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 南方网首页>中华民族凝聚力> 学术成果
第三章 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生发条件
2014-11-04 15:26:04 来源: 南方网  暂无网友评论

第三章 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生发条件

中华民族凝聚力是多种条件共同作用的产物,“认同”是其形成和发展的前提条件。在形式多样的认同中,最主要的是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三种形式。民族认同包括血缘认同、族类认同和对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认同;文化认同涵盖了高位文化的取向、多元文化的融合、核心价值的共识等内容;国家认同蕴含着对地理中国、祖宗之国、政治中国的认同。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同促成了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生成与发展。

第一节 民族认同

一、血缘认同

(一)血缘姻亲

民族认同的远源是血缘认同。血缘认同,是指有着直接或间接血缘关系的人对其家庭、家族、宗族乃至民族的自觉认知,它是民族认同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形成的重要基础。

由婚姻、生育而产生的血缘关系,是人类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家庭,是由具有婚姻和血亲关系的人们组成的共居共食、互供互养的基本社会单位。在这里,血缘姻亲关系是家庭的基础和依据。由婚姻血缘而形成的社会关系以天然的血缘纽带把家庭成员紧紧地凝聚在一起, 形成稳定的血亲群体。迄今为止,血亲群体所具有的某些功能是社会的其他组织或群体无法替代的。

第一,婚姻家庭具有增加人口、繁衍子嗣的功能,它促使人类进行再生产而得以绵延。没有人就没有人类社会。为了使人类得以延续,必须进行人口的再生产,婚姻家庭就是进行人口生产和再生产的社会组织形式。

第二,婚姻家庭具有维护家族利益的功能。婚姻,可以确保子嗣血统的纯正, 确保财产在自己后代中继承。婚姻家庭中的亲属天然结成的供养关系,使家庭承担起一定的社会责任,婚姻家庭天然成为社会的重要细胞。

第三,婚姻家庭承载着伦理道德及社会教育功能。婚姻的价值之一在于其伦理性。中国传统文化所倡导的夫妻举案齐眉、家庭事务内外分工、家庭成员间长幼有序的伦理价值观,要通过家庭教化来实现,家庭承担着对社会成员的教化功能。如,在封建社会里,礼义廉耻等道德价值观是需要通过家庭渗透到全社会的。在家族里,家长根据家族利益和社会需求对子嗣进行教育;在国家里,统治者也以治家为治国之先导,推崇“家安则国兴”的理念。正因如此,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传统儒家思想的立志次序。封建统治者无不借规范家庭关系使夫妻、父母、子女各归其位,借治家之道,以正君臣之纲。

第四,婚姻家庭的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构成社会最具活力的基本单元。和谐的家庭是平安稳定的家庭,没有平安稳定的家庭就不可能奏出社会和谐的音符。无论是古代社会还是现代社会,婚姻家庭是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的需要,和谐的婚姻家庭是社会和谐发展的基础。

(二)血缘认知

由血缘姻亲形成的家庭是凝聚家庭成员的平台,由此产生的家的情愫则赋予后代较强的“根”意识,一代代得以承传。对同源共祖的认知,一直是中华民族得以绵延不断的重要标志。

在历史的长河中,具有独特内涵和浸润着民族情愫的家谱文化对中华民族的心理素质、价值取向、行为模式不断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家谱承载着各个姓氏家族血脉传承的历史。传统家谱又称族谱、宗谱、家谱、房谱、世谱等,是同宗共祖的男姓血亲集团,以特殊的形式记载本族世系和事迹的历史图籍,内容包括姓氏源流、家族迁徙、世系图录、人物事迹、风俗人情等。在古代,家族关系是一个人最基本的社会关系,是一个人的“根”,关系到一个人的身份认同,而这种认同的体现就是在家谱中占有一个位置。家谱中简单明了的世系图,标示出血缘关系的来龙去脉,纵向是一代代祖先的发展轨迹,横向是兄弟姐妹的排列顺序,一丝不乱,万流归宗。家谱是一代接一代维系关系的纽带,是血亲群体一脉相传的真实记载。在中国,一个家族的迁徙传播被说成是“开枝散叶”,而叶落归根则是人们的基本共识,家谱则被认为是“根”的象征。

家谱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 其中包含有大量的“家国一体”的文化内涵。“河南程氏正宗世系”有言:“君亲一体,忠孝一道, 忘之者谓之逆, 遗之者谓之弃, 慢之者谓之亵。”家谱中的“家训”、“族规”、“家法”多明示着敬长老、 孝父母、 尊师长、 崇俭朴、 戒奢侈、 禁赌博等行为规范,具有很强的教化作用, 对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在现代社会, 新的政治观念、经济因素和文化思想在一些较开明的家族中引起了新的思考, 他们开始重新审视传统家范,将更多新时代的精神引入其中。在维系血缘纽带和保持家族传统的基础上,进一步形成共同的文化意识和身份认同,并进而扩展至对民族尊严和国家稳定的尊重与维护。[ 谢琳惠:家谱文化在和谐社会建设进程中的弘扬,《图书馆》2009年第 6期。]

(三)血缘拟制

起源于血缘姻亲的家的情愫不仅作用于家庭,而且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呈现出明显的“泛家庭”倾向,即把家庭的生活经验、思维方式、行为习惯推广或概念化到家庭以外的团体或组织,导致中国社会不少组织中都渗透着家族制的关系模式、人际特征和行为规则。这在社会学和人类学中称“血缘拟制”。

所谓“血缘拟制”主要是指在人与人的关系中,生理和血缘上没有亲属关系的人们用与家和亲属相类似的阶序来设定他们之间的关系。凝聚工商业的重要社会组织——行会就是典型的血缘拟制组织。这是城市中同行手工业者或商人为了保护同行利益,以业缘为基础组织起来的一种社会团体。行会分为商业行会和手工业行会两种。商业行会和手工业行会以及其他行会内部的上下级关系虽互有区别,但在家庭制这一点上是相似的,行会中的师徒关系就如同父子关系。

同乡会,是另一种家族扩大化的血缘拟制组织,是由远在他乡的同乡为了沟通相互之间感情,促进相互间的交流与合作而建立的。传统同乡会宗亲色彩很浓,非我族类排斥于外,所以其内在的团结力很强。清初至新中国成立前,一般同乡会都称“××(原籍地)旅×(现居地)同乡会”。随着改革开放和人口流动迁移,国内的同乡会组织开始复苏,一般称为“××人在××联谊会”或“××人在××同乡会”。新型同乡会的成长,对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有着重要作用。人们通过同乡会,可以了解本地的基本情况及安家找工的资讯,遇到问题也可以求助于同乡会,借助同乡力量及人脉关系网,解决一时之急。这种乡亲乡情文化是一种无形的财富,其作用甚至可能超越主流社会的服务资源,在情感交流方面,尤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随着互联网日益普及,血缘拟制已经发展成为网络虚拟组织,出现了众多的网络家族。网络家族,是网络上一些志同道合的人为了一起完成某一种目标建立起来的网络组织,“家族网”就是一个典型代表。“家族网”是一个以家族文化为基础,集博客空间、家族树、分享家族乐趣、进行文化交流、家族寻根指引等服务和功能于一体的开放互动社区,也是目前全球华人最专业、最权威的家族信息的资料库。家族网可以为全球华人寻根问祖提供快捷便利的网络服务,同时也是一个极具亲和力的交友平台,素不相识的人可以在家族树中找到许多机缘,还可以通过家族、群组、活动建立联系,使亲朋好友间的交流更加紧密。在“家族网”中,每一个人都是家族树上的一片叶子,与家族血脉相连,将家族脉络不断扩展延伸。家族树的自动匹配功能使用户能够轻松地找到与其相关的家族树成员,把相关家族树中的每一个人连接起来,共同构成一个巨大的网络家谱。网络家族除却商业价值外,其社会价值还在于以一种新型文化汇聚一批具有共同兴趣爱好的人群,增强同领域、同兴趣网民的集体荣誉感,在凝聚民族力量、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起到了重要的平台作用。

二、族类认同

(一)家族认同

在中华大地上,同宗共祖意识的血缘溯源指向是与“家”的观念连在一起的。中国人“家”的观念涵盖面较广,可以从最小的单位家庭一直扩展到国家、民族层面,家是浓缩了的族类,族类是扩大了的家。对家族的认同成为凝聚各民族成员的坚韧纽带。

在中国,原始氏族社会遗留的血缘纽带不但始终没有被私有制的社会所摈弃,而且还发展为宗法制社会的支柱。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家文化,更是强化了这种血缘关系。如,强调“家国一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孟子)等,就是明显的反映。在这种“家”“国”一体化的权力关系之中, 家族是按照长幼有序的伦理建构的,父慈子孝是最重要的家庭关系,个人生命是父母生命的延续,子女生命是个人生命的延续,由此使得家族的生命绵延不绝,使得个人必须“崇拜祖先、敬事父母”。这种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唱妇随之类的孝悌之道恰恰是宗法制度得以存在的基础。

家族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而形成的社会组织,包括同一血缘的若干辈人,如陈氏家族、王氏家族等。虽历经社会变迁,家族观念对于个人、组织乃至整个社会的影响,一直没有减弱。“五伦”中的三伦(父子、夫妇、兄弟)都是讲家族内部关系的,君臣关系是父子关系的延伸,朋友关系是兄弟关系的延伸。

在宗法制度之下,从天子到庶民,被视为一个大家族。整个社会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金字塔形的权力结构,塔的每个局部都可以被视为一个家族,而家族与家族之间又有着远近分明的血缘关系。这种“宗法”基本精神已渗透至整个中国社会。中国古代的阶级社会始终与盘根错节的血缘关系缠绕在一起,笼罩着一层温情脉脉的伦理面纱。“国”是放大了的“家”,“君臣”是放大了的“父子”:君王是威严的统治者,也是仁慈的父母官;百姓是被动的奴隶,也是主动的臣民。君王是父,臣民是子;因而君王要像对待儿子一样对臣民负责,臣民要像对待父亲一样为君王效力。

建立在血缘基础之上的家族组织的凝聚力极强,个人依赖于家族组织而存在,个人的生存、发展、身份都和家族组织的存续发展息息相关。共同世系、同源同祖成为几千年来凝聚中华民族的强有力的纽带。

(二)宗族认同

宗族,又称宗亲,通常是指同一父系祖先的若干直、旁系后裔所结成的亲属关系或群体。拥有共同祖先的人群通常在同一聚居地,形成大的聚落,属于现代意义上的族群概念。族内有家,因此宗族又是家庭甚至是家族的联合体。

在中国古代社会,面对严酷的自然及社会的生存条件,家族只能以较小的规模存在,有独立生存能力的子、孙逐渐脱离父族另立门户,并由此形成新的家庭和家族。根据中国古代社会常用的服制,宗族就是由若干五服以外的家庭或家族组成的联合体。宗族可以并入更大的称为部落(tribe)的社区,也可以由于部落性庆典、狩猎活动或战争而偶尔结合起来。汉班固《白虎通.宗教》言:“族者何也?族者凑也,聚也,谓恩爱相流凑也。上凑高祖,下至玄孙,一家有吉,百家聚之,合而为亲,生相亲爱死相哀痛,有会聚之道,故谓之族。”春秋战国时期,一个宗族所包含的人口往往可达几千;魏、晋、隋、唐时,个别豪门大姓甚至有上万人。在经济欠发达时代,中国农村地区的村落,多为一个姓氏为主集中居住,大的宗族居住地形成村庄或集镇,很多村庄或集镇的名称就源自宗族聚落主姓,如北方的王家庄、赵家庄、李家庄,南方的张村(张家村)、王村(王家村)等,均系以宗族姓氏形成的地名。进入新世纪后,中国远离中心城市的农村地区、山区,仍旧存在以宗族聚居为主的村落。

宗姓,是具有宗族关系的社会群体所享有的共同性象征符号。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路易斯·亨利·摩尔根曾用“姓族”(Geris)一词来阐述这种群体现象,认为它是出自同一姓氏祖先的后裔。摩尔根的这种对“姓族”的界说,除了强调同一祖先的血缘关系之外,更重要的是突出了这一群体内部成员具有同一姓族名或宗姓名。

一般而言,同一姓氏往往是同宗同祖的,但在中国姓氏宗族中,有这样的特例,就是同姓不同祖,即同一姓氏并不源于同一祖先。这样一来,同一姓氏便成为凝聚不同祖先后裔的纽带。正因如此,宗族组织通过同姓而扩大便成为可能。如,有的宗室祠堂,其顶礼膜拜者并非全部都有血缘上的关系,有的只是同姓而已。这样的宗室祠堂成了与杂姓神庙在本质上差别不大的存在物。像这种通过“同姓联合”的方式有意或无意地扩大宗族实力或群体实力的做法,在现代华裔中多有反映。如20世纪后期以来,随着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形势的发展,海内外中华儿女纷纷前往大陆寻根谒祖。山东曲阜孔氏后裔、广东珠玑巷后裔、福建客家后裔等,纷纷络绎不绝于寻根问祖之途。血缘寻根是中华各族群特别是海外(包含国外和境外)中华儿女的普遍现象,更是中华各族群认同的一个主要途径和方法。

(三)个体民族的认同

个体民族的认同,是指人们在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共同心理素质及其历史发展特点的基础上形成的对自己所在个体民族的认知和归属。

民族是在部落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经过部落联盟这一重要形式,使原属于不同部落的人们逐步具备了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和共同心理素质这四个特征,从而形成了民族。民族的演变过程可概 括为氏族──部落──部族──民族。但是,民族与部落联盟是有区别的,“氏族、部落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人们共同体,而民族则是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的人们共同体。……种族属于生物学范畴,而民族属于历史范畴。”[ 《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 1986年版,第302页]

个体民族认同的产生,是各个体民族在发生交往过程中经历从“他称”转变为“自称”的过程。如,一个孩子出生在多民族城市的一个回族家庭里,需要其他人(父母、邻居、同学)告诉他,他是“回族”,与周围的汉族是不同的,并告诉他具体的不同点是些什么,他才能逐渐建立起“我是回族”的相应意识,这一意识也会在周围一些汉族和回族人的不断“提醒”中保持下来或发生变化。如果一个孩子出生在草原上的蒙古族家庭,周围没有其他民族的成员,也许他只有到了一定年龄才从书本上或其他人那里了解到自己是蒙古族的一员,才知道在中华大地上还有与自己民族相区别的他民族的存在。在亲身接触外族人员之前,对于其他民族与自己的民族究竟有什么不同,他的认识是模糊的。可见,民族间的交往交流对于个体民族认同起着关键作用,人们会逐渐产生对一部分人的“认同意识”,即认同为“自己群体”,同时也对另外一些人产生“分界意识”,即区别为“其他群体”。

随着民族间的交往交流日趋频繁,在自己所处民族认同不断增强的同时,不同民族间的相互渗透也日趋加强。个体民族原来生活的共同地域必然被打破,共同的经济生活、文化生活也渗透他民族元素。一般而言,个体民族与周围其他民族具有差别的方面越多,差别程度越大,其民族意识也就越强;反之,差别越少越不明显,民族意识就越淡漠。在中华大地上,各民族几千年的文化、经济、人员交流历史以及一定程度的族际通婚,使各民族之间相互区别的意识相对淡漠,相互差异逐步缩小。如,在中华民族这个经几千年发展而形成的“族群复合体”中,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之间已经形成了“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也离不开汉族,少数民族之间互相离不开”的相互依赖关系。

三、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认同

(一)大家庭身份的认同

对“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认同,一般而言,主要由认同“中华民族”这个大民族共同体(即民族成员对于自己归属于中华民族这一实体的意识),关切其共同的安危荣辱、维护其权利尊严,以摆脱外来欺压、实现独立解放,促进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等方面的内容构成。

中华民族与其他民族一样是一个历史范畴。在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血缘认同和族类认同是民族大家庭认同的基础性因素。中华民族是在中华大地上各个体民族之间不断通过血缘渗透、经济互补、文化交流从而积淀、发展的结果,进而形成了今天包括56个民族在内的中华民族大家庭。尤其是进入近代以后,在共同抵御西方外来民族入侵的过程中,中华民族逐步实现了各个体民族自身对彼此间的联系和整体性感知,并得到自觉的融合。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生活、共同的民族认同感,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显著特征。其中,共同的民族认同感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形成和发展的最重要的动力和纽带。

所谓共同民族认同感,通俗地说,就是同一民族成员之间存在着一种族属亲近感、归属感。这种心理是客观存在的,世界上许多丧失了共同地域、语言的民族就是用认同感来维系的。如,大多数犹太人虽然已改操英语(犹太复国后又曾一度复兴希伯来语),但犹太人强大的民族凝聚力是通过表现在共同的犹太民族认同感来获得和增强的。就中华民族而言,民族认同感就是承认中华民族是一个多元一体的民族。所谓“多元”,是对中华各民族包括历史上曾经出现而现今已经消失的诸民族的概括,今天则是对生活在中国版图内的56个兄弟民族以及散居海外的中华儿女的概括。所谓“一体”,是指共通性、归属感和稳定性。虽然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但56个民族都属中华民族。对民族身份、民族整体利益和民族未来发展的共同认知,是凝聚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坚韧纽带。

(二)大家庭利益的认同

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不仅包括对同一个民族符号或称谓的认同,还包括更为重要更深层次的共同利益的认同,即56个民族成员对中华民族整体的利益,如生存、荣辱、得失、安危、利害等等的认识、关切和维护,对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认同和维护,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得以增强的内在动力。

“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与56个民族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作为一体的中华民族是国家民族,作为多元的56个民族是个体民族,“多元”是“一体”的构成要素,“一体”是“多元”的发展结果。56个民族的自身利益必须服从于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一切为中华民族整体利益服务。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不分种族、万众一心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证明国内各民族的整体性和中华各民族的一体化,对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认同,是抵御日本军国主义并最终取得胜利的深层原因。抗战爆发后,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是各族人民的共同追求,不同党派、阶级、种族的人只要在“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呼唤下,便有了与共同敌人战斗到底的凝聚力。正是有了“中华民族”这面神圣的旗帜,国共两党捐弃前嫌,停止内战,再度携手,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事实,不仅在当时极大地鼓舞了全民族人民抗战胜利的信心,促进了现实的民族融合,其本身还被视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的某种象征。正如《中共中央为国共关系问题致蒋介石电》中所指出的:“中外人士皆认此为抗战必胜、建国必成之主要根据;此不仅为两党同志之光荣,抑且显示中华民族之伟大。因此,凡关心中华民族命运者,无不企盼国共两党之巩固的与长期的合作。”[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第17页。]

时光荏苒,“中华民族”的观念已牢固地确立在广大的中国民众和海外华侨的脑中与心中。维护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反对侵略、保家卫国,已完全内化为中华各族人民思考民族命运的思维习惯。

(三)大家庭前途的认同

对中华民族前途和未来的认同,是凝聚全体中华儿女的重要精神动力。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复兴是最高追求。在“振兴中华”口号下,全体中华民族儿女齐心协力,团结起来,为做有尊严的中国人而奋斗,与腐朽王朝和西方列强展开不屈不挠的抗争。谁能真正代表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和未来发展,谁能与人民血肉相连、生死与共,谁能令老百姓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谁能让中国人过上幸福而有尊严的生活,人民就跟谁走。这是中华儿女选择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华民族凝聚核心的重要条件。也正是基于此,中国共产党自成立始,就把振兴中华作为奋斗目标。

发展是民族复兴的第一要务,民族发展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近百年来,中华民族在一步步发展,每一步发展都显得十分艰难。而今,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一些贫穷落后状况尚未有根本改变,国民文明素质还需要提升,封建思想的残余仍有待彻底清除,民主法制建设仍需进一步推进。同时,世界形势风起云涌,变化莫测,多种风险难以料及,因此,中华民族必须把发展当作首要任务,把握时代发展要求,顺应人民共同愿望,进一步凝聚力量,以保障继续以良好态势持续发展,达到在本世纪实现全面小康和建成现代化强国的既定目标,让人民过上好日子,让国家更加富强。

对民族发展道路的认同和选择是民族复兴的关键。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华民族的共同选择,是当代中国践行和平发展、科学发展的模式。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证明了这条道路的正确性。中国模式是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承载着中华民族百年复兴的梦想,得到了中国人民的认同。在这条道路上,中华民族正以更大勇气不畏艰难挫折,不屈不挠,再接再厉,将毅力与实践精神结合,推进改革开放,使中华民族成为与各国一起共谋发展、互利共赢的现代文明之国。

综上可见,由血缘认同到族类认同再至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认同,是民族认同的三个层面。血缘认同是民族认同的逻辑起点,建立在血缘认同基础上的族类认同是中华民族认同的内容和前提,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认同是民族认同的最高层面。强化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认同,维护中华民族的共同利益,是各族类和各民族最大的公约数。

第二节 文化认同

一、高位文化的取向

(一)文化发展规律的作用

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有其规律性,它是在异文化存在的空间下以一种“主客二元化”的指向来进行的,这种指向不是消解他人的主体性,而是建构自己的主体性。当某一主体遇到高位文化时,会自然地向往高位文化。在人的社会化过程中,文化植入人的自我结构的过程,是一个个体不断地发现自身并确认其与世界联系,建构自己生活意义的过程。无论语言的习得、社会习俗的习得,还是价值规范的习得,都必然会取向高位文化,并内化成“他的”东西。对高位文化的取向,是一种文化认同现象。“文化一旦产生,立即向外扩散。”(季羡林《东方文化集成》)“思想文化的流动是由思想文化的‘势位差’引起的。”[陈卓、陈秉公《论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高势位”建设》,《社会主义研究》2010年第五期。]不同物体势位不同,其势能就不同,“势高”则“能高”,“势低”则“能低”。文化学借用物理学的“势”、“位”概念,提出思想文化“势位差”理论。思想文化的“势位差”,指不同思想文化因其自身所内蕴的主体适应性、 知识性、 价值性、 规律性和表现美等品质的含量不同,以及知识的层次和概念范畴的位阶的不同,而形成“势位”的差异。这种差异推动着思想文化由“高势位”向“低势位”流动,并影响和改变着“低势位”的思想文化。这一无法人为阻挡的规律促成了文化认同的形成。

文化认同,是人们在民族共同体中长期共同生活所形成的对本民族的肯定性认知行为,是对本民族基本价值的肯认过程,是对应于人的生命意义建构以及对人的存在作出的价值论证。文化认同是民族认同的基础。因为,文化是民族的“根”,它通过民族特性的遗传,以“集体无意识”的形式赋予本民族成员某种“原型”。民族成员生活于这种原型所对应的文化情境之中,会自然地表现出一种文化上的连续性。即使这种连续性偶尔会出现断裂,人们也可以通过“集体无意识”的支配和已化为行为举止一部分的符号而对其加以认同。从一定角度看,文化认同与民族认同是重叠的。一个具有历史连续性的文化共同体,同时也是一个地缘、血缘共同体。生活于共同地域的人们将各种文化融合其中,一方面避免了不同的认同之间因相异特性而发生的矛盾甚至冲突,一方面在各种文化融合中不断地向高位文化靠拢。因而,文化认同是凝聚民族共同体的精神纽带。在当今经济全球化时代,高位文化的取向,是文化发展不可逆转的规律。

(二)中华民族高位文化的形成

在距今3000年前,黄河中游出现了一个由若干民族集团汇集和逐步融合的核心,被称为华夏。华夏就像滚雪球一般地越滚越大,把周围的异族吸收进入这个核心,它在拥有黄河和长江中下游的东亚平原之后,被其他民族称为汉族。汉族继续不断吸收其他民族的成分而日益壮大,而且渗入其他民族的聚居区,构成起着凝聚和联系作用的网络,奠定了以这个疆域内许多民族联合成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的基础。

汉族之所以具有滚雪球的魅力,成为中华民族的主干,关键是创造了中原文化为核心的高位文化,对周边少数民族文化起着辐射和凝聚作用。中华文化的基本框架、特征和风格奠定于春秋战国时期,秦统一后形成了大一统稳定格局,使华夏文化产生了质的飞跃,发展成为以汉文化为主体的中华文化。西汉时期,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主张,专立儒学,余家皆废,以国家权威的方式颁布法令:“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一直到魏晋时期,儒家学说在思想文化上都占有明显的重要地位,是统治阶级实行统治的理论体系。但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的地位受到冲击,首先出现了曹操的唯才是举的重大举措,致使社会思潮重新注重儒学占据统治地位之前的法家、名家、兵家、阴阳家等等;其后是名理之学出现,成为这一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政治理论;再次是玄学的发展,它以老庄学说为基础,与当时风云变化莫测的政治局势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在魏晋时期控制了思想文化领域;最后是佛学与道学的兴盛。

多种社会思潮的出现,导致中原汉族文化呈现繁荣发展的景观:思想理论的儒家学说体系经过玄学的阶段,向宋明程朱理学发展;人才标准和选官方式从体现血缘承嗣和家庭家族身份地位财产的“德”往“才”变化,向科举制度发展;政治统治形式由君主专制通过门阀多头政治统治阶段,向君主与臣吏协同相渗的官僚政体统治形式发展。[ 刘汉东:《魏晋南北朝文化:历史与传统的转折》,《许昌师专学报》1990年第3期。] 虽然,社会思想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呈现不同的形态,但是,主导社会发展的思想观念却一以贯之地得到发展,成为凝聚中华各民族的核心思想、文化主干。今天,儒、道、释仍然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和主干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三)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趋势

从低位文化向高位文化的走向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在中国历史上,当中原地区农业经济为主的汉民族文化与传统的游牧经济为主的少数民族游牧文化发生碰撞时,结果就是少数民族文化向汉族文化靠拢,处于高位的汉文化对处于低位的少数民族文化加以容纳和同化,并从文化的容纳和同化进入到民族的融合,这一发展规律贯穿了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整个过程。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次民族大融合的时期,相对于汉族来说处于低位的周边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地区,建立了许多政权,但最终还是被融合到汉族之中,根本原因就在于高位文化的影响力大于低位文化的影响力,高位文化反过来“征服了”处于低位文化的征服者,实现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民族大融合。进入中原的匈奴、乌桓、氐、羌等少数民族,放弃游牧而定居农耕,他们学汉语、承汉籍,很快接受了中原的封建文化。其中尤为突出的是北魏鲜卑族拓跋部落,他们进入中原后学习汉族的先进生产技术,发展农业生产,实行“计口授田”和“离散诸部”、“分土定居”政策,主动解散部落组织,“屯田于河北”,使河套以及云中、代郡之地的农业生产得到很快发展,中原地区的农耕技术在这里不断得到推广和应用。

其他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情况大体都是如此,五胡十六国基本上都有类似孝文帝改革的举措。之所以会产生这么一种社会现象,是“由于人民群众自然地、本能地向先进经济文化学习,向先进的民族学习,这就构成了民族融合与同化的最重要的原因”。[ 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二、多元文化的交融

(一)多区域文化的融合

中华文化是多区域文化的相互交流、不断融合而形成的。在中华大地上,地理环境的差异、社会生产力水平发展的不平衡,锻造了不同区域的文化,这些文化共同构成了今天中华文化的整体。

早在新石器时代,中华文化就形成了黄河中游文化、黄河下游文化、长江中游文化、长江下游文化、辽西及燕山南北文化、黄河上游地区文化、华南地区文化、西南地区文化及东北北部、蒙古高原、阿拉善平原和塔里木盆地东缘文化系等九大区系。有学者认为,在新石器时代,中华大地已经出现了从南到北三条文化发展带:其一,秦岭——淮河以南的农耕文化;其二,秦岭——淮河以北秦长城以南(包括辽东、辽西)的旱地农耕文化;其三,秦长城以北的狩猎——渔猎文化。虽然,人们对此区域文化的划分尚存不同看法,但是,中华文化的多元起源、多区域不平衡发展是学界的共识。这种多元起源的众多区系的文化,既是中华各族的直接渊源,又是中华文化的最早源头。从这里开始,中华大地上竞相发展起来的不同文化犹如涓涓细流,逐渐汇聚成波澜壮阔的中华文化之河。[ 孔庆榕、张磊:《中华民族凝聚力》30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8月版。]

几千年来,中华文化虽不乏交流和交融,但内部的区域特征仍然明显。如广东文化与福建文化虽同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但在语言和性格方面仍然有很大的区别。在广东一个省份,就存在着客家语系、潮汕语系、广府语系这样三个主要的语言文化区域。各个不同区域文化在交流过程中增强了彼此的融合,同时也保留着自己的特征,共同成为中华文化百花园中绚丽的奇葩。

(二)多民族文化的融合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有着多元合流的文化渊源。从史前文明时代,即所谓的三皇五帝时期开始,黄河中下游流域的不同文化就开始急速相互融合。夏的兴盛时期是向青铜器过渡的时期,商崛起于青铜器文化的全盛时期,周则几乎全盘吸收了商文化,创造了奴隶制时代的鼎盛文化。夏、商、周三代的相互融合和相递代嬗,最终形成了稳定而又不断地向周边扩展的华夏文化圈。直至春秋战国时期,在不断的融合分化之中发展形成了齐鲁文化、三晋文化、燕赵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以及周边的北狄、西戎、东胡、匈奴、巴蜀等众多的民族文化。这些文化都有各自特点,但又以中原文化为核心,相互交流和融合,形成了以华夏文化为主体,周边各少数民族文化互为依存、相互交流的中华文化格局。

秦统一中国以后,逐步形成了大一统的思想文化格局。从两汉时期汉民族与西域各族以及匈奴等游牧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到宋元时期女真、西夏、蒙古与汉族之间的政治军事斗争与经济文化交流,都说明中华各民族文化始终处于交流与融合的态势之中。在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元、清两朝,蒙、满两族在全力吸收汉族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思想精华和汉族的先进制度的同时,也将蒙、满两族的文化精华注入了中华文明之河……这些足以说明两汉时期确立的大一统的文化格局促进了各民族间的文化交融,中华文化始终是以博大的胸怀不断吸纳流向自己的每一条民族文化之河。

直至今天,中华文化始终是多民族文化的融合体。汉族文化与兄弟民族文化的交融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从未间断,中华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融不仅有以汉族文化为核心的辐射性交融,有少数民族文化向中原文化内聚,而且还有各少数民族文化之间的横向交融。中华民族文化是在其内部各民族文化相互交融的基础上形成的,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产生首先得益于这种民族文化多元合流的发展趋势。

(三)文化融合促成民族凝聚

民族融合是人类历史发展的自然趋势。文化交流导致民族融合,民族融合进一步促进文化交流,这种互动过程自然而然地促成了民族的凝聚。“中国人常把民族观念消融在人类观念里,也常把国家观念消融在天下或世界的观念里,他们只把民族和国家当作一个文化机体,并不存有狭义的民族观与狭义的国家观,民族与国家只是为文化而存在。”[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上海三联书店影印本1988年版,第19页。] “古代中国与其说是民族主义的,毋宁说是以文化为中心的普世主义的。”[ 参见许纪霖:《中国现代民族主义和反西方思潮》,载《明报月刊》1997年3月号刊。]这种并非以民族国家为共同体,而只是以王朝(国家)或天下(文化)为群体界定条件的观念,是一种“王朝国家”或者“文化中国”的观念。多元文化交融而导致的文化认同,是中华各族凝聚的先决条件。

多元文化交融所导致的文化认同,不仅提升了中华民族的民族认同感,也增强了政治认同感。在民族交融过程中,中华大地上的每一个民族都认为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因而在心理上形成一种归宿感。从这一民族心理倾向扩展而至更高层次的认知,就是中华民族在政治上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各民族只有在统一的国家里才能生活得安定、幸福。这一观念历史上突出地表现在以中原为宗主的大一统文化意识里。在中华民族传统观念中,谁占据了中原,谁在中原建立了政权,谁就是宗主,谁就是凝聚核心,其他各民族及各政权都将臣属于它,向心于它,内聚于它。同时,无论入主中原的是少数民族还是汉族,历代中原王朝皆以一统“天下”为己任。尽管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和民族认同并非同一概念,但中华民族是以文化认同作为政治认同、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最基本的价值导向的。因而,《周易》有“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认知,南朝萧统提出过“文化辑,武功外悠”的治国方略,清代龚自珍则发出“灭人之国者,必先去其史”的警训。政治家们注重“文化立国”的传统观念,为中华数千年来的社会安定、民族振兴和国家统一奠定了坚实的精神信念和思想基础。翻开中华民族发展史便会发现,当不同的政治力量在政治上难以达成共识时,文化认同的力量就显示出不可替代的凝聚作用。

三、核心价值的共识

(一)核心价值观的内聚功能

一个民族的核心价值观是该民族成员的共同价值选择,是居于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对其他价值观起着引领作用,是支撑该民族的信念和灵魂,是该民族处理内外关系的行为依据和准则。

价值观属社会意识范畴,受一定社会基本制度的制约,是由社会崇尚倡导的思想理论、理想信念、道德准则、精神风尚等因素构成的社会价值认同整体。从外延上说,核心价值观影响、引领其他价值观;从内涵上说,核心价值观凝聚着其他价值观的基本特质。任何民族、任何国家、任何社会的存在和发展,都需要有一定的社会核心价值观或主导价值体系的强力支撑。社会核心价值观在社会生活中居于统治、引导地位,它能够有效地制约非核心、非主导的社会价值观作用的发挥,能够保障社会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的稳定和发展。统治阶级为了维护本阶级的统治地位,为了保障社会的安定与发展,都要利用其统治地位的优势,大力倡导代表本阶级根本利益的价值体系,以凝聚国家力量,确保其核心价值体系对统治地位的维护功能。因而,核心价值观具有方向盘作用,决定着人心向背,同时又关系着国家的长治久安。一个民族之所以能成其为民族,关键在于其核心价值观在起凝聚作用。在人类历史上,同一民族通常都具有共同的精神结构、价值系统、心理特征和行为模式,人们正是在这种共同的文化背景中获得自己的民族认同感和归属感。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任何民族,核心价值观始终是凝聚民心、维系社会的精神根基。

中华文化的影响力是与其核心价值观分不开的。中华民族发展历史证明,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是一个由多民族的“多元”聚合为中华民族的“一体”,由中华民族的“一体”强固起多个民族的“多元”的对立统一的运动过程。在长期的交流过程中,各民族文化促成了共同的民族心理、民族性格、价值取向、信仰信念和行为方式,这是协调民族关系的润滑剂,是中华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得以增强的原动力。

(二)中华民族传统的核心价值观

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体系之一,中华文明自然生发、独立演化、精深博大并延续至今,具有极强的生命力与凝聚力,这与其文明本质——中国传统核心价值体系有着密切关联。作为主体民族的华夏先民,居于黄河、长江流域的农耕地带。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农耕经济的主导地位、严峻的生存压力,使得华夏先民们逐渐塑成了安土重迁的小农习性,产生了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思想以及维系宗法思想的伦理道德观念,由此催生出追求“和谐”、“中庸”的文化心理,并在未来的历史演化过程中逐步转化为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念。

中国从夏代开始进入文明时期,经过商、周的发展,逐渐形成了较为明确的宗法、德行、事功、和谐观念。春秋战国时期,中国传统核心价值体系既有沿袭又有革新,并且经历了战国乃至秦汉时期一再整合的尝试。先秦时期,管子提出的“四维”是治国和做人的根本,为中国历代思想家、政治家所推崇。“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礼不逾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故不逾节,则上位安;不自进,则民无巧诈;不蔽恶 ,则行自全;不从枉,则邪事不生。”(《管子·牧民》),

到了汉朝,中央集权封建帝制的建立和巩固,要求有高度统一的价值观念体系。在这一情形下,董仲舒以先秦以来的儒家思想体系为基础,有机地吸收了道家、法家、阴阳家的因子,提出了一整套与统治需要相适应的思想体系,如,“三纲五常”这一观念,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封建社会关系(君臣、父子、夫妻)必须遵循的道德原则。五常,指的是“仁、义、礼、智、信”。董仲舒的这套思想观念为历代统治者所采用,由是,中华民族传统核心价值体系初步形成。此后,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每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封建价值观念虽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变动,但万变不离其宗,居于统治和主导地位的传统核心价值体系,对中国文化、科技、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深刻影响。这种影响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如,其所体现的“愚忠”思想,对凝聚中华民族,维护国家统一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同时也成为了中华民族文化观念进行现代化转型的桎梏。

(三)当代中国的核心价值体系

当代,中华民族传统价值观念受到了时代的挑战。改革开放后,影响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在承传与创新中实现转型,形成了多层面的独具特色的核心价值体系。这一核心体系包括四个层面的内容: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发展,是指导当代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思想武器。

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指引各族人民前进方向的伟大旗帜。

第三,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是激励和鼓舞全国各族人民的精神力量。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当代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

第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的思想指导和行为规范。从国家层面讲,要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价值观;从社会层面讲,要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价值观;从个人层面讲,要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价值观。

上述四个方面的内容相互联系、相互贯通、相互促进,构成了当代中国社会核心价值体系,是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团结和睦的精神动力,也是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国家软实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动力。

第三节 国家认同

一、地理中国的认同

(一)中华儿女安土重迁

国家是由民族构成的,国家兴衰制约民族兴衰,国家利益关涉民族利益。民族成员对共同拥有的土地、共同生活的家园的肯认和眷念,对民族、国家共同利益的追求和维护,是国家认同的基本内容。促进国家认同,是增强民族凝聚力的必然要求。

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产生,与中华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紧密相连。中华大地处于亚洲大陆东部、太平洋西岸,内部地势西高东低,呈阶梯式排列:西部为青藏高原,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是第一阶梯;蒙古高原、黄土高原、云贵高原与塔里木盆地、准噶尔盆地、四川盆地相间分布,海拔在2000—1000米之间,是第二阶梯;东北平原、华北平原、江淮平原等,平均海拔不超过500米,是第三阶梯。如此落差显著的阶梯就像一把大躺椅,西北背靠亚欧大陆,东南面向太平洋。中华大地跨越了热、亚热、温暖、温、寒温等五个气候带,自古以来就形成了两个迥然不同的经济区,即西部的草原游牧区和中东部的农业种植区。

独特的地理环境造就了中华民族独具特色的思维观念。此间,传统的自然经济和宗法制度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一方面,传统的自然经济强化了人们对土地的依恋,另一方面,传统的宗法制度又强化了人们对已有社会关系的依赖,进而使中华民族孕育出安土重迁的文化意识。随着时代的变迁,传统的自然经济和宗法制度的影响愈益式微,但安土重迁的意识已潜移默化地成为中华民族的遗传基因和文化性格。

(二)故国情怀难舍难弃

独特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不仅使中华民族的先民自古以来便孕育出安土重迁意识,而且培育出追求稳定、和衷共济、反对外来压迫和干扰的意识。这些意识使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着依恋故土的情怀,不论身在何方,心依然为家乡所系。这种乡土情结深深地灌注到中国文化之中,对中国文化的统一性、连续性及多样性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中华儿女爱土、亲土、敬土,把故土和祖国看作自己生命和依靠的情结为世罕见。对故土的浓厚情感产生出强烈的地域观念。中国人的地域观念自古至今都未曾减弱过。无论走到哪里,人们时刻不忘自己是什么地方的人。只要遇到祖籍或家乡与自己相同的人,即使彼此互不相识,都会以“老乡”相称, 双方都像遇见老朋友一样的亲切,更不要说遇到同省、同市、同县、同乡、同村的人了。那些远离祖国大陆的海外华人,无论侨居他国多少代,即使有人连一句汉语也不会讲,但是对自己祖先曾经留有足迹的那片土地的眷恋之情,仍是十分浓厚。他们具有浓浓的思乡怀旧、寻根问祖情结。许多人从千万里之外回到祖国祭扫祖先黄帝陵墓,足见中国人的地域观念、故土观念是多么的强烈。

(三)国家利益不可侵犯

主权的独立、国土的完整、国家的统一,是国家的尊严和最高利益。维护主权的独立与领土的完整,反对分裂,维护国家的统一,是世代中华儿女为之奋斗的目标。

在中国历史上,无数的仁人志士为保卫国家神圣领土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如果有谁践踏了国家主权,出卖了国家领土,就会被世世代代中国人唾骂为卖国贼。“五四”运动就曾喊出了“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的口号。在21 世纪的今天,中华各族人民更是形成了高度一致的共识: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国家统一和富强是最大的国家利益。因此,促使香港、澳门回归,并确保其在“一国两制”条件下继续保持繁荣稳定,促进两岸交流,实现台湾和大陆的和平统一,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战略任务,也是包括海外华人在内的所有中华儿女的宿愿。

二、祖宗之国的认同

(一)公民身份和责任

在多民族国家内,各民族成员具有多重身份、多重认同的取向,其公民身份和责任认同是占首位的。公民身份是一个人属于某一国家成员的法定身份,公民责任是指公民履行与自己的公民身份相适应的职责,公民在遇到有关国家政治和社会利益的问题时,必须克服自我或本集团的利益,自觉维护国家利益。

公民身份与责任认同是一种高层次的现代文明意识。公民身份是人作为参与或监督国家公权力运行的独立主体的一种身份,是国家属性的反映,对公民身份的认可是人们对国家认同的一种表达,国家认同是超越其他认同的高级认同。公民身份和责任是国家认同的首要前提,也是组成多民族国家的成员达成认同并实现国家统一的基础。不能因为其他身份而忽视公民身份,也不能以其他认同来替代国家认同。公民身份与国家的存在息息相关。没有国家,也就无所谓公民,没有公民的参与或监督,国家也就没有合法的公权力。

生活在中华大地的中国人,包括港澳同胞,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与公民身份认同、国家认同应高度统一。要认识到自己不仅是中华民族成员,也是中国的公民。只有认识到二者的统一性,才能有效地激发国家认同感和主人翁意识,也有利于保持社会稳定,对维护国家的统一、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爱国主义的传统

爱国主义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爱国主义有两重含义:一是热爱祖宗之国;二是热爱现实中的国家。两者不能或缺,共同构成了爱国主义的完整内涵。没有国家支撑的祖国,是精神上的祖国,不是现实中的祖国。所以现实中的人们爱祖国一般也爱国家。

爱国主义是建立在深厚的文化基础上的,它包含爱祖国的大好河山、爱自己的骨肉同胞、爱祖国的灿烂文化、爱自己的国家等。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构成了中华文化的思想内核,培育了中国人的正义感和是非心,形成了民族的浩然正气,并逐步巩固起对祖国的深厚情感。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精神支柱。对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认同是中华文化认同的核心内容,也是国家认同的基本内涵。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靠的是这样的精神;中华民族抵御外侮、赢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靠的是这样的精神;中华民族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由贫穷走向小康,靠的是这样的精神;中国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还是要靠这样的精神。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包括生活在大陆范围以外的港澳台和海外同胞团结统一的精神纽带,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动力。

(三)共有家园的建设

中国是中华民族儿女共有的家园,历代中华儿女为建设好自己的美好家园奋斗不息。中华民族共有家园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心灵归宿。

在5000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儿女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卓越创造,共同建设家园,为人类文明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过去,中国曾是世界上最文明、最强大的国家。但是,由于近代国家政治腐败,闭关自守,导致了国力衰微。1949年后,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获得了民族的解放和独立,振兴中华成为全民族的共同愿望,在神州大地这个中华民族的共同家园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经过改革开放的30多年建设,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国家实力日益增强,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实现着强国富民、民族复兴的百年梦想。当今之中国,到处充满勃勃生机,各项事业蒸蒸日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共同为之努力。一直以来,中华儿女不论身处何处,始终不忘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古训。那些移居海外的华人华侨,总是不失时机地支持国家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事业,支援家乡的建设和发展。抗日战争时期,广大华侨和港澳同胞,以国家兴亡为己任,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支援抗日战争直至胜利。在和平发展时期,海外同胞更是以捐赠和投资的形式支援祖国和家乡的教育、文化、科技、体育等建设。而今,中国的发展、繁荣和富强,正越来越清晰地向人们展现出中华民族的美好前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梦想,一定能在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奋斗中实现!

三、政治中国的认同

(一)对政治制度的认可

政治制度认可包含了一个国家的公民对国家政治权力的认同,即公民对这一国家的社会制度和政权的承认和赞同,并且自觉地以该社会制度和政权的要求来规范自己的政治行为。对国家政治制度的认可是国家认同的重要内容。

社会制度对社会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群体与群体等关系起着制约和协调作用,它是保障社会正常运转,协调各方利益,保证团结协作,调动各方积极性和创造性,制约各种消极因素和越轨行为的必要手段。任何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既包括关于社会形态方面的社会制度(如奴隶社会制度、封建社会制度、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等),又包括一定社会形态下的具体社会制度(如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等),还包括具体社会制度规范下某一特定社会活动制度以及反映这一制度的具体体制(如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等)。由于作用范围不同,社会制度具有清晰的层次性,而各层次的制度结构合理、互补互济、相融相恰,就能发挥整体最大功能,以协调社会各方面关系、规范人们行为,从而凝聚全体公民,实现国家整体目标。

当代中国的政治制度体系主要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中国现行的政治制度深深植根于中华大地,体现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和客观要求,是符合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的。

(二)对政治核心的拥戴

执政党是政治制度的制定者和执行者,是国家民族的领导核心,是国家民族利益的代表。如果执政党所制定的制度、政策不符合广大民族成员的利益,也不能代表民族的整体利益,它就会失去对民族成员的吸引力。对政治核心的拥戴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凝聚力强弱的重要尺度。

当代中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多民族国家,在这样一个国家里领导人民进行现代化建设,除了中国共产党没有任何其他政治力量具备这种能力。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保证。来自人民、依靠人民而又要组织、动员人民前进,是执政党的历史责任。党的领导核心地位保证了人民当家做主,人民当家做主的实践巩固了党的领导核心地位。

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品格,具有强大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只有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中国才能实现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

(三)对贤明政治的追求

对贤明政治的追求和向往是人类共同的愿望,是促进国民对国家认同的动力所在。孔子曾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论述政治的含义和特点时,把伦理学中的“善”与政治的概念结合起来。亚里士多德的看法是,政治就是实现正义,为民谋利,以达到“善”的行为,相应地政治学则是研究人和城邦“至善”的科学。因此,无论是东方国家还是西方国家,政治家们都把贤明政治作为理想追求。

一般而言,进步、开明的政治制度、政治理想能保障和促进民族凝聚力的发展,落后的、腐朽的政治制度必然会扼杀民族凝聚力。在中国历史上,无论是文景之治、贞观之治,还是康乾盛世,都与严格的行政管理制度以及开明的政治理念分不开,一直为后人所颂扬。反之,行政管理紊乱、吏治败坏、法纪不行、腐败丛生,社会便处于无序状态,总是为后人所不齿。

一项先进的社会制度能促进社会成员的积极性和能动性,并对人的生存和发展的手段、目标具有导向作用,对不符合社会健康发展的价值取向、道德和行为具有自我调节和免疫作用。反之,落后的制度会扼杀人的积极性,助长消极因素的发展。因此,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制度安排和设计的合理性十分重要。在当今中国社会,必须加强制度文化建设,剔除封建思想残余,培育符合现代民主社会制度建设所需要的文化氛围,树立适应新世纪要求的制度文化建设理念,从而提升人们对政治中国的认同。

国家认同不仅包含着对主权、国土的认肯,对国家责任和义务的承担,也包含了对国家政治核心的拥戴,对贤明政权和政治制度的期盼。中国是一个多个民族、多种文化、多种社会制度并存的国家,在强化大陆(包括港澳在内)民众国家认同的同时,要通过不懈努力去实现海峡两岸同胞的国家认同。只有这样,中华民族民族凝聚力量的目标才能从根本上得以实现。

阅读思考

1、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生发条件是什么?

2、如何认识民族认同与文化认同的“同”与“异”?

3、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在促成民族凝聚力的生发过程中有何作用?

4、你认为应该如何增强中国的国家凝聚力?

参考文献

1、孔庆榕、张磊:《中华民族凝聚力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2、佟春霞:《客观文化、主观认同与民族意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1

年版。

3、张宝成:《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4、张海洋:《中国的多元文化与中国人的认同》,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

更多相关内容
举报虚假新闻:如果您在本页面发现虚假新闻和其他错误,请先用鼠标选择出错的内容片断,然后同时按下"CTRL""ENTER"键,填写举报邮件。
举报电话:020-87373397。谢谢您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