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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对外关系与中华民族凝聚力
2013-04-02 15:59:47 来源: 南方网  暂无网友评论

第九章 对外关系与中华民族凝聚力

 

   从民族过程的发展轨迹和趋向来看,任何民族的存在都不是孤立的,与世隔绝的,它必然要与其他民族发生接触和交往。随着社会的进步与生产力的发展,这种接触和交往也就日趋扩大与频繁。可以说,民族的发展史也就是其对外交往范围不断扩大的历史。中华民族也不例外。自汉代以来,中华民族就与世界上许多民族、国家有了正式的往来。在对外交往过程中,既有官方的交往,也有民间的往来,既有和平友好相处,也出现过敌对状态和战争。对外关系及其政策成为制约中华民族凝聚力增强与发展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或促进、或阻碍民族凝聚力的发展。同时,不同时代对外关系的主题也反映了一定时代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状况。

   

第一节 对外关系与民族发展

一、对外关系是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条件

   (一)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外部因素

   民族是一种客观实在。民族成员不可能通过自我封闭的方式而聚合、形成民族。从民族的起源看,世界上除了少数和极个别例子外,绝大多数民族都是在与其他族体不断发生关系中形成与发展起来的。诚如一些学者所说:“民族聚合以民族交往始。”①中华民族就是由众多的氏族、部落、民族在长期的相互联系、交往中逐渐融合而形成和壮大的,呈现出多源多流、源流交错、反复汇聚等特点。就中华民族的主体汉族而论,其本身也是融合了多个民族的血统而形成的,并在数千年中,不断吸收其他民族成分及其文化而发展壮大的,从一定意义上说,民族是对外交往的产物。又如回族,它是以元代东来的中亚、伊朗、阿拉伯诸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成分为主,也包括了唐、宋以来久居中国的阿拉伯、伊朗等国的穆斯林商人,并且吸收包括了汉、蒙古、党项等许多民族成分而形成的。②对外关系在中华民族及其凝聚力的起源、形成、发展进程中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中华民族的称谓虽然迟至近代才出现,但是其多元与一体的辩证运动和演进过程,以及与其他民族的关系与交往从传说中的黄帝、蚩尤时代就已经开始。在当时,中国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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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希恩:《民族过程与国家》,甘肃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9页。

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8页。   

在着三大部落集团:西北的华夏集团、东方的东夷集团、南方的苗蛮集团。以炎帝、黄帝为代表的华夏集团,通过与东夷、苗蛮两个集团的长期交往,最后形成了华夏/汉族这个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主干和核心。当时的对外交往或关系主要表现为三种形式,即交换、战争以及出于利用和抗御自然的联合。①其中战争是民族融合的重要催化剂。这三种形式从不同的方面或层面共同缔造了中华民族的族体结构、文化结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及多民族的中国。到了商朝和西周时期,中华民族在拓展疆土、发展经济的同时,也不断增进与周边地区其他民族的联系与交往。秦汉时期,随着国家的统一,中华民族的对外关系也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从此以后,对外关系对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对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发展与增强的影响愈益扩大。两汉时期,中国领土辽阔,民族关系复杂,为了维护边疆地区的安定,保持与边塞各民族的团结,当时就积极加强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关系,中华民族的对外关系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汉武帝时期,张骞两次奉派出使西域,就是为了联合大月氏、乌孙等受到匈奴压迫的国家和民族,采取联合行动,以消除匈奴政权对中国北方的威胁。张骞的目的虽然没有达到,但是却打通了长期被匈奴阻塞的东西陆路交通,开拓了对中华民族影响深远的“丝绸之路”,“从而使汉族和西北边疆各族人民的友好关系,使中国人民和亚洲、欧洲各国人民的友好关系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②史书称张骞之行为“凿空”,确实意味深长。

   唐朝,在天宝之乱以前,国威强盛,经济繁荣,处在一个比较和谐稳定的时期,在政治上信心十足地奉行“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方针,对中外交往采取了积极友好的态度,对外来文化的输入采取了开放政策。据不完全统计,当时与唐朝有往来的国家达70多个。随着唐朝国威的远播,长安名扬天下,强烈地吸引着各国人士前来学习、观光。当时侨居长安和往来长安的各类外国人士包括使臣、外国王侯、在长安供职的外国官员、外国留学生、学问僧和求法僧、乐工与舞士、外国商贾等。长安成了当时名符其实的国际性大都市,成了中外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这对中华民族的发展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明初,出身寒微的明太祖朱元璋,由于比较了解民间疾苦,所以在建立朱明王朝以后,面对着经济凋敝,民心浮动的社会现实,他及时地提出了“休养安息”的基本国策,并深刻认识到,要实现“休养安息”的基本国策,必须以安定的边疆局势与和平的国际环境为保障,因此,建国伊始,他就制定了一系列以睦邻友好为核心的外交政策,如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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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希恩:《民族过程与国家》,甘肃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9页。

芦苇:《中外关系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0页。

对扩张主义,实行和平外交 ;遣使通好,坚持厚往薄来,并颁布“祖训”,要求子孙后代坚持睦邻友好的外交政策。到明成祖朱棣时,他继承朱元璋的诸多英明政策,战而不乱,开而不禁,进一步发展睦邻友好的外交关系,保持了经济社会的发展稳定,并精心部署,直接指挥郑和下西洋活动。由此,中华文明的脚步迅速从陆路向海上拓展。

   自永乐三年(1405年)至宣德八年(1433年)的二十八年间,郑和七次奉诏率众远航,西出太平洋,横跨印度洋,先后到达东南亚、南亚、东非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不仅沟通了中西交通的航道,促进了中外经济和文化的交流,更重要的是,郑和作为明王朝的使臣,在七下西洋的征途中,忠实地执行了明成祖的进一步发展睦邻友好的外交政策,大大促进了中国与亚非各国的和平友好关系,谱写了中国与亚非各国和平友好关系的新篇章,使中外经济文化交流达到前所未有的鼎盛局面。

   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和世界航海史上的伟大壮举,也是中外关系史上的空前伟业。它是一种象征,代表了一种文化精神:一种中国人不畏艰险,征服自然的价值趋向,一种打开国门走向世界进行文化交流的决心,代表了中华民族的一种敢于探险、不畏艰险、开放包容的人文精神,也代表了中国历史上与邻为善、世界大同、共享太平的社会意识。

郑和下西洋距今已经600周年了,但他的光辉业绩,对今仍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他的友好访问,在外国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今天海外各地还保存着许多有关郑和的古迹等,表达当地人民对郑和的追思之情,并逐渐形成了具有浓厚宗教色彩的“郑和崇拜”,成为当地民间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2005年7月,在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之际,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会长林玉唐在接受新华社记者的专访时表示:“郑和是和平亲善的使者,是中华文明的传播者,是伟大的航海家,是我们海外华人共同的骄傲。”他强调说,“郑和在马来西亚华人中一直享有很高的声望,对他的共同怀念和尊崇已演变为华人文化的一部分,成为加强华人团结的重要凝聚力。郑和所体现出的不畏艰险和永不言败的精神也成为海外华人宝贵的精神财富,激励他们一代代奋力拼搏,与当地各友族人民一起共创美好生活。”①斯里兰卡著名历史学家、伦敦大学博士洛娜·德瓦拉贾就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也认为,郑和对斯里兰卡的访问是展示中国宽广胸怀和世界性眼光的和平之旅。①郑和下西洋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增强营造了一个非常良好的外部环境,其精神已成为中华民族凝聚力不断发展的一个内在动力。

   历史上的中外关系虽然也存在着政治纠纷、战争及至侵略的一面,但是和平共处、友好往来、互助互利是主流。随着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往来,中国不仅开辟了通向西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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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纪念郑和下西洋:郑和是我们海外华人共同的骄傲获得》,http://jczs.sina.com.cn ,2005年07月10日

陆上“丝绸之路”,而且在海上也加强了与国外的联系与往来,这不仅进一步密切了与亚、非、欧三大洲许多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关系,而且还有力地维护了东南亚和南亚地区的安定局面,大大提高了中国当时在海外各国的威望。

   应该说,自汉代开始的中外之间长期的友好往来,不仅加强了中国与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相互了解与友谊,使中华民族在全世界赢得了无数的朋友,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营造了一个非常有利的国际环境,而且也为当代中华民族与世界上其他民族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历史文化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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