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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凝聚核心作用
2016-05-17 15:47:45 来源: 南方网  暂无网友评论

当一种政治力量获得民众拥戴时就会成为凝聚核心,并产生出强大的凝聚磁场,将一切可以凝聚的力量吸引过去,令其按照既定的方向和规律运动。如此形成的整体力量是不可战胜的。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以其路线、策略、行为调动起克敌制胜的民族伟力,就是力证。

一、 中国共产党的正确路线具有凝聚核心作用

全民抗战的政治路线。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关头,中共中央发表了《为

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全国一切愿意抗日的人们联合起来,开展抗日救国斗争。中共中央的瓦窑堡政治局会议进一步明确,党应该用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方式,去发动、团结和组织一切抗日力量,开展民族革命战争,以战胜日本侵略者。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通电全国,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此后,中共中央多次发表全面抗战的通电和宣言,反复阐明坚定不移的全民抗战主张。这些号召、主张对于各阶级、阶层人士认识和接受中国共产党的路线,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夺取抗战胜利,发挥了极其重要的导向作用。

2、持久抗战的军事路线。抗战爆发后,针对亲日派的“战必大败”和亲英美派的“速胜论”等错误观点,毛泽东发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分析当时的形势是“敌强我弱,敌退步我进步,敌小我大,敌寡助我多助”,认为敌国的“强”会因其“小国”、“退步”、“寡助”而逐渐向“弱”的方面转化;我国的“弱”则会因为“大国”、“进步”、“多助”而日渐向“强”的方面发展。但这种变化要有较长的转化过程,所以中国的抗战必然是持久的,并预见“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敌之战略防御,我之准备反击;我之战略反击,敌之战略退却”是持久战发展的三个基本阶段及其结果。这一对抗日战争战略形势演进规律和趋势的分析,大大地坚定了广大民众抗击日寇的信心和斗志。

3、群众抗战的工作路线。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都特别强调发动群众,争取群众。毛泽东指出,实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方针,尤应以发动群众为主;在一二次胜仗以后,或无战机可乘时,要适当地把中心转向做群众工作;只有做好广大群众的工作,才是战胜敌人独一无二的方法。在执行群众抗战的工作路线时,中国共产党尤其注意防止工作上的片面性和过“左”过右的摇摆倾向,认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政策。”“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因而要“以斗争为达到团结一切抗日势力的手段”。中国共产党这一工作路线,对于凝聚群体民众团结抗战直至取得最后胜利,提供了正确的政策性理论和方法论原则。

二、 中国共产党的有效策略具有凝聚核心作用

1、“发展”、“争取”、“孤立”的政治策略。毛泽东指出:“抗日战争胜利的

基本条件,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巩固。而要达此目的,必须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重在发展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力量;放手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广泛创立革命根据地;发动全国的民众运动;争取全国的知识分子;扩大民主宪政运动等。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重视争取中间势力,尤其注重争取国民党爱国将领和爱国民主人士、联络地方实力派参与抗日救国,推动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巩固和发展。对于以蒋介石为首的顽固势力,中国共产党则采取既联合又斗争的方式,联其尚能抗日,斗其坚决反共,避免了大规模的同室操戈,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确保了抗日战争的顺利发展。

2、“游击”、“运动”的军事策略。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制定并实施了战略统一下独立自主的军事策略,其基本形式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其特点是,将军队置于敌之翼侧、后方,时散时集。分散时,执行钳制、袭击、扰乱、破坏的游击战任务;有利时,则集中较大兵力,在较大地区流动,以伏击、截击、迂回包围等方式,执行运动战或带有运动成分的游击战任务,集中火力,歼敌小部,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改变敌我力量的比例。这种敌后战场的游击战、运动战,是整个抗日战争的重要战略策略,它使与游击战、运动战相适应的主力军、地方军、人民武装三结合的军事体制得以产生与实施,令军政、军民之间产生强大的亲和力和凝聚力,形成了“对日本现代战争机器的严重挑战”。

3、“两面”、“三三”的建政策略。“两面”,即两面政权,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冀东抗日游击根据地建立的村政权形式。为“利用上层,开辟下层”,中国共产党利用伪乡保长去接近群众或通过他们的影响去联系群众,紧密地连接了共产党、抗日武装与广大民众;同时,为保存自己,打击敌人,需利用伪乡保长应付敌人,将公开与隐蔽、合法与非法的斗争巧妙地结合起来。与两面政权相对应,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实行了“三三制”的政权建设策略,即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在人员分配上,规定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 “三三制”政权的建立,始开政权民主化之风,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抗日民主运动。

三、中国共产党的身体力行具有凝聚核心作用

1、力主抗日,维护团结。在整个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始终主张团结全国军民,驱逐日寇出中国,直至取得最后胜利。为实现这一主张,共产党力主“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捐弃前嫌,主动与交战10年的国民党携手抗敌,希望国共两党能精诚团结,同支危局。在中国共产党的不懈努力下,终于促成了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在合作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表现出和衷共济的诚意,委曲求全,相忍为国,为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一些有原则的让步。在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对国民党的军事进攻给予坚决的打击;另一方面则努力争取国民党中的大多数,积极寻求同国民党的联系与谈判,以打开两党僵持局面,化干戈为玉帛,推动团结抗战健康发展。

2、披坚执锐,英勇作战。抗日战争因日本军事装备的优越性与其封建军事帝国主义的野蛮性而显示出空前的残酷性。在残酷的战争面前,中国共产党人表现出伟大的民族精神和英雄气概。国共合作一形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立即开赴抗日前线,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战役的胜利。平型关大战、雁门关伏击、阳明堡奇袭……大大挫伤了日寇的锐气。此间,共产党人创造出的诸如“狼牙山五壮士”似的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事迹,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民顽强的爱国斗志,他们一如共产党人,英勇战斗,殒身不恤。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共产党人与人民群众一道,以自己的血肉之躯,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钢铁长城,显示出中华民族“整体的无敌”。

3、艰苦奋斗,发展生产。1941年前后,由于日寇的残酷扫荡和国民党的包围封锁,加以当时华北地区的连年水灾、虫灾,敌后解放区出现了经济严重困难的局面,抗日军队缺衣少食。中国共产党决定在反侵略战争中边打边建,生产和积累物质财富。中共中央及时总结了陕甘宁边区部队大生产的经验,并将其推广于边区所有的部队、机关和学校。几万党政军学人员响应中共中央发出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号召,投入大生产运动。人民群众一面战斗,一面生产,一手拿枪,一手拿锄,建立和发展了以自给为目标的农、工、商等经济事业,不仅做到了吃用全部自给,而且还促进了边区工业的发展。大生产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发挥其凝聚核心作用所做出的具有特殊意义的贡献,它使中华民族战胜了严重的物质困难,为夺取抗战最后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抗战时期正面战场所展现的中华民族凝聚力

何方耀

(华南农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8月15日是一个令中华民族永世难忘的日子,七十年前的这一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进行了13年艰苦卓绝抗战的中华民族终于取得了最后胜利,这也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在反抗列强侵略中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它标志着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在反抗外敌侵略中每战必败的屈辱历史的结束,宣告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七十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反思这场战争时常常发现,对于这场关乎整个民族命运的伟大战争总体进程和构成战争的每一个方面并非总是得到了全面而又客观真实的理解和解读,比如说对正面战场国军将士的表现和作用,尽管有了越来越客观的记述和评价,但仍然有进一步讨论的地方。本文不准备讨论整个正面战场,仅仅拟就正面战场国军将士所表现的中华民族凝聚力做一简单评述,以就正于方家并以此纪念那些在战争以身殉国的先烈和将士。

一、“内战外行,外战内行”的国军将士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在改革开放前,对抗战中由国军将士主导的正面战场的评价一直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即使是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专门著述往往都一笔带过,语焉不详。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两岸三地交流的日益频繁和深入,对抗战正面战场的研究也逐步走向深入,全面和客观地研究正面战场的专门论著日益增多,描述正面战场的影视作品也趋于客观平实。

的确,在正面战场上许多国军将领立下了赫赫战功,许多将领更是战死疆场、以身殉国,如张自忠、赦梦龄、冯安邦、王铭章就是其中的重要代表。但有一个矛盾的现象就是许多在抗战中屡立战功的国军将领和著名部队在以后三年国共内战中却被解放军打得丢盔弃甲、溃不成军,如张灵甫及其率领的七十四师就是典型代表;也有一些在抗战前国共内战中表现平平的将士和部队,在抗日战场上却英勇无比、大放异彩,如谢晋元所率领的“八百壮士”坚守上海四行仓库的壮举就让世人称羡不已,因此,一些人认为国军将领是“外战内行,内战外行”。

1、内战使军魂武德暗然失色

就抗战前的国民政府而言,虽然有一个南京中央政府,但实际上中国并未取得真正意义的统一,云南、贵州、四川、山西、广东、广西,更不用说东北三省实际处于半独立状态。军队被分成中央军和地方军,中央军中又有嫡系和非嫡系之分,因此,拉帮结派、相互拆台,有时甚至相互火并便成了国军的家常便饭。1927年南京中央政府建立之前,主要是不同军阀之间的武装冲突,1927年之后,除了中央军与不同地方派系军阀之间的战争外,主要是国共两党之间的武装斗争。由于连绵不绝的内战,不同派系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拥有军队则存,失去军队则亡;兵多则地盘多,兵少则地盘少;对多数国军高级将领而言,失去军队就意味着失去了一切。因此,他们不把军队看成是国家抵御外侮的工具,而是将其看成自己谋取权利地位的私产。这种观念本是近代军阀混战的“遗产”之一,国民党军队也完全继承了这一遗产,视自己的部队为自己飞黄腾达的本钱,一事当前,不是相互合作,而是相互推诿,保存实力,牺牲对方,因为踩倒对方自己就多了一分机会。因此,长久的内战使中华民族传统的同仇敌忾、抵御外侮的军魂武德丧失殆尽。而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全面进攻、亡国灭种的空前危险却逐渐唤醒了这种传统的军魂武德。

2、抗战的烽火唤醒了国军将士共御外侮的军魂武德

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终于将所有国军将士推到了民族战争的最前线,面对亡国灭种的危险,面对残酷而疯狂的日军,国军将士心中久违的军魂武德逐渐恢复,从下层将士到高级将领,逐渐抛弃前嫌,奔向战场,在敌强我弱的环境下不畏强暴,奋起抵抗,谱写了一出出感天地、泣鬼神的英雄篇章,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捕平了通向最后胜利的道路。

谢晋元率领的八百壮士在上海四行仓库的坚守和张自忠在台儿庄战役中的表现就是这种转变最为典型的例子。

淞沪抗战中的谢晋元团在孤岛般的四行仓库抗击数十倍于自己的日军,坚守四天四夜,最后成功撤入英租界,这就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八百壮士”。其实所谓的八百壮士只有420人,是国民革命军第88师262旅524团第一营的官兵,他们最初的任务是掩护大军撤退,在完成任务后,于1937年10月26日,在谢晋元团长的带领下来到第88师原来的指挥部四行仓库。为了迷惑敌人,用524团的番号,对外宣称800人,创造了举世震惊的军事奇迹,重塑了中国军人的光辉形象,获得了各国军人的尊敬。当他们最后撤退到英租界时,一向瞧不起中国军队的英军对这些创造了奇迹的中国普通军人表示了由衷的敬佩和友好,上海英国驻军总司令史摩荣将军亲自指挥英军压制日军火力,掩护中国壮士撤退,并赞叹说:“我们都是经过欧战的军人,但从来没有看到比中国‘敢死队’最后保卫闸北更英勇、更壮烈的事了。”实际上“八百壮士”既非行伍世家,也非国军的嫡系部队,他们大部分是湖北保安大队的士兵,这支部队在抗战前主要用于对付湘鄂西的红十六师,在与红军的冲突中屡吃败仗,士兵开小差成风。直到1937年10月,他们才从武汉出发,到上海参加抗战。何以当他们走上抗日战场之后却一扫往日的萎靡之风,做出了让世人刮目相看的惊人壮举呢?个中的原因当然是复杂的,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找到了中国军人的真正归宿和方向,抗战的烽火唤醒了他们心中传统的军魂武德。内战使他们萎靡不振、灵性尽失,那是因为他们的行动违背了中国军人的传统天职,对国家民族起到了离散作用,而当他们走向抗日战场之后,找到了军人应有的用武之地,顺应了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发展方向,中华军人固有的爱国热情、固有的勇气和力量、固有的智慧和信心,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警醒了的灵性使他们一展中国军人的雄姿,谱写了一出中华民族的英雄史诗。

如果说八百壮士代表了国军的下层将士的话,那么张自忠在台儿庄中的表现则代表了上层将领的转变。

张自忠是抗日战场上以身殉国的最高级别的国军将领。1938年3月,在著名的台儿庄战役中,日军为进行台儿庄争夺战,进逼山东临沂城下,以优势兵力围攻庞炳勋第40军的五个团。临城告急,而当时周围各部都在与日军苦战,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只好请求刚刚调到该战区的张自忠部火速驰援庞部。而张自忠与庞炳勋素有私仇,他俩曾经同是冯玉祥的部下,1930年蒋冯阎大战时,庞被蒋介石收买,阵前倒戈,突击张自忠师指挥部,张只身逃脱,险遭不测。张自忠直到参加临沂会战前还说,在任何战场上皆可拼死一战,唯独不愿与庞炳勋一起作战。可是在李宗仁讲明情况、晓以大义之后,张当即表示,“绝对服从命令,请长官放心”。并立即率领部队以每日180里的急行军驰援庞部,经过浴血血战,终于解了临沂之危,彻底粉碎了日军坂垣、矶谷两师在台儿庄会师的企图,造成台儿庄血战时矶谷师团孤军深入的局面,为台儿庄围歼战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如果张自忠公报私仇,或拒不出兵,或只是做出一种姿态而无实际行动,那么庞炳勋部很可能全军覆灭,这在历次的内战或军阀混战中是常有的现象,但在面对日寇这样一个全民族共同的敌人时,张自忠以及其他大多数国军将领做到了捐弃前嫌,一致对外,共御外侮。

当然,即使在抗日战场上,国军部队之间,嫡系与非嫡系部队、中央军与地方军之间互不配合、互不买账以致贻误战机的事也时有发生,但终观整个正面战场,特别是与抗战前和抗战后的内战相比,抗战时期国民党军队高级将领间的合作关系是最好的。这当然不是日军想要看到的结果,他们希望中国军队相互内斗,相互火并,从而达成各个击破,进而迅速征服中国的目的。但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其全面的侵略战争,其卑劣而又残酷的战争手段不仅没有使中国军队更加内斗冲突,不仅没有使中华民族的离散力加强,相反,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作为一个逆增上缘,激活了中华民族固有的凝聚力,激活了中国军人,特别是国军将士同仇敌忾、共御外侮的军魂武德,各民族、各党派、各部队之间呈现了更大的凝聚力,使一直内耗不已、离心离德的国军将士团结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之下,创造出了许多战争奇迹,直到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

二、抗战所摧生出国军共御外侮的民族凝聚力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对中华民族来说既是一场空前的灾难,也是一次难得的机会,是中华民族也是中国军人一次浴火重生的机会。正如写下《论持久战》的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中日战争将改造中日两国:只要中国坚持抗战和坚持统一战线,就一定能把旧日本化为新日本,把旧中国化为新中国,中日两国的人和物都将在这次战争中和战争后获得改造。”抗日战争不仅给国军将士带了生与死的考验,也带了重铸军魂武德的机遇。抗战的烽火促使国军上下对自己的存在进行重新定位,从萎靡不振中警醒过来,进而形成了一致对外,共御外侮的强大民族凝聚力。

1、浴血奋战的下层将士

如果说战争把军人推到了冲突的最前沿,那么站在前沿阵地第一线的则是广大的士兵和下层将士,是他们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筑起了一道道抵抗侵略、保家卫国的长城,是他们用自己的牺牲换取了战争的最后胜利。在正面战场上,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战争的残酷和惨烈,绝大多数落在了他们身上。落后就要挨打,没有谁比抗战前线的将士更能体验这一真理的深刻与残酷了。

敌强我弱是抗日战争最大的特点之一,面对飞机、大炮、坦克和毒气武装起的日本侵略者,许多国军战士手中拿的还是落后的“汉阳造”,在武器装备、训练水平和技术水平远远落后于敌人的情况下,毫不畏惧地与敌人拼死搏斗,用自己的血肉之躯铺平通向胜利的道路。在抗战正面战场上,在通常的战斗中,5个中国士兵才能换得一个日本士兵的性命。台儿庄战役歼敌近万,国军牺牲3万人;淞沪抗战,日军死伤近4万人,国军的伤亡则数倍于敌人;在武汉保卫战期间的万家岭战役中,薛岳将军指挥的第一兵团官兵歼敌1万余人,而自己的伤亡在3万以上;在1940年张自忠将军以身殉国的枣(阳)宜(昌)会战中,第五战区第33集团军和第11集团军重创敌人,自己的伤亡人数已不是5倍,而是7倍于敌人。敌强我弱的残酷现实使中国将士别无选择,在亡国灭种的危机面前,中国将士除了以死相拼外,别无他途。他们不能等到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强盛之后再来进行民族自卫战,野蛮的侵略者处心积虑地要把亡国奴的厄运强加到每个中国人头上,作为保卫国土的军人,抵抗到底便成了绝大多数中国军人的唯一选择。

从白山黑水的东北,到岭海之间的东江河畔,从现代都市上海到莽莽丛林的滇缅战场,到处都流淌着中国将士的鲜血,到处都是他们为国捐躯的战场,他们中的大多数生前没有留下什么豪言壮语,死后连姓名也不为人知,但正是在他们身上展现了中国军人的顽强与勇敢,展示了中华民族强大的民族凝聚力。

2、国难当头的高级将领

在当前情况下,对国军高级将领进行全面公正的评价仍然是一件困难的事,他们处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有着特殊的复杂经历。他们绝大多数在战前都参与了军阀混战,都曾是大大小小的军阀,许多人都参加了对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红军的围剿;抗战胜利后,他们又马上参与了对抗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内战,并被彻底打败。但仅就其抗战中的总体表现而论,八年抗战中他们是有功之臣,基本上做到了枪口一致对外,他们绝大多数亲自参加、指挥了正面战场的大小战役,顺应了历史的潮流,体现了强大的民族凝聚力,这主要表现在下面几个方面。

首先,当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场之后,绝大多数国军高级将领反对妥协投降,主张奋起抵抗。综观整个抗日战争,叛国投敌的国军将领虽然不少,但绝大多数国军将领没有投降,并坚持抵抗到战争的最后胜利。其次,在抗战时期,国军将领表现出比其他时期更好的合作共事关系。虽然派系之争一直是国军一个不能解开的死结,但在抗战时期,在空前的民族危机面前,国军高级将领之间这种矛盾和冲突得到了较好的调节和控制,大多数高级将领能摒弃前嫌,相互配合,共同抵抗日军的侵略,前文提到的张自忠支援庞炳勋就是一个具体的例子。这说明在抗战烽火的警醒下,在民族危急存亡的紧急关头,国军将领之间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呈增长趋势。最后,抗战时期,许多国军高级将领充分发挥了他们的军事才能,打了许多漂亮仗。正面战场尽管是败多胜少,但还是有许多战役指挥得相当漂亮,即使战斗的最后结果仍然是失败和退却,但却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为最后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如李宗仁、宋希濂、薛岳、吴奇传、张发奎、宋哲元、孙仲连、俞济时、王耀武、张灵甫都因成功指挥了一场或数场重要战役而名噪一时,抗战成为他们一生中最为辉煌的时期。

三、正面战场抗战活动对全民族的鼓舞和凝聚作用

正面战场的抵抗活动主要是由国军全体将士承担和进行的,下层将士的拼死抵抗和上层将领的团结一致是战争胜利的保障,正如前文所述,虽然国军将领中不乏动摇投敌者,但绝大多数将领坚持到了战争的最后一刻;虽然正面战场总体上是败多胜少,一年之间兵败如山倒,丢掉了大半个中国的领土。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因为其失败而抹杀其应有的历史地位,也不能将正面战场的失败简单地归结为片面抗战路线。正面战场所显示出的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所体现出的前所未有的民族凝聚力,都为战争的最后胜利,为中国军人的浴火重生,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奠定了坚实的精神和物质基础。

1、铸造了全民抗战的良好基础

希望中国军队散沙一盘,进而相互争斗以获渔人之利一直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既定目的,他们利用各种手段拉拢、扶持国民政府投降派,挑拨国、共之间、国军派系和将领之间的关系,扶持亲日势力以分化中国反抗力量,而且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各地不断出现的汉奸伪军以及汪精卫的投敌就是这种挑拨、分化的成果之一。但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国军的绝大多数高级将领没有为日军的挑拨、拉拢所动,坚持抵抗,即使明知最后的结果是失败,也坚持抵抗到底,淞沪抗战、南京保卫战、武汉保卫战、长沙会战,长德保卫战无不以失败而告终,但是坚持抗争,决不投降就是对日寇挑拨、分化之策最为有力的回击,就是对全国人民抗战决心的最大鼓舞。特别是在抗战的初期阶段,正面战场的拼死抵抗使中国军队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和同情,鼓舞了全国人民的势气,为抗战的最后胜利铸造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2、粉碎了日军快速征服中国的企图

正面战场的多数战役虽然以失败而告终,但却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遏制了日军的疯狂进攻势态,粉碎了日本侵略者“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叫嚣,为中华民族最后战胜日本侵略者、为雪洗近代以来对外战争每战必败的屈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敌强我弱,中日之间的战争为持久战,这基本是国共两党的共识,国民政府制定的抗战总方针也是“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持久消耗战略,这与毛泽东《论持久战》中的思想异曲同工。因此,从战争的总体进程而论,战争初期由国军主导的正面战场一系列失败的战役就有了它特别的价值和意义。

从上海到南京、从南京到武汉、从武汉到重庆,国军节节败退,日寇则步步紧逼,占领了中国的过半国土,但这些国土却不是没有代价即唾手可得的,每一寸土地,每一座城池,国军都进行了拼死的抵抗,虽然总体伤亡数量上,国军远高于日军,但日军却也是在付出了惨重代价之后才得到这些国土。因此,日军得到的是土地城池,失去的却是自己的有生力量。对处于小国地位的日本来说,这是致命的,它在贪婪地占领了中国大片土地的同时也消耗了自己有限的力量,直到它精疲力尽,直到最后走向失败的深渊。

3、促进了相持阶段的提前到来

能否将中日间的战争变成一场持久战,让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是其中的关键一步,亦即正面战场的国军如果不能抵抗住日军的进攻势态,就无法转入相持阶段,也就无法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而这个相持阶段决不是自然而然地到来的,它是消耗日军的有生力量直到它无力发起大规模的进攻为止。一般认为1938年10月武汉、广州失陷之后,中日间的战争开始进入相持阶段,而这一相持局面的形成是双方都倾尽全力拼死较量,而双方都无法一下子将对方置于死地之后形成的平衡状态。

正面战场一年多的较量双方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而国军更是惨不忍睹。当武汉保卫战结束,日军占领武汉三镇,国民政府被迫迁移到重庆时,数以百万的普通士兵、数以万计的下层将士、数以千计的高级将领牺牲在战场上了,国军的海军和空军更是消耗殆尽。当海军总司令陈绍宽登上他的最后一艘战舰“江犀号”从武汉向重庆撤退时,他身后已没有一艘军舰了,它们不是被炸沉就是为了阻敌而自沉了;而当空军退抵重庆时则已没有办法组成一个飞行大队了,曾经在苏杭上空重创日本空军的年轻的中国空军只剩下几架破旧的教练机停在重庆的沙坪坝机场上。

但国军这种惨重的牺牲并没有白费,它让日寇也精疲力尽,深陷战争泥潭而无力发动战略性的进攻,战争被迫转入相持阶段,日寇迅速灭亡中国的美梦也成为泡影。中华民族则从国军的誓死抵抗中凝聚起信心和力量,整个民族呈现出共御外侮、救亡图存的强大凝聚力。

4、赢得国际社会正义力量的同情和支持

正面战场虽然在节节败退,但却在步步抵抗,从淞沪抗战到滇缅战役,正面战场虽然是败多胜少,但国军始终没有投降,即使汪精卫叛国投敌了,重庆国民政府仍然誓言抵抗到底,这向全世界显示了中华民族血战到底、决不屈服的勇气和信心,从而也赢得了国际正义力量的同情和支持。

早在武汉保卫战时,苏联就派出航空志愿队与中国空军将士并肩作战,后来美国航空志愿队也来华参加抗战。太平洋战场爆发后,美国的援华物质更是源源不断地运往中国,在滇缅公路被切断后,在中国被彻底封锁的艰难岁月,美国以损失3000多架飞机为代价,从危险的“驼峰”航线运来的援华物质使中国的抗战度过了最为艰难的时期。而正面战场的不屈抵抗和英勇斗争则是赢得这些国际援助不可或缺的基础。

四、结语

正如意大利著名历史学家克罗齐所说的那样,“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抗战的烽火已经过去了近七十个春秋,但这场战争对中华民族的影响却从未缩小和淡去,它如警钟一样长鸣在整个民族的耳畔,它如镜子一样反映出我们当下的民情国策,它如战鼓一样敲击着中国军人的心灵。无论何时何地,我们都有重新审视这场战争的必要,无论哪个方面,当我们重新审视这场战争时都会有新的发现和解读。对抗日战争中正面战场的研究和解读远未透彻,正面战场所展现的民族凝聚力、正面战场所显示出的军魂武德、正面战场所反映也的经验和教训永远都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这是中国军人要重塑自己,中华民族要超越自己都应不断反思、研究的重要课题。

民主党派为增强民族凝聚力所做出的努力

冯颖红

(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教授)

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丰碑上,刻着民主党派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联系在一起的,抗日战争胜利的果实,是由整个中华民族包括各党各派各界人士的血汗浇灌培育而成的。在国共两党重建合作关系、维护团结抗日中,我国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高举爱国、民主、团结旗帜,积极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其特殊的地位,发挥了特殊作用,为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和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增强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抗日救国事业中写下了重彩的一笔。

一、坚持团结,反对内战,拥护并推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全民团结抗日救亡成为全民族的首要任务。在这关键时刻,中共中央于1935年8月1日,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 号召全国各党各派团结起来,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国力一致抗日,提出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同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决定,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不仅获得了广大工农群众的积极拥护,而且也得到了社会各阶层的拥护,激发了爱国民主党派抗日热情。他们纷纷发表通电、宣言,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联共抗日,表示拥护和支持中共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 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进一步高涨。

如以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代表各民族、各党派首先举起抗日救亡的族帜:“我们当前最严重的问题, 是全民族争生存的问题。” 中华民族图生存的唯一途径, “只有巩固着一条战线、冲破重围、用大众的力量, ……作自救的英勇奋斗!”以陈铭枢、李济深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于1935年在香港成立了中华民族革命同盟, 创办《大众日报》,呼吁全国“非停止内战无以抗战,非全国抗敌无以图存。”而当时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即第三党) 改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并将反蒋排共政策改为抗日、联共、反蒋的政策, 旗帜鲜明地声明拥护中共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 呼吁组织“反日阵线”,“发动反日战争。”中华职业教育社在中共号召的影响下,也表示拥护“团结御侮, 抗日救国”的主张。在宋庆龄、马相伯、沈钧儒、章乃器等的号召和领导下,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于1936年5月31日至6月1日在上海召开,有全国18个省市60多个救亡团体的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通过了《宣言》和《政治纲领》,指出“抗日救国的大事业决不是任何党派单独所能完成的,必须实现各党派、各方面共同联合。”要求以普遍选举方式召开“国民救国会议”,“迅速的建立起来一个统一的救国政权。”由于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积极宣传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 遭到了蒋介石的残酷打击,逮捕了救国会七领袖,制造了“救国有罪”的“七君子冤狱”事件。“七君子冤狱”激发了爱国人士的愤慨,掀起了反蒋抗日的高潮,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西安事变”,国民党蒋介石开始被迫接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可见,各民主党派在人民群众中有着特殊的影响,他们在壮大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促进中共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的实现,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坚持爱国立场,反对妥协投降,积极投身各种抗日救国运动中

全面抗战爆发后,各民主党派与广大中国人民共同筑起了中华民族的血肉长城, 他们以各种形式参与抗战洪流中,谱写了一曲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气壮山河的爱国主义赞歌。

他们当中有的直接参与抗战,如: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的领导人黄琪翔抗战开始后从德国回国,参加了淞沪会战。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还在广东组建“民众抗日游击队”,开展游击斗争,配合了正面作战。有的创办宣传抗日救国的刊物,大力开展抗日救国宣传,如:李公朴创办《全国通讯社》杂志;邹韬奋创办《抗战》三日刊;沈钧儒、李公朴等创办《全国周刊》;救国会创办《抗日救亡》和《国民公论》旬刊;第三党创办《进步日报》和《抗战行动》半月刊;民盟创办《光明报》;职教社创办《国讯》杂志;国社党创办《再生》杂志;青年党创办《新中国日报》等等。这些刊物从舆论上宣传了抗日,动员了人民,鼓舞了士气,坚定了全国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心,推动了抗日运动和抗日战争的蓬勃发展和最后胜利。有的积极组织抗日民众团体,支援前线,动员抗战,保卫家乡,例如,九三学社的先贤许德珩就曾回原籍江西担任江西抗敌后援会主任委员,慰问抗战将士,救济灾民。有的为发展民族经济、筹集抗日经费和物资做了大量工作,例如,上海沦陷前夕,在黄炎培、胡厥文等力劝下,工商界人士迅速迁到大后方,完成了100多家工厂内迁的壮举,这对于为了保存民族工商业,组织军需民用产品的生产支援抗战,促进大后方的开拓与建设、改变全国工业布局方面作出重大的贡献。中国致公党发动海外数千万侨胞支援祖国抗战,先后三次输送华侨青年回国抗战,其中南洋华侨先后回国参战者3100多人,仅在空军驱逐机的飞行员中,华侨占了四分之三;同时,致公党还专门组织了抗日救国筹饷局,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捐助活动。据统计,抗战八年,在美华侨共捐款二亿美元,其中致公党领导人司徒美堂等人就筹款5400多万美元。总之,民主党派的许多爱国人士,在抗日战争中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甚至贡献了自己的宝贵生命,体现出了崇高的民族大义和爱国主义情怀。

三、坚持民主理念,反对独裁,推动政治民主的发展

民主党派主张爱国团结抗战的同时,坚持民主追求,反对独裁专政。他们认为,中国如不实行民主政治,任何政治问题、经济问题、物价问题、抗战问题、军事问题以及一切社会教育文化问题都无从圆满解决。

在抗战后期,国民党的政治日益腐败和反动,国民党五届十一次全会修改了《国民政府组织法》之后,蒋介石成了独掌全国党、政、军大权的最大独裁者,实行全国党化、特务统治和保甲制度三位一体的法西斯专制独裁的政治制度。国民党加紧了对共产党和其它抗日党派的压迫,处处限制国统区人民的抗日运动,这就使民主党派对国民党政治上的幻想开始动摇,改变了抗战初期一致拥蒋的态度,强烈要求改革现状,实行民主政治。在形势的压力下,1943 年9 月,国民党十一中全会被迫作出“实施宪政”的决议,并成立了宪政实施协进会,推行假宪政。1944年3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宪政问题的指示》,决定通过揭露国民党的假宪政,吸引一切民主人士到自己的身边,以达到战胜日寇建立民主国家的目的。1944年9月15日,林伯渠代表中共中央在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上正式提出召集各党派各人民团体国事会议,结束国民党的一党专制,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这一主张得到各民主党派热烈地响应,民主宪政运动推向了新高峰。9 月24 日,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500多人在重庆集会,一致提出实行民主,挽救危局,召开国事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中国民主同盟在《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中明确提出立即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召集各党派会议,建立联合政府,开放党禁,承认各党派公开的合法地位,立即释放一切政治犯等九条要求。1945年元旦,救国会沈钧儒、第三党章伯钧,职教社黄炎培和国民党民主派冯玉祥、李济深等纷纷发表元旦献词和讲话,一致呼吁改造国民党政府机构,立即召开国事会议,制定共同纲领,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此后,整个国统区出现了要求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高潮。由于国民党统治者顽固坚持一党专政,拒绝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正义要求,使民主宪政运动最终没有实现。但它教育了各民主党派,使他们认识到国民党独裁政府的腐败,只有继续和共产党合作,努力奋斗,才能建立真正的民主联合政府。

各阶级阶层的抗日斗争与中华民族凝聚力

刘伟炬

(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教务处处长)

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社会就开始大规模转型,到抗日战争时期,社会转型仍未完成,整个国家的阶级、阶层关系十分复杂多变。如既有传统的地主阶级、农民阶级,又有新兴的资产阶级、工业无产阶级,还有传统的手工业阶层,知识分子阶层分化更为复杂,此外,还有数量众多的游民,在部分偏远地区,甚至还存在奴隶和奴隶主阶级。这些复杂多样的阶级阶层,面对强悍凶恶的日本,各阶级、阶层奋起抵抗,共同对敌,万众一心,展示了中华民族强韧的凝聚力。

农民占中国总人口的80%以上,农民阶级是中国最为深厚的抗日力量,是抗战所需的巨大人力、物力、财力的最大承担者和人数最多的直接参战者。中国的经济比重城市小,农村大,这为中国以持久战的战略战胜日本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农民阶级对抗战的巨大贡献主要有:其一是保障了粮食供应。抗战开始后,由于军队人数大增,沦陷区人口内迁,沿海出口被日军封锁,因此沉重的粮食供应绝大部分由农民阶级承担。在大后方,单是1941年7月至1945年6月,通过征实、征购和征借等方式从农民手中所得到的稻麦总量约为4亿石左右。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农民开展生产自救,战胜了严重的物质困难,实现了粮食的基本自给。其二是补充了充足的兵源。在正面战场,据国民政府统计,八年抗战中,从大后方补充兵员达1422万人。在这些兵源中,大多数为青年农民。在敌后战场,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游击队,以及国民党的游击军、农工民主党还有其他形形色色的抗日游击武装,主要兵源同样来自农民。其三是直接参战杀敌。除了参加正规军和游击队以外,大批农民参加了不脱产的民兵,这在敌后战场更为明显。广大民兵创造了麻雀战、地雷战、地道战、围困战、破袭战、武工队等适应山地、平原的灵活多变的作战形式和方法,令日伪军闻风丧胆。朱德说:民兵“是坚持敌后抗战中配合与补充正规军,保卫与巩固根据地的重要基础,是支持敌后长期浩大战争的最雄厚的后备军。”其四是承担大量的战争勤务工作。除了直接作战,还要有战争勤务工作,如构筑工事、修筑或破坏道路、运送物资和伤员、侦察、向导、坚壁清野等等。这些大量的工作多为农民承担。罗卓英将军在总结上高会战胜利原因时特地指出:“民众用命,彻底破坏交通,使敌解除优势武装,达成‘以破坏战保障歼灭战的成功’。”在“百团大战”中,仅晋绥边区的第八军分区就组织了3万余人的民兵、自卫队和农民群众投入战斗和支援前线。农民阶级对抗战的贡献,受到中外人士的高度肯定。蒋介石说:“广大农村,是决定抗战胜利的场所,乡村的广大人力、物力、财力,便是成为支持长期抗战建国的主要源泉,农村的地位,便随着抗战的发生和发展而跟着提高和重要。”国民党军委会承认:“在各业民众中,参加抗战最多、牺牲最大者,当首推贫苦农民。”驻华美国记者爱金生称赞农民为“中国抗战的脊骨”。

地主阶级在人们心目中很少有正面形象,但在反对日本侵略中,他们也作出了很大贡献。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在征集抗战所需的粮食、兵员、物资,在农村进行抗日活动的社会动员工作等等,都离不开地主阶级,也确实得到了地主阶级的支持与帮助。在陕甘宁边区等抗日根据地实行的“三三”政权中,被中共称为开明绅士的人,其实就是地主阶级。有的地主还直接毁家抗日,如河南沈丘县地主窦文俊,于1940年成立抗日游击队,后任鲁苏豫皖边区抗日游击队沙北支队支队长,1944年在冯塘保卫战中牺牲。中共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之中,有一部分就是地主武装,如谢文东部等。台湾地主李友邦,早年参加反对日本殖民统治的斗争,逃到大陆,后组织台湾义勇队,直接参加抗日武装斗争。

知识分子阶层是思想最为活跃的群体,也是政治分化最严重的阶层,但无论政治倾向是左中右,矛盾对立如何复杂,中国的绝大部分知识分子都具有勇于担当的使命和爱国热忱,参加了各种形式的抗日活动并起了重大作用。一是提出了对日持久战理论。“九一八”事变后,面对中日民族矛盾迅速上升的形势,全国各政治派别和知识分子分别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揭示或者是阐述了对日持久战争的战略思想。毛泽东、蒋介石、陈诚等军政领袖的对日持久战争思想分别在国共两党得到贯彻。体制内知识分子、著名军事家蒋百里先生提出博大精深的对日持久战略,成为国民党持久战略的重要来源。民主人士傅斯年、丁文江、邹韬奋、黄炎培、郑振铎等都提出过对日持久战思想。对日持久战理论是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思想的体现,为抵抗强敌、凝聚人心、增强长期坚持的意志和必胜信念方面,起了理论支撑的特殊作用,同时,持久战理论也是在敌强我弱情况下民族凝聚力得到强化的保证。二是广泛宣传抗日,反对日本的文化侵略,保存中华文化。在“九一八”事变后,面对强敌日本的步步入侵,而内部纷争不止,众多知识分子掀起了救亡文化运动,抗日团体、救亡刊物纷纷涌现。自由派知识分子如王造时、邹韬奋等也纷纷提出抗日救亡主张和社会改造方案。知识分子的救亡文化运动,对基层民众起了唤起爱国热情和民族向心力的作用,在政治上是助推了国共合作抗日。在1937年全面抗战后,广大知识分子在国共双方和第三方的媒体上,发表抗日主张,大造抗日舆论,通过宣传动员,达到宣传人民、凝聚人心、一致对外的目的。在国民党的军事宣传方面,有汇集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的郭沫若、田汉等知名文化人。在中共根据地,则有奔赴延安的肖军、丁玲等大批文化人和青年知识分子。在大后方,有在西南联大等高校和科研机构,历经战地流亡,坚守中华气节的众多教授和青年学生。在外国,胡适以“过河卒子”的勇气放弃自由派立场出任驻美大使,参与争取外国支援中国抗战的活动,还有郁达夫等知识分子在南洋积极宣传抗日,争取华侨参与抗战。三是直接参加武装抗日斗争,并在制造和改进武器弹药、采用先进军事训练和战术等方面起了骨干作用。不少知识分子参加了对日本三八式步枪的仿制与改进,后方煤、铁、油资源的勘探,木炭、煤油、桐油等作代用燃料的研制,工程技术在军事上的应用等,这些成果部分解决了装备落后、物质缺乏的困难。在抗战异常艰苦之际的1944年,大批知识青年踊跃参加“知识青年从军运动”,以抗日救国的实际行动,体现了青年知识分子的爱国主义凝聚力,也是中国军队现代化、知识化的开端。

中国的资产阶级的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在全面抗战后得到极大提升,大批厂矿(包括械、电器、化学、纺织等工业)内迁大后方,重建民族工业,从物质上有力地支援了抗战。民族经济是民族凝聚力的基础,工业更是基础中的基础。此外,内迁和后方经济重建的过程中,民族资产阶级、国民政府和地方政府、工人阶级以及普通民众都给予切实的支持和帮助,本身就增强了民族的凝聚力。在以金钱、物资支持抗战、赈济难民等方面,无论是国内的资产阶级还是华侨资产阶级,都积极行动。在日本侵略军封锁中国沿海地区之后,由汉、纳西、藏、回、普米等民族组成的商业资产阶级积极开辟了滇藏印陆上国际转输贸易,缓和大西南后方物资紧缺作出了积极贡献。有的资本家还直接参加了抗日武装斗争,如辽宁资本家刘凯平,不仅以实业报国,生产“老火车牌”牙粉抵制日货,还直接加入东北抗日义勇军,1932年遭日本杀害。

工人阶级是近代以来中国与先进生产力相联系而产生的新阶级,他们人数较少,但积极投入抗战,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沦陷区,工人们踊跃参军,拿起武器,建立工人武装,同日本侵略者进行生死搏斗。第五战区于1938年在山东成立职工抗日联合总会,下辖会员达两万余人。该会发动工人参加抗日活动,支援了台儿庄的会战,在乡村建立工会组织,并且参加了山东地区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工作。在敌后抗日根据地,无数工人白手起家,艰苦创业,建设了根据地的军需、民用工业,促进了农业的发展,为根据地的生存和夺取最后的抗战胜利提供了源源不尽的物资保障。在大后方,广大工人搬迁工厂,加紧生产,为长期抗战提供物资基础。在战时中国联系外部世界、补给中国抗战物资、维系中国生存命运的交通大动脉——滇缅公路上,活跃着一支从东南亚回国参加抗日战争的爱国华侨汽车工人,史称“南侨机工”。他们克服重重困难,从1939—1942年,在滇缅公路一共抢运50多万吨军需物资和1500多辆汽车,还有难以计数的其他物资及用品。他们付出了巨大牺牲,在总数3260人中,牺牲者达1028人,为抗战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近代以来,由于战乱、灾荒、政府腐败、经济凋敝等原因,中国产生了数量众多的游民群体,除了一部分转为工人、市民、军人以外,很多游民流离失所,不少人加入各种帮会,成为对社会秩序具有破坏性的特殊群体。但面对日本侵略的时刻,他们不少人也加入到抗日行列中来。如上海的青帮、洪帮等,不少帮会人物积极参加了抗战活动,突出的有杜月笙等人。在山东,红枪会等帮会或支持、参加共产党的武装,或参加国民党的武装,或独自开展抗日斗争,投靠日本的帮会只是极少数。这说明,即使在与主流社会相对立、对社会秩序有破坏性、在社会上处于最下层的游民,具有国家民族观念、不愿当亡国奴的人仍占了绝大多数。这显示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广泛性、复杂性。

在抗战时期,偏僻边远的西藏等地仍处于政教合一的农奴制社会,其统治者即农奴主阶级,也积极参加了抗日活动。在西藏社会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的第九世班禅和第十三世达赖喇嘛,深明大义,顾全大局,以自己的实际行动积极地配合和支持抗日战争,为藏族人民的抗日行动起了带头作用。九世班禅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的10月11日,赶赴锡林郭勒,号召内蒙广大人民奋起抗日,保卫家园。1933年又亲赴热河宣传抗日。达赖也对日寇不断进攻中国以及采取的民族分裂政策给予谴责和拒绝。藏区僧侣纷纷捐款、捐物、捐马支援前线,为抗战作出了贡献。

抗日战争是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展开的,是对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极大考验。中华儿女不分阶级、阶层,也不分民族、党派、宗教,各行各业以至海外侨胞,汇聚成全民族抗战的洪流,形成了空前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并最终取得了彻底胜利。中国各阶级、阶层化解矛盾、放下争执,枪口对外,为民族生存、为国家独立英勇献身的精神,是中华爱国主义传统和坚韧的民族凝聚力的最充分体现。不同的阶级、阶层之间,有矛盾、有斗争、有对立,但也有合作、有共识、能共存,都具有爱国主义感情和民族意识。在今天,维护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化解阶级、阶层矛盾,平衡社会分配,注重民生保障,维护公平正义,增进社会和谐,以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既是抗战精神的重要内涵,也是抗日战争的重要经验。这经验,民族生存需要,民族发展也需要,振兴中华,实现中国梦,更加需要它。

镇守山河收失地 白刃碧血救中华

——抗日战争中的少数民族

殷丽萍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教授)

20世纪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在中华大地爆发的抗日战争,最终以中国人民的胜利而宣告结束,这是近代中国对外战争的第一次胜利。这场来自不易的胜利凝聚了中华各兄弟民族的拳拳之心和殷殷之情。正所谓镇守山河收失地,白刃碧血救中华。本文就少数民族在抗日战争中的表现和原因作一简要评析,以此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

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是一场旨在把中国变为日本殖民地的战争。伴随着日本军国主义的野蛮侵略,中国各少数民族同仇敌忾、众志成城、共赴国难、英勇抵抗,国家凝聚力得到空前提升。

其一,抗战地域广阔。在东起台湾、南达海南,西抵新疆、西藏,北至宁夏、内蒙的辽阔疆地上,几乎所有的少数民族都投入到了这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的洪流之中。在东北,有满、朝鲜、蒙古、达斡尔、鄂伦春、鄂温克等族;在云南,有白、傣、景颇、佤、拉祜、阿昌等族联军;在贵州,有布依、苗、水等族;在广东,有瑶族;在湖南,有土家族;在广西,有壮、瑶等族;在台湾,有高山族,他们与汉族一起,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抗日斗争。特别要指出的是日本帝国主义没有直接侵略的省份,诸如西藏、新疆、甘肃、宁夏等地没有袖手旁观,而是以中华民族成员的身份参与了抗战的全过程,为中华民族的自由和解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可以说, 在如此广阔的地域同时进行反侵略战争是中华民族的空前壮举。

其二,抗战层次广泛。抗战中既有彪炳于史册的少数民族的抗日英雄群体,如东北抗日联军、冀中回民支队、海南琼崖抗日独立大队等,也有许多流芳百世的少数民族的英雄个体,如回族的马本斋、蒙古族的奇俊峰、达斡尔族的哈斯巴特尔、满族的陈翰章等。既有各族上层爱国人士的参与,如九世班禅不遗余力地进行抗日宣传和捐款、中国佛教界卓越的领导人喜饶嘉措大师带领抗战宣传团走遍甘青广大蒙藏地区、享誉全国的蒙古“抗日三女王”驰骋战场杀敌、四川松潘各藏族土司请缨杀敌等,也有许多普通民众,如马本斋的母亲为激励儿子抗日到底绝食牺牲、阿訇随军解决回族战士思想和生活中的问题,更多的是以带路送信,购买武器、棉布和其他军需用品等形式参与到民族解放战争。

其三,抗战形式多样。武装斗争是主要形式,如台湾高山族的雾社起义、蒙古族的百灵起义、广东瑶族的风渡游击战。支援前线更具群众性。修建军事交通线,如云南少数民族同胞通过手工挖山开路、劈山凿岩,开辟了意义重大的国际交通线——滇缅公路。各族人民,在反帝会、后援会、学生会、妇女会等组织下,积极投入到抗战募捐、募衣和献金等活动之中。如新疆各族人民给中国空军捐献了10架命名为“新疆号”战斗机,给日寇以极大打击。文化战线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如翦伯赞、齐燕铭、老舍、沈从文等少数民族文化界的代表人士,积极为团结抗日而奔走呼号。如维吾尔族史学家翦伯赞,以《世界文化》为阵地,以杂文为投枪匕首,深刻地揭露了法西斯的侵略本质,有效地唤醒了民众的民族意识。宗教诵经祈祷尽显民族特色,如九世班禅在内蒙古等各地诵经祈祷抗战早日胜利。

面对日本军国主义的野蛮侵略,中国各少数民族能迅速形成巨大的国家凝聚力,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进行有效抵抗,是有其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原因。

其一,国家凝聚力的情感基础——稳定的民族共同体。费孝通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指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中华各民族在其形成的历史过程中,相互影响、相互借鉴、相互吸收,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稳定的民族共同体。这种共同体集中表现为对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强烈责任感,以及为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而斗争的顽强意志。这种责任感和意志已经深深地内化在各民族的血脉之中,外化于各民族的身体力行,是国家凝聚力的情感基础。因此,面对日本帝国主义亡我中华之举,各民族团结御敌是必然的选择。

其二,国家凝聚力的理论基础——先进的民族观念。近代中国最主要的矛盾是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在这个历史背景下,落后的“夷夏有别”观念由先进的“中华民族”观念所取代。首次提出“中华民族”概念的是梁启超。他明确指出:“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民族混合而成”。换言之,中华民族是指中华各个民族。“中华民族”概念得到近代中国各民族的广泛和高度认同,在抗日战争中更是成为中华各民族不可动摇的政治信念,极大地提升了了国家凝聚力。如新疆各族人民早在1934年就表示他们是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成立“新疆民族反帝联合会”;北方各省成立了“中国回民救国会”,向世人严正宣告:“我们是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之一,我们有先天抗日的任务”;针对所谓的“内蒙自治运动”,九世班禅严正指出:“自治运动的实质是分离祖国,必须团结一致,共御外侮”;面对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十三世达赖喇嘛和九世班禅能以国家大局为重,不计个人恩怨,冰释前嫌,共同抗日,使得西藏成为前方抗战的坚强后盾。

其三,国家凝聚力的政治基础——正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全面抗战后,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形成,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以各自的政治理念与实际行动推动了各少数民族的抗战。1937年8月,共产党就“抗日的民族团结”问题明确指出:要“动员蒙民、回民及其他少数民族,在民族自决和自治的原则下,共同抗日”,“实现全面的民族抗战的方针”。中共关于民族团结抗日政策的制定,既尊重了各民族的平等权利,又防止了任何分裂抗日的行为。在中共的推动下,各地组建了汇集各民族力量的抗日武装队伍开展了有效的对敌斗争,如东北抗日联军、蒙汉抗日同盟军、蒙古抗日联军、冀鲁边区回民大队、琼崖抗日独立队等。这些抗日武装力量为抗战胜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1937年7月,蒋介石在著名的庐山抗战声明中指出:“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就少数民族守土抗战而言,国民政府从两个方面推动。一方面,充分发挥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统筹、协调和沟通作用,另一方面,鼓励深明大义的少数民族爱国人士。第九世班禅不遗余力地宣传和支持抗日,成为藏族人民抗日的楷模和典范。国民政府后来追封他为“护国宣化广慧圆觉大师”;喜饶嘉措大师不辞辛劳,通过各种形式谴责日寇略罪行,国民政府册封其为“辅教宣济禅师”;对于有胆有识的蒙古族的女英雄奇俊峰更是更是表彰赞赏有加,不仅得到蒋介石夫妇亲自召见、共进晚餐、亲授其中将军衔,当时的《中央日报》还在显要位置发表和评价其抗战爱国的事迹。国民政府对少数民族爱国人士的嘉奖对少数民族各界人士是莫大的鼓舞。

综上所述,在抗日战争中,国家凝聚力空前增强,参与和投入抗战的少数民族,其地域之广阔、层次之广泛、人数之众多、形式之多样、态度之坚决,都是中国历史上反侵略战争史上前所未有的。国家凝聚力不仅在战争中得到检验,同时也在战争中得到极大的升华,中华各民族对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进一步认同,历史遗留的民族隔阂进一步消除,民族融合的进一步增强,这些都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抗战时期华侨凝聚力及其对祖国的向心力

肖承罡

(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教授)

从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层面审视70年前的抗日战争,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抗日战争的胜利就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伟大胜利。在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中,中华民族空前团结,展现出空前强大的凝聚力。这个时期不断增强的华侨凝聚力及其对祖国的向心力正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空前强大的生动诠释,这也是千千万万海外华侨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推动抗日战争的胜利,为民族的独立富强和祖国的解放而作出重要贡献的根本保证。

具体地说,海外华侨的凝聚力主要包含三个层次的内涵:华侨对祖国的向心力、侨胞间的亲和力、侨领的吸引力与感召力。其外在表现形式就是广大华侨在世界各地建立的为数众多的地域性尤其是跨地域抗日救亡团体。日本一个小小岛国,胆敢悍然发动侵华战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人是“一盘散沙”,民族离散倾向严重。血的事实告诉千千万万的华侨:“敌人所喜欢的,是我们的分裂,而敌人所害怕的,是我们的团结。”因此在大敌当前,在民族危难的历史关头,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的影响下,广大华侨纷纷抛弃成见,求同存异,自觉凝聚起来,组织起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团体。其共同点是:第一,摒弃派别分歧,以民族整体利益为重,携手合作,结成联盟,一致对日;第二,在斗争中,许多华侨抗日救亡团体由联合走向更大的联合,其抗日救国的主题更加鲜明而突出。“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 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等均属此类。这些大型的跨地域跨国界救亡团体就进一步把分散的华侨力量统一组织起来,推动华侨凝聚力达到一个新的高度;第三,各救亡团体在斗争相互配合、互相支援,共同对敌,使侨胞间的亲和力迈上新台阶。

抗日战争时期,海外华侨之所以能不断增强凝聚力,是因为以陈嘉庚、司徒美堂等为杰出典范的一大批爱国侨领起到了凝聚核心作用。其作用的发挥主要表现为:一是组织领导作用。纵观华侨抗日救国运动的整个过程,我们发现在每一个关键时刻,侨领都起到了极好的组织、领导作用;二是榜样示范作用。在义捐、购买债券、抵制日货等爱国活动中,广大爱国侨领处处起着模范带头作用。如陈嘉庚就以身作则,带头认购常月捐2000元,直至抗战胜利,从未间断。司徒美堂为发动广大侨胞长期募捐,支援抗战,四处奔波,夙夜匪懈,极尽劳苦,达5年之久;三是高超的斗争策略与艺术。广大华侨身居海外,各国情形颇异,斗争环境复杂多变,其爱国运动无形中受到各种限制。面对这种处境,以陈嘉庚为首的广大爱国侨领非常注意斗争策略,并在斗争中逐渐积累了动员和团结广大侨胞的行之有效的组织方式与方法。这是广大侨领顺利领导千千万万侨胞不断增强凝聚力,并深入持久地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原因。事实证明,没有广大侨领这个凝聚核心作用的发挥,海外华侨凝聚力的发展与增强就难以达到如此理性的高度。

广大侨领之所以能对千千万万的侨胞发挥其绵绵厚实的吸引与凝聚作用,首先是由于他们多年来所建立起来的崇高威望、社会地位、雄厚的经济实力以及与当地政府的良好关系所决定的。其次,也是最重要的,是由于广大侨领继承和发扬了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与品质。他们热爱祖国,并具有崇高的民族气节和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他们为了民族的独立解放不顾个人安危,竭力尽心。唯其如此,他们才对广大侨胞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与感召力。其三,是由于广大侨领具有敏锐的政治眼光与卓越的组织领导才能,所以在增进广大侨胞凝聚力的过程中能发挥出不可估量的作用。

人们或许要问:广大华侨与祖国重洋远隔,华侨社会内部情况错综复杂,何以能在海外成功地实现对祖国抗战事业的巨大支援?一言以蔽之,华侨凝聚力使然。正是千千万万侨胞的空前团结,自身凝聚力的空前增强,才使他们在抗战中得以发挥巨大作用,作出伟大贡献。而培育华侨凝聚力的不尽源泉,就是中华民族与时俱进的优秀爱国传统,这是华侨凝聚力的主旋律与基石。中华民族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成为千千万万侨胞行为、意志、信念的基础与支柱,成为促进侨胞团结奋进的一面旗帜。

正因为如此,全面抗战爆发后,千千万万的华侨积极响应祖国的召唤,和国内同胞一道投入到抗日洪流之中;正因为如此,广大华侨积极支持、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各种离散、分化瓦解民族凝聚力的倾向、行为作不懈的斗争。1938年10月,当妥协投降的气氛在重庆上空弥漫时,陈嘉庚以国民参议员身份从新加坡向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发来电报提案:“日寇未退出我国土之前,凡公务员对任何人谈和平条件,概以汉奸国贼论。”此提案后经修改为“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并获得通过。这就沉重地打击了投降派的气焰,极大地振奋了全国人民抗战到底的决心。当汪精卫公开叛国投敌后,海外侨胞迅速地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讨汪运动,当时只要有华侨的地方,“每一个地方都布满着反汪的空气,每一个侨胞都充满着反汪的情绪和对抗战前途的坚强的信念”,正所谓“爱国精神,见重环宇”。抵制民族离散力的斗争,充分表现出广大华侨坚定的爱国主义立场,这对增强抗战时期中华民族凝聚力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正因为广大华侨坚定的爱国主义立场和对祖国抗战事业的热诚,他们充分展现出一切为了民族的无私奉献精神,尽其所能地从财力物力和人力等方面,给予祖国以有力的支援。据不完全统计,从1937年到1942年,华侨购买救国公债达11亿元,占国民政府公债总数的三分之一强。在全面抗战的八年中,华侨输送回国的捐款达13亿元之多。同时,广大华侨还捐赠了大批物资,以应战争急需。这一切成为战时祖国财政经济的重要补充,对于中华民族团结抗战、增强凝聚力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此外,广大侨胞还利用其身居国外并与当地人民有着广泛联系等便利条件,积极开展民间外交,揭露日本法西斯的侵略行径,阐述中国抗战与维护世界和平的关系,争取到世界各国友好人士、团体对中国抗战的同情与支持,在海外集结了一股浩大的国际正义力量投身抗日援华活动,这就为抗战时期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发展壮大营造了一个极为有利的国际氛围,成为激发中华民族更加凝聚的新动力。

需要指出的是,华侨对祖国向心力的增强除内因外,其一是抗战初期国民政府较开明且成功的侨务政策起到了一定的积极的促进作用;其二,也是更重要的,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政治核心——中国共产党所释放出的巨大的凝聚力与吸引力。全面抗战爆发以来,中国共产党所制定的各种正确的政策和策略,能够领导中华民族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因此得到了广大爱国华侨的积极拥护和支持。海外华侨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支重要的进步力量,中国共产党一直以来非常重视,对他们参加祖国抗战及时给予高度评价,热情支持其各项爱国运动,并给予积极的引导。而广大爱国华侨在支援祖国抗战事业的曲折历程中,在反对投降分裂的斗争中,爱国救亡思想有了升华,达到一个新的水平,他们开始把祖国的前途与民族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的身上,视中国共产党为民族凝聚、全民抗战的领导核心。诚如陈嘉庚所言:“前忧虑建国未有其人,兹始觉悟其人乃素蒙恶名之共产党人物。”这表明中国共产党赢得了广大华侨的心,凝聚了他们的爱国热情,并使之在支援祖国抗战的伟大事业中,以民族利益为重,团结一致,共赴国难。

轰轰烈烈的海外华侨抗日救亡运动是中华民族整个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辛亥革命以来华侨对祖国历次革命运动全力支援的延伸与升华,是其爱国主义精神的发扬光大。他们在支援祖国抗战的历程中所展示的强大的凝聚力及其对祖国的向心力对于当时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增强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我们坚信,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当代,海外侨胞的爱国主义传统将焕发出新的耀眼的光芒。

不容忽略的“散沙”之殇

陈剑安

(广东中华民族凝聚力研究会副会长、教授)

70年前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华民族凝聚力托起的不朽丰碑。然而,我们在瞻仰丰碑之余,尚须反思与民族凝聚力相悖的“散沙”之殇。亦即是说,在整个抗战期间,中华民族始终受到“散沙”或曰民族离散力的困扰,以至于历经磨难,艰苦卓绝,甚至付出了二千余万生命和难以数计财产的沉痛代价。

在抗战爆发前的近代中国,中华民族即被视为涣散不聚的“一盘散沙”。这种现象的产生,既有内部原因,又有外部根源。就内部原因而言,中华民族本体存在着势不可免的痛苦分化,特别是阶级和阶层的分化。近代以前,中国社会只有农民与地主两大阶级的矛盾。此后,伴随着近代企业的产生和发展,产生了近代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新矛盾,这就使中华民族内部的阶级关系更加难以整合。在国外资本主义的诱导下,还产生了听命于列强的买办阶级,并且,“他们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4页)。买办阶级人数虽然有限,但却是离散力特别强的一个社会群体,也是诸如晚清政权买办化和抗战期间“汪伪”政权的社会基础。还应该看到,“九·一八”事变前,中国社会还存在小手工业者、店员、小贩这类“半无产阶级”,手工业主、小律师、小事务员、小教员这类“小资产阶级”,以及走州过府、闯荡江湖的“游民无产者”。可以说,空前的阶级阶层分化,使中华民族内部呈现出了利益不尽相同、甚至相反的多元社会成分。值得强调的是,当时的国民政府未能成为中华民族众望所归的凝聚核心,未能有效地协调社会各利益群体的关系,也未能有力地遏制突现和潜在的离散力,这就使中华民族难以充分释放自身的凝聚力,难以稍微便捷地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

就外部根源而言,帝国主义罪恶的“造沙”运动,导致了离散力急剧膨胀的恶果。鲁迅在1933年就推出了以《沙》为题的杂文,内中感慨“近来的读书人,常常叹中国人好像一盘散沙”,但又指出,将造成一盘散沙状态的责任归咎于中华民族的芸芸众生,则“冤枉了大部分中国人”,(《南腔北调》集,第112页),将之归咎于帝国主义列强,则毫无冤枉之处。这是因为,无论进行逻辑推理还是着手心理分析,都可以殊途同归地得出这样的结论:殖民主义者本能地指望被掠夺对象是一盘散沙式的民族,否则,他们就要十二分卖力地将被掠夺民族改造成这样的民族。他们十分清楚,紧密凝聚起来的中华民族,是他们推行侵华政策的巨大障碍,而促使其成为确切意义上的一盘散沙,涣散其应有的凝聚力,才能便捷地攫取、有效地巩固、肆意地扩大在华的侵略权益。如果从“造沙”的视角来重新审视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那些不平等条约,便不难发现,列强取得的条条款款,几乎都不失为瓦解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涣散剂,几乎都是其罪恶“造沙”运动的见证。以《南京条约》为例,其中“割让香港”和条款,意味着香港同胞将被迫从祖国大家族中分离;其中的“保护汉奸”条文,意味着为离散中华民族的败类提供恶性发展温床。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事实证明,后起的日本帝国主义在“造沙”方面,比之其欧美的帝国主义“先生”,更有过之而无不及。

1927年4月20日,日本的大将田中义一组阁。7月7日,田中即以“训示”的形式提出《对华政策纲领》,其主要内容除确定把“满蒙”从中国分离出去外,还辅以继续离间国共两党的文字,即对“中国稳健分子(实指国民党右派),日本要以满腔热情协助他们”;对“不逞之徒(实指共产党人)”,则希望中国政府“予以取缔”。(《日本外务省档案》PVM41)于是,蒋介石的反共内战迅速升级。到1930年底,国民党政府从以地方军队对红军进行的“会剿”,变而为以中央军为主的大规模“围剿”。正当国共两党严重分裂、内战升温之际,日本侵略者幸灾乐祸,叫嚣“应立即抓住……可乘之机”,并且1931年悍然发动了黑色的“九·一八”事变。在新的侵华战争期间,为涣散抗战力量,实现迅速亡华的图谋,攫取最大的侵华权益,日本侵略者更极尽能事地在华培植汉奸、走狗、卖国贼等离散势力,不遗余力地推行“造沙”运动。虽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面前,侵略者的图谋只能是无法企及的黄粱美梦,但是应该看到,其罪恶的“造沙”运动还是获得了部分的成功,以至于在某种程度上涣散了中华民族抗击侵略者的凝聚力。

首先,不择手段地拼凑分裂中华民族的伪满洲国。此前,辛亥革命宣告了清政府的覆亡,一些清朝的遗老遗少不甘心失去的“天堂”,置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于度外,醉心于复辟“天堂”的迷梦,堕落成了离散中华民族的腐朽力量,甚至不惜步上卖身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的罪恶道路。日本帝国主义则早有“以华制华”的祸心,在他们看来,中国的腐朽没落势力正是可供利用的对象,于是迫不急待地导演了一出伪满洲国的丑剧。1932年3月9日,末代皇帝溥仪在日本的操纵和挟制下,出任伪满洲国“执政”,继而于1934年3月1日重登“大宝“,成为伪满洲国皇帝。伪满洲国一经问世,即充分展示出傀儡的职能,做出了一系列伤天害理事情。溥仪上台伊始即1932年3月13日,便以换文的形式与日本签署了一纸出卖东北主权的密约,其内容包括:伪满洲国的国防、治安全部委托于日本;伪满洲国的铁路、港湾、水路、航线,由日本人管理;日本军队所需各种物资、设备由伪满洲国供应等等。显然,通过这一密约,日本得以将东北完全置于股掌之中。伪满洲国还通过实行“归屯并户”来建立“集团部落”,妄图以此割断抗日武装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宣扬“满洲是满洲人的满洲”“蒙古是蒙古人的蒙古”“东北不是汉族的东北”等陈词滥调,妄图制造民族矛盾,离间各民族关系,涣散各族人民团结抗日的凝聚力。无需赘言,伪满洲国既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可耻走狗,也是阻滞中华民族抗战的浊流。

第二,不失时机地在占领区培植大小傀儡组织。随着国民党军的节节败退,日本侵略者迅速将魔爪伸向了华北、华中广大地区,并且乘战胜的淫威,呼唤各地的汉奸走狗组织大大小小的傀儡政权。鉴于内蒙古北接外蒙、苏联,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在此建立亲日的傀儡政权,有利于日本坐北朝南进窥中国腹地。因此,日本侵略者在伪满洲国问世不久,便立即策动所谓内蒙“独立”。随后出现的“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正是迎合日本侵略者需要的怪胎。1939年,日本侵略者又将卵翼下的“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察南自治政府”“晋北自治政府”拼凑成了“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同类性质的组织尚有以殷汝耕为首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以宋哲元为首的“冀察政务委员会”等。毫无疑义,这些傀儡政权既是日本侵略者“造沙”运动的产物,也是涣散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散沙”,都为虎作伥犯下了中华民族不可饶恕的罪行。

第三,用心险恶地催生汪伪政权。应该看到,伪满洲国、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等傀儡政权,基本都属于地方局部的傀儡政权,虽然其行迹可恶,但能量有限,尚不足以影响中华民族的抗战全局。相对而言,日本侵略者催生的汪伪政权,则远不可与蒙疆联合自治政府之类等量齐观,其负面作用更为严重。此前,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在武汉撤退时即表示:要依靠内地继续抗战。这打乱了日本侵略者迅速亡华的如意算盘,预示侵略者难以迅速征服中国,并且在政治上已失去与国民党谈判从而诱使国民党停止抗战、屈膝投降的可能。然而,以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泒在日本侵略者的诱使下,竟于1938年12月脱离国民党重庆中央政府,1940年3月又以“还都”的名义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这就不能不造成分裂国民党中央的严重后果,对中华民族的抗战带来全局性的危害。必须强调,汪精卫及其伪政权为日本的侵略辩护,鼓吹中日亲善、同文同种,承认伪满洲国等行径,无不表明汪伪政权正是抗战期间首恶和最大的离散势力,也理所当然地遭到中华各族人民的唾弃和声讨。

综上,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华民族的抗争史,是一部中华民族凝聚力对抗日本侵略者“造沙”运动、遏制形形色色离散势力并且最终获得胜利的历史。时至今日,我们仍不容忽视“散沙”之殇,仍需警惕外来势力的“造沙”运动和内部离散势力的沉渣泛起。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并使之成为实现“中国梦”的有力支撑。

作者:陈载舸

(广东中华民族凝聚力研究会秘书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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