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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文化正能量与中国梦
2015-04-28 16:48:38 来源: 南方网  暂无网友评论

华南农业大学人文与法学学院 何方耀

一、中国梦的内涵和特征

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梦的概念时将其简洁地定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梦想”。在2013年3月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讲演时特别强调了“中国梦”所具有的和平特征,指出,“基本内涵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中华民族历来爱好和平。近代以来,中国人民蒙受了外国侵略和内部战乱的百年苦难,深知和平的宝贵,最需要在和平环境中进行国家建设,以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中国将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致力于促进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共赢的发展,同时呼吁各国共同走和平发展道路。”[1]并反复阐述了中国传统文化所具有的和平特征。因此,中国梦,其核心内涵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其最大特征是和平崛起,而非尚武称霸。

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和平崛起的中国梦,除了物质和科技文化建设之外,更应强调精神文明建设,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中国梦是我们高远的精神追求、远大的理想目标,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共存发展的综合之梦。将中国梦等同于社会物质性需求的满足之梦,实质上是以偏概全,甚至是‘一叶障目,不见森林。’”[2]所以,实现中国梦不仅仅是物质财富的增长,更为重要的是民族文化精神高度发展,而要达此目的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则是其重要内容和必经之路。党的十八大报告也明确指出:「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教育,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弘扬时代新风。」「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发表重要讲话,表示,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

弘扬中国精神当然离不开传统文化,如果说中国精神是用的话,那么传统文化就是体,离开了体就不可能有用,离开了传统优秀文化就不可能有中国精神。那么什么是传统文化呢?笼统而言,那就是从古至今由中国人民所创造、影响中国人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各个方面并流传至今所有中华优秀文化。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包括三教九流、诸子百家,其中,最具影响力的莫过于儒释道三家。下面,仅就佛教文化与中国梦之间的关系以及在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如何发挥佛教的积极作用等问题,略作论述,以就教于方家同仁。

二、人间佛教,中国梦的重要的精神资源

佛教虽然发源于印度,但经过二千多年的传承和发展,已成功地实现了中国化和本土化,特别是在印度本土佛教衰亡之后,中国成了佛教的第二故乡,经历代高僧大德的创造性转换,佛教已成为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渗透到中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至今仍然是影响亿万中国人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重要精神资粮和文化因子,也是当下振兴中华、实现中国梦的重要文化资源之一。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佛教似乎是出世的、消极的,甚至是迷信和落后的,与积极进取的主流价值观格格不入。之所以形成这一印象既有大众的误解,也有佛教界自身的原因。正是为了改变这一误解和印象,近代以来,从太虚大师开始,佛教界的有识之士提出了“人间佛教”的理念和口号。将晚清以来以经忏超度为职事的佛教重新拉回人间,恢复佛教悲智双运、关怀生命、启迪智慧的本来面目,倡导佛教界积极参与社会建设、关心人间疾苦,建设人间净土的人间佛教,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两岸三地赵朴初、印顺长老、星云法师等大德的推动下,人间佛教理念已逐渐得到四众的认可并付诸社会实践,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佛教的理论虽然名相复杂、博大精深,佛教的经典虽然汗牛充栋,卷帙浩繁,但三藏十二部经,其核心思想可简单的概括为:开启智慧、自觉觉他、自利利他、圆满人生。首先,佛教是自力论者,佛教不承认宇宙间有主宰一切、控制一切的最高神,人类的苦难和问题只能靠人类自己才能解决;其次,佛教是缘起论者,宇宙中的一切事物都是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世间的人和事都是密切关联的,所以大乘佛教特别强调普度众生的菩萨行,认为解救自己从帮助别人开始,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解救别人就是解救自己;第三,佛教是业报论者,每个人身口意(行为、语言、思想)的活动都会形成一种无形的力量(即业力),在条件成熟时反作用于自身,形成一定的果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因此,每个人必须对自己的言行负责;第四,佛教是无常空性论者,认为宇宙间的一切事物在时间上无不处在变化(无常)之中,在空间上无不是主观、客观等诸多条件的临时组合而成(空性观),世间的一切现象皆是变幻无常的,贫穷、富贵和强大、弱小都是暂时的,不必太过执著,只有不断地进取,才能保持和谐的发展;最后,佛教是般若(大智慧)论者,要解脱人生的困苦,只有开发人类本自具足的大智慧,明白宇宙人生的真相,使自己的言行合乎正道,才能获得真正的快乐幸福,因此,佛教提倡勤修戒定慧、消灭贪瞋痴,以期用智慧照亮自己,觉悟实相,圆满人生。佛教承认人生存在苦难(即一切皆苦),但苦难的解决或止息从净化自己的身口意三始,只有身口意三业的净化,才能摆脱业力的束缚而最后得到解脱;而身口意的活动又受控于心,心是一切的主宰,所以真正的净化,是心灵的净化,和谐社会从心开始。所以,佛教的整个理论落实到实践上就是简单的九个字:存好心、说好话、做好事。虽然平实无华,但却道尽了佛教的核心要义。

三、人间佛教思想,实现中国梦的正能量

中国梦既是每个人的个人理想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共同理想,中国梦的实现既有赖于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又有赖于每一个人的艰苦奋斗,只有个人的奋斗与整个民族的努力协调和谐,才能尽快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中国梦的实现需要良好的国际环境,需要各国的配合与支持,但实现中国梦主要靠中华民族自己众志成城,艰苦奋斗;中国梦的实现是一种全面协调发展,而非只重物质忽视精神文化的片面发展;中国梦的实现是与世界各国的合作共赢,是和平崛起,而非称霸世界。这些理念与佛教的基本理论,特别人间佛教的理念可谓不谋而合,所以,在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开发和发掘佛教的正面价值和积极作用就显得尤为必要。

首先,发掘佛教自力论的价值,坚持自立更生、自主发展的总体方向。无论对一个民族国家,还是一个人而言,要实现自己的目标和理想,自强自立是不二法门,所谓自助者,天助之。好的环境和外部力量的配合和支持当然需要,但外面的条件再好,它只是助缘,决定因素还是自己的信心和行动。在这方面佛教有着丰富的思想资源,“佛是自性作,莫向身外求”是佛门的口头禅,这对当下社会一些人的浮躁情绪,希望依靠某种外在力量一夜暴富、一夜成名的倾向有极强的对治作用。

其次,发掘佛教缘起论的积极作用,有利于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和重建社会的诚信体系。缘起论是佛教的核心思想之一,也是人间佛教思想积极入世参与社会建设和社会改造的理论基础之一。缘起论思想的经典表达为: “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3]即世间任何一切事物的产生、发展、衰亡、消失都与其他事物息息相关,没有事物可以不依其他事物而独立存在和独立发展,所谓“法不孤起,仗缘而生”,用现代的话说就相互依存、相互促进。根据这种思想,中国梦的实现,决非个人或者团体、集团或国家的单独行动可以达成目的的,中国梦必须以个人的梦想的实现为基础,个人梦想的实现必须以国家梦想的实现为依托,整体和个体只有协调发展,才可能形成合力而达成目的,强调一方,忽略一方,甚至以某一方面利益的损害为代价的发展都是不可能实现共同梦想的。

第三,发挥佛教业报论的积极思想,脚踏实地,长期积累,以量变达质变的渐进方式实现最终目的。建国以来,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曾因急躁情绪和速胜思想留下了沉痛的教训,从 “大跃进”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到现在唯GDP马首是瞻的畸形发展模式,给社会、特别是环境造成了短期内难以弥补的严重后果。实现振兴中华的伟大梦想,决不能重蹈以前的覆辙。在这方面,佛教也有可以借鉴的精神资粮。

佛教的业报思想长期被视为消极的东西,被描述为宿命思想,认为业报思想就是前世做了好事,今世不用努力就可享福,前世做了坏事,今世再怎么努力都只能受苦。这真是极大的误解。佛教业报思想最简洁的表述是:“要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要知后世困,今生做者是”。[4]即我们现在的状况是我们以前的所做所为带来的结果,我们未来的状况,则由我们今天的所做所为来决定。我们对过去无法改变,但我们可以把握当下,改变未来的结果;我们的每一个思想言行,都会产生一个相应的结果,这种结果与思想言行之间是“同类相应”,即结果与言行之间性质相同,善的言行带来善的结果,恶的言行必须带来恶的结果,作为言行的主体,我们必须对自己的思想言行负责,接受自己的言行所带来的任何结果。而且,根据佛教“依(客观环境)正(主体自身)不二”的原理,我们自己的身体的好坏和我们环境的好坏都是我们过去和现在所做所为的产物,面对任何问题,我们都没有理由怨天尤人,都必须从自身找原因,从改变自身开始改变困境。而改变我们自身的关键又从改变我们的心灵开始,思想观念改变了,言行才会随之改变,言行的改变才能最后改变我们自己和我们所处的环境。这与邓小平同志所强调的改革开放从解放思想开始有异曲同工之妙。理解了业力果报的思想真谛,我们就不会逃避、回避问题,不会片面地强调某方面而忽视某些方面,造成不平衡发展,也不会企图产生一步登天、一蹴而就的短期行为,会脚踏实地,靠自己的努力一步一个脚印地迈向自己的目标。

第四、发挥佛教无常论和空性观的积极作用,不被成绩所迷惑,不被困难所吓倒,在变化中求发展,在发展中求改变,建立动态平衡的正确发展观。

佛教的无常观和空性观也长期被视为消极思想,认为什么都是空无的,显然与常识相悖,是消极遁世的借口,只有逃避现实者才会看破红尘,遁入空门。其实,无常,即变化,即没有恒常不变的东西,世界上的任何事物无时无刻不处在变化之中,没有停止不变的东西存在;空性观,即缘起和合观,任何事物都是由它所需要的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临时组合而成,一旦这些条件发生了变化,该事物也会随之发生变化,任何事物都没有离开条件独立存在的可能性,这叫空或无自性。理解了无常和空性的思想,我们就不会被眼前的现象所迷惑,因为无论是辉煌的成绩还是巨大的困难都是暂时的众缘和合之体,都是变化不居的。也就是《金刚经》所说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5]即凡是表面现象都不是本质的东西,都是瞬间即变的假相,只有通过变幻不定的表面现象认识了事物的本质才能见到“如来”(如来者,如实道来),即见到事物的真相。

当下改革开放走到了深水区,继续改革的风险骤然增大,一些在三十多年改革进程中的受益者由曾经的推动力量了变成了阻碍改革的利益集团,进一步改革的难度加大,形成了改革越向纵深推进,面临的困难越大的局面。如何面对这些问题,是迎难而上,还是被困难所吓倒在而畏惧不前?从无常和空性的视角来看,无论是成就和困难都是无常和缘起的,变化不居,空无自性,既不能视而不见,也不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成就和困难都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都是各种主、客观条件的临时组合,虽然它会存在一时,但它也在不断的变化之中,只要创造一定的条件,再大的困难也可能向好的方向转化,在无法改变困难本身的时候,我们可以创造更多的机缘,即主客观条件,使困难局面朝着有利的方向转化,而不是被眼前的困难所吓倒而丧失改革的信心和决心。

第五、佛教的般若观,可以帮助我们开启人生的大智慧,认识生命的真谛,建立动态平衡的人生观,保持内在心态的和谐平衡,构建真正的和谐社会。实现中国梦,决非要所有中国人都一夜暴富,而是要建立一个物质、精神平衡发展,人与人、人与社会和睦相处的和谐社会。在佛教看来,建立一个真正的和谐社会,必须协调好人与人、人与社会、人类与环境和人类内心世界的相互关系,而在这四种关系中,最为关键的是人内心世界的协调、和谐。如果多数人内心失衡,感觉到的都是不平与不义,充满的都是贪婪与欲望,内心时刻处于紧张状态,那么由人组成的社会就决不可能是一个和谐社会,人类与环境之间也一定是紧张状态,人只知道予取予夺,而不会顾及环境与人类的协调关系。近几年来不断恶化的环境问题,不断严重的社会治安问题,不断频繁的群体事件,都说明了人们内心世界的失衡状态在不断加剧。

而在如何保持内心世界的平衡问题上佛教开出了两付药方,也就是佛法之车得以运转的两个轮子:慈悲与智慧。与人乐为慈,拨人苦为悲,即给予别人快乐为慈,解除别人痛苦为悲;智慧又称般若(意为大智慧),即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能力。要保持内心的和谐必须时刻用智慧之光反照自己的内心深处,清除贪瞋痴等负面情绪,认识到生命的缘起和空性,认识自己的生存状态和遭遇环境实际是自己无始以来身口意三业的产物,只有改变自己的心态才能改变自己并改变环境,把外向的索求转向内在的反省。正如《六祖坛经》所开出的修心之道:“恩时孝养父母,义则下下相怜;让则尊卑和睦,忍则众恶不喧;……改过必生智慧,护短心内非贤;日用常行饶益,成道非由施钱;菩提只向心觅,何必向外求玄。”[6]只有将审视的目光由外在求索转向内在的审视,才能看到自己内心深处的盲点和缺憾,也才能洞悉人生的真相,体悟到人类生命的一体性,也才能升起慈悲之心,升起“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悲悯情怀。在这种生命缘起观上建立起的心灵世界和人际关系,才会是和谐和协调的,从而也才会建立起人类与环境的协调关系。

四、余论

佛教,由于其较浓的出世倾向,在人们的印象中它只存在于深山古刹的青灯黄卷和晨钟暮鼓之中,很少将它与国计民生联系起来。事实上,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之一,在两千多年的悠久岁月里,佛教的理论与教义已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血液之中,成为中国人为人处世的一个重要精神力量,世事无常的观念、善恶报应的思想、自立自强的理念、知足常乐的情怀、慈悲喜舍的传统,人们日用而不自知。有一个人们耳熟能详的偈子,揭示了佛教全部的实践之道:“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7]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理想中,积极开发佛教中所蕴涵的正能量,让它成为净化我们心灵的重要精神活水,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做到“诸恶莫作,众善奉行”,那我们共同的中国梦,还会遥远吗?

[1]《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新华网:2013年03月24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3-03/24/c_124495576_5.htm)。

[2]张书林《认识中国梦就规避“五种倾向”,《思想政治工作研究》2014年第4期。

[3] (刘宋)求那跋陀罗译《杂阿含经》,大正藏,第2册,第66页。

[4] (宋)王日休撰《龙舒增广净土文》,大正藏,第47册,第256页B栏。

[5] 高杨注,荆三隆译《金刚经新注与全译》,太白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4页。

[6] (无)宗宝本《六祖坛经》,大正藏,第46册,第352页A栏。

[7] (东晋)僧伽提婆译《增一阿含经》,大正藏,第2册,第551页A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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