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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源流
2014-11-04 15:26:49 来源: 南方网  暂无网友评论

第一章 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发展轨迹

中华民族凝聚力,是把全体中华民族成员结成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并确保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内在力量。中华民族凝聚力与中华民族相生相伴,无论什么时代,即便是在“中华民族”一词出现之前,这股力量也是存在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煌煌一卷中华民族的发展史,就是一卷中华民族凝聚力的运动史。从远古到当代,中华民族历经沧桑巨变,中华民族凝聚力在此过程中一次又一次顺应时代潮流,适时转型提升,以传承不绝、蔚为大观的风貌彰显于世界民族之林,成为民族凝聚史册上的光辉典范。

第一节 古代的中华民族凝聚力

一、先秦时期的中华民族凝聚力

(一)华夏族的形成

从远古时代到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是中国封建社会逐渐形成时期,史称先秦时期。这个时期,生活在中华大地的先民们不断地交往、交流与融合,初步形成了中华民族凝聚力。

相传在上古时代,黄河流域存在着众多的氏族部落。黄帝和炎帝是其中两个大部落的首领。经过战争与和谈,黄帝和炎帝部落联合在一起,组成了炎黄部落联盟,黄帝成了这个联盟的领袖。从此,中原各部落都尊黄帝为共主。从公元前21世纪到前8世纪中叶,在黄河中下游,夏、商、周三朝更替。通过三代,这一区域的各族群融为一体,以夏为族称,华夏族(汉族前身)形成。华夏族的形成是民族大迁徙和大融合的结果。在夏、商、周三朝,黄河中下游周边地区先后出现了东夷、氐羌、西戎、肃慎、蛮、濮、巴、蜀等,他们在各自聚居的地区内建国,并与诸夏发展着多层次的交往联系。到春秋战国时又逐渐形成了华夏居中称为中国的局面,夷蛮戎狄则配以东南西北,五方之民的区域形成了共称“天下”、号为“四海”的格局。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建立了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国家,制定了统一的社会政治制度、文化教育制度以及度量衡,形成了国内共同的地域、语言、文化和经济生活,加强了华夏族与内迁的蛮夷戎狄的融合,消除了华夏族各支系间彼此隔离的状态,较大程度地凝聚了社会力量,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二)各族人民的初步融合

华夏族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也是各民族的初步融合过程。其主要原因有两个。

一是华夏族农耕经济的确立。古代东亚大陆存在两种经济,即以华夏族为主的农耕经济和以少数民族为主的游牧经济。华夏族分布于长城以南、青藏高原以东广大地区,这里自然条件得天独厚,适合于农耕种植业。农耕种植业的稳定性促进了人口的增加、经济的富庶和文化的繁荣。当然,华夏族也向往优质的畜牧产品。由于游牧民族居处干旱少雨、气候寒冷的北方,只能随水草放牧,食肉饮酪,以毛皮为衣。游牧民族以经营畜群为主,须以相对单一的畜产品换取形式多样的农产品,以补生活之需。这样,主要从事农耕经济的华夏族和主要从事游牧经济的少数民族都以各自的优势吸引着对方,产生出良好的互动效应。相对而言,农耕经济具有稳定性等优长,因而对华夏族周边地区各族群的吸引力也就较为强劲。因而,华夏族的农耕经济推动了各民族的融合,也推动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与发展。

二是各民族认同与农耕经济相适应的汉族文化。费孝通在《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一书中指出,“任何一个游牧民族只要进入平原,落入精耕细作的农业社会里,迟早就会服服帖帖的主动地融入汉族之中”。游牧民族要落入精耕细作的农业社会,就不能不维系原有的一套社会秩序以及相关的伦理道德,就不能不接受汉族的文化传统。华夏族这种以经济优势为基础的文化优势,是其他游牧民族难以逆转的。有的游牧民族在入主中原后,曾试图以自己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来同化华夏族,但最终都未能成功。显然,来自周边的游牧民族,面对华夏族如庞大的人口、广阔的地域、发达的经济和繁荣的文化,都会自觉不自觉地融入其中,从而使中华民族的“多元”更有机地汇入“一体”。

(三)中华民族图腾的熔铸

中华民族以龙的传人闻名于世。龙,是中华民族崇拜的图腾。图腾崇拜是一种最原始的宗教形式,具有团结群体、密切血缘关系、维系社会组织的功能。作为中华民族的象征,“龙”形象的熔铸过程,是中华大地各部落相互融合,形成部落联盟,不同的部落联盟经过血与火的洗礼,形成更大的部落联盟的过程,也是中华民族凝聚力不断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龙,成为中华大地上许多氏族、部落和部族联盟共同的观念体系的代表标志。这个代表标志影响至今,并因之形成了龙的文化。龙文化对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增强有着积极的意义。

第一,中华各民族对龙的强烈认同感有助于形成强劲的民族凝聚力。除成员众多的汉族外,许多少数民族也自认为是龙的传人;秦汉以后,龙成为帝王的象征,历代皇帝都自称为“真龙天子”;民间祈盼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丰衣足食的活动,也多与龙相关,如舞龙灯、祭龙王、赛龙舟等。龙,被中华儿女视为天地间最大的吉祥物,是天下太平的象征。这种对龙文化的认同,成为凝聚中华民族的精神纽带。

第二,龙文化包含的多元文化观念有利于促进国家的统一。龙的形象是蛇身加上各种有关动物元素塑造而成的:以蛇身为主体,接受了兽类的四脚,马的毛,鬛的尾,鹿的角,狗的爪,鱼的鳞和须。显然,对于龙形象的解读,表现了龙本身及其文化的多元性,有利于促进多元一体国家的统一。

第三,龙的精神的积极影响。“龙能大能小,能升能隐;大则兴云吐雾,小则隐介藏形,升则飞腾于宇宙之间,隐则潜伏于波涛之内……龙乘时变化,犹人得志而纵横四海。龙之为物,可比世之英雄。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者也。”[ 《三国演义》第二十一回《曹操煮酒论英雄》。]《三国演义》中所描绘的这种龙的精神和所比拟的这种英雄气概,是中华儿女广泛认同的。

上下数千年,龙的文化和龙的精神不仅已渗透于中华儿女的方方面面,而且还被远渡重洋的华侨、华人带到了世界各地。因此,中华民族图腾——龙,对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助推意义。

(四)宗法伦理制度的建立

先秦时期,中国已经形成了两种基本伦理价值观。一是君为至尊的政治伦理价值观。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就是对这种至高无上权力的真切描述。二是父为至尊的血缘伦理价值观。所谓“父为子纲”、“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是对父为至尊的肯定。这两种基本的伦理价值观的倡行,促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古代爱国主义观念。就君为至尊而言,君主利益是绝对高于臣民利益的,君的地位是以“礼”的形式固定下来。臣民根据“礼”所规定的等级名分关系的自觉意识以及在行为上表现出来的对它的自觉服从,就是所谓“忠”,忠于君主,就是忠于国家。就伦理体系而言,“君臣之礼”和“忠君之德”是基本要求。君臣之礼是起决定作用的,它作为宗法伦理的一个基本道德准则,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忠君之德,即反映和体现君臣之礼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行为,君臣之礼是通过忠君意识反映出来并最终体现和落实于忠君行为的。因此,中国古代爱国主义主要表现为忠君之德。

先秦时期是中国古代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初步形成时期。这个时期已经形成了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雏形: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与大家庭内各兄弟民族的交融、中华民族对图腾——龙的崇拜,以及建立在宗法伦理制度基础上的中国古代爱国主义观念等,为中国封建社会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增强奠定了基础。

二、封建社会前期的中华民族凝聚力

(一)在“大一统”的心理定势中得到巩固

从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到唐朝中叶,可以划归中国封建社会前期。这个时期,中华民族的融合不断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高度发展,国际地位迅速上升,是古代中华民族凝聚力得到空前提高的历史时期。

秦朝以降,特别是汉唐时期,“大一统”思想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向前推进。这一时期,出现了两个“大一统”局面。

一是两汉“大一统”局面。两汉“大一统”局面的出现,给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都带来了巨大影响。其初期的统治者推崇“无为而治”、“休养生息”的道家思想;在中央集权得到加强、经济得到长足发展后,为了巩固政治的稳定,则采纳了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主张,以加强思想的统一和控制。董仲舒极力宣扬“大一统”观,将其说成是天之经、地之义、古今之通则。他所著的《春秋繁露》和《天人三策》,无不贯穿着“大一统”思想。董仲舒的“大一统”观至少表达了这样三重意思:一是反对分裂割据,实行国家政治统一;二是维护中央集权,强化中央的控制能力;三是以华夏文化为奉崇,低位文化须向高位文化看齐。通过他的诠释和阐发,“大一统”主张变成了天经地义、古今通用、神圣不可侵犯的理论。这个理论在古代发展成为各朝各代统治者普遍接受的原则。

二是隋唐“大一统”局面。公元588年,隋朝兵马都讨大元帅杨广统兵51万,向陈朝发动进攻,结束了上百年来的分裂局面,令周边各族纷纷来朝。代隋而起的唐朝,国家统一,经济繁荣,政治开明,文化发达,对外交流频繁,出现了“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使得当时的中国不仅成为中华各族人民引以自豪的圣地,而且成为东亚乃至世界诸多民族热切向往的帝国。

汉唐时期的两个“大一统”局面,令中华民族凝聚力得到了巩固。虽然,汉唐时期也确实存在着与“大一统”相对立的离散因素,但是,追求和维护国家统一的理论在实践中已成为国内各族人民的共识,并转化为全国上下各阶层的心理定势。

(二)在经济的上升发展中得到增强

在中国封建社会前期,以自然经济为主体的生产力处于上升阶段。这个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呈螺旋式上升趋势。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使汉唐帝国实现了富裕和强盛。接受秦末、隋末农民起义的教训,汉代和唐代都毫无例外地实行过“与民休息”的政策,汉初称“清静无为”,唐高祖称“安人静俗”。从本质上说,“与民休息”的政策不仅是缓和阶级矛盾、重视发展社会经济的政策,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民本主义的体现和贯彻。“与民休息”政策的实施,不仅使社会逐渐恢复了生机,发展了经济,而且有效地缓和了对抗阶级之间的矛盾,加强了整个社会群体之间的凝聚。汉代“文景之治”时,“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 《汉书﹒食货志》。]唐贞观年间“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赉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馈。此皆古昔未有也。”[ 《贞观政要》。]由此足见这个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程度。

随着汉唐经济的发展,区域间的经济联系和互补性有了进—步加强。《史记·货殖列传》记载:“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其所欲。”汉时的长安、洛阳、宛、邯郸、成都等地,成了全国最大的商业市场。至唐,经济更加发展,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更加紧密。《旧唐书·崔融传》有这样一段话:“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汉,前指闽越。七泽十薮,三江五湖,控引河济,兼包淮海。弘舸巨舰,千轴万艘,交贸往还,昧旦永日。”

经济的繁荣和经济联系的加强,正是中国古代各族人民得以凝聚的重要保证。

(三)在各民族的相互融合中得到发展

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的大群体,虽然各民族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磨擦和斗争,但民族融合是古代中国民族关系的主流。其中,既包括各少数民族与汉族的融合,也包括各少数民族之间的融合。

汉唐时期,西边和北边的少数民族大规模内迁。据载,自东汉末年以后,分布在晋中和汾水流域的匈奴五部就超过10万之数。羯在西晋时入塞,在上党一带与汉人杂处。魏晋时期,统治者为了充实关中,经常将生活在青海、甘肃一带的氐族和羌族内迁,动辄数以万计。另一方面,中原汉族大规模外迁。史载,为避晋内部的“八王之乱”和当时匈奴外迫的锋芒,中原汉族大规模流徙江南、辽西、河西、巴蜀等地,人数超过百万。

当时的汉族统治者虽存在着大汉族主义,经常表现出对少数民族的压迫和掠夺,有些时候却也表现出妥协和忍让。在汉代,汉人跟匈奴屡屡发生冲突,但自高祖,经惠帝、吕后、文帝、景帝,直到武帝,跟匈奴和亲、与匈奴约为兄弟的政策基本没有改变。唐朝则与一些少数民族建立了“亲戚加君臣”的关系:唐太宗把文成公主嫁给吐蕃首领松赞干布;太宗死后,高宗授松赞干布为附马都尉,封西海郡王;中宗时,又将金城公主嫁给吐蕃赞普弃隶缩赞;长庆元年间,唐朝与吐蕃会盟,建立了被称颂为“社稷如一”的“长庆会盟碑”。

汉唐时期,民族之间的文化融合是多向进行的。在与少数民族的联系与交往中,汉族汲取了很多营养和有益成分。鲜卑、匈奴、羯、氐、羌等少数民族统治者入主中原后,都不同程度地推行汉化政策,既学习汉族的语言文字、文化典籍,也学习汉族统治者的治国方略。在彼此的交流融合中,中华文化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元格局,民族之间的凝聚力获得了新的发展。

同时,在汉代文史哲均有巨大建树、唐代文学有辉煌成就的基础之上,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佛教东渐和随之而来的中外文化第—次大交流,这更使得汉唐文化不仅以其丰富性和多元性著称于世,而且以其开放性和包容性为天下瞩目。于是,中华民族凝聚力产生的根源——中国传统文化在吸收与扬弃中又朝前跨进了—大步。

汉唐时期是中国古代中华民族凝聚力空前壮大的重要时期。“大一统”思想的巩固与张扬、封建社会上升时期带来的社会大发展大繁荣、民族交流融合带来的多元一体局面的进一步巩固等等,为中国封建社会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增强提供了基础性保障。

三、封建社会后期的中华民族凝聚力

(一)在社会生产力发展与区域经济联系加强中彰显

唐朝中叶到1840年鸦片战争前,可归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这个时期,中华民族生存空间扩大,社会生产力发展,对外交流和对内区域联系加强,明清时期商品经济趋于活跃,中华民族凝聚力开始酝酿由古代向近代转型。

唐中叶后,中国封建社会逐渐由前期向后期过渡。这个时期,由于地主阶级改变了对农民的剥削方式,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相对减轻。农民有了一定的人身自由,增加了可由自己支配的劳动时间,从而提高了劳动积极性,社会生产力也因此实现了新发展。生产力的新发展带来了经济的新发展,时至明清,各地尤其是江南地区的商品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活跃势头,资本主义萌芽在一些地区和一些行业破土而出。

在此时期,区域经济和边陲地区也得到进一步开发。江南地区的开发出现新高潮,并且逐渐成为全国经济重心。边远省份也逐渐得到开发,如宋、元、明时期开发两广和云贵,清代开发东北、台湾、内蒙、新疆。中国境内的各族人民,披荆斩棘,同心协力,建立起生产和生活所需要的经济基础。商品经济的活跃和各地区经济的开发,使区域间的经济联系和互补进一步加强:—是加强了中央跟地方的经济联系,二是加强了中原与边远地区的经济联系,三是加强了内地与少数民族聚居地的经济联系。明代的大同、开原、洮州、大理等地,成了茶马贸易集散地。商品经济和区域经济的发展,扩大了封建统治者的视野,使他们对“四海一家”的含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这对于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二)在反对分裂、维护国家领土完整中强化

宋、元、明、清时期,是中国境内民族矛盾异常复杂尖锐的时期。从北宋算起,下逮清初,300年间,中国境内存在着几个民族政权并立和替代的情况。北宋的边陲,有辽、夏、吐蕃、大理等政权,后又有女真族所建的金政权从东北崛起。宋、金对峙,是两宋之际严酷的政治现实。南宋末年,漠北又兴起了蒙古政权,后建立元朝。明代以降,北方的蒙古族、东北的满族,都跟明政权发生过旷日持久的战争,后由满族建立清朝。毋庸置疑,在中华民族这个“多元一体”中,汉族和境内各少数民族都是中华民族的成员。应该说,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是正常的,因为他们本身就是“主”,他们的统治地位也属“正统”,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统治者也都以实现统一和维护祖国领土完整为己任。他们的统一应视为中华民族大统一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虽然,他们在统一战争中曾给中原人民的生命财产以及社会的经济文化带来不同程度的破坏,但是,他们维护祖国政治统一的历史贡献不可磨灭。

不过,此期间民族关系的演进和民族矛盾的发展呈异常复杂的局面,既有主流,也有支流。主流是维护祖国的统一,支流是不断出现割据、分裂的局面。有分裂就有反分裂;有割据就有反割据。分裂和割据,违背了中华民族历史形成的“大一统”的心理定势,不符合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宋、元、明、清时期不仅有内忧,而且有外患。明清之际,外患尤其明显。举其大者,有倭寇对中国东南沿海的骚扰,有荷兰殖民主义者对台湾的侵略,有俄国扩张势力对中国北方领土的蚕食,还有西方海盗的滋事等。这些都威胁着中国领土的完整和中华儿女生命财产的安全,势必遭到中华各族人民强有力的反击。在中华民族反分裂、反割据、反侵略的斗争中,大一统思想进一步深入人心,以维护祖国统一、保卫祖国领土完整为核心的民族凝聚力得到了强化。

(三)在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中发展

自唐末始,北方各少数民族就频频内迁,其中以沙陀人内迁最为突出,直至在中原建起后唐、后晋、后汉和北汉。除沙陀族外,又有奚、契丹、吐浑、室韦等少数民族的内迁。之后,又有女真族从东北内迁;党项、吐蕃中的一支从西部内迁,并先后建立起辽朝、金朝和西夏。同时,五代战乱、宋辽战争、宋金战争等,促成了中原汉族大量外迁。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内外对流,造成了不同文化的碰撞和融合。其中,汉族文化对少数民族的影响是巨大的,以致一些少数民族不得不积极汉化。

金王朝在汉化道路上采取三条措施:一是宣示臣属注意对中原文物典籍的搜求;二是采用极端手段使汉族知识分子为己所用;三是尊孔读经,褒扬儒家伦常规范。金人对汉族文化的吸收和整合,既体现了中华民族作为整体的吸引力,也体现了少数民族对整体的向心力。

满族对汉文化的吸收,从入关前的努尔哈赤时代就已经开始了。努尔哈赤曾下令广译汉族典籍。如,将《资治通鉴》、《大学衍义》、《明会典》等皆译成满文。康熙尤崇儒重教,他亲自拜谒孔庙,命人解读《资治通鉴》,广召学者编纂图书典籍,制定《圣谕十六条》,将儒家倡导的“敦孝悌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息争讼”、“明礼让以厚风俗”等定为国民教育的指导思想。由此,汉族流行的伦理观念、道德准则、治国方略等,广泛渗入满族社会,逐渐成为其民族意识和民族心理的有机组成部分。

汉化是两种文化碰撞和演进的结果。无论是汉族文化或少数民族文化,在碰撞中都各自既有吸收,又有扬弃,其优秀部分汇入浩瀚的中华民族文化主流,成为中华民族凝聚力生发的不绝源泉。

(四)在明清近代化趋势中嬗变

从明清开始,中国社会出现了近代化趋势。这种趋势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清朝对基层社会控制的松弛化。通过人头税的废除、各种徭役的减少、迁徙的自由、自由民的增多等,传统的人身束缚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放,有利于社会活力的加强。二是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资本主义萌芽是在封建社会内部产生的新的进步因素,也是封建制度的异己因素,它的成长势将削弱和瓦解封建制度,是封建制度衰落的表现。三是反传统观念的兴起与传播。明末清初的思想家们对儒学传统教条进行了多方面的批判与修正,儒学正统的权威性受到冲击,知识阶层的社会观念出现了明显的多元化趋势:反对传统礼教束缚,主张人性自由;反对学术垄断,主张独立思考;反对极端君主专制,主张“公天下”……明清时期的近代化趋势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近代转型注入了新鲜血液。

综上,宋、元、明、清时期的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发展有三大基本特征:一是在国家层面延续先秦以来多元一体的民族政策,使得中华各民族逐渐走向团结与统一;二是在反侵略、反分裂、反割据的斗争中不断前行;三是明清时期出现的近代化趋势,为中华民族凝聚力由传统向近代转型提供了必要条件。

第二节 近代的中华民族凝聚力

一、甲午前后的中华民族凝聚力

(一)千古未有的巨变

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前后,是中国社会发生重大转折的时期,中华民族从少数人有朦胧的民族意识发展到普遍的民族意识觉醒,标志着中华民族凝聚力开始了近代转型。

自鸦片战争开始,帝国主义通过军事侵略、政治控制、经济掠夺、文化渗透等多种手段,不断扩大和加深对中国的影响,直接导致了中国社会的三大变化:一是社会性质的变化。鸦片战争后在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及与本国封建主义势力相结合的情况下,中国的社会性质由封建社会逐渐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二是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在近代中国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中,占支配地位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其中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是最主要的矛盾。三是近代历史任务的变化。主要矛盾决定历史任务。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主要矛盾决定了近代中国的历史任务是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

近代中国的三大变化是认识近代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最基本的依据,主导着中华民族凝聚力近代转型的方向和内容。

(二)反抗侵略的先声

列强侵略中国的过程,也是中国人民奋起反抗的过程。侵略者所到之处遭到了中国人民的顽强抵抗。这个时期反抗列强武装侵略的形式有两种:

一是人民群众自发的反侵略斗争。由于地理位置关系,广东人民受鸦片祸害最深也处于反侵略斗争的前沿,因此发出了反侵略斗争的先声。其中,最具代表性最有震撼力的是广州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1841年5月,当英国侵略军闯入广州北郊三元里一带骚扰时,来自广州近郊103个乡的群众,包括农民、手工业者、工人和一些主持社学的地主绅士自发地凝聚在一起,展开肉搏战,使侵略者的气焰受到了沉重的打击。50余年后,北方声势浩大的义和团运动,在更大程度上凝聚起民众的力量,将反帝斗争推向了高潮。值得注意的是,这类自发凝聚起来的反帝力量,实行的是与清政府投降主义根本不同的路线,或多或少带有否定清政府作为凝聚中华民族政治核心的因素。

二是清朝爱国官兵的反侵略斗争。在历次反抗外国侵略的战争中,清朝爱国官兵表现了英勇顽强的牺牲精神,涌现了许许多多的民族英雄。如,鸦片战争时期的关天培、陈化成;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史荣椿;中法战争中的刘铭传、冯子材;甲午战争时期的邓世昌、林永升等。

(三)学习西方的新风

鸦片战争是以清王朝的彻底失败而告终的。割地、赔款、丧失领土和主权,使中华民族蒙上了前所未有的奇耻大辱。面对列强的坚船利炮,先进的中国人开始探索国家出路,向西方学习成为共识。

以林则徐和魏源为代表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成为主张向西方学习的先驱。林则徐被誉为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在抗英斗争中,他率先向那种排他的、深闭固拒的思想开火。为了解外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情报,他组织编写和翻译了《四洲志》、《华事夷言》、《夷情备采》、《各国律例》等书。在此基础上,进而提出“师敌之长技以制敌”的思想。魏源在继承林则徐思想的基础上,系统阐述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开创了中国近代向西方学习的新风。

林则徐、魏源等人提出的“开眼看世界”和“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在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洋务运动中变成现实。洋务派主张引进、仿造西方的武器装备和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兴办了近代企业,建立新式陆军,创办新式学堂和派遣留学生,有利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虽然,林则徐、魏源等人以及洋务运动并未在确切意义上否定中华民族传统的凝聚格局,但是,学习西方一旦成为潮流,中国的资本主义一旦得到长足的发展,就必然会引起人们对传统凝聚格局的怀疑和否定,动摇清政府作为凝聚中华民族政治核心的地位。

以洪秀全为代表的中国农民阶级借鉴西方思想和制度,对抗当时以清朝为代表的封建势力。洪秀全利用基督教的“一神论”和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创立“拜上帝会”组织,作为组织农民起义的工具。在实际斗争中,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建立了圣库制度。圣库制度要求参加起义的群众一切所有缴纳公库,全体衣食俱由公款开支,一律平均。太平天国后期颁布了《资政新篇》,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比较系统的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该方案按照资本主义国家的模式,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外交等方面做了全局设计。可以说,洪秀全及其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在确切意义上否定了清政府作为凝聚中华民族政治核心的地位,并且建立了长达14年之久的太平天国政权,不仅严重动摇了清政府的统治,推动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也为中华民族凝聚力如何转型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四)民族意识的觉醒

随着中华民族危机的加深,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日渐觉醒。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极大地刺激了中华儿女民族意识的普遍觉醒。梁启超指出:“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1895年,著名启蒙思想家严复在其《救亡决论》一文中,响亮地喊出了“救亡”的口号。同年,严复翻译《天演论》,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社会进化论思想,为民族意识的觉醒提供了理论依据。1894年11月,资产阶级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创立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他指出“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并喊出“振兴中华”这个时代最强音。

1896年开始,自古以来就习惯于接受日本留学生前来学习的中国,向日本派遣了首批留学生13名。之后,大批中国爱国之士背负救国使命,“以强敌为师”,东渡日本,兴起了一股留学日本的热潮。民族意识的觉醒,预示着人们将以崭新的目光审视和反思中华民族传统的凝聚力,为近代中华民族凝聚力的转型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二、辛亥时期的中华民族凝聚力

(一)民族观念的更新

从1901《辛丑条约》的签订到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前后,是近代中国民族危机加深、社会矛盾激化、政治格局变化的重要时期。虽然民族融合是古代中华民族关系的主流,但受“夷夏有别”狭隘民族观念的影响,民族隔阂、民族矛盾和民族冲突也是客观存在的。传统的民族观念显然不利于中华各民族患难与共,共同御敌,时代呼唤新的民族观念。“中华民族”这一概念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首次提出“中华民族”概念的是梁启超。1902年,梁启超在《中国学术思想之变迁之大势》一文中,最早使用“中华民族”一词。之后,他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中明确指出:“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民族混合而成。”换言之,中华民族是指中华各个民族。“中华民族”概念很快得到近代中国社会各阶层的认同。

孙中山在中华民国成立时的《对外宣言》上首次使用了“中华民族”的称谓,标志着长期以来中华民族由自在的民族统一体向自觉的民族统一体过渡的完成。与此同时,“中华民族”概念也得到少数民族首领的认同。针对一些蒙古王公的分裂行为,1913年初,内蒙古西部王公在西蒙古王公会议上通电全国,申明“数百年来,汉蒙久为一家。我蒙同系中华民族,自宜一体出力,维持民国。”这是第一次在政治文件中,少数民族代表人物共同决议,宣告自己的民族属于中华民族。之后,中国的政治派别和政治家不断强化“中华民族”概念的内涵,使之成为中国各族人民的统一称谓。

(二)五族共和的主张

1911年,在中华大地上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武装起义——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的目的,在于团结全国人民推翻充当列强鹰犬的清朝专制统治,建立共和政体。由于清朝是满族贵族建立起来的王朝,所以在反对清朝的革命过程中,不免带有排满的内容。一些独立省份用“独立”、“光复”等字眼发布告示,武昌起义革命党人使用铁血十八星旗,以示汉族和满族的民族对立。

对此,孙中山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他在就职宣言中说:“所谓独立,对于清廷为脱离,对于各省为联合,蒙古、西藏意亦同此。”并明确提出“五族共和”的主张,宣布:“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则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反对民族压迫,支持民族团结;反对分裂割据,坚持全国统一。这表明,此时的革命者考虑的是如何更好地凝聚团结各族人民,维护祖国领土的完整,进而振兴中华。“五族共和”主张的提出,加快了近代以来中国各民族认知同为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

(三)民主共和的建立

辛亥革命最伟大的功绩在于结束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政府,即南京临时政府。南京临时政府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政策措施,沉重地打击了中外反动势力,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给人们带来了思想上的解放。辛亥革命集中代表和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在相当程度上也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之后,袁世凯、张勋、段祺瑞等军阀倒行逆施,破坏民主共和原则,实行封建专制统治,出卖国家利益。为维护民主共和,孙中山领导资产阶级革命派进行了不懈斗争。

辛亥时期是中华民族凝聚力近代转型的关键时刻。在本能的、朴素的、自发的民族情感基础上,中华民族凝聚力具备了近代转型的理论和实践基础。“中华民族”概念的提出、理解和认同,对中华民族凝聚力近代转型产生了积极意义。它增强了中华各民族的民族认同,壮大了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实践主体。自此,中华各民族是一个民族整体的观念,成为近代中国不可动摇的信念。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顺应历史潮流,领导中国人民推翻封建专制,建立民主共和,成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政治核心。但是,孙中山并没有找到中华民族的真正出路。护法运动的失败,标志着整个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终结。这表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没有能力继续领导中华儿女完成近代中华民族的历史任务。

三、“五四”时期的中华民族凝聚力

(一)新政治核心的形成

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近代中国社会发生历史性变化的重要时期。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以上各阶级和阶层始终没有科学认识近代中国最主要的矛盾和任务,因此,他们最终没有能够成为近代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民族独立的政治核心。

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为中华民族凝聚力实现近代转型提供了最有前途的政治核心。一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提出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纲领。对外维护中华民族最高利益,始终站在反对外来侵略的最前线;对内实行土地制度改革,从根本上摧毁中国封建制度根基,极大地调动了中国最主要的人民群众——农民的革命和生产积极性。二是坚持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形成了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统一战线的制定和贯彻使得中国共产党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能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南昌起义揭开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的序幕,从此诞生了一支由共产党独立领导的人民军队。这支军队对内反抗反动派的残暴统治,捍卫被压迫民众的利益,对外反抗外来侵略势力,捍卫中华民族最根本的利益。加强党的建设,保证党的先进性,发挥党的先进作用,不断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直接影响着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的正确方向。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全党范围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即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所创造的理论成果,正式命名为毛泽东思想。至此,形成了完整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共产党建设理论。

中国共产党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历程证明:中国共产党是新的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政治核心。

(二)主体阵营的扩大

一个民族能否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取决于其主体阵营的扩大程度。“五四”前后,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主体阵营得以日益扩大。

当时,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于反对军阀封建专制统治的同时,在思想文化上发动了一场以期廓清蒙昧、启发理智,使人们从封建思想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新文化运动,这一运动大大提高了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学生的民主科学意识。

为争取民族平等独立,1919年5月4日,北京3000多名学生喊出“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口号,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这场凝聚着青年学生和各界群众力量的“五四”运动,迅速发展到全国。以学生为主体,工人、商人等社会阶层参加的反帝爱国运动,进一步扩大了中华民族凝聚力主体的范围和规模。

20世纪30-40年代,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置中华民族于亡国灭种的危险境地,也从反面促使中华民族实现了空前的大团结,使中华民族凝聚力主体得到了极大张扬:中华民族不分党派、不分地域、不分民族、不分老幼,同仇敌忾,共同抗战,这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主体得到发展壮大的具体体现。正是在中华民族凝聚力主体阵营壮大的基础上,中华民族才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推进,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参加会议的有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各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以及国外华侨的代表。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原则规定充分说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会议,是在新的历史背景下把中华民族凝聚力提升到一个新高度的会议。

(三)先进文化的构建

文化是民族凝聚力的源泉,先进文化是引领民族凝聚力健康发展的保证,构建先进文化的基础和出发点是传统文化。但是,中华传统文化存在着缺陷,它已不足以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不能解决近代中国的现实问题,构建优于传统文化的先进文化已成为历史的必然。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先进的中国人经历了由“器物”到“制度”再到“思想”的探索过程,但尚未真正意识到构建先进文化的必要。中国共产党人敏锐地觉察到构建先进文化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对先进文化进行了高度概括,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新民主主义文化代表了“五四”以来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成为中国共产党凝聚中国人民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武器。

(四)民主政治的追求

没有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就不可能形成高层次的民族凝聚力,没有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就不可能众志成城地抵御外来侵略,而民主政治制度则是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的重要保证。历史表明,无论是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制度还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制度,在中国根本行不通。

在继承近代中国民主政治探索成果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开辟了中国民主政治的全新道路,成为中国民主政治的旗帜,成为中国人民民主政治事业无私无畏的捍卫者、探索者和实践者。先是,中国共产党在其创办的《向导》创刊号明确指出“宪政就是国家给予人民权利的证书”;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又在抗日根据地实施“三三制”的民主政权建设,致力于发扬民主政治,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在解放战争时期,通过不懈努力,基本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可见中国共产党对民主政治的追求和实践,为中华民族凝聚力提供了政治保障。

“五四”时期国内外危机四伏,政治格局错综复杂,使得近代中华民族凝聚力不断出现了新的分化和新的组合。中国共产党顺应时代潮流,以近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和历史任务为导向,明确奋斗目标,通过制定和实施正确的方针政策,领导中国人民冲破一个又一个艰难险阻,终于建立了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华民族凝聚力实现了成功的转型,中华民族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宋庆龄向世人讲述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时的感想时说道:“连年的伟大奋斗和艰苦的事迹,又在我眼前出现。但是另一个念头抓住我的心,我知道,这一次不会再回头了,不会再倒退了,这一次,孙中山的努力终于结了果实,而且这果实显得这样美丽……”

第三节 当代的中华民族凝聚力

一、当代中华民族凝聚核体的确立

(一)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确立

从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6年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是当代中华民族凝聚核体的确立时期。基本政治制度是国家进行有效政治管理的保证,是现代社会的核心元素。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就逐步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建立了合作和协商共事的关系。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和《共同纲领》的通过,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确立。

1954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在法律上确立了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这一规定指出了新中国国家的根本性质,即新中国是人民民主国家,最大多数的人民才是国家的主人。《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这一规定明确了新中国的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一律平等”;“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这一规定既事涉国家的结构形式,又充分尊重了中国“大一统”的传统和多民族共存的现实,是传统和现实的有机结合。可见,新中国的《宪法》是一部极富民族凝聚力的国家根本大法。

在构建政党制度方面,新中国既没有抄袭苏联式的一党制,也没有照搬西方的两党制、多党制,而是结合国情推出了亮点纷呈的多党合作制。1954年12月,政协全国委员会二届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进一步完善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这一制度中,共产党是执政党,其他民主政党是参政党,是与共产党肝胆相照的亲密友党,而不是与共产党离心离德的反对党。因此,这一制度为确立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华民族凝聚力核体的地位,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确立

经济制度是国家各种有关经济问题的规则和措施的总称,是国家性质的决定因素。根据中国国情,中国共产党明确指出,新中国应当选择社会主义制度,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道路。通过社会主义改造,确定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1954年,中共中央七届四中全会正式批准了中央政治局确认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总路线提出后,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宣传和教育工作,在党内迅速统一了认识,也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成为团结和动员全国人民共同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而奋斗的新纲领。

中国共产党从中国国情出发,对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采取了稳步前进、坚持自愿、政府帮助等原则,团结和引导个体劳动者逐步走上由低级到高级的集体化道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则根据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重性的特点,创造性地采用了和平赎买的政策,即通过加工定货、统购包销,直到公私合营等国家资本主义的途径,逐步地、有偿地将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成为社会主义企业。对资本家个人,则采取了“给出路”的政策,将其逐步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对于其中的代表人物,还给予适当的政治安排。

1956年底,中国的三大改造任务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确立了自身的主体地位,使中国顺利地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这表明,新型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将成为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助推器。

(三)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严峻考验

1950年6月,中共中央七届三中全会在京召开,此次会议为三年经济恢复时期党的工作规定了明确的策略路线和行动纲领。

在七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凝聚全国人民的力量,重点完成了四项任务。一是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普遍召开各级各届代表会议或人民代表会议,实现人民行使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在新解放区进行土地改革运动,全国3亿多无地或少地农民,无偿地获得了近7亿亩土地和大量生产资料,从而使亿万农民紧密地团结在党和人民政府周围;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使广大妇女获得婚姻自主的权利。二是战胜严重的经济困难,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解除了人民因物价飞涨带来的痛苦,使国家掌握了市场的主导权。三是巩固民族独立,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在新的外交方针指导下,改变了“跪倒在地上办外交”的局面,废除了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享有的一切特权,建立了平等互助的新型中苏同盟关系;取得抗美援朝的胜利,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威望,极大地增强了中华儿女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四是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在全党范围内开展整风、整党运动,批判居功自傲等错误思想;开展了“三反”和“五反”运动,对犯有严重贪污罪行者进行了严厉惩处,增强了党的吸引力。

所有这些,使中华大地呈现出万象更新的局面,中国共产党的凝聚核体地位更加稳固,中华民族凝聚力空前增强。

二、社会主义探索时期的中华民族凝聚力

(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探索的成果

从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是中国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二十年,也是中华民族凝聚力曲折发展的二十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始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取得了如下重要成果:

一是提出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第二次结合”的任务。新中国成立初期,因为没有现成的发展道路可循,党在经济建设上偏重照搬苏联的做法。这种状况最大的问题在于苏联经验能否与中国实际相结合。1956年召开的苏共二十大,暴露了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存在的缺点和错误,因此,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仍是一个全新的课题。1956年4月初,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提出,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这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供了基本的指导原则。

二是提出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大关系。通过广泛而深入的社会调查研究,中共中央形成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这个报告,总结经济建设的初步经验,借鉴了苏联建设的经验教训,概括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大关系。这十大关系围绕一个基本方针,即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直接的和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个基本方针成为中共八大的指导思想。

三是指出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的“八大”正确分析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指出国内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

四是指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性、方针和方法。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中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能用解决敌我矛盾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只能用民主的、说服的、教育的、“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去解决。

显然,这些成果都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二)探索中的严重曲折

在探索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在指导方针上也曾犯过“左”的错误,甚至发生过严重失误。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问题。虽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但在国内外确实也存在着向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发动进攻的敌对势力,中国共产党对敌对势力进行坚决反击是正确和必要的。但是,由于指导思想的偏差和主观判断的失误,中国共产党严重扩大了阶级斗争问题。1957年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开始改变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认为国内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这个判断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确认。这一判断造成了严重的后果。1957年反右派斗争在后期被严重地扩大化,运动结束时,全国划定的右派分子达55万人,其中绝大多数属于错划。许多优秀的党的干部和知识分子由此受到长期压抑和打击。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持续了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将阶级斗争扩大化推向极端,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局性、长时间的灾难,社会各项事业遭到严重损失,大批干部和群众遭受极大迫害。

二是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规模与速度问题。1956年“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从中央到地方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存在着忽视经济规律,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偏向,由此出现了一系列冒进行为。1957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总路线的提出有其正确的一面,但在宣传和实践中片面地突出一个“快”字,产生了不良的后果。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发动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泛滥开来,严重破坏了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损害了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应该看到,党在这期间的错误和失误,都导致了削弱民族凝聚力、释放离散力的严重后果。

三、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华民族凝聚力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成果

从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至今,是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也是中华民族凝聚力迅速提升的时期。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新时期。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一直致力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取得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成果。

一是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即在党的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二是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该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系统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发展。

三是制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建立在这些制度基础上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各项具体制度。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些制度也在不断完善。

(二)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

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一次新的伟大革命。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使中华民族凝聚力获得了质的飞跃。

一是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增强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通过改革开放,多层次、多形式、宽领域、全方位的改革开放格局形成,它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繁荣,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协调发展。

二是巩固了中华民族凝聚力发展的政治保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精髓,自身建设水平和执政能力不断提升,发挥了强劲的政治整合功能。

三是使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发展获得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凝结了中共几代人的智慧与心血,它是在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与时俱进的理论体系,是指导中华民族发展进步的宝贵财富。

四是有效地减少了中华民族内部的离散因素。改革开放的过程,是中国社会调整发展战略、更新社会管理的理念和体制、完善社会保障的过程。通过这个过程,促进了社会和谐,改善了人民生活,增进了人民福祉,提高了国际竞争力。

(三)“一国两制”的战略决策

统一是中华各族人民代代相传的价值取向。在当代,邓小平集中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智慧,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以实现国家统一的伟大构想。“一国两制”的提出,符合中华民族渴望统一的历史传统,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在当代条件下的提升。香港和澳门回归祖国后的历史事实证明,“一国两制”的伟大决策是正确的。在“一国两制”条件下,中华民族凝聚力一定能够实现新的发展。

(四)凝聚核体的自身建设

从凝聚力内部结构来看,起主导和关键作用的是领导核心。对于民族凝聚力而言,居于领导核心地位的群体是凝聚核体,凝聚核体对核外群体的吸引力是关键。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削弱凝聚核体吸引力的因素具有不同的表现形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过程中,由于国家政治体制、民主法制和政策策略的完善都需要一个过程,在教育、管理和监督工作中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削弱凝聚核体吸引力的腐败现象容易乘机滋长。有些中共党员干部丧失了理想和信念,世界观发生蜕变,以至腐化堕落。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严重影响了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破坏了执政党的团结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离散力。因此,改革开放时期,反对腐败是一场关系到执政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的政治斗争。作为当代中华民族的凝聚核体,中国共产党充分认识到问题的重要性,党的十五大就指出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党的十八大报告更是明确提出:“坚定不移反对腐败”,“必须常抓不懈”,“警钟长鸣”,提出要“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全面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可以预想,通过不断加强执政党的自身建设,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将得到进一步巩固和提高。

数千年来的发展历程表明,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发展不是直线的,而是波浪式的、螺旋式的,是由低一级向高一级前进的。在历经各种天灾人祸和艰难险阻的历史过程中,虽然中华民族曾出现过“一盘散沙”的情况,但是,中华民族凝聚力最终完成了由自在的群体力量转变为自觉的群体力量的过程,实现了由传统到近代再到当代的转型,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和复兴提供了保障。

阅读思考

1、“大一统”观念与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关系如何?

2、在近代中国中华民族是如何从“自在”走向“自觉”的?

3、应当如何正确认识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现状?

4、试析改革开放对增强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重大意义。

参考文献

1、孔庆榕、张磊:《中华民族凝聚力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2、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3、陈剑安:《孙中山与中华民族凝聚力》,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4、陈育宁:《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历史探索》,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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