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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社会功能
2014-11-04 15:26:15 来源: 南方网  暂无网友评论

第六章 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社会功能

中华民族凝聚力是一种由观念形态为引导的社会力量。在其观念结构中,自觉的民族精神是最核心、最深层的部分,它是中华民族得以认同和凝聚、得以存在和发展的精神动力,具有文化认同、价值导向、精神激励、素质优化等社会作用。因此,以自觉的民族精神为核心支柱的中华民族凝聚力,也就相应地具有整合、支撑、动力等社会功能。从整合的角度看,它能协调社会关系,增强民族团结,推进国家统一;从支撑的角度看,它能匡扶民族社稷,抗击人祸天灾,应对危机挑战;从动力的角度看,它能推动社会发展,促使民族自立,促进国家富强。

第一节 整合功能

一、协调社会关系

(一)协调人际关系

人际关系,是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人与人之间既有互相吸引、相互依存的一面,也有相互排斥、相互分离的一面。当相互依存占支配地位时,表现为人际吸引,当相互分离占支配地位时,表现为人际排斥。增强民族凝聚力本身,内含着协调人际关系的要义。这是因为:

增强民族凝聚力能趋同离异。趋同离异,是一种趋向于和自己思想兴趣爱好相同者接近,而不愿与自己思想兴趣爱好差别太大者接触的交往规律。这种心理和行为倾向包括类似认同、接近认同、关联认同等形成的趋同倾向和思想排异、言论排异、行为排异等形成的离异倾向。有凝聚力,意味着有认同。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要旨,正在于促使中华儿女增强认同感,增强亲和力。

增强民族凝聚力能需酬互动。需酬互动,是一种由相互需要而产生、以相互酬答而维持的交往规律。人是需要交往的,互需,是建立交往关系的基础。双方互有需求,就会产生交往的愿望和行为。互酬,是发展和深化交往关系的重要条件。互需与互酬,既包括口头和行为上的,也包括物质和精神上的。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能使中华儿女的互需得到互酬,使交往关系得到深化和发展。

增强民族凝聚力能互补中和。人与人相互接触,势必会因性格、志趣、处世态度、价值观念、能力水平等方面的互补而呈现出中和状态。“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礼记·中庸》)致中和,就容易形成思想、目标、方法、态度上的一致。互补,是和谐人际关系的一种必要方式;中和,则是增强民族凝聚力的一种必然结果。

(二)协调群体关系

人类自产生以来,就以群体的方式生存着。协调群体关系,主要是协调利益群体关系。利益群体(Interest Group),是指基于某种共同利益、共同诉求的个体结合而成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利益集合体。任何利益集合体的利益需求(经济、政治、名誉、地位等方面)总是持续向上、持续向好的。然而,任何社会的现存利益却总是有限的,一个群体占有或过多占有某方面的利益,就意味着另一个或另一些群体只能较少占有或不能占有这方面的利益,这就势必会产生利益上的差距。利益差距,是导致心理失衡,滋生不满情绪,引发社会群体之间矛盾甚至冲突的直接原因。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必然社会效应就是能缩小乃至消除群体矛盾和冲突,使之达到和谐。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社会存在着城市与农村、工人与农民、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等不同利益群体,与此相应,这些群体之间存在着或大或小的差别。中国共产党和政府从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着眼,已经采取了一系列缩小乃至消除差别的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协调了城乡、工农、体脑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原来的社会结构正朝着“阶级+阶层+利益群体”方向转化:在允许自主择业的社会背景下,从事科技、教育、管理等脑力劳动的工人与日俱增;农民队伍中涌现出农业劳动者、农村事务管理者、城市农民工、农民知识分子、雇工、乡镇企业管理者和民营企业从业者;从事精神产品生产和文化传播、物质资料生产者和社会事务管理的知识分子人数日益增多。与此同时,社会上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新兴阶层。这样,社会利益群体彰显了前所未有的多元性,各利益群体的关系也日趋复杂。要和谐多元群体关系,就得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因为,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能通过利益协调(包括利益引导、利益约束、利益调节、利益补偿)来增加和谐度,增强亲和力。

(三)协调区域关系

地域性,是中华民族成员分布的显著特征。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是中国长期存在的社会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中国共产党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的方针;十五大又明确了“促进地区经济合理布局和协调发展的战略思路”,强调要“从多方面努力,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随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了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并适时展开了东部省市对西部省区的对口支援、实行东西部干部的对口交流……。这些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有力措施的实行,使得西部的基础设施和投资环境明显改善,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不断加强,社会事业发展步伐加快,一批贫困人口实现了温饱,城乡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提高。由此,东西部人民之间的亲和力大大增强。

除了东西部差距之外,中国另一个最大的地区差距就是城乡问题。长期存在着的城乡“二元结构”,把中国分割成城市与农村两个有着较大区别的社会。中国近13亿人口,62%在农村,农村的劳力与资本比例明显高于城市。但是,广大农民不仅在户口和身份上与城市居民存在等级差异,而且在生产方式和劳动条件、收入和消费、社会保障和医疗福利等方面与城市居民存在着很大差距。差距孕育矛盾。为了缩小差距,消除矛盾,中国共产党和政府从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入手,采取了一系列协调城乡关系的措施,如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针,加大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取消农业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享现代化成果……城乡关系的协调,带来的必然是地域差别的缩小,收入分配的改善,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与人之间亲和力的增强。

二、增强民族团结

(一)维系各民族和谐共处

中华民族大家庭凝聚力的增强,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和谐民族关系。如,经过魏晋南北朝几个世纪的分裂动荡和民族大迁徙、大融合之后,唐代前期的中华民族在新的基础上进行协调整合,民族整体凝聚力较为强大,当时的唐王朝与周边许多少数民族(突厥、回鹘、吐蕃、南诏)都建立了联姻和联盟关系,都城长安成为各民族经济文化交流中心,井市中各族人民群众自由交往,朝廷上各族文武大臣济济一堂,以致唐高宗李渊由衷地发出了“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资治通鉴》卷194《唐纪》)的赞叹。

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清王朝,其前期能使各民族维持和睦关系,这与清王朝实行的一系列具有民族凝聚力的措施息息相关。入关之前,清与漠南蒙古各部就建立了稳定的联盟。入主中原后,清通过平定准格尔叛乱,与漠北、漠西、漠南蒙古建立了臣属关系;通过镇压西藏分裂势力、派遣驻藏大臣、改革灵童转世制度等措施,确立了西藏与清王朝之间的臣属关系;对西南少数民族实行“改土归流”,并建立了直接的行政统治;对待中华民族中人口最多的汉族,则实行了一系列缓和矛盾、凝聚人心的措施,吸收汉族士大夫进入统治机构,维持了满汉之间的和睦关系,形成了各民族之间和谐相处的局面。

在当代,作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政治核心,中国共产党极力推行统一战线,以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从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到1984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恢复被破坏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统战政策,到1997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对民族歧视的处罚规定,凝聚核体制定了一系列和谐民族关系的政策法规,中国境内各民族都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和法律规定的合法权益,彼此之间相互尊重、相互支持,使平等、团结、互助、和谐成为中华大地上民族关系的主流。

(二)推动各民族团结互助

中华民族的人口分布呈聚居、散居、杂居状态,汉族地区居有少数民族,民族地区也有汉族居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相互离不开。这一特点决定了发展团结互助的民族关系,是中华民族整体发展进步的内在要求,也是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本质规定。 

民族凝聚力是一种内在力量,它体现于人们具体的行为之中。各民族间的团结互助,就是民族凝聚力的具体体现。凝聚能促进团结,团结必产生互助。所谓“互助”,是就需要而言的,人的利益欲望(经济利益欲望、政治利益欲望、文化利益欲望等)就是这种需要的决定因素。各民族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团结互助,是其生存发展的需要。如,2010年4月14日,长江、黄河和澜沧江三江并流的源头发生里氏7.1级地震,藏族歌舞之乡——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县瞬间化为废墟。几乎在同一时间,各地救援力量以最快的速度向灾区集结,各种救援物资以最快的速度向灾区运送,各族群众以各种方式向灾区人民献爱心,“维护民族团结人人有责”的旗帜在救灾现场高高飘扬。中华各民族间的互助,在灾难降临之际表现得尤为突出,地震、洪灾、“非典”、雪灾、泥石流等灾难发生时都是这样。当然,在河堰清平之时,中华各民族间的互助也随处可见,这种互助常体现于人们在生活上的相依相辅。如,汉族聚居地的石油、天然气有不少来自维吾尔族聚居的新疆,大米有不少来自满族聚居的东北,牛奶有不少来自蒙古族聚居的内蒙古;工业用品则大多从汉族聚居的东部地区运送到少数民族聚居的西部地区……在多民族聚居的新疆昌吉市西五工村,人们用民族互助队这种民族凝聚方式,帮助各族乡亲解难题,实现三“互助”(经济上互助、技术上互助、生活上互助),大大推进了属地各民族的团结,促进了当地的稳定与繁荣。

(三)促进各民族共同发展

各民族共同发展,是实现事实上民族平等的需要,也是建设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需要。虽然,中国各民族形成和发展的情况各不相同,但总的方向是汇聚成统一稳固的中华民族,发展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广袤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悠久灿烂的中华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发展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各民族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繁荣发展,会增进各民族对中央政权的向心力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同时,也会增强各民族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促进各民族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交流。

当然,相对于发展较快的汉族,中国少数民族及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还是滞后的。少数民族及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直接关系到中国整个现代化建设目标的顺利实现。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把支持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作为国家发展建设的重要内容,一系列优惠政策不断出台。如,从1955年起就设立了“民族地区补助费”;1964年设立了“民族地区机动金”;改革开放后设立了“边境事业补助费”等专项补助资金;20世纪80年代,国家对民族地区实施轻税政策;2000年推出了“兴边富民行动”;21世纪初,进一步加大了对少数民族及民族地区的资金投入。在实施多项优惠政策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又组织人力、智力、物力支援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如,1996年实行经济发达地区对口支援民族地区,2000年启动西部大开发战略。在文化建设上,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则通过制定各种凝聚人心的政策措施,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鼓励和支持少数民族文化的改革与创新,同时,鼓励各民族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协作,以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这样,国家的优惠政策与当地自身优势结合起来了,国家的支持、发达地区的支援与当地的自身努力结合起来了,由此产生的强大凝聚力使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跃上了新台阶。

三、推进国家统一

(一)取向“大一统”

统一行为植根于统一观念。中华民族有一种一以贯之、始终不渝的观念,那就是“大一统”观。直至今日,“大一统”观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关于“大一统”,《辞海》的解释是:“统一全境。……大,犹言重视、尊重;一统,指天下诸侯统一于周天子。后世因称封建王朝能统治全国为大一统。”纵观中国封建社会2300余年的历史,“大一统”的最高境界——天下大治所占年份不多,“大一统”的起码状态——统一格局却有1600多年,占整个封建社会的69.5%。若扣除王朝更替时总是伴随着的内部混乱和割据状态的时间(约180年),真正统一的时间也有1420年左右,约占整个封建社会的61.7%。即便是在700余年的分裂时间里,也出现过局部统一的状态。质言之,中国封建社会的大多数时间是在统一的局面中度过的。

在中国,“大一统”观的意义并不只是反映一种良好的愿望,更主要的是,它是作为一种思想理念长期影响着中华民族的国家建设。事实上,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作为一种状态或制度,“大一统”是断断续续的;而作为一种思想和理念,“大一统”却从未中断。孔子“天下有道”的理论、孟子“定于一”的命题、荀子“四海之内若一家”的理想,都是“大一统”观的体现。尤其是从汉武帝时期儒教被确立为中国官方意识形态起,“大一统”思想便越来越渗入到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之中,成为中华人文精神不可或缺的部分。中华民族之所以在分裂之后又能重新凝聚力量,走向更高的统一,且如此反复多次,最终确立起“多元一体”的统一国家,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有一以贯之的“大一统”思想。“大一统”思想对于文化价值的整合、民族凝聚力的增强乃至国家的统一都起着重要作用。从这个意义上看,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实际上是“大一统”观的社会实践,是在理论上取向“大一统”,在实践中实现“大一统”。

(二)反对民族分裂

中华民族凝聚力是在与民族离散力的博弈中前行的。民族离散力的主要表现之一就是民族分裂主义,与民族离散力博弈,就必须与民族分裂主义进行斗争。对于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来说,任何试图破坏中华民族大家庭内部安定团结、试图摆脱民族大家庭或试图将某一行政区从中国的版图中分割出去的行为,都属于民族分裂主义。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中,民族分裂现象并不鲜见,东汉末年有军阀各树一帜,西晋有八王之乱,南北朝时期有各族贵族争霸,五胡十六国有动荡分裂……当代有“疆独”、“藏独”、“台独”等。检阅中华民族史,我们不难发现,任何一次反民族分裂斗争的胜利,都是中华民族凝聚力促成的。

以新疆的反分裂斗争为例:20世纪初至今,从由“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传入新疆所引起的民族分裂思潮,到2009年7月5日,境内外分裂势力制造的新疆乌鲁木齐市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国内外分裂势力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对新疆的分裂活动。新疆反分裂斗争主要在两个战场上展开,表现为两种斗争形式:一个战场是政治对抗性的战场,或表现为激烈的武装对抗、流血战斗,或表现为政治性动乱、打砸抢烧杀的暴力恐怖活动;另一个战场是意识形态战场,表现形式是政治、文化思想上的较量。两种形式相互融合、相互转化,呈现出复杂的斗争局面。在与分裂势力的长期斗争中,中共新疆各级党委充分发挥了凝聚政治核体的作用,加强了对反分裂斗争的领导,制定了一系列维护新疆稳定的具体方案和措施,党政主要领导亲自抓,并组织强有力的领导班子具体负责,为反分裂斗争提供坚强有力的政治、组织和措施上的保证,形成了打击民族分裂、维护社会稳定的领导工作机制;同时,紧紧依靠核外群体,最大范围地团结各族群众,一致对敌。在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在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党委和政府直接指挥下,新疆各族人民紧紧凝聚起来,形成强大力量,粉碎了敌对势力一次次分裂图谋。

(三)促进国家统一

民族与国家是相伴而生、互动发展的孪生体。中华56个民族紧密团结所形成的中华民族凝聚力,促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但是,由于历史原因,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并非完全统一。前此,在英帝国主义的威逼下,软弱无能的清政府于1842年签订了《南京条约》,被迫割让了香港岛,于1860年签订了《北京条约》,被迫割让了九龙,于1898年签订了《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被迫租出了新界。澳门,则是从明朝1557年开始被葡萄牙人租借,至1887年葡萄牙政府与清朝政府签订有效期为40年的《中葡和好通商条约》后成为葡萄牙殖民地。抗日战争胜利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置全国人民渴望和平与建设独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的愿望于不顾,发动内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族人民推翻了蒋家王朝,成立了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然而,由于蒋介石及其追随者败退台湾,造成了海峡两岸的隔绝。

香港、澳门、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部分。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是中华儿女的意愿和使命,也是中国凝聚国家力量的目的与追求。中华民族凝聚核体把圆满解决港、澳、台问题作为治国兴邦的重大方略,进行了长期探索:50年代提出“和平统一”主张,80年代提出“一国两制”构想。这些主张和构想从中国实际出发,照顾各方利益,既坚持了一个中国的原则,维护了国家主权,又尊重了两种体制的差别,照顾到台、港、澳三地的历史和现实,把发挥祖国内地坚强后盾作用和提高特别行政区自身竞争能力结合起来,促使中华民族内部各种因素积极调适,由此增强的中华民族凝聚力促成了香港、澳门主权的回归。港、澳回归后,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主要任务是解决台湾问题。近年来,中国大陆坚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思路,由此向台湾方面释放出的种种善意所具有的吸引力和亲和力,引发了“双热”(大陆民众的台湾热和台湾民众的大陆热),增强了台湾人民的民族认同感和归属感,增进了两岸人们的相互了解和理解,推动了两岸关系的缓和与发展,使祖国统一大业得以稳步发展。

第二节 支撑功能

一、匡扶民族社稷

(一)纠偏匡谬

中华民族凝聚力是以维护、发展中华民族的共同利益为目的的,因而是一种正向的、进步的社会群体力量(削弱、破坏民族共同利益的力量被视为民族离散力)。这种正向的、进步的群体力量具有纠偏匡谬的社会作用。

群体力量不可小觑。过去,有些封建统治者广开言路,善纳民言,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懂得群体力量的重要作用;有些封建统治者实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在一定程度上是慑于群体力量的巨大威力。“夫君者舟也,人者水也。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因此,作为领导者,正确地引导群体力量非常必要。事实上,正确地规范群体行为,就是正确地引导群体凝聚力的发展方向。规范群体行为、凝聚群体力量来纠偏匡谬,是中华民族特别有凝聚力的重要原因,因而也是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核体一贯坚持的思维理念和行为模式。

思想是行为的先导。规范行为,必先统一思想。中华民族凝聚力是以一种具有引导作用的观念形态存在着的,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核体——中国共产党十分注重从观念形态方面统一思想。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对全体人民进行教育引导和理论武装,如,倡导社会主义荣辱观,制定《公民道德实施纲要》,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等,都是从提高公民文明素质的角度着眼,以规范人们的社会行为;要求全党全国人民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等,则是从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着眼,以坚定理想信念,提高认识水平。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非常注重提高全党全国人民发现真理、认识真理、匡正谬误的能力和水平,以阻止方向上的偏差。上世纪80年代末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就是一个典例。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30多年前在全党全国范围内展开的。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发表了经胡耀邦审阅定稿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5月11日,这篇文章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在《光明日报》发表,当天新华社转发。5月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全国绝大多数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报纸也陆续转载。一石激起千层浪,这篇文章很快引发了一场全国范围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讨论的锋芒直指党在指导思想上的错误——“两个凡是”[ 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见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重新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这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涉及范围之广、层次之高、斗争之激烈、影响之深远,在当代国史和中共党史中实属罕见。它不是一般哲学问题的争论,而是一次根本性的拨乱反正:将十年“文化大革命”在思想、理论、路线上颠倒了的是非问题重新颠倒过来,使全党全国人民从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重新确立了党的“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既是成功运用中华民族凝聚力匡谬纠偏作用的范例,也为进一步凝聚力量纠偏治乱准备了思想条件。

(二)维系稳定

从民族凝聚力合力结构的角度看,社会稳定取决于“三力”的价值作用。首先,民族凝聚核体释放的吸引力具有决定意义。社会稳定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凝聚核体的吸引力的强弱及其对全社会掌控能力的大小。因为,凝聚核体的吸引力及其对全社会的掌控能力既具有牵引社会前行的功能,又带有相当的强制性,是统一思想、统一行为的关键。其次,核体的吸引力与民众对核体的向心力是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如果核体是极端专制、违逆民心的,那么必然会引起核外群体的逆反,产生离散力,引发矛盾冲突,出现社会动乱。老子所谓“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道德经》),就充分表明统治者的专制腐败是民众反抗的根本原因。再则,民族亲和力具有基础性的作用。“和无寡,安无倾”,有民族亲和,才有社会和谐;有社会和谐,才有社会稳定。

从民族凝聚力主体结构的角度看,中华民族的稳定和谐与全体成员息息相关。局部的不安定因素,有可能引发大范围的社会骚乱甚至动乱。2011年,广东省增城市一位治保员与一位占道经营者发生冲突竟引发八万名外来务工者连续三天的打砸烧事件就是例证。因此,增强每一位中华儿女的人际亲和意识和社会稳定意识,尤为必要。要想人际亲和、社会稳定,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就是增强民族亲和力,既要增强凝聚核体与人民群众之间的亲和力,也要增强民族成员之间的亲和力;既要增强人与人之间的亲和力,也要增强社会各层面群体之间的亲和力。唯其如此,才能有效化解各种矛盾,妥善协调各方关系,保持社会稳定和谐。

从民族凝聚力观念结构的角度看,民族心理、民族意识、民族精神对维系社会的稳定主要起着两个重要作用:一是社会预警作用,即当出现群体性的社会焦虑、理想淡漠、价值观紊乱、社会偏见加深、民族精神丧失、人际关系冷漠、越轨行为频出等社会现象时,民族凝聚力必定较弱,这就警示人们,要想方设法从思想观念方面纠偏治弊,以维系社会的稳定。二是社会调控作用,即通过强化民族共同意识和民族精神、趋同价值观念和社会心理、统一社会理想和社会舆论等方式,对民族成员的思想和行为进行调控,使之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二、抗击人祸天灾

(一)抗击人祸

中华民族凝聚力具有“显性”与“隐性”的双重表现。有时它不易察觉,表现出“隐性”;有时则声势浩大,表现出“显性”。当民族遭受压力时,其成员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情感会被激发,被放大,产生出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历史反复证明:越是遇到灾难和挫折,中华民族凝聚力就越发彰显、强大。这时,它往往能够抗击人祸,抵御天灾,支撑起中华民族大厦。历史反复证明,每当统治者严重损害民族和人民利益的时候,中华儿女必然会揭竿而起,奋力抗争。

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赋敛重,戍徭多,致使天下困疲不堪,人民陷于深重的苦难之中。屯戍渔阳途中因大雨所阻不能按期到达而当斩的陈胜、吴广当机立断,发动戍卒起义,在陈(今河南淮阳)建立了“张楚”政权,农民纷纷云集影从,掀起了全国范围内反秦斗争的高潮。公元184年,汉灵帝腐朽无能,外戚、宦官相继专权,朝政腐败,加之与西羌之战持续数十年,徭役兵役繁重,人民苦不堪言。于是,张角创立太平道,以宗教方式将走投无路的贫苦农民聚集于麾下,向官僚地主发动了猛烈攻击。隋炀帝奢侈腐化,滥用民力,繁重的兵役和徭役迫使大批农民离开土地,造成农田荒芜,饥荒不断,民不聊生。611年,山东长白山农民首发的起义犹如干柴烈火,全国各地立即蜂起响应,至613年,全国各地起义军就发展到百余支,人数几百万,隋朝统治政权陷入了农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唐朝末年,朝政腐败、宦官专权,土地兼并严重,赋税有增无减,战争连续不断,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人民苦不堪言。公元875年5月,王仙芝聚集数千人起义,黄巢起兵响应。四方苦于苛征暴敛的农民争先恐后投奔而来。起义军聚众数万,在山东、河南、湖北和安徽等地驰骋纵横,取得巨大胜利。元朝后期,蒙古贵族各自占有大量田土,他们把从农民那里掠夺而来的土地以苛刻的条件反租给农民,用租佃的方法进行残酷剥削;而将搜刮来的民脂民膏大部分用于毫无节制的岁赐、做佛事,造成财政困难,通货严重膨胀。于是,无以为生的农民纷纷举行起义。1351年,在黄河工地服役的农民点燃了红巾军起义的导火线,一时间“贫者从乱如归”,不出数月,黄河长江两淮之间到处举起了起义的旗帜。明朝末期,政治腐败,阶级矛盾尖锐,压迫剥削日益加重。此时的陕西,土地贫瘠,生产落后,赋税和徭役严重,土地都被皇亲贵族、地主豪绅所霸占,千百万农民身上无衣,口中无食。1627年,陕北农民王二率领数百农民杀死知县张斗耀,揭开了明末农民战争的序幕。随即,王嘉胤、王大梁、高迎祥、王左卦、李自成、张献忠等纷纷起兵响应。8年后,13家、72营起义军会师荥阳,他们紧紧地凝聚在一起,共商对策,协同作战……

秦末农民起义、东汉黄巾起义、隋瓦岗农民起义、唐黄巢农民起义、元末农民起义、明末农民起义……中华民族史上任何一次农民起义都是种因于统治者的残暴、专制和腐败,都是中华民族凝聚力与人祸的博弈与抗争。

(二)抵御天灾

翻开中华民族史就不难发现,每当灾难降临,中华儿女便上下一心,同舟共济,相濡以沫,共渡难关,展示出感人至深的凝聚力。在当代中国尤其如此。

2003年初春,一种不明原因的传染性“非典型重症肺炎”迅速在广东地区乃至全国传播蔓延,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面临严重威胁。随即,一场抗击“非典”的人民战争在全国打响。1976年7月28日,有如400枚广岛原子弹在距地面16公里处的地壳中猛然爆炸,百万人口的唐山市在剧烈的摇晃中顷刻间被夷为平地,随即,全国各地向唐山伸出了援助之手。2008年初,50年不遇的特大雪灾袭击华南地区,造成湖南、湖北、贵州、安徽等10省区3000万人受灾,随即,全国各地的救援人员和物质聚集灾区。2008年5月12日,一场毁灭性的地震波及四川绵阳、绵竹、都江堰、北川、青阳等地,上万间房屋损毁,6.9万人丧生,随即,一个来自全国各地的空前强大的援建阵容出现在灾区。2010年4月14日,里氏7.1级地震骤然发生,美丽的藏族歌舞之乡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县瞬间化为废墟,随即,56个民族之心相聚在高原,56个民族之力凝聚在高原。2010年8月7日,甘肃舟曲电闪雷鸣,暴洪骤泄,特大泥石流灾害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随即,全国各地人员在舟曲牵手,大批物质在舟曲集结……凡此种种无不说明:在当代中国,中华大地上无论何时何地发生不期而遇的天灾,全体中华儿女都会用实际行动演绎“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真谛。

在天灾降临之际,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核心——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总会一面亲自奔赴灾区嘘寒问暖,一面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组织人力物力抗灾。如,汶川地震发生后,国家拨款80多亿元人民币支援灾区,11万解放军武警官兵日夜奋战,近400支专业救援队伍、上万医务工作者、数十万志愿者奔赴灾区。紧接着又启动了“对口支援”方案(全国19个省市各拿出自己地方财政的1%,支援19个重灾县,三年完成),开始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灾后共建行动。中国共产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向世界展示了中华民族凝聚核体的领导水平和引导功能。“中国领导层感知灾难的能力以及几乎在同一时间展开大规模救援行动的魄力赢得了前所未有的支持和拥护”(2008年5月22日路透社报道)。因而,天灾降临之际,从中央机关、政府部门,到新闻媒体、普通家庭,中华儿女思想上同心同德、目标上同心同向、行动上同心同行,展示了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强大支撑功能。

三、应对危机挑战

(一)化解危机

这里所谓“危机”,指的是民族危机。一般来说,民族危机来自外族的侵略颠覆。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颠覆中华民族,那是因为中华民族有强大的凝聚力,它能够有效地应对各种民族危机和挑战。

近代中华民族的危机是西方侵略与晚清政府无能共同作用而产生的恶果:19世纪40—60年代,西方列强相继完成工业革命后加紧对外扩张,他们用炮舰打开中国大门,给中华民族带来了严重的民族危机。这时的清政府却因循守旧、软弱无能。它对内不思改革:当世界走向民主进步之际,仍固守专制制度;当近代化大潮令各国纷纷发展工业之际,仍固守农耕经济;当世界越来越开放之际,仍坚持“闭关锁国”……它对外妥协投降:除了俯首屈膝,就是割地赔款,致使中华民族走到了崩溃的边缘。

残酷的社会现实,激发了中华儿女同仇敌忾、救亡图存的精神。在空前的民族危机面前,中国各界人士的民族情感得到了充分展示,中华民族凝聚力化解民族危机作用得到了有力凸显:林则徐虎门销烟,关天培以身殉国,邓世昌与敌人同归于尽……体现的是中华民族不畏列强的民族气节。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杀尽洋人”的义和团运动,虽都利用宗教结社形式来发动组织群众,具有浓厚的迷信色彩,却充分体现了中华儿女反抗西方列强侵略的坚强决心。

历史一再表明,在民族的生死关头,正是因为中华儿女的凝聚,才捍卫了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权。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发动了全面侵华的罪恶战争。中华大地上触目惊心的是惨绝人寰的屠杀、肆意蹂躏的浩劫。面对严重的民族危机,有识之士认识到:四分五裂、“一盘散沙”的中国,不可能攥紧痛击外敌的铁拳;中华民族的出路只有一条——以至高无上的民族整体利益,呼唤国共两党合作,共建克敌制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于是,国共两党携手,举国上下动员,男女老少上阵,凝聚起来的中华儿女将日本侵略者赶出了中国。

值得注意的是,国共两党的握手,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国共两党的第一次握手虽仅持续三年(1924—1927),带来的民族进步却不容忽视:北伐战争的胜利,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结束了自清末以来四分五裂的封建割据局面,为此后国民政府统一中国奠定了坚实基础。抗战期间的国共合作虽然没有顺利地继续下去,但这次握手所形成的历史结论却不容置疑:有内聚力,民族就能克敌制胜,转危为安,国家才有可能走向光明。

(二)应对挑战

时代发展变化,挑战无时不有。新中国成立后,中华民族步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但来自外部的挑战依然存在。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为了维护其在亚洲的利益,出兵干涉,并派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派飞机侵入中国领空,轰炸丹东地区,企图以朝鲜为跳板,威胁新中国安全,在地缘政治方面形成对新中国的包围圈。面对美军的挑衅,应朝鲜政府的请求,中共中央作出了出兵朝鲜的重要战略决策。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是以国内强大的社会凝聚力为坚强后盾的:1950年10月26日,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在北京成立,负责领导全国人民的抗美援朝运动。11月4日,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发表联合宣言,号召全国人民积极行动起来,全力支援抗美援朝战争,极大地增强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此后,全国迅速兴起了大规模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掀起了参军参战、支援前线的热潮。1951年6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订立爱国公约和捐献武器运动的指示,全国各阶层人民积极响应,普遍订立爱国公约,开展捐献飞机、大炮运动。到1952年5月,全国人民共捐献人民币55650亿元(旧币),可购买战斗机3710架。所有这些无不表明,中华民族具有不可战胜的凝聚力。1953年7月27日,美国不得不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美国没有取胜的条约上签字的将军。

中华民族凝聚力应对挑战的功能不仅表现在军事战场上,而且表现在科技竞争上。为了发展科技事业,1956年10月,中共中央批准了聂荣臻提出的“自力更生,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发展我国核武器、导弹事业”的方针。于是,1958年,中国建成了第一座实验性原子反应堆。然而,1959年6月,苏联以与美国、英国举行部分禁止核武器会谈为由,单方面撕毁中苏合作发展核武器的协定,次年8月又撤走全部在华苏联专家,带走重要资料,停止供应设备材料,给正在进行中的中国核弹研制工作造成巨大的损失和严重的困难。面对挑战,中共中央决定:自己动手,“当了裤子也要把原子弹搞出来”(陈毅语)。一方面,汇聚专家,集体攻关:彭桓武、邓稼先、周光召等进行科学理论论证,王淦昌、吴世法、陈能宽等进行爆炸物理试验研究,钱三强、何泽慧、王方定等进行中子物理试验研究,惠祝国、祝国梁等进行引爆控制研究,郭永怀、龙文光等进行结构设计研究……另一方面,在人力、物力、财力方面组织全国大调度、大协作。在各方人员的精诚团结、协力攻关下,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在新疆罗布泊上空,中国人第一次将原子核裂变的蘑菇云升上了戈壁荒漠。升腾的蘑菇云向世人宣称:这是中华民族人力、物力、智力大凝聚的结晶。

第三节 动力功能

一、推动社会发展

(一)从王朝更替的角度看

以秦亡汉兴为例: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建立了第一个统一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权,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进行了系列改革和建设,为推进国家统一和民族繁荣起到了巨大的作用。然而,秦二世即亡。究其原因,主要是秦始皇在完成统一六国建立统一的封建集权国家后,穷奢极欲,力行暴政,迅速丧失了作为民族凝聚政治核心的资格:在统一后的十几年中,秦始皇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维持了一支庞大的军队,进行了多次大规模的战争,展开了大规模的国防建设和土木建筑,从而大大增加了对人民的征敛与搜刮。据统计,当时全国人口约1000多万,服兵役者超过200万,占青壮年男子1/3以上。服兵役的人脱离农业生产,靠农民养活,造成了“男子力耕不足以供粮饷,女子纺织不足以供衣裳”的局面,这就大大动摇了秦的统治基础。为巩固统治地位,秦推行严酷的刑法,把数十万人民变为封建国家的囚徒,激起人民的强烈反抗。最终,秦王朝葬身于如火如荼的反秦浪潮中。

西汉初年,汉文帝、汉景帝吸取秦政治腐败、滥用民力而招致灭亡的深刻教训,采取开明政策,注重“以德化民”,减轻徭役和劳役。文帝注重勤俭,简化葬礼,他说:“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伤生,吾甚不取。”(《资治通鉴》卷十五)所以,他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器。因其山,不起坟”(《汉书·文帝纪》)。这在历代封建帝王中是很少见的。景帝也一再下诏,反对雕文刻镂,要求各级官吏重农桑而轻黄金珠玉,并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汉文帝简葬礼、汉景帝反奢侈,为民感佩,深得民心,百姓爱而从之,故而成就了“文景之治”。

以隋亡唐兴为例:隋炀帝杨广在位期间,百役繁兴,民脂尽榨,仅建东都洛阳,每月就役使200万人,半数以上死于工地。他在西郊建造一个方圆100公里的大花园,从江南采来大木柱,每根大柱2000人往返递送,沿途络绎不绝。据史料载,西苑“堂殿楼观,穷极华丽”,不知搜刮和浪费了多少财富。大业七年至十年(611—614),杨广连续发动了三次对高丽的战争,大批量地征兵、调粮、造战船。被政府征调的兵员,源源不断地由全国各地向幽州(今河北、辽宁地区)集结;搬运粮食、兵器、盔甲的民夫千里往返,日夜不绝,许多人有去无回,尸体“臭秽盈路”。山东、河北一带,是隋统治者搜刮财赋的中心,又是在进攻高丽战争中征调最多、受害最深的地方,再加上当时洪水泛滥,山东地区灾情特别严重,“百姓困穷,财力俱竭”,处于饥寒交迫中的贫苦农民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他们点燃了起义的烽火,将隋朝统治政权葬入熊熊火海之中。

唐太宗李世民反隋炀帝之道而行之,他采取以农为本、复兴文教、完善科举等政策,注意休养生息、厉行节约,并体恤民情,知人善任,广开言路,虚心纳谏。在平定外患时,尊重边族风俗,致力稳固边疆,深得民众爱戴,造就了国泰民安的“贞观之治”。至开元年间,唐玄宗师承前朝,励精图治,政治清明,任用贤能,发展经济,提倡文教,既获得了极大的民众向心力,又激发了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出现了“开元盛世”,唐朝时的中国遂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

(二)从社会变革的角度看

在古代中国,春秋战国时期有魏国的李悝变法、赵国的公连仲变法、楚国的吴起变法、韩国的申不害变法、齐国的邹忌变法、燕国的乐毅变法、秦国的商鞅变法等。这些变法运动,是旧的奴隶制度所积累的各种社会矛盾刺激出来的,实质上是摧枯拉朽的封建化运动。后世,从汉武帝实施政治、经济改革到杨炎、张居正、雍正皇帝推行赋税体制改革,从魏孝文帝的社会改革到金世宗、元世祖的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步进行,都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封建生产关系中落后部分对生产力发展的束缚,调整了分配与再分配的关系,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直接生产者的生产积极性,因而能较广泛地凝聚社会力量,推动封建文明进一步发展。尽管这些社会变革都是由个人倡导的,却无一不是凝聚力量来进行的,无一不是凝聚力发挥动力功能的运动。

在近代中国,先后出现了洋务运动、百日维新、辛亥革命等一系列社会变革运动,其中最为深刻的是辛亥革命。这场革命爆发于1911年。其导火线是中国人民强烈反抗清政府出卖铁路修筑权而引发“保路运动”,但革命的目的是否定封建清朝的统治,要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来封建帝制在中国的统治,传播了民主共和的理念,以巨大的震撼力和深刻的影响力推动了近代中国的社会变革。虽然由于历史进程和社会条件的制约,辛亥革命没有改变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没有改变中国人民的悲惨境遇,没有完成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但它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极大地推动了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为中华民族发展进步探索了道路。

新中国成立后,进行过几次顺应民心的社会大变革。一是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使亿万贫苦农民获得了土地,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据统计,1951年全国粮食产量比1949年增加28%,1952年比1949年增加40%左右。二是1978年以后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把土地以家庭承包的形式分给农户。这种把农民的劳动同其收获结合的经营方式,极大地刺激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中国农业经济出现了高速增长。三是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农业产业化经营,以国内外市场为导向,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围绕支柱产业和主导产品,优化组合生产要素,对农业和农村经济实行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一体化经营、社会化服务,形成集产供销、内外贸、农科教为一体的经济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事实上,由1978年至今持续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使得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在经济上由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变,在政治上由专制、人治向民主、法制转变,在文化上由单一文化向多元文化转变。这些变化,都是凝聚全体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所促成的。

综上可见,无论古今,社会变革的过程,都是凝聚有关力量的过程,其鼎新革故所产生的推动社会发展的结果,都是凝聚力作用使然。正是因为凝聚力对社会发展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所以,毛泽东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里所谓“人民”,不是指单一的人的个体,而是指人民这个整体,是指凝聚起来的人民力量。

二、促使民族自立

(一)促使民族整体意识形成

民族自立,建立于民族自觉。中华民族从自在到自觉再到自立的一个核心问题,是要有民族整体意识。

几千年以来,中华各民族的政治联系、经济交往、文化交融、民族融合,是中华民族成为一个自觉民族的基础,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华民族自古就是自觉的民族。费孝通指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在中国和西方列强的对抗中出现的。”近代以前,中国人基本上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民族观念,所谓“华夏”、“汉人”、“唐人”、“炎黄子孙”等,只是一种血缘上的认同,并非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整体意识;所谓“华夷之辨”、“夷夏之防”,反映的是一种相对狭隘的朴素的种族意识,并非现代意义上的民族观念。这个时候的中国民众,“知有一己而不知有国家”或“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国家”(梁启超:《新民说》)。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尤其是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机愈益严重,救亡图存成为摆在中华民族面前的首要任务。于是,先进的中国人特别是进步的思想家不得不思考如何救亡图存的问题。从康有为到孙中山,所有的维新派和革命派的志士都大力提倡以民族精神激发全国民众共同对抗帝国主义的侵略,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在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各族人民面临着的共同命运和共同责任,加强了他们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联系,增强了中华民族凝聚力,促使民族整体意识形成:在“保国”、“保种”、救亡图存的呼声中,严复的《天演论》传递出一种世界民族之间相互竞争的族群理念,显示出“合群”的重要性。梁启超沿着严复“合群”的思路,提出了发人深省的见解:“吾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要“合汉、合满、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个大民族”。(《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大势》)这里的“大民族主义”显然已不同于以往“用夏变夷”的思想,其核心点是各民族平等基础上的统一和民族整体认同。

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统治后,孙中山提出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思想。对于中华民族,“五族共和”思想具有双重意义:一是提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民族整体的必然要求——放弃大汉族主义,为中华民族的整合奠定了民族平等这一重要思想基础;二是提出中华民族作为民族整体的整合方式——“五族共和”,即用汉、满、蒙、回、藏代表国内众多民族,谋求各民族的团结凝聚,为统一国家中的民族认同和民族自立指出了道路。

(二)促进民族自立意识高涨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面对外敌的入侵,国土的沦丧,财物被抢掠,同胞被杀戮,中国民众的凝聚力被大大激发,民族自立意识迅速高涨。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国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东三省顷刻沦亡。此时,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坚决主张对日作战。东北沦陷后,日本加紧对中国的侵略,华北危若累卵。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号召停止内战,团结起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然而,在严峻的民族危机面前,南京政府依旧采取高压政策,压制民众的抗日思想。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和政府对民众爱国热情的压制,终于导致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潮的兴起。这一时期,虽然产生了挺身而出、甘愿为国家民族牺牲的“七君子”等爱国领袖,也出现了一些以抗日救亡为宗旨的社会团体组织,但他们的影响仅局限于城市,依然难以承担起唤起广大民众、促使民族觉醒、领导民族复兴的历史任务。

民族心理学认为,当一个民族受到外来侵略的时候,民族心理会发生急剧变化,这种变化表现为民族情感被激发、民族意识被强化、民族认同感加深,即民族凝聚力增强。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升级,“一盘散沙”似的中华儿女的民族自立意识觉醒了。于是,此前同室操戈的政治力量、矛盾尖锐的各阶级、利益冲突的各阶层、主张差异的各派别出现了空前的团结: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一切抗日的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和各政党、各团体、爱国人士、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人、华侨参加组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大彰显了中华民族凝聚力。这是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重要基础,也是中华民族的民族认同、民族觉醒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积极倡导并始终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的中国共产党,也被历史和人民选择为民族自立的领导核心。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把中华民族方方面面的成员紧紧地凝聚在一起,促进了中华儿女民族整体意识的强化,促进了中华民族自立意识的高涨。在强大的民族凝聚力的推动下,中华儿女抗敌御辱,浴血奋战,进行了数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并最终取得了完全胜利。从此,中华民族更以一个整体的、独立的、自尊的形象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三、促进国家富强

(一)理顺社会秩序

社会的正常秩序,主要指的是社会交往可正常进行,人们生活和谐安定,民族、国家发展顺利。一个民族、国家社会秩序是否正常,主要看其凝聚核体的治理水平与所获得的社会效应。

在当代中国,于“三大改造”完成后,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时期的社会关系和主要矛盾有一个认识的过程:1957年10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讨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问题。毛泽东错误地认为,在整个社会主义社会,始终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始终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这种对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的提法,后来成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根本指导思想,“以阶级斗争为纲”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核心内容。在这种思想主导下,中共九大确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新中国的前28年,中国人民是生活在“阶级斗争”中的。

1978年,在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许多人对在社会主义时期“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提出质疑。经过认真、郑重的讨论,与会者达成共识。于是,中共中央毅然决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由此,从彻底告别“以阶级斗争为纲”,到断然否定“两个凡是”,从“一风吹”式地为错划的“右派”摘帽,到给予农村地富子女以社员身份,从为各民主党派重新定性,到肯定各社会新阶层为社会主义的建设者等一系列举措,反映了作为中华民族凝聚核体的中国共产党对社会关系变化的理性认识,从而结束了中国长期相互猜忌、彼此敌视、人人自危的状况,展示出执政党在政治上拨乱反正的非凡魄力,使得全国各族人民深深感到置身于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温暖,大大增强了对党和国家的向心力,有效地保证了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稳定。

(二)发展社会经济

民族凝聚力的一个重要作用是发展社会经济,使人民生活水平得以不断提高。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执政党的中心工作究竟是什么?凝聚人民力量应该用来干什么?这是凝聚核体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说:“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务须避免盲目地乱抓乱碰,把中心任务忘记了。”中共八大政治报告决议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尽快地把中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但是,由于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情况认识不足,新中国的领导者错误地发动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以致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等“左”倾思潮泛滥成灾,打乱了经济秩序,造成了较大的经济损失,使得国民经济一度濒临崩溃边缘,民族离散力迅速滋生。发生于公社化运动期间、经济困难时期和“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多起严重“逃港”事件,就是香港和内地经济巨大差距所造成的,这是经济衰败造成民族离散力滋生的佐证。

1978年,中国共产党拨乱反正,把全党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制定了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不但力主经济改革,以期实现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而且力图政治改革,以期实现向民主、法制的转变,还追求文化改革,以期实现向多元文化的转变。深得人心的改革开放,激发了全国各族人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热情,中华儿女创造的成果令世人瞩目: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经济实力显著增强,经济总量和进出口总额均跃居世界第二,粮食和其他物质产品生产能力大幅度提高,工业持续快速增长,电力、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以及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城市公共设施的建设步伐大大加快,对外开放不断扩大,国家财政收入和外汇储备大幅度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增强的必然结果。

(三)繁荣社会文化

人的力量的凝聚有一个重要前提,那就是要满足人的需要。人的需要不仅有政治、经济层面的,还有文化层面的。更何况,文化,是民族凝聚力的源泉。增强民族凝聚力的本身,就包含着繁荣民族文化的内涵。凝聚全体中华儿女力量进行的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不仅刷新了政治、发展了经济,而且繁荣了文化。从文化事业的进步到文化产业的拓展,从文化体制的转变到文化内容的创新,文化改革的脚步留下了一组喜人的数字:图书由1978年前的1.45万种发展到36.95万种;报纸由1978年的186种增加到1928种;中国广播电视业已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人口最多的电子传媒;中国已有4.2亿网民,居世界第二;手机用户5.37亿,居世界第一;“走出去”战略推动异彩纷呈的中华文化在国际舞台上频繁亮相,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逐步增强。

马克思主义认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这个原理是公认的。然而,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一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也取决于自己的生产以及自己内部和外部的交往发展程度。”(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改革开放促进了中华各族人民的相互联系,拉近了人与人、地区与地区、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由此带来的对话交流日渐频繁、文化选择日益多样、文化消费水平逐步提高,使得中华民族文化得以丰富和繁荣,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得以增强和提升。

阅读思考

1、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功能有哪些,这些功能是如何体现出来的?

2、你认为应该如何强化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整合功能。

3、说说中华民族凝聚力支撑功能的表现形式。

4、你认为怎样才能更好地发挥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动力功能作用。

参考文献

1、孔庆榕、张磊:《中华民族凝聚力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2、陈少峰:《文化的力量》,华文出版社2013年版。

3、[法]让·梅松纳夫:《群体动力学》,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4、张历:《团结就是力量》,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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