地区农民的开发创新能力,大幅度地提高贫困地区资源开发水平,求得最佳的经济和生态效益,促进贫困地区商品经济发展,加快农民脱贫致富步伐。1997年12月,为促进贫困地区人力资源的合理开发,经贸部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与科技部中国农村技术开发中心合作,利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援助,设立并启动了“中国科技扶贫模式示范推广能力建设”(CPR/96/214)项目。项目目标是在3年项目期内重点解决涉及全国6个省10个县1.5万户6万农民的温饱问题和科技贫乏问题。

   科技扶贫始终把加速科技成果在农村的扩散传播和运用作为重点任务,通过普及科技知识,引入和大规模推广适用的先进技术,开展科技成果试点示范和转化应用,极大提高了农民学科学、用科技的热情,显著增强了贫困地区的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有效促进了农民收入的增加。同时,科技扶贫始终坚持以科技为先导,以资源为依托,集中科技力量解决产业发展中的关键技术问题,促进了文化贫困地区的农业产业化,形成了一批具有较高技术水平和较大规模的区域性支柱产业,提高了贫困地区的“造血”能力。据统计,至2003年底,中国实施“星火计划”项目逾12万个;建成了134个国家级星火技术密集区和227个国家级星火区域性支柱产业;建立了5000多个培训基地,相继培训了近7000万星火技术人才;取得了有目共睹、有口皆碑的成就,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使中华儿女增强了团结,增进了友谊,在此之中,中华民族凝聚力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

   “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 陶渊明:《杂诗》。]把友情当作亲情,把国难当作己困,是海内外中华儿女的传统美德。事实上,“助”不仅是大陆人民的行动,海外华侨华人也有此义举。无论是拯救民族的革命时期,还是振兴中华的建设时期,这种义举从未停止。近代以来,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内统治阶级的腐败,中华民族掀起了一系列救亡运动和革命运动,无论是康梁发动的戊戌变法,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反对袁世凯的护法斗争,还是打倒军阀统治的北伐战争,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抗日战争,都有华侨华人的积极参与。他们为中华民族的救亡运动和革命运动提供了大量的经费,开展了各种形式的宣传和组织工作,有些人还回国参加斗争,有的甚至献出了生命。19世纪下半叶,中国开始了现代化进程,各种性质和形式的现代企业,包括现代工业、商业和交通运输业等相继出现,海外华侨华人在这一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据不完全统计,从1862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华侨投资国内企业约25510家,投资金融折人民币约6.4亿,平均每年达700万元之多。为中国兴办了一批现代工业,修筑了一批铁路、公路和城市有轨电车,还兴办了一批商业公司和金融机构,大力支持了祖国的经济建设,促进了祖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此外,华侨华人一向有向心祖国、造福乡梓的愿望和传统。他们回国办学校、医院、图书馆、体育馆、电影院、老人院等文教和公益事业,希望能改变祖国的落后面貌,造福中华民族。

仅就办学而言,华侨华人捐资祖国兴办学校的历史悠久,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以后不断发展,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有陈嘉庚先生。陈先生于1894年捐资创办惕斋学塾,以后陆续在集美兴办小学、中学以及师范、水产、航海、商业、农业、国学等专科学校,形成了闻名中外的集美学村,并于1921年创办了厦门大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政府鼓励和支持华侨华人在家乡办学,形成了华侨华人捐资兴学的新高潮,出现了一大批华侨华人捐资的各类学校。自70年代末始,在改革开放政策的鼓舞下,华侨华人捐资办学的积极性进一步高涨,各类侨资、合资的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创办起来。其中独资的有汕头大学和宁波大学;由华人捐资与当地政府联办的有黄河大学、海南大学、五邑大学、中山大学孙文学院、嘉应大学、温州大学、江南大学、漳州大学、闽西大学等;由华侨华人社团集资办学的有燕京华侨大学、黎明大学等。华侨华人还在国内捐资兴办了大批中学、小学和职业学校,为祖国培养人才、提高中华民族文化素质贡献了巨大的力量。

   应该说,对于中华民族而言,“互助”是一种传统美德;是一种协调内部关系的实施途径,也是一种凝聚民族力量的有效方式。通过“互助”,人们的思想交流了,感情贴近了,民族凝聚的力量也自然而然地得到了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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