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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逆向阻力
2014-11-04 15:26:18 来源: 南方网  暂无网友评论

第七章 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逆向阻力

在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一种与之相对的逆流——民族离散力。中华民族内部的离散力主要表现为民族分裂主义、民族投降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虽然,中华民族内部的离散力在各个历史时期的表现和程度不尽相同,但都是妨碍民族健康生存和正常发展的负面力量,具有涣散中华民族凝聚力、分裂民族国家、侵害民族整体利益、打击民族自信心、削弱中华民族与世界其他民族和谐共处能力等多种危害。从根本上说,民族离散力是通过糅合民族内部政治、经济、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形成的,认知其表现、危害及产生的根源,是正本清源、遏制逆流的应有之义。

第一节 民族离散力的表现

一、民族分裂主义

(一)古代中国的民族分裂现象

民族分裂主义,又称民族分离主义,是指在多民族国家的内部,某一民族或若干民族以“民族自决”和维护狭隘的“民族利益”为幌子,主张分裂多民族国家,企图建立单一民族国家的反动思潮和实施这种思潮的各种社会行为。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的复合民族,中国是集56个民族为一体的民族国家,所以,在中华民族大家族内部,民族分裂主义是民族离散力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

中国自秦汉时期中华民族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建立以来,国家的统一、各民族的融合和团结,是各族人民的共同要求和历史潮流。但是,在奔腾向前的历史潮流中,确曾有逆潮流而动的分裂力量存在,以致在中国历时2300多年的封建社会时期出现了四次大的分裂:一是东汉末年的军阀割据混战,随后演化成魏、蜀、吴三国鼎立,接着是西晋的短暂统一;二是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三是五代十国时期;四是南宋夏金时期。这四个时期累计时间约达700余年。

秦、汉时期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产生,标志着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问世,但终综观整个古代社会,中华民族还处于“自在”时期,远未达到“自觉”的程度。在此期间,分裂行为的始作俑者通常不是以“民族自决”或狭隘的“民族利益”为旗号,也没有分裂多民族国家或建立单一民族国家的动机和目标,而是要建立由他们掌控的“小朝廷”,因而他们还不是确切意义上的民族分裂主义者。如,东汉以后相互独立、互不统属的魏、蜀、吴三国,基本都是汉族贵族执掌的政权,三个政权较量的目的,并非要求建立单一民族的国家,而是由谁来一统天下。又如,南北朝时期的大分裂就是因为号令天下的中央统一政权式微,造成了汉、匈奴、羯、氐、羌、鲜卑等民族的上层贵族竞相争霸的机会,从而形成了若干个分裂政权。在很大程度上说,这些分裂政权仍不失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内部的小家庭,民族的大家庭还在,只是强势的中央政权暂时缺位。一旦新的中央政权产生并且复位,“大一统”的局面就要失而复得,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正常生活秩序就要恢复,甚至要在若干方面得到改善。所以,不能简单地将中国古代的分裂现象与分裂主义、民族分裂主义混为一谈。尽管如此,中国古代的分裂现象仍然是中华民族在发展长河中的漩涡,仍然要造成严重甚至是灾难性的危害。

(二)近代中国的民族分裂主义

1840年,以英国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为标记,中华民族开始步入近代社会。在近代中国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110年间,一方面,帝国主义列强出于侵略的本能,极尽在中华民族内部煽动民族分裂主义之能事,以期获得更大份额的侵略权益;另一方面,中华民族内部的败类出于狭隘的民族利益或小团体利益,往往秉承帝国主义旨意而动,甚至不惜走向罪恶的民族分裂主义道路。正因为此,民族分裂主义在近代中国急剧膨胀起来。其中,英、俄、日等帝国主义列强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

英国在西方列强中是侵华的先锋,并且率先觊觎中国的西藏。1888年、1903年,英国两次入侵西藏。在第二次侵藏战争中,英军一度攻占拉萨,并迫使西藏地方政府官员签订了带有殖民性质的《拉萨条约》,幸而,清朝驻藏大臣未予签字,条约无效。英国在没有达到完全控制西藏的目的后,又变换手法,伙同俄国策划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1907年8月31日,英、俄签订了《英俄同盟条约》,其中把中国在西藏的主权改称为“宗主权”。这是在国际文件中第一次把中国对西藏地方的主权加以篡改,深深打上了分裂的烙印。1913年,英国利用清朝灭亡、民国初建、中国国内政局混乱之机,策划召开企图分裂西藏的“西姆拉会议”。在英国的唆使下,西藏代表竟然首次提出了“西藏独立”的口号。可见,民族分裂主义者与帝国主义主子是如何狼狈为奸的。

沙俄与英国如出一辙。1911年,武昌起义获得成功,中国各省纷纷响应,宣布独立,摆脱清政府的统治。外蒙古同其它各省一样,在上层王公的带领下宣布独立。这时,居心叵测的沙俄经过多年的经营、分化、瓦解,已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完全操纵了外蒙古。当向清朝宣布独立的各省区为重新统一和建立中华民国而努力的时候,外蒙古竟脱离了这一进程,开始宣布独立建国。可见,外蒙古上层的一些王公贵族,堕落成了沙俄卵翼下的民族分裂主义者。事实表明,此后外蒙古很快就变成了沙俄的保护国。

“九一八”事变后的1932年3月9日,日本利用前清废帝爱新觉罗·溥仪,在中国东北正式建立了所谓伪满洲国,它的“领土”包括现中华人民共和国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三省全境,内蒙古东部及河北北部。日本侵略者正是通过这一严重分裂中华民族的傀儡政权,在中国东北实行了14年之久的殖民统治,使芸芸众生饱受了难以忍受的痛苦。

(三)当代中国的民族分裂主义

1949年,中华民族推翻了压在身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凝聚力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但是,来自内外两个方面分裂和离散中华民族的逆流仍时有表现。在国外、境外,有人认为:“中华民族只是一种构想”,是“虚构出来的政治形态”。“台独”头子李登辉竟信口雌黄,说“没有比‘中华’这个词更混淆不清了”,甚至称“大中华观念害国人甚深”。1999年5月,还是这个李登辉竟抛出了臭名昭著的《台湾的主张》。所谓“台湾的主张”,其实是他自己的主张。他主张“将台湾定位为‘在台湾的中华民国’。‘在台湾的中华民国’具有国家的主体性,也保持了国家的主权独立”。他认为“危及”台湾“存在”的根源,是祖国大陆和被他诬称为“兼具霸权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大中华主义”。在他看来,“最理想的状况,是中国大陆摆脱大中华主义的束缚,让文化与发展程度各不相同的地区享有充分的自主权,如台湾、西藏、新疆、蒙古、东北等,大约分成七个区域,相互竞争,追求进步”。毫无疑义,李登辉“中国七块论”再次充分暴露了他试图分裂祖国、破坏祖国统一的险恶用心。必须强调的是,境内外的民族分裂分子决不满足于口头上的分裂,他们总要窥伺机会,蠢蠢欲动,直至把分裂的险恶用心付诸罪恶的分裂暴行。2009年7月5日,发生在新疆乌鲁木齐严重的打砸抢烧事件,实际是由境内外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和暴力恐怖势力操纵和指挥的,其目的就是分裂中华民族,妄图在新疆建立所谓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虽然,在中华民族反分裂的重拳打击下,暴徒们只能落得以卵击石、自取其辱的下场,但是,事件本身足以说明:在当代中国,民族分裂主义的魔鬼依然存在,对之决不可等闲视之。

二、民族投降主义

(一)古代中国的投降现象

民族投降主义,是民族离散力的另一主要表现。举凡为保全和扩大个人、小集团或狭隘民族利益而不惜借助、投靠外部势力,或屈服于外部势力的压力而出卖全民族整体利益的思想、观念、动机和行为,均属于民族投降主义之列。

在古代中国,中华民族以四大发明而饮誉天下,所创造的中华文化倍受世人景仰,从而使中国长期以来领先于世界各国,即使在明末清初,这种大势未曾改变。因此从总体上看,在整个中国古代,外来势力无从向强势的中国施压,中华民族内部的投降主义也缺乏屈从的外来对象和恶性膨胀的外部条件。但是,在中华民族大家庭内部的民族融合过程中,也有过与民族投降主义性质不同的投降人物和投降事件。例如,南宋的秦桧就是一个典型的个案。

秦桧(1090—1155),江宁府(今江苏南京)人,登进士第,官至御史中丞、宰相,曾代表宋高宗向金使跪接诏书,阴谋解除岳飞、韩世忠等抗金大将军权,更以“莫须有”的罪名处死岳飞,与金朝签订屈辱的和约,以致宋向金称臣、纳贡、割地,此后又独揽朝政,排除异己,大兴文字狱,极力贬斥主张抗金的官员,压制抗金舆论。诚然,秦桧足以被永远钉在投降主义的耻辱柱上,但是,用历史发展的眼光从民族融合的大视角看,他投降的金人是中华民族大家庭内的固定成员,其行为的客观效果是迫使民族大家庭内部汉族贵族当政的宋朝,向女真族贵族当政的金朝屈服,这种行为的性质是中华民族大家庭内部的权力转移或重新分配。所以,还不能说秦桧的投降主义是出卖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民族投降主义。当然,投降主义与民族投降主义并非意义等同,然而,一旦条件成熟,投降主义就会演化成确切意义上的民族投降主义。近代伊始,有关民族投降主义的人和事屡有所闻,并不鲜见。

(二)近代中国的民族投降主义

近代中国的慈禧太后、汪精卫等,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典型代表。这是因为,他们既盘踞要津,又毫无中华民族的脊梁;既对外国侵略者表现出令人鄙视的屈服,又不惜拱手出卖中华民族整体利益以迎合侵略者的利益需要。慈禧主政晚清达48年之久,这期间清朝就与帝国主义列强签订了不少投降卖国的条约。在签订《辛丑条约》的过程中,她的表现尤其拙劣,先是命令议和大臣奕劻和李鸿章完全接受侵略者的全部无理要求,接着又在一则“上谕”中明确表示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亦即不惜大量出卖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以取悦于帝国主义列强,这就不能不使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受到严重伤害。

汪精卫本是辛亥革命期间的“反清”志士,然而时过境迁,在抗日战争期间便迅速地堕落成臭不可闻的汉奸和民族投降主义的罪魁。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汪被举为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1938年12月18日,位高权重的他竟冒天下之大不韪,叛逃河内,29日发表“艳电”(29日的韵目代日为“艳”),公开投降日本。1939年5月,汪亲赴日本与日本当权者直接进行卖国交易。8月,又在上海秘密召开伪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宣布“反共睦邻”的基本政策。12月,与日本特务机关签订《日华新关系调整纲要》,以出卖国家的领土主权、承认伪满洲国为代价,换取日本对其成立伪政权的支持。就这样,1940年3月,日本卵翼下的汪氏伪国民政府在国人一片唾骂声中于南京鸣锣开张了。显然,汪精卫的所作所为,必然要造成涣散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严重恶果。

(三)当代中国的民族投降主义

在当代中国,民族投降主义再也不能像近代那样恶性膨胀。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中华民族从此站起来了,帝国主义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明火执仗地侵略中国,民族投降主义再也不能得到像过去那样滋长的外部条件。但是,这并不意味民族投降主义从此销声匿迹。因为,时至今日,境内外的敌对势力仍然存在,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的条件下,强势的西方文化还要向中华民族发动一波又一波的新攻势。相对于军事攻击而言,西方的文化攻势虽没有硝烟却更带根本性,其本质就是要从根本上蚕食中华民族存在的基础,动摇中华民族文化的根基,进而使中国“国将不国”,使中华民族“族将不族”。以美国的对外文化攻势为例,美国政府的重要智囊基辛格同仁公司总裁宣称:“如果世界正形成共同的价值观,那么这些价值观就应该是符合美国人意愿的价值观。”要通过文化输出手段,“使美国的文化成为世界的‘主流’文化”,“在全世界担负起领导的责任”。为达此目的,旨在宣扬美国价值观的“文化”浪潮滚滚东来,包括电影、电视、演艺、展览和出版发行等在内的文化产业服务贸易,采取既公开又合法的渠道,不断在中国的文化市场扩张。

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文化攻击下,中华民族内部的一些意志不坚定者迷失了方向,步入了民族投降主义的歧途。他们中有人甚至说:“我不赞成爱国主义的口号,至少不是完全赞成。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升起衰弱。如果一个文化确要面临彻底的完蛋,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我赞成爱因斯坦的世界公民的观点。他说,你不必太在意你是哪一国,要从整个世界来看。世界要往前走,中国可能有很多文化要淘汰掉,彻底淹没,因为它不能适应新的发展。”“现在的情况,的确有时使人感到中国不是要解放,而是要解散,要解体,没有凝聚力。许多人确实有这样的想法:一种文化不行了,干脆散了算了。”[ 《资产阶级自由化言论辑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89年12月版,第126-139页。]这实际是从根本上否定各民族大团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否定与时俱进又充满希望的中华民族凝聚力。

三、民族虚无主义

(一)古代中国民族虚无主义的另类表现

民族虚无主义是虚无主义在民族问题上的表现,它无视民族特点,抹煞民族差别,否定民族文化传统和历史遗产,甚至认为“民族”是一个虚构的概念。民族虚无主义根本否认民族的存在,实质上是大民族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的一种表现。在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认为民族和民族主权的概念已经过时,把被压迫民族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看作是“地方极权主义”,鼓吹“个性的自由”应当建立在超民族的、世界主义的基础之上,欺骗和诱使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脱离民族民主革命的道路,同帝国主义实行政治、经济“合作”。对被压迫民族而言,民族虚无主义是一种危害极大的涣散剂。在古代中国,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民族虚无主义,却有虚无主义的另类表现。

由于中华民族创造了辉煌的中华文明,贡献了伟大的四大发明,展示了决不亚于世界任何其他民族的聪明才智和民族品格,所以,民族虚无主义难以找到赖以滋生和膨胀的土壤。与此相反,民族沙文主义却时有表现,集中反映在大汉族沙文主义方面。这种沙文主义的主要内涵是因汉族力量较大、文明程度较高而滋长起来的大汉族正统观念,这种观念必然要带来各少数民族“被虚无”的负面效应。持这种观念者,特别是其中执掌中央政权的统治者,通常把本民族利益(实际上是统治阶级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宣扬“大汉族优越论”,不能正确认识少数民族的地位和作用,不能正确处理汉族与少数民族、高位文化民族与低位文化民族的关系,以致造成中华大家庭内部的民族隔阂和民族纠纷,产生涣散民族凝聚力的结果。

(二)近代中国的民族虚无主义

在近代,中国因政治制度腐败和经济技术落后,陷入了被动挨打的境地。在此情况下,傲视外来民族的民族沙文主义缺乏生成的基础,民族虚无主义则急剧地膨胀起来。因为,在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大门的同时,“欧风美雨”也不期而至。这一变局不仅使人们开始意识到中华民族已在沉睡中落伍于世界民族之林,也使中华传统文化面临着舶来文化的严重挑战。在中外文化激烈的磨擦、碰撞和冲突中,中华民族内部的一些人开始介绍外来民族和舶来的“洋”文化,反思本位民族和传统文化。在此过程中,有的人因不能辩证地看待事物,于是对本位民族及其文化由反思到怀疑,由怀疑到否定,由否定到要求全盘西化。中华民族内部的民族虚无主义正是循着这一轨迹急剧膨胀起来的。

近代中国民族虚无主义以妄自菲薄、怀疑和否定本位民族文化乃至本位民族为基本特征。早在20世纪初年,就有人对中华民族菲薄有加,甚至发出这样的哀叹:“吾国人数,号四万万,而纤弱缠足之女子去其半,其余二万万,羸瘠吸烟之病夫,又去其半,自余乞丐、盗贼、僧道、纨绔子弟、土豪乡绅、废疾、罪人、优伎之类、逋群之负者,又去其十之二三焉,而其余利群而不害群于四万万之中,殆不及十分之一耳。”[ 《东方杂志》第9期第108页,光绪三十九年九月二十五日,上海版。]在他们看来,中华民族根本无从凝聚一体以振兴自强,只配拜倒于西方“优等”民族膝下。中华传统文化,也被他们说得一无是处。在这方面,“五四”时期的钱玄同就是一个典型。他全盘否定儒学,认为要清除孔学流毒唯有采取“将中国书籍一概束之高阁一法”,甚至主张废除汉文、采用世界语、“剿灭”中国文化。钱氏的主张是极其荒谬的,如果照此办理,中华民族就要丧失团结凝聚的文化基础。

(三)当代中国的民族虚无主义

在当代中国,由于国家和民族的繁荣富强,民族虚无主义缺乏恶性膨胀的基础,但仍然时有表现。对中华民族素质加以菲薄就是一个例证。有人从反思“文化大革命”入手,说:“我们需要真正反思的,是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领袖的三言两语,就能轻而易举地调动起整个群体的狂热?——这根源恰恰不在某个人的威信力量,而在于这个群体本身就拥有着恐怖的群体犯罪心态。这是一场规模浩大的‘中国群氓们’的历史性演出。”[ http//blog.ifeng.com/1300062.html.]按此论调,中华民族根本没有什么认同的价值,也没有多少凝聚的必要。与此相应,怀疑乃至否定民族文化的现象也未终结,甚至还出现了翻新的花样。在台湾,一小撮狂热的“台独”分子出于分裂民族和国家的目的,竟公然宣称:台湾文化是与大陆文化不同的“海洋文化”,海洋文化不仅与大陆文化相对立,而且更先进。不难看出,“海洋文化论”包藏着离散民族的险恶祸心。因为,既然分属海峡两岸的文化性质不同、层次有异,那么,两岸人民就没有什么文化认同可言,而文化认同又正是两岸同胞在现实大凝聚方面不可或缺的深层基础。

中华民族内部的离散力除上述较为“显性”的表现形式外,还存在若干较为“隐性”的表现形式。诸如在各个历史阶段实际存在的官民对立、民族矛盾、阶级对立、阶层隔阂、信仰冲突,以及个人品德、家庭美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滑坡等,均会产生涣散民族凝聚力的负面效应,均可以归为离散力的“隐性”表现之列。

第二节 民族离散力的危害

一、破坏民族团结和国家稳定

(一)社会管理者的失责

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建立以来,民族团结和国家稳定是中华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然而,在若干历史时期,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离散力总会产生破坏民族团结和国家稳定的危害。社会管理者的失责是造成这种危害的重要原因之一。

所谓社会管理者,从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主体结构而言,系指社会各利益群体中占主导地位的核心(核体)。这种核心在旧中国主要表现为“君临天下”的封建王朝及其官权体系。由于社会的管理者尤其是执掌中央大权者,据有代表朝廷(政府)、国家乃至于全民族利益的地位,因而也逻辑地负有强化民族团结和国家稳定的责任。一旦这种核心不能承担应有的社会责任,甚至腐败严重,败政叠出,就必然会产生破坏民族团结和国家稳定的恶果。在中国历史上,一旦民族团结和国家稳定出现问题,总可以找到社会管理者失责的原因。

(二)皇权主义的痼疾

在长达两千余年的封建中国,虽然宰治于上的帝王享有独一无二的绝对权威,但是真正深明民族团结大义的“明君圣祖”却寥若晨星,享有至高无上权力和缺乏维护国家稳定能力者则比比皆是,乃至绝大部分帝王“非暴即暗,非暗即僻,非僻即懦”,不能对治下的官权体系进行有利于民族团结和国家稳定刚性的整合。所以,封建皇权主义带有先天的滋生离散力的基因,一旦条件成熟,这种基因就会被激活并产生裂变,进而表现为诸如同室相残、外戚干政、宦官专权、朋党交恶、诸侯坐大、举兵作乱等危机,并由此导致破坏民族团结和国家分裂的局面。这一点,从东汉的军阀混战、唐朝的藩镇割据、清初的三藩之乱中,都可以得到反复的验证。

(三)专治政治的弊端

在古代中国,专制政治的内涵是:全社会必须以唯一最高权威帝王为圭臬,建立一个无所不包的权力体系,全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伦理、道德、教育等,都必须牢牢控制在这个体系中,不允许有游离于体系掌控之外的任何成分和因素,为铲除异端和维系体系的权威,可以采用任何极端的手段,包括最激烈的武力镇压。设计这种体制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以满足统治者利益为前提的,也是以损害或忽略其他社会群体利益为代价的,这必然要引发包括各族人民群众在内的其他利益群体的矛盾。一旦专制政治不能有效地控制和威慑其他利益群体,原有的民族相对团结和国家相对稳定的状况就难以为继,甚至要产生民族纠纷和全社会动乱。

(四)民族压迫政策的祸患

封建王朝滋生破坏民族团结和国家稳定的败政,首推屡有所见的民族压迫政策。统治者所以要推出民族压迫政策,是因为在他们看来,制造民族隔阂、离间民族关系,是他们实现对各族人民分而治之的有效手段,既有利于巩固自身的统治地位,又有利于膨胀统治集团的利益。事实上,在汉族贵族主政朝代,统治者常常采取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视其他少数民族为等而下之的“蛮”、“夷”、“胡”、“狄”等,从而严重伤害少数民族的利益和感情。与之相应,在少数民族贵族主政的朝代,各族人民关系同样要遭受败政的破坏。在“大一统”的元朝,蒙古贵族统治者推行的民族压迫政策集中表现为将全国居民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个等级,并分别予以不同的待遇。蒙古、色目享受种种特权,汉人、南人则处处受歧视,尤以南人为甚。毛泽东曾指出:“历史上的反动统治者,主要是汉族的反动统治者,曾经在我们各民族中间制造种种隔阂,欺负少数民族。这种情况所造成的影响,就是在劳动人民中间也不容易很快消除。”[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78页。]这就一语中的地点出了这种败政所造成的严重危害。

值得注意的是,与古代中国相较,近代中国民族离散力造成破坏民族团结和国家稳定的危害有过之而无不及,其原因是帝国主义列强充当了破坏民族团结和国家稳定的不光彩角色。

(五)事与愿违的问题

在当代中国,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既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事业的领导核心,又是民族整体利益的代表,旨在构建与充满经济剥削、政治压迫的旧中国全然不同的和谐社会,但是,良好的主观愿望并不等于必然实现理想的客观效果。因为,在社会实践时,中国共产党还须经受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还须化解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等方面的危险。否则,在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稳定方面还可能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事实上,在经历30余年改革开放的今天,仍有可能出现破坏民族团结的现象和威胁国家稳定的恶性事件。2009年7月5日晚,在新疆乌鲁木齐发生的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中,一小撮暴徒“见汉人就杀,见汉人就打”,对新疆长期以来形成的民族团结的大好局面造成创伤,也严重破坏了国家的稳定。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一些社会深层次的问题也愈益突现,主要表现为社会阶层的分化和利益群体的矛盾。例如,一些农民、工人所承担的改革代价与所得到的回报严重不对等;反映居民收入分配状况的基尼系数已超过了国际警戒线;弱势群体的利益被侵犯,社会资源配置严重不公;执政党内部的腐败问题依然严峻,部分群体存在“仇官”、“仇富”、“厌世”、“恨世”和对执政党的离心情绪;采取激进和极端手段来进行利益表达的事件在某些地方已成为社会的动乱源,等等。虽然这些问题并非以民族矛盾的形式表现出来,但社会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失调,其危害性与民族关系失调无异,同样也会对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稳定造成负面影响。

二、损害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

(一)领土完整惨遭破坏

民族离散力造成损害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的危害,集中反映在近代中国。

在近代中国,被国人斥之为“洋人的朝廷”的清政府,为维护自身的腐朽统治和满足帝国主义列强的贪欲,不惜屈膝投降、割地求和,使各帝国主义列强先后侵吞了中国大量的领土。以英国为例:1842年,清政府批准《南京条约》拱手将香港割给英国。1898年,英国又强迫“租借”到了九龙半岛。以日本为例:1895年,清政府批准《马关条约》,将台湾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以俄国为例:1858年清政府批准的《瑷珲条约》,使俄国割占了中国东北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地区6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因此,《瑷珲条约》实际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次性割让领土最多的条约;1860年批准的《北京条约》,使俄国割占中国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在内约4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1864年批准的《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使俄国割占中国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44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1881年批准的《中俄伊犁条约》以及以后的五个勘界议定书,使俄国割占了中国西北部7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

国家的领土是中华民族主体不可或缺的生存空间、吸引海内外中华儿女紧密凝聚的磁场。领土完整的破坏是对民族凝聚力的根本性破坏,必然要导致民族被迫离散的严重恶果。事实上,中国周边被强行割占地区的各族人民,至少在地缘方面要处于脱离祖国的状态,沦为列强铁蹄下的奴隶,不能照旧在多民族国家的大家庭中与各族人民融为一体。

(二)国家主权蒙受屈辱

一个国家的主权,本应是政府代表国民整体利益所拥有的独立自主地处理内外事务的最高权力,不应受任何其他国家或实体的干涉和影响。这种主权具有对内属性和对外属性。对内属性系指国家的政治统治权力,它通过立法、行政、司法、军事、经济、文化等手段来实现;对外属性主要指国家有权独立地决定自己的外交方针政策,处理国际事务和享有国际权利与国际义务,不允许其他国家或实体干涉在这些领域中的自主活动。然而,在近代中国,由于清朝及其以后的汉奸、走狗、卖国贼奉行投降主义路线,使国家主权所蒙受的屈辱达到了惊人的地步。在1842年中英签订的《南京条约》中即有“协定关税”、“领事裁判权”、“保护汉奸”等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的条款。其中的“协定关税”,不仅使中国作为主权国家丧失了自定关税的主权,而且使列强得以通过双方“协定”的较低关税向中国倾销商品,进而控制中国市场,压制中国本已举步维艰的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导致加剧中国自然经济的解体和阶级关系裂变的后果,使中华民族付出难以估量的沉重代价。其中的“……凡系中国人,为英国事被拿监禁受难者,亦加恩释放”条约,使里通外国的民族败类可以免遭惩罚,这实际上是汉奸、走狗、卖国贼得以在近代中国恶性膨胀的远因之一。必须强调的是,此后各帝国主义列强凭借“片面最惠国待遇”的条款,几乎都轻而易举地获得了这些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的侵略权益。

与《南京条约》相较,1901年众多帝国主义列强强加给中国的《辛丑条约》损害中国主权的条款更有过之而无不及。《辛丑条约》规定:将北京东交民巷划定为使馆区,各国可派兵驻守,中国人不得在区内居住。这就使使馆区成为就近监督清政府的“国中之国”。条约规定拆除大沽及有碍北京至海通道的所有炮台,各列强可在山海关至北京铁路沿线的12个地方驻扎军队。这就使北京门户洞开,无险可守,处于各帝国主义国家的直接军事威胁之下。条约规定清政府必须永远禁止中国人成立或加入任何“与诸国仇敌”的组织,违者处死;各地官员必须保证外国人的安全,否则立予革职,永不叙用;凡发生反帝斗争的地方,停止文武各等考试5年。这就表明清政府彻底丧失了作为中华民族凝聚核体的资格,完全堕落成了帝国主义的工具。条约规定清政府须将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首,以之作为与列强交涉的专门机构。这反映清政府将特别注重帝国主义列强的利益。值得注意的是,清朝败亡后,投靠帝国主义的大小军阀和甘当列强傀儡的汪精卫之流,也无不以出卖国家主权为能事,近代中国所以会出现“一盘散沙”状态,是和他们的倒行逆施密切相关的。

民族国家的主权,是民族国家和人民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权力,同时反映着民族国家和人民的尊严,具有神圣不可侵犯性。帝国主义列强竞相掠夺主权,投降主义者放手出让主权,必然要导致巨大的民族危机和亵渎中华民族尊严的严重后果,必然要严重弱化中华民族凝聚力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三、导致妄自菲薄和崇洋媚外

(一)近代生成的精神病害

中华民族内部离散力导致妄自菲薄和崇洋媚外的危害,是近代以降开始显露出来的。一场鸦片战争,使清朝在列强炮火的威胁下被迫打开了国门,也在客观上使国人获得了开眼看世界的机会。然而,当人们将目光投向国外并接触到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时,就不能不惊讶地发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过工业革命,已经把农耕文明的中国远远甩在了后头,中华民族落伍于时已经是不争的事实。由此,中华民族内部的一些人开始陷入迷惘,他们不能进行正确的文化自觉,步入了妄自菲薄和崇洋媚外的歧途。

和一般有形的、物质的危害相较,妄自菲薄和崇洋媚外的观念属于隐性的、精神的危害,因而更带有根本性。如果任其发展,必然要瓦解中华民族凝聚力在观念形态方面的结构。这是因为,受妄自菲薄和崇洋媚外观念桎梏,人们会消退认同本位中华民族的民族心理、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就要丧失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乃至于爱国主义的精神支柱,进而堕落成离散中华民族的败类。在近代中国,这样的民族败类并不鲜见,也无需赘述,他们给中华民族带来的精神危害更加不可等闲视之。值得注意的是,这种隐性、深层的精神病毒并未因中国近代终结而寿终正寝,而是具有不容忽视的传染性,以至于在当代中国仍然需聚精会神地清除其余毒。

(二)当代残存的精神病害

在当代,振兴中华的伟业,已使中华民族迈上了主动开放之途。由过去的被动开放到今天的主动开放,这是中华民族自信心、自豪感提升的表现,是一个质的飞跃。虽然,在中华民族主动开放的过程中,当年的帝国主义不能照旧成为压在中华民族身上的大山,国外敌对势力也不能像当年那样在中国诱发妄自菲薄和崇洋媚外的思潮,但是,这些国家的性质没有改变,强势地位没有改变,价值观也没有改变。它们在面对异质的社会主义中国与追求和平崛起的中华民族时,必然要变换手法,以求一逞;中华民族内部的那些妄自菲薄和崇洋媚外者,也必然要改头换面通过各种形式表现出来,并且与国外敌对势力遥相呼应,从内部涣散中华民族凝聚力,危害中华民族和平崛起的伟大事业。事实上,国外敌对势力就凭借其在经济全球化中的主导地位和优势,力图把全球化从经济领域推广到政治领域和文化领域,把社会主义中国作为主要攻击目标。为此,它们利用在资讯方面的优势,向中国大量倾销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行为取向,力图使中华民族理想信念失落,行为规范紊乱,主体意识丧失,进而影响、干扰甚至破坏中国的主权、政府的权威和政局的稳定。正因为此,当代中国仍残存着妄自菲薄和崇洋媚外的精神病害。

(三)当代“病害”的典型症状

在当代,中华民族内部确实存在着极少数妄自菲薄和崇洋媚外者,他们打着“反思历史”的名号大行其道,不是维护历史本来面目,而是歪曲历史真相;不是高扬民族精神特别是爱国主义精神,而是鼓吹妥协投降;不是从历史主流中汲取精神力量,而是在历史支流中寻找负面影响;不是坚持唯物史观,而是回到唯心史观。如果任其发展,就会从根本上搞乱人们的思想,中华民族就会失去紧密凝聚和开拓发展的思想基础。有些人还从总结“经验教训”入手信口雌黄,从刻意渲染若干社会丑陋现象,发展到否定五千年中华文明;从贬损和否定近代中国进步的、革命的运动,发展到丑化、妖魔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从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的错误,发展到“纠正”社会主义,认为中国不该过早地搞社会主义,而应该让资本主义充分地发展,等等。在他们看来,数千年的中华文化乏善可陈,无需薪火相传;社会主义道路本系错误的选择,有待改弦更张;中国共产党错误诸多,危机四伏,不足以充当凝聚中华民族的政治核心;国外敌对势力的“西化”“分化”并不可怕,反倒是中国前行的唯一通途,等等。虽然,妄自菲薄和崇洋媚外远未成为当代中国的主流思潮,但对其影响和危害,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

第三节 民族离散力产生的根源

一、经济根源

(一)古代中国自然经济的局限

在诸多产生离散力的根源中,经济根源具有决定性的地位。这是因为: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而由生产力决定的生产关系,又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秦汉以降至鸦片战争前夕,中国处于漫长的封建社会时期,反映这个时期经济水平的是自然经济,这种经济的局限是产生离散力的重要根源。自然经济的特征是:个体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紧密结合,产品主要自供自给。自然经济及其支撑的凝聚力远未达到理想的地步。原因在于:第一,由于社会实际分裂为地主和农民两大互为矛盾的利益集团,前者人数较少,却占有绝大多数生产资料,不劳而获;后者人数众多,却只有极少生产资料,劳而不获或劳多获少。严重的地位和利益反差,使人们处于对立的两极,缺乏互为凝聚的坚实利益基础。第二,由于产品主要不是商品,无需依赖或极少依赖市场进行交换,这就使人们难以通过商品交换的纽带,实现全社会的大凝聚。第三,由于基本生产单位为农户家庭,它带有严重的独立性、封闭性和排他性,这就使农户与农户之间只能保持松散的联系。所以,中国在整个封建时期,低水平的自然经济不可能像商品经济那样孕育出较高层次的民族凝聚力。

(二)近代中国畸形经济的症结

在近代中国,经济领域出现了少许商品经济,但自然经济仍然是汪洋大海。此外,又增加了外来资本(帝国)主义离散中华民族的经济因素,这就使中国的经济打上了畸形的烙印。近代中国畸形经济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第一,列强对华的经济入侵,导致了买办的产生,买办直接听命于外国主子,实际是国际资产阶级在华利益的代理人和离散中华民族的力量。第二,列强对华的经济入侵,加速了中国自然经济的瓦解,也在客观上催生了中国的近代企业、民族资产阶级及工人阶级,这就使中华民族内部的阶级关系更加难以整合,社会利益群体的碰撞更加复杂激烈。第三,列强对华的经济入侵,导致中国农民和手工业工人大量破产和失业,游民无产者大量涌现。游民无产者是经济来源极不稳定和生活极不安定的社会阶层,这个阶层的扩大,正是中华民族内部离散力膨胀的反映。

(三)当代中国经济领域的问题

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标志,中国告别了长达数千年之久的剥削制度,中华民族凝聚力因之得到了空前的增强。但是这并不意味新中国的经济领域一片光明。首先,新中国面临着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按一般常理,社会主义是从资本主义脱胎而来的,应具有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然而,中国的具体国情是,人民共和国是从贫穷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脱胎而来的,就生产力发展的起点而言,还远远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其次,新中国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这就决定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必须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初级阶段,必须在初级阶段努力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必须创造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生产力,必须体现足以让资本主义相形见绌的经济奇迹,否则,便难以在经济领域奠定中华各族人民大凝聚的基石。然而,新中国在上世纪50年代出现了盲目追求经济高指标的“大跃进”,随后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又出现了狠批“唯生产力论”,导致工厂停产、农村田荒、商店歇业、交通受阻,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与此同时,人们大量从生产一线游离出来,拉队伍,占山头,闹分裂,搞武斗,致使全社会陷入令人瞠目的离散局面。这就表明,即使在社会主义的条件下,如果伤害或牺牲民族的经济,也要付出释放离散力的沉重代价的。

二、政治根源

(一)政治权威产生的问题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又给经济乃至全部社会生活以巨大影响,具有极大的穿透力。政治总是以政治权威的产生为前提的,因此,一旦政治权威的产生出现问题,则势必要产生离散力。

作为发展数千年、历经多种社会形态的中华民族,其政治权威产生的条件、手段和合理性,是存在重大差别的。在漫长的封建社会,政治权威的产生以小农经济为根本条件,以暴力的“马上得天下”为基本手段,而权威的性质则毫无二致地被打上了专制主义的烙印。正因为此,历代王朝都对“君权神授”情有独钟。虽然所谓“君权神授”之说及与之相应的“家天下”理论,确曾孕含某种有益于民族凝聚的“大一统”理念,但毕竟不能反映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必然会暴露出荒诞和非理的本质,最终要异化为民族大家庭的“涣散剂”。

在近代中国,清王朝权威的产生条件、手段和性质与前此的封建王朝并无二致,因而也必然同样存在着导致离散力的种种弊端。从清王朝屈膝投降并逐渐堕落为“洋人的朝廷”来看,清王朝必须以对帝国主义进行部分政治权威让渡为条件,才能获得与列强一道共同宰治中华各族人民的权益,这就必然导致政治权威二元化,进而使离散力有增无减。这是因为,政治权威的二元化是反常和畸形的,它使以往较为单一的“官(政府)”与“民(间)”之间的矛盾,变为“官”、 “夷(列强)”、“民”三者之间的矛盾,而中华各族人民反对大小帝国主义的各种斗争,又必然要同时动摇帝国主义走狗清王朝这个政治凝聚核体的地位。实际上,清王朝正是在各族人民前仆后继的反抗斗争中走到了它的尽头。

清朝败亡,继以民国。虽然作为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断然否定“受命于天”的封建专制政治权威,旨在建立“主权在民”的新型权威,但是,民国应有的权威并未真正建立起来,导致民族离散的各种政治因素依然大量地存在。不同的只是,清朝的政治权威为帝国主义支持的地方军阀所取代,一个大皇帝为若干个“小皇帝”所取代,民族离散的政治因素变得更为复杂。

当代中国,随着新中国的建立,政治权威的产生获得了根本性改观。由于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从而使政治权威具有人民民主的性质,并且从产生时起就获得了各族人民的普遍拥护。时下,中国共产党又发生了与时俱进的发展,从组织上看,已经在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基础上,发展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就使之具有协调全社会各利益群体关系的能力。当然,共和国的政治权威产生后也有产生离散力的可能。这是因为,对于中华儿女而言,社会主义事业是崭新的事业,其政治权威须在摸索中前进,有可能产生导致离散力的失误。1957年“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1959年“反右倾”的失误,特别是1966年开始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都程度不等地产生了涣散民族凝聚力的严重后果。

(二)政治权力运行的问题

任何性质的政治权威都应考虑政治对象的利益,都应把握政治行为的限度,否则,必将产生人心思散或众叛亲离的恶果。在中国漫长的封建时期,政治权威的行为并不一致,有的推行休养生息、轻徭薄赋的“仁政”,有的则推行杀鸡取卵、巧取豪夺的“暴政”。一般地说,施暴政者通常不能把握行政用权的限度,都要陷于愚钝和野蛮,从而导致社会动荡甚至天下大乱。秦王朝所以二世而亡,与其“焚书坑儒”的文化围剿和“二十倍于古”或“三十倍于古”的经济剥削是密不可分的,也正是这种不合理的政治行为,激化了社会矛盾,导致了以“伐无道,诛暴秦”为口号的秦末农民战争。

近代中国,出现了畸形的“二元”政治,集中反映在国外帝国主义列强与国内腐朽清朝、大小军阀共同宰治中华各族人民。这是一种畸形的败政,它既使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又使中华民族与国内反动统治者严重对立。因此,政治行为出现的问题层见叠出,其中为害尤大、引发众怒的包括:“抑内奉外”的投降政策,如签订丧权辱国的卖国条约;“明是实非”的蒙骗政策,如曹锟贿选的“民主”闹剧;“敲骨吸髓”的压榨政策,如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显然,政治权威失守政治规范、政治诚信和政治道德的行为,必然要导致社会分裂、人心思散的严重后果。

在当代人民共和国,由于实行与专制独裁绝然不同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治权威的行为有了明确的约束和规范,从而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合理性。这可以从共和国的根本大法中得到反映。《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这就以根本大法的形式,保证了政治权威的行为必须以各族人民的意志为转移。当然,共和国政治权威的行为不可能由一纸宪法而进入理想状态。由于受到复杂而深刻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的共同作用,由于政治运行需要有一个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的过程,由于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大变动,由于国际政治大气候的影响,共和国的政治权威在行为方面还可能出现这样或那样导致离散力的问题。时下,已经出现并亟待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在一些地方、部门和领导干部中,教条主义、本本主义滋长,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盛行,弄虚作假、虚报浮夸严重,独断专行、软弱涣散问题突出,以权谋私、贪图享乐现象蔓延。与此同时,在一些地方和部门,还存在“根本大法”小于“地方政策”,“地方政策”小于“单位规定”,“单位规定”又小于“领导指示”的人治状态。这些问题都必然会导致损害政治权威形象、损害政治权威与其他社会利益群体关系、损害中华民族有序凝聚的恶果,如果听之任之,则有可能产生权威失落、人心思散的灾难。

(三)群体关系定位的问题

政治权威的存在、政治行为的展示总是与政治核体确定自身与其他社会群体关系的定位紧密相连的。这种定位不仅要受到生产力、生产关系和认识水平的制约,同时也受到权威产生方式的影响。因此,在中国古代、近代和当代,关系定位的模式、标准和内涵存在着重大差别。

在古代中国,依照“君权神授”之说,帝王被铁定为“天子”,具有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威,帝王之下的官权体系和平头百姓,均为从属于皇权的臣民,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即是明显的反映。就官权体系与黎民百姓而言,“官”为“牧民之官”,“民”与“官”地位反差极大,只能成为任凭“官”驱使的弱势群体。这种关系的定位,无法泯灭各族人民朴素的民主要求,政治核体地位只能通过专制高压来加以维系。也就是说,封建社会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处于对立的两极,一旦统治者地位动摇,高压不果,社会就要出现动荡和离散的局面。

在近代中国,和以往历代王朝相较,清王朝以及新老军阀并未改变与社会其他群体的“治”与“被治”的对立,加之他们均屈从于帝国主义,这就使他们与其他社会群体的距离越拉越大。至于帝国主义列强,则与清王朝和新老军阀保有某种“神圣同盟”的联系,而非真正主张用西方的“民主”去调整中国的社会关系,甚至刻意为专制政治喝彩。1915年8月,袁世凯的宪法顾问美国人古德诺就撰有《共和与君主论》一文,断言:“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此殆无可疑者也。”所以,近代中华民族在从事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时,就必须同时对抗帝国主义的走狗国内反动统治者;在对抗国内反动统治者时,又必须同时反对其主子帝国主义。统治与被统治两大群体的对立变得比以往更加尖锐和复杂。

在当代中国,由于政治权威产生的原则是主权在民,运作的原则是民主制度,这就决定了政治核体与其他社会群体之间必然要建立起科学、理性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原则就是政治平等与法律平等。正因为主权在民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新中国才能实现各族人民的空前大团结,才能构建政治核体与其他社会群体的和谐关系。但是,必须看到,这种平等原则与和谐关系仍有受到侵蚀的可能。由于传统政治糟粕的影响等原因,总有一些人要把以往非理性和腐败的“治术”带到现代政治权威中来。他们一面抽象地肯定“主人”与“公仆”关系,一面又具体地颠倒这种关系,这就不能不使核外群体产生离心力或离散力。实际上,有违民主的“一言堂”和“专断独行”、有违众望的“暗箱操作”和“失职渎职”、有违公德的“权力寻租”和“权钱交易”、有违良知的“知法犯法”和“执法犯法”等,都导致了侵害公民权益的严重恶果,都必然要付出涣散人心、弱化凝聚力的沉重代价。

当然,一个民族国家凝聚力和离散力的状况,在某种程度上说,也取决于政治权威以外的其他社会群体。这些社会群体也应发挥主观能动性,强化自我约束能力和自我管理的能力,提升自己政治行为的水平,努力将自己政治的愿望、要求和行为纳入法律化、制度化和程序化的轨道。如果疏于自我约束和自我管理,陷于目无章法、为所欲为的泥坑,那么同样会破坏民族国家内部的有序凝聚,为离散势力抬头大开方便之门。

三、文化根源

(一)传统文化的糟粕

数千年来,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是包括儒、佛、道和其他诸子百家在内的文化。自汉朝“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文化不仅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佼佼者,而且也是传承数千年的主流文化。然而,即便在这种主流文化中,也存在若干导致离散力的糟粕。

在政治学说上,儒家学说包含的尊卑贵贱,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先验论,天才论以及“继绝世”、“举逸民”等厚古薄今论,无疑都是有害于民族凝聚力的。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还人为地将社会的人分为若干等级,在他看来,生而知之者是上等人,学而知之者次之,困而学之者又次之,困而不学者则最为劣等。根据这种划分,他做出了“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的结论。这样,社会的人就被分成了“上智”和“下愚”两大群体,二者根本没有什么平等可言。可以说,儒家学说中的这类糟粕,几乎可以不加改造地成为历代反动统治者奴役和压迫广大劳动群众的理论根据。在这种说教下,“上智”和“下愚”的分野和离散,显然是不可克服的。

在经济学说内,同样存在着不容忽视的糟粕。例如,儒家学说中就存在着若干有碍和谐的渣滓,片面宣扬“义重于利”的观点即是。孔子就说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并且责骂向他问稼的学生樊迟是和农民相近的“小人”。鄙视下层生产劳动者,本身就是妨碍生产力发展的行为,而宣扬“重义轻利”,更有碍于生产者提高劳动的积极性。生产力的发展本是和凝聚力的增强同步的,儒家学说中的这些内容既然有碍于生产力的发展,自然就成了派生离散力的根源。

在处世哲学中,儒家推崇的“三纲”、“三从”、“亲亲”等信条。所谓“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认为君与臣、父与子、夫与妻之间,后者必须绝对服从前者,这种服从是以牺牲弱者利益为前提的。所谓“三从”,即女子在家必须从父,出嫁必须从夫,夫死必须从子。这是彻底的男权主义说教。照此办理,天下女子与男子相较,终生毫无自由平等可言,更不可能在利益趋同的前提下与家庭男性成员结成互为尊重、互为凝聚的关系。

当然,除传统的儒家学说外,中华民族雅文化层面的其他方面也决不是净土一片,其中的糟粕也会或多或少、或间接或直接释放出有害无益的离散力。

(二)非主流文化的缺陷

在中国,与主流文化相对的非主流文化主要有“五缘文化”和“民俗文化”。所谓“五缘文化”,是指人们基于血缘、地缘、业缘、神缘和物缘而产生的文化现象。“五缘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既有自然因素,又有传统因素,大体可归为非主流的传统文化之列。“五缘文化”具有“包容”和“排他”的两重性,前者是维系民族凝聚力的重要因素,后者则有碍于民族内部各群体之间发展亲和关系,是一种涣散剂。

基于狭隘的血缘情结,人们易于产生狭隘的家族、宗族、种族观念,这类观念的发展,必然导致狭隘的家族主义、宗族主义和种族主义,从而妨碍以血缘为纽带的某一社会群体与其他社会群体发展健康的关系。基于狭隘的地缘情结,人们易于产生狭隘的乡情观念、地方观念和地方保护观念,这类观念的非理性发展,必然导致狭隘的地方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从而妨碍以地缘为纽带的某一社会群体与其他社会群体发展健康的关系。基于狭隘的神缘情结,人们易于产生狭隘的神灵崇拜和宗教信仰观念,这类观念的发展,必然导致程度不等的排他性,从而妨碍以神缘为纽带的某一社会群体与其他社会群体发展健康的关系。基于狭隘的业缘情结,人们易于产生行业排斥观念、行业垄断观念、行业歧视观念,这类观念的发展,必然导致以行业为纽带的某一社会群体与其他社会群体发展健康的关系。基于狭隘的物缘情结,人们易于产生狭隘的物产占有观念和物欲膨胀观念,这类观念的发展,必然要导致以物缘为纽带的某一社会群体与其他社会群体发展健康的关系。因此,对于“五缘文化”既不可不加分辨地肯定,也不可简单划一地否定,重要的一点在于,要不失时机地将“五缘文化”导入有利于增强民族凝聚力的轨道。

与“五缘文化”相近,“民俗文化”同样存在着值得注意的缺陷。所谓民俗文化,是指某一民族或某一区域的民众,通过长期与自然的斗争和生活积淀下来、约定俗成的观念形态和行为模式。这种观念形态和行为模式带有原始性、朴素性和民间性的特征。中华民族的俗文化大多具有沟通传统与现实、满足群众精神生活和政治生活的积极作用,但也有一小部分起着消极作用,因而一般不能成为全社会文化的主流。例如,在旧中国,汉族流行的男子长指甲、女子缠足之俗,就是一种消极的俗文化现象。一般地说,社会上层乐于沿习“长指甲”的风俗,并以此作为身份的象征。显然,长指甲和缠足决不是下层广大劳动群众追求的目标。因为,这种陋习至少要妨碍他们的生产劳动和日常生活。在某种程度上说,长指甲和缠足二俗,恰恰在下层劳动者和上层剥削者之间,增设了既有形又有害的鸿沟,所以,都可归入滋生离散力的文化糟粕之列。

(三)“文化劫难”的祸患

从总体上看,中华民族文化是循序渐进、顺势发展的,但也遭遇过人为的劫难,这种劫难通常都要弱化民族文化的凝聚功能,为离散力的膨胀提供条件。

在古代,秦始皇早有大谬不然的“焚书坑儒”之举,这是典型的反文化行为。在他主持下,全国出现了一场来势凶猛的文化浩劫:史书除《秦记》外,六国史书一律焚毁;《诗》、《书》百家语除博士官收藏者外,均一律焚毁;在咸阳全部坑杀被逮捕的460余名儒生。这一暴行是对中国古代文化极其严重的摧残。诚然,秦始皇此举带有在意识形态领域打击政敌的用意,但是,这位在政治上远未成熟的封建帝王并不懂得,摧残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文化,也就严重伤害了他们的精神和感情,必然要导致芸芸众生对秦王朝离心离德,甚至反抗斗争。事实上,秦王朝也正是在“坑灰未冷东山乱”的情况下迅速走上了败亡之途的。

秦朝以后,文化劫难仍时有出现。其中,汉朝反“百家争鸣”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清朝的大兴“文字狱”等,都是典例,也都产生了人心思散、天下积怨的负面效能。应该看到,在秦、汉、清三朝出现的文化劫难中,存在着带根本性的雷同之处,那就是:劫难的始作俑者,都试图以摧残民族文化来保全他们的统治地位和既得利益,都不了解各族人民用心血滋养的民族文化具有不可亵渎的神圣性,都不明白倒行逆施必将导致众叛亲离的后果。

在当代中国,由于受政治强力干预文化的传统影响,由于如何鉴别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尚需探索,也有可能出现新的文化劫难。事实上,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那场“文化大革命”,就深深地打上了“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烙印。在那场浩劫中,文化宣传部门首当其冲,被冠以“阎王殿”之类恶名,成为受到最猛烈冲击的重灾区;大、中、小学卷入了“停课闹革命”的恶浪,“知识越多越反动”成为时髦理论;“破四旧”狼烟四处腾播,无数文化经典及文化名流惨遭万劫不复的厄运。一时间,支撑民族凝聚力的文化精华,如“厚德载物”、“有容乃大”、“信义和平”、“整体至上”、“尊师重教”、“上下和谐”等,被“革命的铁扫帚”扫进了“历史的垃圾箱”;而谄媚、狡诈、权变、愚民、诬陷、迫害等文化渣滓则沉渣泛起,横行无忌。这些无不表明,那场“文化大革命”其实是“大革文化命”,它只能带来以“斗争”代替“团结”、以“离散”代替“凝聚”的恶果。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因此,在中国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进行清醒的文化自觉,建立和健全保障民族文化健康发展的法规和机制,警惕和防范新的文化劫难,是摆在中华民族面前的重要任务。

阅读思考

1、民族离散力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2、民族离散力的主要危害有哪些?

3、如何认识民族离散力产生的根源?

4、在现实生活中,你应如何为遏制离散力作贡献?

参考文献

1、孔庆榕、张磊:《中华民族凝聚力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2、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

3、金炜:《中华民族耻辱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

4、葛剑雄:《统一与分裂》,中华书局出版社200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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