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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华民族吸引力与向心力的思考
2016-05-17 15:49:22 来源: 南方网  暂无网友评论

任何民族都存在吸引力与向心力,中华民族的自不例外。然而,迄今为止,中华民族吸引力与向心力的关系、二者的消涨态势和运动规律,仍疏于研讨、若明若暗、不甚了然。本文拟就这一问题提出若干浅见,以期对认识问题有所裨益。

一、中华民族及其国家的吸引力

在物理学上,舍弃吸引力便无从认知向心力。同理,中华民族的向心力与中华民族的吸引力也是矛盾的统一体,前者以中华民族的吸引力为存在前提。如果中华民族的吸引力仅仅是一个虚无的存在,那末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则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要研究中华民族吸引力与向心力的关系,就必须首先认识激发中华民族向心力的中华民族吸引力。

时下,就中华民族的吸引力问题,理论界已达成这样的基本共识,即这种吸引力是中华民族整体对中华民族大家庭内部的各民族个体的吸引力。这种共识持之有据,言之成理。但是,这一界说过于简单,存在着线条过粗、失之笼统、易生误会和语焉不详之嫌。因此,有必要在此基础上,对中华民族的吸引力作进一步的探讨和界定。

已有共识的不足之一是,易于产生将主、客体混为一谈的混乱。释放吸引力和回应向心力的两个方面,实际存在着主体和客体的关系。按照已有的共识,中华民族整体显然是释放吸引力的主体,其对应的客体即是回应以向心力的民族个体。问题在于,民族的整体正是由若干民族个体叠加而形成的。如是,民族个体

就势必成为一身二任的角色。也就是说,它既是释放吸引力主体的一个局部,又是对主体回应以向心力的客体。这就易于产生主体客体混淆不清的问题。

已有共识的第二个不足是,仅从民族整体和民族个体的视角认识和诠释问题,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局限性。这是因为,中华民族的整体存在着多种组合形式,她既是民族个体的组合,又是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各利益群体、各区域群体的组合。所以,对民族整体回应以向心力的不仅有以民族为单元的个体,还存在以阶级、阶层、利益群体、区域群体为单元的个体。所以,研究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尚需进行多方位、多角度的考察。

已有共识的第三个不足是,未能进一步从大时空和大文化方面阐述问题。中华民族的整体究竟是当下的整体,还是上下几千年的整体,这一点需要也必须加以说明。应该说,将上下几千年的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比较合理,这是因为,传承几千年的血缘、地缘、民风、民俗乃至于民族心理、民族精神等,也不失为激发吸引力的因素。同样,大文化方面的生产方式、典章制度、唐诗宋词等,也都是人们产生向心力的根据。

那么,究竟如何来避免已有共识的不足,究竟如何对中华民族的吸引力作进一步的再认识?较为合理的诠释是:中华民族的吸引力,归根到底是中华文化的吸引力。这里所说的中华文化,应该是中华各族人民经过上下几千年创造的文化,是涵盖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的大文化。

虽然,中华民族的吸引力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但是,必须看到,中华民族国家的吸引力,也是不容置疑的客观存在。实际上,这两种吸引力既存在着“同”,又存在着“异”。所以,要认知二者的内涵,厘清二者关系,就必须透视“国家”的内涵。

恩格斯曾经说过:“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1]显然,这是基于阶级斗争学说而提出的观点,自有其合理之处。然而,此说未能指出国家是社会文明发展的产物,未能强调国家赋有协调社会利益群体矛盾和管理社会的积极因素,也未能解释社会和谐时期的国家性质。

当人类进入21世纪,人们对国家有了新的更为理性的认识:从广义上说,国家是指拥有共同语言、文化、种族或者历史的社会群体,是指那些享有共同领土和政府的人民,如世界上大多数的多民族国家,我们中华民族的国家也是如此;从狭义上说,国家是一定范围内的人群所形成的共同体形式。可见,无论通过广义说或狭义说,都可以看出民族与民族的国家之间关系密切的程度。简言之,民族总是要在一定的国家中生存和发展,而民族的国家则负有维护民族利益保障民族前途的使命。正是基于这种民族与民族国家的紧密关系,使中华民族整体的吸引力和中华民族国家的吸引力,获得了惊人的趋同性。所以,有的学者指出: 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总是表现为国家的凝聚力,中华民族的向心力总是表现为对民族国家的向心力。[2]

应该看到,时至今日,一般国家行政管理当局即是国家的象征,它是拥有治理一个社会权力的国家机构,在一定的领土内拥有外部和内部的主权。因而,在相当程度上,中华民族国家的吸引力,又高度集中表现为国家行政管理当局的吸引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就增强中华民族的吸引力或向心力而言,关键在于增强民族国家的吸引力。

二、两种吸引力正向发展的同步效应

正向发展的同步效应,系指中华民族吸引力、中华民族国家吸引力与中华民族向心力的良性互动。这种良性互动表现为吸引力与向心力的同步发展效应。这种同步效应在中国上下数千年的历史上屡见不鲜。

在古代,特别在汉、唐、清三朝的西汉盛世、大唐盛世和康乾盛世,这种良性互动已经得到了充分展现。三大盛世的共同特点是:经济较为繁荣、政治较为清明、社会较为稳定、民族关系较为和谐。汉朝曾出现“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的盛况(《史记·平准书》),这揭示的是经济繁荣;唐朝太宗勤政爱民,虚心纳谏,更有“君王如石、良臣如匠,方有美玉问世”的认识,这揭示的是政治清明;清代前三朝在学术方面曾取得“超汉越宋”、集历代之大成的地位,康熙帝更主力对周边少数民族以抚慰为主,这揭示的是文化发展和民族关系的改善。正因为此,三大盛世才能支撑起同步发展的吸引力和向心力。这种吸引力,既是民族整体又是民族国家对芸芸众生吸引力;这种向心力,则是芸芸众生既对民族整体又对民族国家的向心力。显然,在三大盛世时期,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国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大家庭及其国家,具有不容置疑的强大吸引力,也必然要获得相应的向心力。在清朝乾隆年间,漠西蒙古土尔扈特部虽然受到沙皇俄国的控制,但仍心向中央政府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吸引力还曾达到了辐射域外的地步。在盛唐时期,多批次的日本遣唐使取向中国,即是一个不争的明证。

在近代,情况与古代的盛世迵然有异。这一时期,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旧中国向新中国过渡的特殊历史时期。在此期间,中华民族始终面临着专制与民主、黑暗与光明、压迫与反压迫的复杂局面。追求民主、向往光明、努力构建新型民族的共和国,正是中华各族人民的历史选择。所以,尽管国难多有,民困不绝,但是自强不息的中华民族及其梦寐以求的新型民族国家——共和国,仍然释放出了不容忽视的吸引力,也引发了各族人民和各社会群体与时俱增的向心力。这首先反映在民族觉醒方面。此前中华民族的实体虽已存在数千年之久,但“民族”一词作为近代以来民族学的术语,却是在此期间传入中国的。梁启超在《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更率先提出了“中华民族”这个相对于外国民族而言的概念。又说:“凡遇一他族而立刻有‘我中国人也’之一观念浮现于脑际者,此人即中华民族一员也。”在这里,“中国人”即为“中华民族一员”的认知,正是近代中华民族民族意识觉醒的反映。毫无疑义,只有在民族觉醒的基础上,中华民族各成员才能更自觉地释放对中华民族整体的向心力。对于“中国人”之国,人们也有了全新的追求。梁启超对当年专制的“大清帝国”予以了断然的否定,他向往着充满阳光、生机勃勃的民主中国。孙中山则更为详细地描绘了民主中国的蓝图,那就是他耗费毕生精力孜孜追求的民主共和国。这个共和国还在胚胎状态中就释放出了神奇的吸引力,以至于各族人民愈益广泛地为之努力,并且在孙中山及其政党的领导下,仅仅通过十余年的革命斗争,就于1912年取得了推翻清朝、建立共和国——中华民国的丰功伟绩。尽管在辛亥革命后中国的国情复杂多变,甚至出现复辟倒退的逆流,但是,复辟和倒退只能落得短命夭亡的下场,而中华民族的觉醒,捍卫和向心民主共和国,则是不可遏制的滚滚潮流。

在当代,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标志,中华民族告别了长达数千年之久的剥削制度,走出了近代中国的阴霾,进入了全新的社会主义时代。由于当代人民共和国实行前所未有的人民民主专政,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关系”,这显然有助于提升中华民族和谐大家庭对各族人民的吸引力。新中国成立的60余年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已经创造出了举世瞩目惊人业绩,人民的生活水平也获得了大幅的提高。据统计,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由1978年的343元,提高到2012年的24565元;同期,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已由134元提高到了7917元。城乡居民拥有的财富呈现快速增长趋势。[3]不言而喻,由于共和国注重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使之向各族人民释放的吸引力与日俱增,显为加强。事实上,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大陆就出现了万众一心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潮,一大批海外中华儿女也宁可放弃优越的生活,冲破阻力,回归祖国,并积极投身于国家的建设;改革开放以来,这类现象更不鲜见。可见,当代中华民族及其国家的吸引力,各族人民包括海外华侨、华人回应的向心力,是何等的强劲;二者之间的互动,是何等的协调,何等的同步。

三、吸引力、向心力的运动规律

中华民族的吸引力、向心力,存在着四大运动规律。

其一、依循民族国家吸引力的状态上下起伏。本文在讨论“两种吸引力正向发展的同步效应”时,已经涉及了这一规律,但尚需补充两种吸引力逆向变化的同步效应。逆向变化的同步效应,系指中华民族国家的吸引力与中华民族向心力的恶性互动。这种恶性互动表现为民族国家的吸引力与民族向心力的相互制约,同步衰减。这种同步衰减的现象在中国古代时有发生,但集中表现在古代的“乱世”。所谓乱世是指经济衰退、政局动荡、战乱不已、民不聊生的历史时期,其中的三国、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三个时期较为典型。以三国时期为例,它脱胎于“大一统”的东汉王朝,分裂为魏、蜀、吴三个互不统属的政权,这就使原有的民族国家的中央政权土崩瓦解,“大一统”格局不复存在,中央领导核心的吸引力与其他社会群体对中央领导核心的向心力都产生了“一分为三”的裂变,都处于急剧衰减的状态之中。

其二、依循民族离心力的状态上下波动。亦即是说,中华民族内部但凡出现离散力恶性膨胀的势头,则通常表明民族的吸引力和向心力处于弱化的状态。反之亦然。近代中国是民族内部离散力恶性膨胀的典型时期,中华民族因之也被外人讥之为涣散不聚的“一盘散沙”。与此相应的是,业已买办化的清政府和大小军阀政权,不能正常地履行对民族国家掌控和管理的职能,丧失了必不可少的吸引力,也无从获得各族人民的向心力,最终都走向了众叛亲离的末路。无需讳言,在近代中国,中华民族整体的吸引力以及与之对应的向心力,也处于式微状态。时人曾发出这样的哀叹:“吾国人数,号四万万,而纤弱缠足之女子去其半,其余二万万,羸瘠吸烟之病夫,又去其半,自余乞丐、盗贼、僧道、纨绔子弟、土豪乡绅、废疾、罪人、优伎之类、逋群之负者,又去其十之二三下焉,而其余利群而不害群于四万万之中,殆不及十分之一耳。”[4]随后,在抗日战争期间,又有人发出了“汉奸”竟比“鬼子”多的惊叹。显然,对于本位民族过于悲观的认识,正是对民族整体的向心力不足的反映。

三、依循中华民族文化的建设状态见涨见落。中华文化是中华各民族文化的总汇,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中华民族的凝聚力置根于中华文化,故而作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民族的吸引力和向心力,无时无刻不要受到中华文化涨落势态的制约。其中物质文化建设的涨落状态,对吸引力、向心力走势的影响至为关键。这是因为,“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5]而由生产力决定的生产关系,又“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6]制度文化建设的涨落状态,对吸引力、向心力的影响至为重大。这是因为,制度文化是中华民族为了自身的生存、发展而主动创制出来的有组织的规范体系,它体现了中华民族在物质生产过程中所结成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精神文化建设的涨落状态,对吸引力、向心力的影响至为深远。这是因为,精神文化是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的集合,具有相对的稳固性,对精神文化的认同状态,便不能不对吸引力和向心力走势产生较为长远的作用。事实上,古往今来,凡属中华民族文化建设健康发展的时期,通常也是民族的吸引力和向心力上升的时期,凡属中华民族文化建设受挫的时期,通常也是民族吸引力和向心力衰减的时期。

四、依循中华民族素质的水平而见沉见浮。民族素质( national quality),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物质资料和精神产品的生产及人类自身生产的过程中形成的,它包含民族的心理、精神、思想、道德、智能、体能等诸多方面。民族素质是衡量民族兴衰、民族吸引力和向心力强弱的重要尺度。从民族心理看,“大一统”的观念越是化为中华民族的心理定势,就越有利于民族吸引力和向心力的强化。从民族精神看,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精神越是彰显,就越有利于民族吸引力和向心力的发展。在思想、道德、智能、体能等方面,同样存在着这类正向关联。不言而喻,在构成民族素质的心理、精神、思想、道德、智能、体能等方面出现逆转的情况下,也会对民族吸引力和向心力产生相应的负面影响。以当代中国为例,在新中国成之初,各族人民在心理、精神、思想、道德诸方面产生了与新社会相适应的升华,由此也烘托出了对民族整体和民族国家空前的向心力;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期间,由于民族文化中的若干糟粕获得了沉渣泛起的机缘,民族素质产生了令人扼腕的下滑现象,致使民族整体包括民族国家的吸引力和社会群体回应的向心力,都出现了程度不等的衰减。这样的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认真反省,永远记取。

作者:陈剑安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66.

[2]孔庆榕,陈剑安,陈载舸.吸引力与向心力·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百年嬗变[M].广州:人民出版社,2012.360.

[3]从数据变化看改革成就[A].中国报道》(纪念改革开放35周年特别报道)[C].2013.19.

[4]东方杂志[J].上海商务印书馆光绪三十年九月二十五日(9).108.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08.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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