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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基础
2014-11-04 15:26:21 来源: 南方网  暂无网友评论

第二章 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生发基础

文化,是民族凝聚力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基础,没有文化,民族凝聚力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文化认同,是民族凝聚力形成和发展的前提条件,没有文化认同,民族凝聚力就无复存在。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和发展是同中华民族文化的发育、繁衍、昌盛密切联系、不可分割的。从文化发生学和文化类型学的角度看,任何文化都是一定民族的文化,广义的民族文化包括该民族活动的全部方式和成果。按照“文化三层次”说,广义的文化可划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狭义的文化则仅指精神文化。本章将从广义的角度阐述文化与中华民族凝聚力形成和发展的关系。

第一节 物质文化基础

一、物质文化在中华民族凝聚力中的地位

(一)物质文化的内涵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人类历史活动永远离不开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是人类首要的基本的实践活动。这既是研究人类历史活动的起点,也是研究民族历史活动的起点。透过民族活动的种种表现,我们不难发现,民族和民族凝聚力的存在是建立在物质生活资料生产基础之上的。

当然,物质文化并不完全等同于物质生活资料生产本身。物质文化既体现了人们以何种方式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的转换,要受制于各种社会条件和社会规律,又体现了人们在改造自然界的活动中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了人的才能和创造性,这也要受制于各种社会条件和社会规律。

一般认为,“所谓‘物质文化’是指人类在同自然界进行斗争的过程中所采用的一切物质手段,以及所获得的一切物质成果。”[王玉哲主编:《中国古代物质文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2—4页。]它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生产工具的发展状况,先进科学技术在实际生产和生活中的应用情况,人们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发展变化情况,为满足人类精神生活需要的各种物质条件。可见,物质文化就是人们把自己的知识、经验、观念、理想等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客体化,它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着最密切、最直接的关系。只有生产力发展了,物质文化的其他方面才有可能从数量和质量上不断得到提升。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对于整个物质文化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它不仅是促进生产工具变革的直接动力,而且是现代生产力发展的主要动力。可以说,随着科学技术的时代性的重大变革,社会的物质文化也就从总体上不断改变着自己的面貌。人们进行物质生产、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根本目的,是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的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因此,物质文化的真正内涵是一切经过人化的物品所蕴含的各种文化内容,包括自身的和社会的。

(二)物质文化的特点

客观实在性。物质文化是以各种具体的物质形态为载体的文化,是穿着“物”的外衣的文化,它的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客观实在性,并且是可直接感知的。从古代、近代遗留下来的各种生产工具,如考古发现的石器、青铜器、铁器等,到现代社会物质生产中使用的各种机器及机器体系、各种交通电讯设备、计算机网络和“信息高速公路”等等;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各种生活资料,如考古发现的各种文物、文化遗址,到现实中每个人衣、食、住、行的日常生活用品,乃至城乡群体聚落的文化景观,都是具体存在着的客观现实物品,是任何人都可以直接感触到的。

合目的性。物质文化是人们改造自然界以满足社会物质需要为主的那些文化产物,也包括满足社会精神需要的各种物质条件。古代的石器、青铜器、铁器等生产工具,是人们有意识地、有目的性地创造出来的。近代工业的复杂庞大的机器和机器体系,各种精细的专业化生产工具以及现代化生产的各种高新科技产业设备,更是人们有目的性行为的产物,是各种科学知识和技术科学的结晶。所有各种物质文化产物以及农艺景观、工艺景观、生存景观,都是以满足人类的需要、符合人类目的、借助人类的劳动而形成的“人化自然”、“人造自然”。

累积和继承性。人们在各个时代创造出来的物质财富,都是对前人创造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直接继承和发展。物质文化的不断传承和累积,恰恰是人类历史进步和社会文明拓展的物质基础。从社会发展史来看,以生产工具为主的劳动资料演化的链条是:石器工具(旧石器、新石器)——金属手工工具(青铜器、铁器)——机器和机器体系(以蒸汽为动力的机械化、以发电机和电动机为动力的电气化)——全盘自动化(以核动力利用装置、电子计算机和计算机网络为代表)等等,这是一环扣一环、一级继一级的承续和累积的过程。

(三)物质文化是民族凝聚力形成和发展的基础

民族是在人类历史活动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种具有很大稳定性的人类共同体。民族和民族凝聚力是相互依存的。民族在生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中,以一种主体的方式表现着凝聚力的存在;民族凝聚力则以某种力的存在方式维系着民族的生存发展和团结统一。

在构成民族的诸多要素中,包括了共同地域和共同经济生活。从一定的意义上说,这就是一定历史阶段的物质文化。在历史发展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在1000多万平方公里的陆地和广袤的海域上共同生活,共同劳动,发展经济,密切交往,从而把各个不同的民族融合成一个相互依赖、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中华民族整体。这种共同经济生活维系着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也孕育和培植着民族凝聚力。

物质资料生产中形成的生产力,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以及民族凝聚的空间广度。例如,与狩猎和采集为谋生手段相适应的原始社会,只可能有氏族和部落的存在。只有在农耕和游牧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才能在较广阔的空间逐步形成民族。世界各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大抵经历了“氏族→部落→部落联盟→民族→民族联合体”这样几个循序渐进的阶段,而每一个发展阶段,都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多元一体”的复合民族,也是在物质生活资料生产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离开了这个基础,中华民族既不可能形成,也不可能发展,更无从产生中华民族凝聚力。例如,没有石器这一简单劳动工具的使用,便不可能形成黄河中下游的文化区;没有铜器、铁器等工具的使用和农耕技术的改进,华夏族便无以形成;没有畜牧业的发展,以匈奴为主的北方统一体也无以形成。同理,没有生产力和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就根本不可能形成。

由此可见,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乃至物质文化,是民族和民族凝聚力形成和发展的基础。

二、物质文化对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影响

(一)古代自然经济对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影响

中国古代物质文化是农业文化。从夏商周时期华夏族的逐步形成,到秦汉唐宋明清时期中华民族的逐步确立,其经济基础都是以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经济结构以农耕为主,以游牧(后为畜牧)为辅。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农业自然经济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形成和发展的主要基础。

首先,以农业为基础的自然经济,是古代民族凝聚力植根的肥沃土壤。从夏、商代开始,农业生产是华夏族聚居地区社会经济的重要活动,粟、麦、稻、豆、黍等粮食作物,是人们主要的食品。到了周代,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农业生产已成为社会经济的主要活动。秦汉以后,农业中谷物的种植是最为基本的。从关中平原至华中平原,从黄河中下游至长江以南,还有巴蜀地区,都是谷物生产发达的地区,也是全国经济的中心。农业是人类衣食之源,生存之本,是其他社会经济部门得以独立和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对于古代民族更是如此。

其次,以农业为基础的自然经济对中国古代民族性格、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都有着直接的影响。生活在黄河、长江流域和辽阔平原地区的汉族,与生活在草原、高山、沙漠地区的少数民族,其民族性格就有显著的差别。由于农业,特别是谷物种植业要紧紧地依赖于可耕的土地,且须做到“三宜”(地宜、物宜、时宜),对土地、水利、气候的依附性和对自然环境的黏着性,使农业民族形成了“安土重迁”的性格,农民不愿轻易离开他们赖以生存的环境。所以,从古代起,汉民族就形成了“天人和谐”、“天人协调”、“天人合一”的观念,这样的群体,其内聚力、亲和力特别强大。

再次,汉族农业文化是凝聚少数民族的重要物质条件。在古代,少数民族由于所处之地自然条件较差,经济发展水平和物质生活水平以至整个文化发展状态都比汉族落后,他们向往经济发达、物质生活水平较高的汉族文化。所以,无论汉族建立全国政权时期,或是少数民族统治时期,民族融合、民族融化从未中止。正如范文瀾所指出的那样,少数民族“当他们在政治上得势的时候,为了统治汉族,必须促进本族的文化,当他们失势的时候,更需要提高文化。归根说来,各族发展的总趋势,不能不是与汉族融为一体”。[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26页。]

(二)近代商品经济对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影响

以鸦片战争为标记,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入了近代史时期。

从物质文化发展阶段来看,这一时期由农业自然经济向工业商品经济的转变对中华民族凝聚力产生了重要影响。

首先,从器物和技术层面向西方工业强国学习,为中华民族振兴添加了活力。鸦片战争前,中外经济交流已开始出现。鸦片战争的失败,更是使得中华民族的有识之士从“天朝大国”的迷梦中惊醒,开始承认中国有不如西方的地方,在物质文化层面,承认有必要舍己从人。从林则徐、魏源到洋务派,开始重视学习西方,筹办军事工业和其他应用技术,“采西学”、“制洋器”,“民办”、“商办”的民族工业逐步发展起来。这种观念、认识、行动的转变,加速了新的生产方式和科学技术的传入,加速了农业自然经济的瓦解,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和民族凝聚力的增强,注入了有生命力的东西。

其次,民族工业的诞生和商品经济的发育,有利于近代民族凝聚力的强化。在社会经济发展中,人们总是追求先进生产力而抛弃落后生产力,高水平的生产力总是成为凝聚人们的黏合剂。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加速了中国自然经济的瓦解,顺应历史潮流,民族资本开始得到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作用得到了多方面的发挥:其一是积极从西方引进近、现代机器设备,使先进的社会生产力在中国土地上发展起来;其二是广泛地传播西方近、现代科学技术理论和知识,促进了近、现代知识分子阶层的形成;其三是极力推广近、现代领导管理经验,使新的生产组织、劳动管理成为生产力的要素;其四是推动了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发展,从“民族市场”逐步走向“世界市场”;其五是传播了现代生活方式。所以,近代民族工业和商品经济的发育,代表着先进生产力,是历史上起着进步作用的社会因素,对中国几千年来“一以贯之”的封建的、小农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变革,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对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演进具有重要影响。

(三)当代物质文化建设对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影响

民族凝聚力的强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民族物质文化水平的高低。物质文化的现代化是建构新型民族凝聚力的物质基础和基本条件。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彻底结束,中国结束了近代四分五裂、一盘散沙的状态,实现了前所未有、世所罕见的各民族的高度团结,为凝聚全民族力量实现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华各族人民迅速医治了战争创伤,恢复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之后,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底,基本上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在中国建立后,就显示出集中力量办大事、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的能量。正因为此,新中国很快实现了初步工业化,建立起一个相对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尽管社会主义制度有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但它在中华大地建立之初就显示出一定的优越性,使得中华民族焕发出生机和活力。

然而,从1957年到1978年这20多年里,由于在社会发展指导思想上的失误(或脱离实际地搞“大跃进”,或疾言厉色地抓阶级斗争),既严重地破坏了生产关系,又极大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条件得不到应有的改善,国家也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不用讳言,这个时期中国在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方面,都落在世界发达国家后头。

1978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代。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劳动积极性。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实力迅速提高,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位,由此带来的综合国力的上升,社会主义中国在国际上树立的新形象和威望,广大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改善,为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物质文化的迅速发展,增强了各族人民的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也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海外华侨、华人投身于祖国大陆的经济建设,使中华民族凝聚力在新的历史时期有了一个质的飞跃。

三、夯实物质文化基础的意义

(一)促使中华民族空前团结

民族凝聚力通常表现为民族意识、民族精神等非物质形态,但其基础依然是物质的,经济基础是决定性因素。中国社会主义物质文化建设的快速发展,对促进民族团结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新中国成立起,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非常重视社会主义物质文化建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纠正了过去长达20多年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把党和政府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道路上来,实行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大力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增强综合国力,不断改善人民生活、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正是在这条正确路线的指引下,中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成就,胜利地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第二步目标,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位,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2011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超过5000美元,进入世界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综合国力的增强,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也极大地提高了中华民族的国际威望。

正因为改革开放符合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所以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信念深入人心,海内外炎黄子孙紧密团结,致力于中华民族的复兴事业。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为取向的改革,突破了计划经济时代人们交往的狭隘界限;商品、贸易、劳动力的充分流动,开阔了人们的视野;统一的市场体系,促进了各民族的相互联系和依赖,也使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侨、华人与祖国的联系日益紧密,从而增强了对祖国的向心力和相互间的亲和力,中华民族大家庭内部达到了空前团结。

(二)夯实国家统一的物质基础

历史和现实一再表明,政治上军事上强大的民族国家都是以先进、强大的物质、经济力量为保证的,否则便难以为继。前苏联的解体,实际上给人们提供了一个鲜活的例证。苏联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成为政治、军事上的“超级大国”,在国际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由于几十年间形成了僵化的经济管理体制,造成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重工业、军事工业高速但畸形发展,农业和轻工业长期徘徊不前,从而严重挫伤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导致包括民族问题在内的国内各种矛盾日益尖锐化,最终引发解体的严重后果。

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尽管出现过如“大跃进”、“文化大革命”那样严重的失误,使经济发展遭到严重破坏,但经过一系列拨乱反正,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通过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中华民族又重新走上了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民族凝聚力和综合国力得到大大增强。

正是因为经济实力和民族凝聚力的增强,中华民族在祖国统一的光辉大业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们实现了香港、澳门的顺利回归,成功实行了“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保持香港、澳门繁荣稳定发展。近年来,海峡两岸在经济文化上的交流日益密切,推进了祖国统一大业向前发展。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独立和统一的传统,具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思想深入人心。这些都是中华民族实现统一的重要思想基础。但是,思想基础还须获得物质基础的支撑。目前对大陆来说,当务之急就是要迅速建立和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高生产力,建立强大的物质文化基础。这样,海峡两岸的统一就有了极具吸引力的物质基础。

(三)推进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提升

民族凝聚力是不断发展的,时代不断赋予民族凝聚力新的内容,其价值目标也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而不断更新,每一个历史时代的民族凝聚力都有其特定的价值目标。中华民族凝聚力也是如此。

近代中华民族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其面临的历史任务是:团结一致,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争取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近代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价值目标与历史任务是相适应的。历史发展到了今天,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价值目标已转变为在世界性竞争的环境中振兴中华民族,建立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当前,中国还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还要走一段很长的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包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经济体系和调控体系),是本世纪头二十年中国经济建设和改革的重要任务。市场经济是开放性的经济,是以世界性的普遍交往和平等竞争为前提的。世界各民族各有其长处,也有其短处,在竞争中各民族都须扬其所长,避其所短。这样,世界市场就成为一个大熔炉,将世界各民族的优秀文明成果都融合在一起。中华民族参与世界市场竞争,就能够吸收到世界各民族的长处和优秀成果,并将其与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只有这样,中华民族才能与时俱进地再造民族品格和民族精神,构建符合世界文明发展潮流的民族凝聚力。具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曾拥有过灿烂的过去,在参与世界市场的竞争中,中华民族必将不断增强凝聚力,创造更加光辉灿烂的未来。

第二节 制度文化基础

一、制度文化在中华民族凝聚力中的地位

(一)制度文化的内涵和特点

制度,是要求成员共同遵守的、按一定程序办事的规程。制度文化,是人类在物质生产过程中所结成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是人类为了自身生存、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主动创制出来的有组织的规范体系。社会的法律制度、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准则等,都是制度文化的反映。制度文化是一个历史范畴。一定社会的制度文化是一定社会物质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一定社会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反映和折射。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的进步,社会的制度文化也在不断地进步。

总体来看,制度文化具有下列几个方面的特点:

层次性与整体性。制度文化是由多方面、多层次的社会制度组成的,它既包括社会形态方面的社会制度,又包括一定社会形态下的具体社会制度;而且,从制度所处的层面看,又有根本制度、基本制度、特殊的具体制度和个别的规章制度等。各个方面、各个层次的社会制度只有结构合理、互补互济,才能实现整体目标。正是基于此,制度文化又具有整体性的特点。

政治性与阶级性。制度文化凝聚了社会主体的政治智慧,不可避免地带有政治性。在阶级社会里,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它规范着一个社会主要的行为方式以及人们的相互关系,使制度文化深深打上了阶级烙印。

权威性与强制性。制度文化在文化中最具权威性,它代表着统治阶级的利益和意志,在某种意义上,也代表了整个社会的利益和意志。制度文化的强制性特征主要表现在执行制度的坚定性,谁违反制度谁就要受到相应的惩处。

中介性与保障性。制度文化处于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之间,具有中介性特点。通过制度文化,物质文化能上升为精神文化;通过制度文化,精神文化能转化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的保障性特点是指它具有保障社会正常运转、协调各方面关系的功能。

时效性与工具性。制度文化的时效性特征表现为制度的不断修复和创新。世界上哪怕曾经被认为是最理想最完美的制度,也不可能永远有效,它需要进行与时俱进的修订。制度文化的工具性特征则表现为对人与社会发展的导向作用和运用制度所产生的激励作用。

(二)经济制度对民族凝聚力的作用

影响民族凝聚力的物质基础。经济制度是一定社会占主要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总和。经济制度是构成社会经济基础的重要成分,并决定着社会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社会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从本质上看,经济制度是一定社会占主要地位的生产关系的反映,而经济利益则是生产关系的集中表现。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建立的经济制度,如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分配制度等直接影响着生产力的发展,从而影响着中华民族凝聚力赖以增强的物质基础。先进的社会经济制度,会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落后的社会经济制度,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左右民族凝聚力的强弱。纵览古今,凡社会经济制度和生产力相适应的历史时期,人民安居乐业,生产发展,政治也较开明,社会稳定,文化繁荣,民族之间和睦相处,全民族的凝聚力较稳固和强大。凡社会经济制度不适应以至严重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时期,民生凋敝,百姓怨声载道,民心动荡,社会分裂,民族凝聚力便遭到削弱。据此,可以得出一个规律性的认识:一般而言,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经济制度,必然要促进民族凝聚力的发展;反之,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经济制度,则必然会阻碍民族凝聚力的发展,助长民族的离散倾向。

支撑政治法律制度等上层建筑。反映一定社会经济关系的经济制度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外在的客观关系、物质关系,政治法律制度、教育制度等上层建筑是根据经济制度的要求,通过人们的意识而建立起来的。在通常情况下,先是经济关系发生变化,这种客观变化反映到主观上,然后才有在一定的思想理论指导下建立的政治制度、国家制度,并由此影响着民族凝聚力的发展。

(三)政治制度对民族凝聚力的作用

规范人们的行为。政治制度是统治阶级通过组织政权以实现其政治统治的原则和方式的总和。在上层建筑诸要素中,政治制度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社会成员的地位作用,各种社会力量的协调吸纳,社会稳定机制的建立完善,都是通过政治制度机制来实现的。一个国家、民族要有强大的凝聚力,不但需要有特定的经济制度,而且需要强制性的政治制度来规范人们的行动,影响和制约社会的思想意识,对经济生活、精神生活及全部社会生活起着指导和限制作用。

控制整个社会系统。在政治制度体系中,国家政权是控制中心。国家政权通过复杂的信息网络上下左右交换信息,把整个政治制度视为控制社会的机构,通过这个机构来管理和指导全部社会生活。政治制度中尤为重要的政党制度,对民族凝聚力的影响甚为重大。因为,执政者是政治制度的制定者和执行者,是国家民族的领导核心,是国家民族利益的代表。如果执政者所制定的制度、政策不符合广大民族成员的利益,就会失去对民族成员的吸引力,民族整体也会因此而处于一盘散沙状态。

制约民族凝聚力的消长。政治制度直接体现国家的性质。政治制度的好坏及其运行的状况,是决定开明之世或腐朽之世的前提。一般而言,进步、开明的政治制度能保障和促进民族凝聚力的发展,落后的、腐朽的政治制度必然会扼杀民族凝聚力发展的各种社会因素。在中华民族史上,无论文景之治、贞观之治,还是康乾之治,都与严密的行政管理制度、健全的法律及官制官规分不开。如果行政管理紊乱、吏治败坏、法纪不行,社会便处于无序状态,中华民族凝聚力就会受到这些消极因素的影响而被削弱。

二、传统制度文化对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影响

(一)皇权至上的政治制度的影响

中国封建社会实行的是以皇权专制为核心、“家国同构”的政治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只有一个皇帝(君主)。皇帝(君主)总揽天下大权,是秦汉以后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主要特点。皇帝(君主)超越一切社会政治法律制度,全面控制着行政、财经、司法、军事等国家权力,是全国的最高权威与绝对权力的拥有者,是名符其实的专制帝王。

秦朝统一之后,在礼法形式和实际操作上强化了君主威严,君主通过有效的行政手段,控制着国家政权。权力独揽的专制帝王,每天都忙于政事的处理,“大权从无旁落”(清·嘉庆皇帝语)。据史料记载,自秦朝统一之后,皇帝就建立起一套以三公九卿为主要官员的处理日常政务的中央官吏系统。隋唐以后,中央官制发生变化,以三省六部制的分权形式解决集权体制内的权力分配问题。秦汉以后,为加强中央对全国的政治控制,在全国推行直属中央管辖的郡县制,郡县之下有乡亭里什伍等基层组织,郡县长官由皇帝直接任免。各级行政机构成为皇帝控制地方、保证赋税来源的有效组织。

应该肯定的是,在中国封建社会,以皇帝为中心的统治者享有法律特权,强调家族内部的身份区别,家国相通,君父相联,伦理与政治紧密结合,保证了传统中国社会伦理秩序的稳固,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国家的统一、文化的发展、各民族的融合、国防的巩固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是,皇帝的专断、独裁所造成的腐朽政治,又桎梏了中华民族的发展。进入近代以后,这种政治法律制度已落后于时代,不仅严重制约中国制度文化的更新与社会转型的完成,而且在政府与民族成员间造成裂痕,社会政治体系无法为中华民族的凝聚增添新的活力。

(二)“家国同构”的宗法观念和制度的影响

植根于农业社会的宗法观念与宗法制度,是王权政治的沃土,对王权政治的最大影响是它确立了绝对君权下的“家天下”政权模式,使传统中国的社会政治出现“家国同构”的格局。

宗法制度的本质就是家族制度的政治化。所谓宗法,就是以家庭为中心按血缘远近区别嫡庶、亲疏的法则,其主要内容是嫡长子继承制。这种宗法观念与国家政治结合,逐步形成了宗法制度。整个封建制社会的结构,大至国家,小至家庭,都贯穿着宗法制,宗法观念深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家国合为一体,家是国的基础,国为家的放大,整个社会与血缘、政治相联结。在皇位继承上,历代帝王大多遵行嫡长子继承制的宗法原则。这种“家国同构”的宗法制度对中华民族凝聚力有着双重影响。

一方面,家国一体,以君王国家为核心的伦理型文化是中国传统社会具有持久凝聚力的精神保障,也是中华文化历经磨难而未中断的文化动力。如果剔除传统的家国观念中作为其核心的宗法等级思想,家国观念中的某些积极因素可批判继承并发扬光大。如:强调家国是一个不可分割、共同发展的整体;在治国、治家,乃至个人修养的关系上,重视以国家利益为最高目标等等。同时,宗法制度增强了家庭和国家内部的凝聚力,在一定意义上,它有助于社会的凝聚和稳定。

另一方面,在伦理政治的限制之下,人们易于养成唯上、唯书、唯亲的被动性格,也容易造成家长制、一言堂、重人治轻法治等社会氛围,不利于民族成员的个性发展和创造性的发挥,社会缺乏文化创新的活力,与民主、法治的世界潮流背道而驰。同时,“家国同构”的宗法制度的确立及维持,使得民族凝聚力的产生和发展与构成民族的人种的血缘、地缘因素更加紧密地连在一起;民族成员间亲和力的发展,更多的依赖于共同的语言、习俗、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这就使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内在发展机制带有强烈感性的、非理性的烙印。

(三)科举制度的影响

君主专制制度的建立与维系需要有大批的行政官员与严整的组织系统,给这套官僚体制提供人才资源保障的就是作为封建政治制度组成部分的官员选拔考试制度。在中国历史上,统治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曾采用过多种方式选拔其所需要的人才,如世袭制、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等,而只有科举制在中国施行了1300多年,历经隋、唐、宋、元、明、清,使它成为中国历代封建王朝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一种基本制度。

科举制以分科考试形式录用人才,是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重大变革。面向社会的公开考试是唐代以后科举制的主要形式,考试有相对稳定的客观标准,轻门第,重才学,任人唯贤,打破了血缘世袭关系和世族对政治的垄断,为广大庶族子弟参与政治开辟了道路,使封建王朝获得了更为广泛的社会基础。科举制度不仅造就了中国的官僚阶层,而且创造了中国特色的士人文化。在科举制度下,古代中国建立起的相对稳定的文官体制,在人类制度史上有着重要的开创意义。

科举制对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影响是正反双方的,其积极影响主要表现在:第一,科举考试的平等原则扩大了政权的社会基础,从而相对保证了统一帝国的长期稳定。第二,科举制将儒家思想全面推广到社会各层面,形成了一种民族国家所必须的精神凝聚力。儒家思想是科举考试的主导思想,国家通过文官选拔的方式将儒家思想扩大为知识阶层的共同信仰,并以其特有的文化优势引领着整个社会的发展。第三,科举制推动文化传承发展,造就了重学之风。其消极影响主要表现在:第一,科举考试造成了传统文化的畸形发展。由于经学、文学及史学是科举科考试的主要内容,导致广大士人用心的范围不超出以上学科,限制了知识阶层的眼界和创造力,使民族文化缺乏健康发展的动力与活力。第二,科举制成为历代帝王重要的思想控制工具。科举制利用统一的标准考试强制推行儒家思想,进而限制人们的行为。在科举制度日益僵化的明清时期,绝不允许有自己的思想发挥,就连行文的格式也有严格的规定,将八股文作为标准考试文体。在这种情形下,知识分子成为没有思想的驯服工具,民族成员的素质难以提高。

三、制度文化创新对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意义

(一)制度建设是根本性的问题

邓小平深刻地指出,制度问题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古今中外的历史经验表明,制度在社会治理中具有基础性的作用。必须创新制度建设,通过制度的健全完善和贯彻实施,确保社会的民主政治建设、社会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的发展可持续地进行。因此,在推动制度文化创新中,制度建设是更带根本性的问题。

制度文化反映的是制度建设的一种现状,这种现状有可能与社会生产力相适应,也有可能与社会生产力不相适应。因此,制度建设不仅仅是一些规范条文的制定,更重要的是要创新一种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文化价值观念。先进制度背后必然有一套先进的文化价值观念。制度文化创新是要去掉那些与社会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制度内容,建设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新的制度文化。制度文化创新的核心内容是社会政治、经济和管理等制度的革新。在现代社会,制度文化创新就是要建设民主政治、法治社会和市场经济体制,以激发人们的创造性和积极性,促使新知识不断涌现,社会资源合理配置和社会财富不断涌流,最终推动社会发展进步。

制度文化作为有组织的社会规范系统,既是物质文化的反映形式,又是精神文化的物化形态,它的重要作用在于把精神文化恰当地转化为物质文化,物质文化又通过制度文化上升为精神文化。它服务与制约着人类的群体活动,是保障人们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重要力量。制度文化的变迁经常会引发文化三个子系统的整体互动式的变迁。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的变迁可以看作是制度文化的变迁。选择一种好的制度(包括体制),其意义和价值不亚于一项重大的科学发明。

(二)制度文化创新为当代中国发展进步提供制度保障

制度文化作为社会文化整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制约着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消长。符合历史发展要求、与时代相适应的制度文化必然对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增强起积极的推动作用,不符合历史发展要求、与时代相违背的制度文化必然削弱中华民族凝聚力。因此,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持续发展,必须注重制度文化的发展创新,使制度文化建设能始终把握时代脉搏,弘扬时代精神,注入时代气息。

新中国成立后,着手进行了各项制度的建设。但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制度文化的主要特征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一时期国家制度的建设无不围绕这一文化理念进行。由于制度建设中文化理念的偏差,以为通过阶级斗争就能改变贫穷落后面貌,因而出现了一系列极左的路线和方针政策,导致民心涣散,民族凝聚力弱化。

1978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实现了转移,制度文化建设的理念由“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人为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逐步转变。无论在治国理念还是具体的体制选择上,都体现了现代中国为迈向民主、法治、文明的社会所付出的努力和轨迹。从国家制度到一般的社会体制的建设,都逐步走向了一个有序的历史阶段,初步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构成的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建立在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上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各项具体制度”[ 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这表明,中华民族凝聚核体为推进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已经构成了一整套相互衔接、相互联系的制度体系,为当代中国的进步,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

(三)制度文化创新为进一步深化改革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当前,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仍将长期存在。经历了大发展之后的中国改革又面临着艰巨的挑战:世界经济萎靡不振,改革难点、重点屡突不破,长期积累的矛盾到达临界点,反改革之声又逐渐甚嚣尘上。中国改革到了攻坚阶段,再一次面临重大的历史选择,这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是一个重大的考验。中国过去30多年的快速发展靠的是改革开放,中国的未来发展也必须坚定不移地依靠改革开放。其中,制度文化的改革与创新尤为重要。正是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指出,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过程中,“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弊端,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尤需指出的是,任何民族、国家在确立基本的社会制度之后,都必须根据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的发展进步,吸收借鉴人类制度文明的有益成果,形成更有利于参与国际交往与竞争,融入世界发展大势的制度模式,不断推进社会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今天,在社会主义建设发展过程中确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符合中国国情,顺应时代潮流,有利于改善生产关系,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保持党和国家活力;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有利于维护和促进公平正义,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社会和谐稳定;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有效应对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有利于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国家统一,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从而为进一步深化改革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第三节 精神文化基础

一、精神文化在中华民族凝聚力中的地位

(一)精神文化的内涵

精神文化,又称思想文化或者观念形态的文化,是指属于精神、思想、观念范畴的文化,是代表一定民族的特点、反映其理论思维水平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伦理观念、心理状态、理想人格、审美情趣等精神成果的总和。精神文化是相对于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而言的。物质文化属于表层结构,制度文化属于中层结构,精神文化则属于深层结构。

民族精神文化的内容非常广泛,涉及民族及其成员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乃至各个环节,凡有人的活动之处就会产生文化现象。也就是说,没有任何活动不带上文化的色彩。精神文化包含社会意识形态的内容,与社会意识形态有着密切的关系,但二者之间是有区别的,绝不可混为一谈。尤须注意的是,民族精神文化不完全等同于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文化既包括那些高层次、有理性并具有隽永性的精神文化现象,也包括了那些低层次、非理性甚至稍纵即逝的精神文化现象。民族精神则是对民族精神文化的提炼和升华,是民族精神文化中那些为民族的绝大多数成员所信奉,起着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和社会发展繁荣作用的积极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的集中体现,是民族精神文化中的精华部分,是该民族的“民族魂”和精神上的“主心骨”。作为高层次的人类精神,民族精神就像是一种“普照的光”,居高临下地照亮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它不但制约着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的发展,而且能动地主导、规定着民族的整个精神文化的发展方向,并对民族凝聚力起导向作用。

(二)精神文化的特点

超越性。所谓超越性,是指精神文化的形成及其作用的发挥,并不直接受当下的物质条件所制约。精神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固然离不开一定的物质条件,但是,它又具有超越特定时代物质条件的可能。人们的价值观念、国民品性、人格追求、审美情趣等非物态、非制度化的精神趣味,可以在同时代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变化甚至消失以后长期存在。

民族性。任何文化都是一定民族的文化。精神文化的民族性是一个民族在其长期发展的过程中逐渐积淀起来的特性,反映着该民族普遍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体现了该民族的特质,昭示着该民族的精神方向。例如,贵和尚中、天人合一之类的思想,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价值追求,而不是西方文化的精神表征。

稳定性。作为文化系统中的深层结构,精神文化一旦形成便不易改变,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例如,孔子、孟子创立的原始儒学,其所蕴涵的仁学思想、天人观念等,虽经长期的历史淘洗——从董仲舒创建汉代新儒学到宋代程朱创立宋明新儒学,再到“五四”以后的现代新儒学,其基本精神没有质的改变。

能动性。精神文化的能动性,是指精神文化的形成以及作用的发挥都是能动的过程。一方面,精神文化的形成是通过人民群众的实践,通过思想家们创造性的智力活动总结出来的。它本身是一个从实践到理论再到实践的循环往复、由具体到抽象再到具体的过程。另一方面,精神文化作用的发挥也是能动的。作为观念形态,它对社会生活具有指导性。正确的、高尚的精神文化,对社会生活产生积极的影响;错误的、庸俗低级的精神文化,对社会生活产生消极的影响。

(三)精神文化在民族凝聚力中的作用

价值整合作用。精神文化的价值整合,是指精神文化能融合、整理不同的价值观。民族内部不同的价值取向是永远存在的,复合民族内部的各个单一民族之间,单一民族内部的不同阶级、政党、群体和个人之间,由于种种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往往会出现不同的价值取向,并由此而引发激烈矛盾。能否整合各种价值观念,形成一套为民族绝大多数成员所共同接受、遵守的价值标准,直接关系到民族内部团结的实现程度,影响到民族凝聚力的消长强弱。民族精神文化是一个民族最本质的特征,是该民族成员共同的文化心理基础。通过价值整合,民族成员才能对民族的整体产生认同,才能具备民族意识,才能使民族凝聚力的增强获得重要的思想保证。

行为导向作用。所谓行为导向,是指精神文化对人的行为具有引导作用。精神文化的主体内容包括思维方式、理想人格、价值取向、伦理观念、审美情趣等。科学的思维方式,健康的理想人格,正确的价值取向,高尚的伦理观念,高雅的审美情趣,能够引导人们积极进取、奋发有为,激发人们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成为维系国家统一和社会整体协调发展的精神力量和思想基础。反之,精神文化如果出现错误,就会将人们的行为引向错误的方向,给国家和社会造成损害,给民族凝聚带来阻碍。

积极推动作用。所谓积极推动,是指精神文化对民族凝聚力中物质经济因素和社会政治因素具有能动作用。精神文化是产生理论的基础,理论一经与实践结合并指导实践,就可以转化为现实的物质力量。任何一种社会制度、价值取向背后都有一套起推动作用的精神文化。精神文化的不同,将带来社会制度、价值取向、是非标准等诸多差异,从而直接影响到民族凝聚力的状态。

二、精神文化对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影响

(一)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的特质

坚韧不拔的从道精神。这里所谓“道”,即道理,指事物的规律性。从根本上讲,从道精神,就是从事以“道”,“唯道是从”,坚持“道”的理想价值,坚持“道”的至高无上,并自觉维护“道”的权威。这种从事以道、以道为尚的精神取向,充分体现着中华民族追求崇高、为了理想而不懈奋斗的顽强精神。

超越功利的人文精神。即尊崇人的地位、肯定人的价值、重视人的作用的思想意识。在不同的历史时代,中华人文精神表现为不同的时代精神:中国古代人文精神具体体现为仁民爱物、修己安人、义以为上、天人合德、刚健有为等。中国近现代人文精神主要表现为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科学精神、民主精神等。这些人文精神都是超越功利的,其实质是既要保障个人合理私利的实现,又应该力求做到个人、群体、民族、国家利益的统一。

贵和尚中的和谐理想。即看重和谐,崇尚中和。在中国人看来,和谐是最高的理想,是最美的境界;行为适中,无过无不及,是最好的状态。这种贵和尚中的价值理想和行为规范,贯穿于从先秦到近代以至当代的文化发展历程,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生成之源。

守成创新的进化意识。即强调精神文化发展的历史传承和世代延续,用渐进的、温和的、尊重前人的方式解释世界、改造世界,在守成中创新,通过创新达到守成。尊重传统、重视常道、遵循常规,崇尚创新,是中国传统精神文化进化意识的体现。

整体至上的全局观念。即以整体利益为重,以大局为重,强调个体服从于群体,小群体服从于大群体。在政治上,强调家国同构,视个体、家庭和国家为不可分割的整体,个体行为以家庭利益为转移,个体与家庭又必须服从于国家,在必要时不惜“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崇德重义的价值追求。即高度推崇道德在人们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道德评判是社会价值评判的主体内容和基本准则。崇德必然重义。“义”的本义是指适宜;合理的、适宜的言论和行为称为义。从思想实质上看,“义”便是道义,是指道德理想、价值追求。

(二)传统精神文化对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影响

传统精神文化,是指流传至今并且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精神文化。中华传统精神文化对于民族凝聚力的影响是双重的,既有巨大的促进作用,也有一定的消极离散作用,在不同时期、不同情况下有不同的表现。

中华传统精神文化是中华民族智慧的体现,它对于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和发展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坚忍不拔的从道精神、超越功利的人文关怀、贵和尚中的和谐理想、守成创新的进化意识、整体至上的全局观念、崇德重义的价值追求等等,作为古代中国人的精神支柱,熏陶了人们的心灵,提升了人们的思想境界,培育了传统的民族精神。正是通过传统精神文化诸方面的长期熏染,通过社会实践的反复检验,传统精神文化前后相续,代代承传,为传统社会共同理想的形成和精神支柱的锻造起了积极的推进作用,从而在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理想人格、伦理观念、审美情趣等精神文化方面使全民族逐渐认同,趋于一致,为凝聚成独特而又严密的“一体”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无须讳言,传统精神文化也有着内在的缺陷和弊端,对于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发展也有负面的影响。传统精神文化是自然经济的产物,代表的是小农生产方式条件下的思维模式和价值观念,缺乏科学精神和组织生活,因循守旧、知足常乐等,往往使人们固步自封,不思进取,各自为政,民族整体的精神情感受到一定的限制。崇德重义的思想观念往往被统治者歪曲、误导,成为维护专制统治的思想工具;守成思想往往成为统治者鼓吹“祖宗之法不可变”的理论依据;贵和尚中的思想观念,往往成为反对正当竞争,反对合理斗争的口实和工具;传统精神文化中一以贯之的从道精神,有时也因统治者及其卫道士要奴化人们思想而将其演变、堕落为巩固专制统治的工具。中国传统社会自宋明以降步入衰败,开始了史学界所说的长期缓慢发展期,是与传统精神文化的负面影响有关的。

(三)当代精神文化对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影响

一个民族的传统精神文化必须伴随民族现代化的步伐顺时而进,才能发扬光大。在民族近现代化的进程中,需要将合乎时代的革命精神和社会主义现代文明注入民族精神文化之中,才能与时俱进地增强民族精神的聚合力。

当代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就其整体结构而言,是一个多要素的复合体。既要继承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又要吸取其他民族文化的有益成果,还要注入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传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内容。中国目前正处在复杂的社会转型期,传统精神文化正经历着一场空前的震荡,传统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伦理规范、审美情趣等,在时代浪潮的冲击下正在进行现代性转型。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义利并举的价值取向、求新求变的思维方式、全面发展的理想人格、竞争协同的伦理观念等已经形成或正在形成,自立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民主法制意识、开拓创新精神、公平公正意识等越来越成为人们的共识。这些富有时代气息的精神文化因素,具有极强的感召力和吸引力,在现代化建设中不断给人以启迪,并通过行为规范、价值整合、精神激励等功能的发挥,收到凝聚中华民族力量的效果。这对于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当然,作为一个文化价值系统,当代中华民族精神文化还有待于不断完善和优化,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增强还往往要受到来自多方面的干扰,甚至要受到某些分离因素的严峻挑战。要排除干扰,有效地应对挑战,就必须进一步加强精神文化的建设,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正式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将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与民族振兴、国家统一、社会稳定和谐紧密结合起来。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进一步提出要“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这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精神文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为各族人民战胜各种消极价值观和腐朽思想提供了精神力量,是凝心聚力、同心协力、共同奋斗的强大精神动力。

三、增强精神文化软实力的意义

(一)强化中华民族凝聚力

“软实力”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提出,首见于1990年出版的《注定领导世界:美国权利性质的变迁》一书。他提出这个概念的初衷是为冷战结束后美国如何“领导世界”出谋划策,具有鲜明的国家意识色彩。软实力是相对于硬实力而言的。一般来说,硬实力是指经济、科技、军事等有形的力量;软实力是指文化、意识形态等无形的力量。精神文化软实力,主要是指在社会文化领域中那些具有价值吸引力、思想影响力、精神感召力、社会凝聚力的文化资源。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任务更加艰巨,增强中华民族精神文化软实力事关国家兴衰成败。一个国家的物质硬实力不行,说明该国家经济落后、物质匮乏、技术过时,在综合国力竞争中必然处于劣势;文化软实力不行,说明该国家理想缺失、文化贫瘠、国民素质低下、人心涣散,对内很难统一思想,凝聚人心、弘扬正气、振奋精神,对外很难树立正面形象,很难形成国际亲和力,很难掌握国际话语权。物质硬实力不行,该国家可能一推就倒,一打就败;文化软实力不行,该国家可能不推自倒,不打自败。因此,要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强国,不仅要有强大的经济基础和科技力量,而且还要有强大的精神文化力量。古往今来,任何一个伟大的民族都有自己博大精深的精神文化,一个国家的强盛更是离不开精神文化的支撑。民族精神文化深深熔铸在每一个民族的血脉之中,它始终是民族发展和国家振兴的巨大精神力量。

数千年来,中华民族之所以能饱经沧桑而不倒、历经磨难而不亡,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拥有深厚的文化传统和优秀的民族精神。当前,中国13亿人的思想文化出现了多样性、选择性、多变性等一系列新特点。在这种情况下,怎样使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增强,这是我们碰到的一个难题。要解决这一难题,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要通过精神文化来整合整个社会,增强本民族优秀精神文化的感召力,以形成强大的民族凝聚力。

(二)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提供文化支撑

国家的文化软实力,能为该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告诉我们,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文化、制度是生产力发展的前提,如果没有思想文化的革命和制度的创新,生产力的发展是有限的。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创造了光辉灿烂、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近代以来,反对列强侵略、追求民族独立、国家解放、社会进步的伟大斗争,哺育出勇敢无畏、忠诚报国的革命文化;在当代,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新长征,又升华出解放思想、锐意进取、开拓创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的内涵随着时代的变迁得到不断的丰富和发展,使得中华文化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得到了增强,这不仅提高了中华儿女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而且为中华民族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更多的发展机遇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已经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已有的社会矛盾和新产生的社会矛盾交织在一起,在这样的情势下,要在全社会真正形成统一的指导思想、共同的理想信念、强大的精神力量、基本的道德规范,需要作出巨大的努力。这个时候尤需发挥精神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软实力作用,把全国各族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凝聚起来,万众一心地继续解放思想、改革开放,推动经济发展,促进社会和谐。

(三)增强民族国家的核心竞争力

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不仅包括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同时还包括民族凝聚力、道德感召力、舆论引导力等,这些精神力量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文化与经济、政治相互交融的程度不断加深,与科学技术的结合更加紧密,经济的文化含量日益提高,文化的经济功能也越来越强大,文化已经成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因素,许多国家特别是主要大国都把提高文化软实力作为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战略。当今世界,谁占据了文化发展的制高点,谁拥有了强大的文化软实力,谁就能够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

当前,中国既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也不得不应对严峻的风险挑战。面对中国经济长期高速的发展,国际社会羡慕者有之,高兴者有之,嫉妒者有之,担忧者有之,想搭顺风车船者有之,想制造麻烦者有之,想围堵遏制者亦有之。中国的周边并不太平,存在着领土争端、领海纠纷、局部战争等诸多危及中国国家主权的不容忽视的问题,国际敌对势力“西化”、“分化”中国的图谋一刻也未停止过。制定明智的国际战略,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有效地应对危机,化解风险,为中国的和平发展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亟须做大做强中国文化软实力,占领国际话语权的制高点。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要想在新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尽快提高文化软实力,形成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际地位相适应的文化优势。

阅读思考

1、按照“文化三层次”说可以将文化分为哪三类?如何理解它们的内涵和特点?

2、怎样理解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对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影响?

3、中国文化软实力的现状如何?提高文化软实力有什么意义?

4、你应该怎样为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做出自己的努力?

参考文献

1、孔庆榕、张磊:《中华民族凝聚力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2、[美] 罗伯特·F·墨菲:《文化与社会人类学引论》,商务印书馆2009

年版。

3、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4、李宗桂:《儒家文化与中华民族凝聚力》,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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