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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时代的中华民族向心力
2016-05-17 16:01:35 来源: 南方网  暂无网友评论

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如火如荼、充满矛盾、又显得无所适从地对待全球化不同,今天中国对全球化的热情渐渐冷却下来,已经能够以一种更加淡定的心态客观地、冷静地审视它。人们已经看到,全球化已经无可阻挡地成为现实,推动着人类社会进入到全球化时代的新阶段。再去怀疑全球化是否真得会实现,再去以敌视的态度拒斥全球化,已经不再具有任何意义。中国的全球化是在探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时做出的战略性选择,那种认为中国只是被迫进入全球化的观点,并没有看到中国选择改革开放积极融入国际社会与国际接轨的积极努力。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对中华民族向心力而言,也同样如此。我们需要更加理性地审视全球化对中华民族向心力的正反效应,既看到它对中华民族向心力的反面挑战,又看到它所起到的正面推动作用,为在全球化时代探求增强中华民族向心力的方案奠定学理基础。

一、资本逻辑的全球扩张与社会主义号召力的弱化

全球化首先是经济的全球化。经济全球化在形式上体现为,通讯、交通以及网络技术迅猛发展,商品、技术、资本、服务在国家间流动日益频繁,各个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内实现自由配置,各个民族国家经济呈现出相互依赖、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局面。仅从形式上看不到经济全球化的实质,也不助于分析它对中华民族向心力的深层次影响。必须思考,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性力量是什么?在全球化进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逻辑是什么?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提供了答案,他们敏锐地看到资本所具有的神奇力量与资本逻辑的扩张本质,看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将从欧洲的个别国家走向世界所有国家和地区。

全球化是资本扩张的结果,没有资本,没有资本逻辑,就没有全球化。资本逻辑就是通过投入更多、获得更多、再投入更多、再获得更多的循环以无限制地自我增值、不懈地追逐利润、不断地积累财富的动态逻辑。这种逻辑促使资本不断突破民族、国家、区域的限制而走向世界的各个角落,牵引着人类社会走向全球化。因此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说,全球化进程就是资本逻辑的空间扩张过程,全球化时代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入到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和地区而形成的新历史阶段。全球化是人类社会的客观发展趋势。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国家要想获得发展,都必须融入到资本所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中,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发展本国经济。但资本逻辑的入侵,也会让依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享受社会发展成果的民族、国家遇到无法想象的挑战,尤其是依靠社会主义理想来获取吸引力、凝聚力、向心力的民族国家。

改革开放标志着中国顺应客观历史发展趋势,主动选择进入到全球化的进程中。中国不再采取极端的方式拒绝被看作是资本主义特有东西的市场经济,而是选择向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开放,选择了用市场经济来发展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可以说就是引入资本逻辑、利用资本力量、通过市场配置资源来发展社会主义的三十多年,也可以说是中国自觉融入到资本所主导的全球化进程的三十多年。事实证明,发展社会主义,必须尊重客观历史发展的进程,必须顺应资本力量主导的全球扩张趋势。当然,选择资本不等于选择资本主义,利用资本逻辑也不代表放弃社会主义。中国选择借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发展经济不代表就放弃了社会主义,而是试图找到实现社会主义理想的切实有效方式。

中国自觉融入全球化的改革开放,推动了中国物质财富的飞速增长,带动着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为中华民族向心力的增强,提供了坚定的、雄厚的物质基础。民族向心力,离不开“经济基础”。经济发展能够带来社会成员对本国的文化、价值观、生活方式的自信。穷则思变,经济落后,吃穿住用都成问题,人人感觉到在本国没有出路,只有到其他国家才有希望,才能解决温饱问题,才能获得社会财富,就谈不上向心力的问题。中国经济腾飞使我国综合国力显著增强,提升了中国在整个世界的地位和影响力,增强了社会成员的自信心,让全世界华人感到骄傲和自豪,强化了对中华民族的自觉认同。中国自觉融入全球化进程,对中华民族向心力的积极意义,是显著的。

但依靠资本逻辑促进经济发展有一定的隐患,因为它可能会冲击社会主义理想,使社会主义失去吸引力和号召力,也因此对中华民族向心力带来消极作用。因为,社会主义一直是建国以来凝聚中华民族各个社会成员人心的社会理想,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强化中华民族向心力的重要资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是在资本主义世界环境中开展的,它要在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开放中谋求发展,要保证利用资本主义而不是被资本主义利用或者被资本主义所同化。这对社会主义中国来说是一种挑战,因为资本逻辑会不断地进行渗透,甚至会从经济领域扩展到政治、文化、社会各个领域,导致人们在看到经济发展辉煌成就的同时,对国家的社会状况产生不满。

一个必须重视的隐患是,社会主义作为政治意识形态的话语被通过各种渠道广为宣传,但宣传力度之强与日常生活领域人们对其理解形成一定反差。部分社会成员对中国是否是社会主义产生了一定的怀疑,对社会主义理想的实现不再像以前那么有信心,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也表现出失望情绪。我们要增强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就要学会应对资本逻辑主导的全球化,避免以资为本、以扩张利润为目标、为了发展而发展而不是为了人的真实需要和社会公平公正而发展的趋势,坚定不移地贯彻社会主义原则,切实保证社会主义在中国人心中的理想性、吸引力、号召力。

二、民族国家主权意识的弱化与国家政治认同的强化

全球化不仅仅是经济的全球化,还有政治的全球化。人们往往认同经济全球化,但对政治的全球化,却争议颇多。如果政治全球化是指任何民族国家的一切政治事务都交由联合国或国际组织来共同决定,那肯定不存在这样的全球化。如果它是指单一的民族国家不受任何限制、不受任何外界因素影响而完全地、自由地、随意地决定本国一切事物的情况,已经越来越不可能,那就必然存在这样的政治全球化。政治全球化直接冲击的就是民族国家的国家力量尤其是国家主权力量,最根本的表现就是以前明明是民族国家内部的政治事务,总会有外在政治主体力量的干涉。

民族向心力的政治载体是民族国家,全球化削弱民族国家的主权力量以及其影响力,实际上也就必然会削弱社会成员的民族向心力。事实是,在政治全球化的影响下,我国个别社会成员的国家主权观念淡薄,对我国捍卫主权完整的努力持冷漠、嘲笑乃至不屑一顾的态度。他们把只强调国家利益的观点斥之为狭隘的观点,认为主权问题不再是根本问题,国家要谋求政治进步,就需要充分考虑其他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全盘借鉴其他国家的政治制度、政治价值,不能老拿主权神圣不可侵犯去搪塞。应该在经济开放的前提下政治也开放,不仅仅是经济与西方接轨,政治也要与西方接轨。这种观点恰恰忘记的是,没有了国家主权,根本谈不上国家政治的发展,就连个人的基本政治权利都得不到保障。

国家主权意识的弱化,往往伴随着对西方政治制度及其价值理念的盲目推崇。西方的政治制度在为数不少的人心中成为先进政治制度的代名词,民主、自由、人权等政治价值理念成为广大社会成员普遍接受的口号。一些人总是艳羡于西方政治制度的美好设计,认为西方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只有走西方的政治发展道路,才有可能会给中国带来长足进步。把西方的那套拿到中国,就可以完全改变中国的局面。相反,对我国政治制度、政治价值则不够自信,甚至充满怀疑。他们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就看做为中国的资本主义制度,甚至看成是封建主义制度的现代翻版,对人民民主专政制度的“专政”耿耿于怀,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看成无法得到切实实现的形式,把核心价值体系、核心价值观看成是意识形态的宣传而嗤之以鼻。只认同国外政治制度、价值理念而不认同本国的,必然不利于政治向心力。

还要引起注意的是,一些人只信其他国家和地区包括香港、澳门、台湾的报道,对我国主流媒体的报道盲目怀疑。对于西方媒体过度夸大、主观揣测中国政治事件的报道,甚至对其抹黑中国政治领导人的做法,出现“宁可信其有、不信其无”的心理。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故意营造国外舆论氛围,善于把中国国内问题国际化,利用国际社会舆论给国内施加,寄希望于国外政治势力、媒体的介入影响中国的国内事务。一些对中国政治态势与政治前景持不乐观态度的精英,热衷于谋求跨国身份。出于对中国政治环境、生态环境、教育环境的忧虑,走出国门就业,出国留学,加入外国国籍等现象日渐频繁。这不能不说是对民族向心力的现实挑战。

看到政治全球化对民族向心力的挑战,也要看到它的积极作用。政治全球化会客观削弱民族国家的主权力量,但会刺激人们对民族国家的认同,增强人们的民族向心力。在与世界各个国家日益频繁的交往交流中,社会成员会更加感受到民族国家的真实存在,更加认同中华民族以及作为其政治代表的中国存在的客观性。费孝通先生讲过,“生活在一个共同社区之内的人,如果不和外界接触不会自觉地认同。民族是一个具有共同生活方式的人们共同体,必须和‘非我族类’的外人接触才发生民族的认同,也就是所谓民族意识,所以有一个从自在到自觉的过程。”[①]可以说,全球化时代给民族意识、民族认同提供了一个从自在到自觉的机会,中华民族不再被当做一个“想象的共同体”,而变成“真实的共同体”。政治全球化提供了使民族向心力所向之“心”充分地显现出来,使它不再抽象,变得具体、实在。正是在与西方强国密切但又有隔阂的接触中,中国人更加知道差距,更加懂得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意义,更加自觉地凝聚在一起,也更加激发出中国的力量。

政治全球化也为中国政治进步提供了更为有利的发展机遇,对中国的国家转型、国家重建、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意义深远。新加坡中国问题专家郑永年提出过全球化是国家衰弱还是国家重建的问题,“全球化为中国领导人重建国家体系创造了机会。我认为,中国国家作为最重要的政治机构,已经有意识地回应了全球化及其后果。随着改革措施的正确制定和执行,国家不仅可以在全球化中存活下来,而且可以借助外部压力来推动自身的转型。全球化由此为国家变得更现代化创造了动力。”[②]全球化使我国将遭遇到的外部压力转化为促进进步的内在动力,刺激我国不断地致力于改善中国的政治制度、政治环境,保障先进的政治理念应用到我国的政治实践中。中华民族向心力的增强,一定程度上在于政治体系的完善,在于中国的政治制度、政治文明获得最大程度的认可。国家转型、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对中华民族向心力的增强,具有长远意义。

三、西方文化的强势侵袭与传统文化价值的重新审视

全球化也是文化的全球化。按马克思的话来说,全球化不仅仅是“物质生产”的全球化,也包括“精神生产”的全球化。全球化给各个民族国家的文化提供了亲密接触的机会,把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各国民众强行拉入到共同的文化氛围之中。各个民族的文化不可避免在交融中彼此碰撞,在碰撞中相互吸收。这种交融、碰撞、吸收必然对各个民族的传统文化带来冲击。民族国家的传统文化是民族向心力的深层根基,没有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认同,就会使民族向心力失去根基。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但在文化全球化的进程中,也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这种挑战主要来自于西方文化的强势入侵。文化全球化表现为强势文化向弱势文化的扩张、渗透、甚至吞噬。它虽然不能等同于文化西方化、文化资本主义化,但由于西方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强势地位,决定了其文化形态必然获得相对的优势地位。有人说,文化全球化是资本主义文化的殖民化过程,是文化帝国主义的、文化殖民主义的扩张,在这个意义上是对的。当代中国的文化西化是不可回避的,一些人极力鼓吹西方的个人主义、拜物主义、消费主义的思想理论、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把自己有机会感受西方的文化氛围、享受西方的文化产品,看作是无比得意的事情。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美国的生活方式、美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管理方式,甚至美国的意识形态和人文精神都成为许多中国人追求和效仿的对象。美国成为许多中国人向往的目标,成为人们心目中的‘天堂’。‘美国梦’因此成为改革开放后中国年轻一代中许多人的最高理想。美国的一切似乎都是完美的,美国的人、美国的制度、美国的经济、美国的文化、美国的土地等等,忽然一下子都变得如此可爱、如此可敬、如此可亲,以至于‘月亮也是美国的圆’。”[③]西方文化的渗透力和影响力是需要警醒的,如果一个民族所向之文化,不是这个民族的文化,那就根本谈不上民族向心力了。

对西方文化的推崇,必然导致中华民族文化特性的消解。民族文化特性是一个民族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根本表征,是吸引社会成员的根本性特质。但资本文化、市场型文化、消费型文化的大行其道,蚕食着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以至于各个地方还在讲自己的区域文化,但这种特质实际上只存在于所提炼的城市精神宣传口号中,已经很难在当地人的思维观念中、行为方式中展现出来。比文化特性消解更严重的是,一些社会成员对民族文化的自信心不足。在他们看来,文化全球化就应该是文化西方化,而文化西方化就是文化现代化,就是文化的进步。“全球化=西方化=现代化=文化进步”成了不可质疑的公理。西方文化代表着富裕、理性、自由、平等、博爱,中国传统文化则是满目疮痍,没有科学意识,缺乏法治观念,强调整齐划一,不讲个人自由等等。否定传统文化的价值,只看到其弊端,将其一概斥之为落后、腐朽,只会陷入到民族文化的虚无主义中。也有过激的反面回应,那就是民族文化保守性倾向增强。这种倾向主张传统文化无比美好,只有依靠中国传统文化,才能够解决当今世界存在的一切问题。只有亮出传统文化的牌,才能够保证中国在全球化中的强势地位。坚信传统文化的价值,有利于民族向心力的增强,但拒绝接受其他文化,必然会目空一切,不利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发扬光大,从长远看并不利于民族向心力的增强。

文化全球化对中华民族向心力的增强也有一定的积极价值。就其最根本的原因而言,文化全球化不仅仅是文化的同质化、单一化,还有文化的异质化、多元化。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各个民族的文化不会在全球化时代真正地消亡,而只会在文化的交融中展示出其生命力。大浪淘沙,全球化的大浪有助于淘掉传统文化的糟粕,留下其精华。中华民族文化在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中,会不断吸收其他民族国家的优秀文化,实现传统文化向现代化文化的转化。也是在文化全球化的进程中,我们能更加自觉地意识到民族文化对于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性,更加强调文化软实力、文化竞争力在全球化竞争中的价值,从而更加注重对传统文化的重新认知和发扬光大,更加自觉地依靠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来打造民族凝聚力、向心力。

中华民族向心力的增强,需要民族成员理性地对待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全球化提供了这个环境。随着各种文化的充分交融,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价值越来越受到重视。越来越多的人逐渐明了各种文化的利弊,不再唯西是从,不再盲目地拔高中华文化,也不再自惭形秽地贬低中国传统文化,而是更深刻地领会到传统文化的优越性,比如注重个体道德修养、注重国家整体主义、注重人文精神境界等等。虽然,国学热还被人理解为一种赶时髦的现象,但这至少说明国人在浸淫西方文化一段时间之后,向我国传统文化寻求精神营养的历程已经开启。也说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对于凝聚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向心力依然有积极价值。

四、全球化话语的理论谋划与民族主义的双重作用

全球化是一个客观的历史进程,但在全球化时代,一定会生成为全球化辩护的、或者说与其相匹配的特定思想体系、意识形态。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全球化话语”,如“世界主义”、“全球主义”。要说明的是,世界主义或者全球主义早就存在于中西方思想家的理论中,如古希腊斯多葛派的世界国家主张、但丁的世界帝国论,康德的永久和平论、卢梭的邦联论以及我国清末康有为的“大同世界”论等等。全球主义、世界主义思潮在全球化进程中重新焕发出活力,并似乎具有相对于以前历史阶段的现实性。之所以将其称为“全球化话语”,就意在区分全球化时代之前的全球主义、世界主义思潮。

“全球化话语”的根本立足点是市场万能论,认为市场的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一个完善的、自由的世界市场将有助于最终解决所有国家、区域的问题,使所有国家、地区的人们从中获益。它以追求全球政治的统一化作为其核心主张,主张超越所有民族国家之上建构一种民主的、平等的新政治共同体或者说“世界政府”,形成统一的制度、规则,来管理和协调全球事务,进行全球治理。它以推行普世价值、以实现全人类共同利益为最终落脚点,宣扬人类具有共同的价值观念,主张建构世界伦理、全球正义、普遍人权。全球化话语并不专属于西方学者,它在中国学界也有了市场。国内学界也有学者提出了从国家主义到世界主义的口号,主张树立世界主义观念,认为世界主义有可能真正成为现实,人类迟早会走向一体化,应该追求建立一种能够代表人类共同利益、普遍价值和人类终极关怀的“世界文化”等等。

探讨全球化时代的民族向心力,必须关注这种“全球化话语”。我们不排除持这种话语者有良善的意愿,它反对个别主权国家只顾本国利益而不惜牺牲他国乃至全人类的长远利益,试图去解决当代世界的环境保护、军事竞赛、道德困境等问题。但必须怀疑的是,在这种美丽的外衣下是否掩盖着一种别有用心的阴谋,或者说美好的主观愿望是否会带来残酷的现实。因为“全球化话语”总是强调民族国家终结论、国家主权过时论、国家主权有限论、国家主权弱化论等反民族国家的言论。这就暗示着,在全人类利益的名义下,它很有可能会伤害民族国家的利益,而使少数强势民族国家获利。爱这个世界并没有错,如果在强调爱这个世界的时候,让人放弃对自己祖国的爱,则必定会有一定的“阴谋”。

要增强民族向心力,必须对“全球化话语”保持一定的警惕。中华民族向心力,要求所向的对象是中华民族,而全球化话语,则要求所向的对象是全球、是整个世界,它很有可能成为西方国家为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而实现自身利益的意识形态。尤其是它披着道德、文明、博爱、宽容和理性的外衣,给人一种全球关怀的印象,会让弱势的民族国家不得不接受这些国家所指定的规则,放弃自己的主权利益、国家认同、价值观念。要知道,真正的全球社会、全球公民只存在于某些理论中,而并不存在于可以用经验观察到的现实中。全球化绝对不是一体化,不是各个民族国家的消失。我们的世界绝对不是成为一体,而是多个民族国家依赖性增强但又保持自己特性的多元世界。

与所谓的“全球化话语”相对立的则是民族主义。全球主义、世界主义越是消解民族国家主权、越是推行全球一体,就越可能会激发民族主义思潮的涌流。民族主义在近代中国以来就根深蒂固地存在,它不仅是一种学术思潮,还内在于大多数中国人的血液中。在全球化时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更加显示出其力量,尤其是当中国遭遇领土争议、主权问题、外交挫折之时,它总会强劲地爆发出来。

人们往往把民族主义理解成激进的,对它能否理性发展,持保留态度。但谁都不能否定民族主义在中国近代史上作为进步社会文化思潮的地位。中国的民族主义总是与爱国主义交织在一起的,它从出现伊始就激发了国人与帝国主义抗争的斗志和精神,承担了反对外族入侵、维护国家利益的功能。经过长期的历史演变,中国的民族主义正变得越来越理性。如果能对它稍加引导,它可以成为中华民族向心力的重要资源。民族主义当然有负面效应。它本身有一种树立“对立面”的深层次基础,往往不注重本民族社会成员的理性意识和社会制度的民主平等建构,不依靠民族内部的和谐发展来增强向心力,而是依靠宣称其他民族对本民族的威胁来增强向心力,因而往往会夸大民族间的冲突和对立,因此带来不良的反映。比如我国长期对日本的仇恨情绪,对美国既爱又恨的纠结情绪,有时会成为我国社会动荡的根源。尤其是极端的民族主义倾向,盲目仇恨其他民族的任何东西,只会带来激进的排外,不利于中华民族的兼容并蓄,从长远看不利于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

无论是“全球化话语”还是民族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思想体系中乃至现实生活中,都占有一席之地。在全球化时代谈论中华民族向心力,不能无视这两种思潮的积极价值和负面影响,不能坚决地拒斥某一种思潮而过高拔高另一种思潮。德国著名学者乌尔里希·贝克的观点值得认同,“我们谈论一种植根于民族的世界主义。也正因为如此,将民族的和世界主义的视为两个相互独立的层面,或想象为两种彼此排斥的政治原则,从而将二者截然对立起来,是完全错误的。恰恰相反。世界主义应当作为民族的集合体来理解、来扩展,并在经验上被考察。换言之,世界主义既带来变化也保留现状,它开创了历史,开创了民族社会的现在和未来,开创了民族社会之间关系的新局面。”[④]增强中华民族向心力,要以中华民族为根,要有世界主义的胸怀,不能只放眼全球、弃民族利益不顾而失其根,也不能只讲民族大义、没有世界关怀而失其胸怀。

作者:陈培永

(中共广东省委党校 哲学教研部 广东 广州 510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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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陈培永,山东菏泽人,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广东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副主任、副教授、哲学博士,中山大学哲学系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联系地址:广州市建设大马路3号广东省委党校哲学教研部,邮编:510053。电话:13763330320 020-83121576 电子邮箱:ndcpy@163.com.

[①] 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修订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10页。

[②] [新]郑永年:《全球化与中国国家转型》,郁建兴、何子英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20页。

[③] 俞可平主编:《全球化:西方化还是中国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3页。

[④] [德]乌尔里希·贝克:《什么是世界主义》,章国锋译,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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