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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中华民族向心力的结构与功能
2016-05-17 16:12:41 来源: 南方网  暂无网友评论

中华民族向心力,是在一定的文化条件下,由向心主体(全体中华儿女)对向心客体(中华民族整体及其领导集团)作出相应反应时产生的社会力量。这种力量是一种由向心主体、向心客体相互联结而形成的较为复杂的社会系统,有着层次性与多维性、差异性与统一性、能变性与可塑性的结构特点,并具有协调整合、支撑促进、检测预警等社会功能。在系统规律的左右下,中华民族向心力存在着相互适应、相互掣肘、相互促进的构效关系。正确认识其系统要素、结构特点、社会功能及其构效关系,有利于正确把握中华民族向心力。

第一节 系统要素

一、 向心主体

(一)古代中华民族的向心主体

在历史和现实中,中华民族向心力都“是指构成中华民族的各个民族及其成

员对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认同、归属、依附、融入的一种力。”[①]因而,中华民族向心力的释放主体是全体中华儿女。古代、近代、当代,概莫能外。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社会被称作“四民(士、农、工、商)社会”。因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士”,立德于心,宣德于言,承德后世,所以,在四民中“士”排列第一。因为“民以食为天”,且“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所以“农”尤为重要。因为“欲善其事,先利其器”,所以“工”必不可少。因为“商”为生活必需,可互通有无,所以“商”不可或缺。“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柱石)民也。”(《管子·小匡》)

由于中国所处地理环境相对隔绝,也由于中国的自然条件得天独厚,更由于古代中国生产工具极不发达,生产力极其落后,当时,士、农、工、商的大脑中都深深烙刻着两个不可移易的理念:一是向往群体。只有群居才能生存的社会现实,使得古人有很强的群体意识,他们有共同的目标,需要共同活动,在实现共同目标而进行共同活动的过程中彼此通过暗示、从众、模仿、社会感知及精神感应等来形成力量;同时,中国古人恪守“浦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传统观念,坚信“王”能引导、教育、规范群体成员的社会行为,能保证群体共同利益的获得与维系。二是崇尚“大一统”。所谓“大一统”,即“统一全境。……大,犹言重视、尊重;一统,指天下诸侯统一于周天子。后世因称封建王朝能统治全国为大一统。”[②]古代中华民族的统一局面占绝大多数时间,更何况,在中华大地上,“大一统”的意义不只是作为一种实际状态的存在,更是作为一种牢固的思想理念强烈地影响着中华儿女的思维观念,它对于文化价值的整合、民族国家的统一乃至人们思想行为的协调、民众向心力的增强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正因为有了“向往群体”和“崇尚一统”这两种观念,无论是胸怀天下、以弘道为己任的“士”,依赖土地、视土地为生命的“农”,处中下层而要求社会平等的“工”,还是具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商”,都希望社会能稳定发展,因而都程度不等地具有维护中央集权(忠君)和国家统一(爱国)的向心倾向。

(二)近代中华民族的向心主体

到了近代,中国“社会结构原有的士农工商四大系被中产阶级、产业工人(职工)、都市贫民三大类别所取代。”这里所谓“中产阶级”,“是个多层次、谋生手段多变、流动性大的松散群体。其范围大致包括工商业者、自由职业者、中高级专业人员”[③]。近代中华儿女的主要任务是救亡图存,故中产阶级、产业工人、都市贫民释放向心力的主要动因有二:一是为民族生存,二是为国家发展。

自鸦片战争开始,帝国主义的强行入侵,致使中国由封建社会逐渐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中华民族的存亡关乎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命运。民族危机的加深,极大地唤醒了中华儿女的民族意识。此时的中国人,无论中产阶级、产业工人,还是都市贫民,对漂洋而来的外族侵略者的本能反应都是奋起反抗,以牙还牙。民族战争,这种传统的保家卫国形式成为近代中华儿女拯救民族、向心祖国的主导。

中国近代民族战争记录了许多爱国将领御侮救国的英勇事迹。如鸦片战争时期的关天培、陈化成和定海三总兵,中法战争中的刘铭传、冯子材,甲午战争时期的邓世昌、林永升、丁汝昌、刘步蟾等。此时,广大下层人民群众的反帝斗争也是风起云涌,他们以各种方式投身于反侵略战争,有的从物质上、精神上积极支援前线的爱国将士,有的则自己武装起来,直接进行抗击侵略的斗争。如,广州三元里人民“义愤同赴”、激战英军,义和团群众“扶清灭洋”,前仆后继,都是近代史上人民群众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典例。

近代中国的历史任务除救亡图存外,还有一个重要内容,那就是发展民族国家。为了争取民族国家的独立、富强和振兴,近代有识之士皆注目于西方,一方面,他们坚持从那里寻求救国救民的理念,如:林则徐、魏源等人提出“开眼看世界”和“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严复撰写《天演论》,孙中山倡导“三民主义”,中国共产党人拿来马克思列宁主义……另一方面,他们将这些救国救民的理念与近代社会的系列改革和革命相结合,洋务派的“自强”、“求富”,康有为的维新变法,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这些思想和行动不仅把中国人向西方学习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而且赋予包括中产阶级、产业工人、都市贫民在内的近代中华儿女的向心目的和向心实践以崭新的内涵和意义。

(三)当代中华民族的向心主体

新中国成立以后,经过对工业、农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暴风骤雨式的阶级斗争以及国家工业化建设,社会阶层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逐步形成“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的社会结构。此时的知识分子构成大体有三种情况:一是经过战争考验成长起来的革命知识分子,二是从旧社会过来的各类专家、学者、教授以及文艺工作者、医生、工程师、记者、教员等,三是建国前夕毕业和在校的广大青年学生。这时候,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走过来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对受帝国主义压迫而积贫积弱的旧中国深有体会,对帝、封、官“三座大山”的压迫深恶痛绝,对新中国寄予莫大希望,他们都愿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希望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能尽快实现民族的昌盛和祖国的繁荣。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进入全面改革开放的发展时期。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和现代化进程的逐步加深,中华民族向心力释放主体的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不仅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内部发生了分化,而且出现了一些新兴阶层,以致人们对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的划分出现了诸如“四群体”、“五等级”、“十阶层”等见仁见智的界定。无论如何划分,其所界定的对象——当代中国公民都是社会主义的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拥护社会主义和祖国统一的爱国者。诚然,社会转型,结构变革,这个发生在当代中国的破旧立新的过程,必然会在给民众带来普遍利益的同时,也带来利益差距和贫富分化,并不可避免地引发各种利益矛盾和冲突。如:下岗失业人员增多、贫富分化加剧、国企改革处境艰难、腐败滋生……但是,瑕不掩瑜。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让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普遍提高,这是世人有目共睹并因之瞠目结舌的。当代中国公民拥戴中国共产党,认可社会主义制度,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愿意为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贡献力量。这些,显然是中华儿女向心观念的充分展示。

还需强调的是,华侨华人也是中华民族成员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使他们因种种原因寄居于海外,但是,挥之不去的“根”情结使得他们始终义维桑梓,向心祖国。近代侨领陈嘉庚纾难救国、实业兴国、兴学报国,是典例。建国初期,李四光、华罗庚、钱学森、吴阶平、汪德昭、邓稼先、吴仲华、老舍等著名科学家和文化人放弃国外优越的生活和工作条件,怀揣报国之心,冲破重重阻力,回来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他们或振兴科研,或投资建厂,或兴学助教,也是典例。

二、向心客体

(一)民族整体

存在于同一系统之中的主体和客体,是人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的一对哲学范畴。主体,是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的承担者;客体,是主体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指向的对象。就中华民族向心力而言,主体是全体中华儿女,客体是中华民族整体。民族成员向心的民族整体,不是虚无飘渺的海市蜃楼,而是实实在在的社会存在。这一社会存在表现于民族整体的物质、制度、精神诸方面。

众所周知,构成民族的诸种要素包括了共同的地域和共同的经济生活。在共同的地域和经济生活中,中华儿女创造了包括饮食、服饰、建筑、交通、生产工具以及乡村、城市等在内的物质文化。在悠悠的历史长河中,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中华各族人民共同生活,共同劳动,共同创造,融合成一个相互依赖、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共同体,它孕育和培育了中华儿女维系和发展这个共同体的强烈愿望。在共同劳动和生活的过程中,为了自身生存、社会发展的需要,中华民族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准则,既规范了人们的思想行为,控制了整个社会系统,为社会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又激发了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并规约其发展。同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华儿女创造了以坚忍不拔的从道精神、超越功利的人文精神、贵和尚中的和谐理想、守成创新的进化意识、整体至上的全局观念、崇德重义的价值追求等为基本内涵的中华民族精神文化,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并使之发挥出价值整合、行为导向、推动发展的社会作用,为各族人民凝心聚力地共同奋斗提供了较大的精神支撑。

尤须强调的是,中华民族是具有整体思维方式的,中国人习惯于将自然、社会、个人看作彼此密切相关、具有紧密联系的不可分割的整体。这种思维方式落实到社会生活领域,就是天下为公、整体至上观念:主张以自身为出发点,通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外推途径来进行修养;主张以整体利益(民族利益、国家利益)的首先满足为价值判断的标准和价值追求的目标,要求个体在面对群体、地方在面对中央、各兄弟民族在面对中华民族整体时,能自觉地产生出一种对后者的认同感、归依感、依附感以及奉献精神,从而形成一股向心力。

(二)领导集团

领导集团,即处于核心地位的领导核体。我们知道,用于社会学领域的“向心”一词,其指向并非物理学概念的刻板式横移,而是增添了一些符合社会实际的具体内容:既指向中心,如“向心于祖国”、“向心于中华民族”;又指向核体,如“向心于中国共产党”、“向心于中央政府”。由于民族、国家的社会制度由领导者制定,民族、国家的发展道路由领导者选定,民族、国家的发展模式由领导者设定。所以,领导者是民族、国家的主导,是民族、国家的核心。一句话,领导集团是民族国家的代表者。故而,民族成员在向心民族整体的同时,也必然会向心于代表民族整体的领导集团。基于此,中华儿女的向心对象既指中华民族整体,也包含其领导集团。当然,这并非概莫能外的结论。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华侨华人都有很强的“根”意识,他们真诚地向心于中华民族,却不一定都向心于中华民族的领导集团。这是因为,他们中的有些人对该领导集团是否能忠实地代表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表示质疑或一时难以判断。这就是说,领导集团是否具有忠实的代表性,是能否成为向心对象的关键。这也说明,领导集团应具有令民众拥戴的条件。领导集团所具有的条件,是各领导成员素质的组合。只有各成员在素质的各方面互相补充,才能形成一个“全才”的领导集体,并发挥出巨大的集体效能。一般来说,理想的领导集团素质结构包括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年龄结构(为老中青结合),二是专业结构(有合理的专业比例),三是知识结构(有全面的科学文化知识),四是智力结构(具有观察能力、判断能力、思维能力、表达能力、组织能力、管理能力、领导能力和创造能力等)。其中,领导集团具有维护和发展民族整体利益的能力尤为重要。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实际上就是全体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在当代,能够忠实地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自成立始就宣布: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所以,党明确指出: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属;并再三强调: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人民群众在实践中真切地感受到了党的真诚,故而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信心百倍地和共产党人携手并肩:建党初期,正是有识之士纷纷集于党的旗帜下,才使得星星之火遂成燎原之势;建国初期,正是人民大众对党的方略鼎力支撑,才使得一穷二白的中国傲立于世;社会主义新时期,正是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党所领导的改革开放,才使得地球上出现了令人瞠目的“中国速度”与“中国奇迹”。(三)共同文化民族整体和领导集团是民族向心的客体,形成和制约这个社会群体的具有决定意义和深层价值的因素,则是共同文化。因为,民族共同体是在同一核心价值观的约束和引导下,持有共同的文化记忆、接受大致相同的文化理念、拥有共同的文化精神生活的相对稳定的文化共同体。故而,从本质上看,中华民族向心力是中华民族成员向心其共同文化而形成的力量。

民族成员向心其共同文化,系文化认同。文化认同,是民族认同的基础,是人们在民族共同体中长期共同生活所形成的对本民族的肯定性体认。“文化是民族的‘根’,它通过民族特性的遗传,以‘集体无意识’的形式赋予本民族成员某种‘原型’。民族成员生活于这种原型所对应的文化情境之中,会自然地表现出一种文化上的连续性。即使这种连续性偶尔会出现断裂,人们也可以通过‘集体无意识’的支配和已化为行为举止一部分的符号而对其加以认同。”[④]文化认同所要回答的问题是“我们是谁?”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指出,不同民族的人们常以对他们来说最有意义的事物来回答“我们是谁”,即“用祖先、宗教、语言、历史、价值、习俗和体制来界定自己”,并以某种特有象征物作为标志来表示自己的文化认同。譬如“龙”,是华夏民族崇拜的图腾,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对于每一个炎黄子孙来说,龙是一种深厚的血缘意绪,也是一种隽永的文化情结。“龙的子孙”、“龙的传人”、“龙的民族”、“龙的国度”,这些称谓常令中华儿女激动、自豪,进而激发出一种团结奋进的力量。

尽管中华民族是由56个个体民族所组成的,但是,因为中华文化的形成有着“多区域多类型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在几千年的中华民族史上从未间断“,“汉族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在几千年的中华民族史上从未间断”,“中华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与交融不仅是以汉族为核心的辐射,也有少数民族向中原文化的内聚,还有各少数民族之间的横向交融”[⑤]的特点。所以,中华文化是在中华各民族文化相互交流、融合的基础上形成的“多元一体”。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必然会产生思想的认同和力量的凝聚。中华民族不仅是中华大地上56个民族的合称,而且是由共同文化凝聚为一体的56个民族的整体。深深扎根于全世界华夏后裔的心灵之中的中华文化之根,连着形,连着神,连着魂,它使得中华民族的每一个构成成分都具有共休戚、共存亡、共荣辱的民族认同意识。这种基于文化层面的认同意识,是协调整合中华民族内部关系、强化中华民族成员向心观念的基础和保证。

三、主客联结

(一)崇宗敬祖的驱使

向心的主体与客体相联结(即主体向心客体),才会产生向心力。任何民族向心力的主客体的联结,都是有其一定的历史文化条件的。崇宗敬祖的“根”意识,是中华民族向心力产生的重要条件之一。

中华民族是一个以宗法伦理制度为核心的农业民族,其民族向心的一个重要表征是以血缘纽带为特征的特别强固的同宗共祖观念。梁启超在研究中华民族的起源时说道:“汉族自始本非一族,实为多数民族混合而成。”他进而指出:“先秦以前,中国本土除华族以外,还有八族,即苗族、蛮族、蜀族、巴族、氏族、徐淮族、吴越族、百濮族。最后,除苗、濮二族外,其余六族皆已同化于中华民族(即汉族)。”[⑥]因而,一些少数民族认为自己和汉族有着共同祖先,如:建立后汉政权的刘渊本系匈奴人,却以汉人刘邦为太祖;建立北魏的拓跋珪本是鲜卑人,却自认为是黄帝后裔;创建北周的鲜卑人宇文觉也曾说“其先出自炎帝神农氏”(《周书·帝纪第一》);苗、侗、白、彝、瑶、布依、纳西、拉祜等民族,都将盘古看作自己的祖先;壮、黎、水、畲等民族则说自己是伏羲之后……同宗共祖,是中华儿女民族认同的基点,也是中华民族向心力产生的自然条件。

中国古代社会没有构造出像古希腊那样以宙斯为核心的诸神系统,却留下了以炎黄二帝为源头的宗族谱系。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中国第一部通史《史记》中就有夏、商、周三代王族的谱系,并将其始祖都追溯于炎、黄二帝。人们以“炎黄子孙”作为中华民族的代名词,以“炎黄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纽带,就是以血缘宗祖作为其依据和注脚的。中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宗教,却有与西方宗教相类似的血缘崇拜。崇宗敬祖,寻根谒祖,这种血缘崇拜表现出中华儿女有较强的“根”意识。一直以来,具有中国特色的“根”意识对中华民族的心理思维、价值取向、行为模式都产生着强大的影响力,以致人们热衷于在社会生活中建立“血缘拟制”组织[⑦],以实现人与人之间的亲近与和谐。

追溯“血缘”,眷念“根系”,这不仅是中国人“族”意识的自然根基,而且是中国人国家观念的特有方式(即将亲亲长长的血缘关系推至天下)。因而,崇宗敬祖、寻宗问祖对于中华儿女的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的强化意义是积极的:通过回溯祖先,寻找源头,来追踪祖先的历史,感受先辈的力量,这既可以增强人们的共域、共生意识,强化向心力,又可以增强人们的共进、共荣意识,激发奋斗欲,从而使人们积极地投身于民族乃至国家的建设和发展。

(二)家园故土的吸引

任何人都有一种故土家园之情,中国人尤甚。这是因为:故土、家园,是中华儿女思想的依赖和精神的归宿;亲土、思家,是中华儿女简单而重复却恒久而共通的情感向心源。远离故土家园的炎黄子孙,无论多么发达,他们皆以渴望回家的“游子”自称。世界各地的唐人街及各类华人同乡会馆、姓氏宗祠,无一不寄寓着中华民族的这种亲情文化。生于斯要死于斯,终老还乡,落叶归根,是中华儿女共有的情愫、不去的情怀。与此紧密联系的是,中华民族又是一个有“家国一体”意识的民族,化家为国、天下一家的观念在中国人心中根深蒂固,代代相传。在中国人看来,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建在国土之上,国以家为起点,家以国为保障,齐家治国,保家卫国。因此,“国”的本身包含着故乡和祖国的双重含义。从这个角度看,中华儿女眷念故土,也是在眷念祖国。

中华儿女眷念故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大自然在中华大地上聚集了无与伦比的神奇与灵秀,使得中国山水呈现出万千奇观:黄河的气势磅礴,长江的烟波浩渺,黄山的奇松怪石、雁荡天台的奇峰飞瀑、钱塘江汹涌的大潮、富春江清澈的急流、峨嵋的佛光、云南的石林、张家界的天然盆景、九寨沟的原始森林、苍山洱海的云雪峰溪、驰名天下的桂林山水、远至琼岛的天涯海角、奇秀甲东南的武夷山,还有宛如明珠的哈纳斯湖、博斯腾湖、天鹅湖、班公湖、青海湖……蕴藏着无限魅力的中华大地吸引着中华儿女为之驻足,为之陶醉。

中华儿女眷念祖国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自己的祖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这里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天文、历法及农书,有先于欧洲、在世界工业史上独占鳌头的四大发明及铸铁、炼钢技术,有一批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医学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各类各种浩如烟海、博大精深的文化典籍……中华传统文化既有源自黄河流域的华夏文明,也有异彩纷呈的少数民族文化因子。各民族文化相互交流融合而形成的中华文化辉煌灿烂、魅力无穷,它使得各族人民无比骄傲和自豪。

再加上,中华大地上不同地理环境所形成的不同经济区域,令不同生产方式的民族在生活上需要相互补充,相依相辅;由弱渐强、总体向上的社会经济发展态势,令中华儿女满怀信心,无比振奋;而今振兴中华、富强祖国的目标和愿景更是吸引着中华儿女为之奋斗,为之奉献,为之创造……共同的地域、生活和奋斗目标使得中华民族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中华民族向心力由是而生。

(三)爱国主义的推动

爱国主义,是指个人或集体对自身所属国家的一种积极认同的态度和努力奉献的行为。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对于中华儿女来说,爱国,是一种责任,是一种义务,是一种担当。这种责任、义务、担当形成为民族精神,积淀成优良传统,并得以承继和传扬,它使中华民族历经劫难而不衰。不同的历史时期虽有不同的时代要求,但无论什么时期,爱国主义始终是中华民族的主题:古代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主题是反对民族压迫和分裂,促进民族团结和繁荣;近代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主题是争取民族独立、人民民主和国强民富;当代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主题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维护民族独立,完成祖国统一,促进社会发展,实现民族振兴。近百年来,从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到如火如荼的建设时期,再到奇迹迭出的改革开放新时代,中华民族的每一步发展、每一个进步,都与爱国主义的精神紧紧相连。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向心力的激发要素和核心支柱,这种激发和支柱作用主要表现在两大方面。

一是激发了中华儿女的民族精神。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崇高思想的集中体现,是中华民族文化中的积极因子,是动员和激励中华儿女前行的旗帜。几千年来,由于高扬了爱国主义这面旗帜,中华儿女激发出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并由此演绎出舍生忘死的牺牲精神、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以及诚实守信的从业精神、敬老爱幼的伦理精神、天人合一的和合精神等。凭借着这些精神,中华民族凝聚了各方力量,克服了各种艰险,进而促进了社会不断发展进步。

二是培育了中华儿女的忧患意识。忧患意识,是指一个人内心的关注超越自身的利害、荣辱、成败,而将人类、社会、国家、人民的前途命运萦系于心,对人类、社会、国家、民族、人民可能遭遇到的困境和危难抱有警惕并由此激发出战胜困境、奋斗图强的决心和勇气。忧患意识,是在社会发展转折时期或关键时期的一种清醒的防范意识和预见意识,是主体对改造社会、促进发展的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实际上,这也是一种由爱国情绪所激发的向心意识,一种不可或缺的精神动力。有了以爱国主义为基点的忧患思想,才会有责任意识,才会有进取精神,才能奋发图强,自强不息,力克困难和挫折,力促发展和进步。

第二节 结构特点

一、多维性与层次性

(一)向心主体处于多维层面

民族向心力是一种社会群体力量,这一群体力量是由处于社会各层面群体的人共同释放的。一般来说,中华民族主要有以下几个层面的社会群体:

一是血缘层面的社会群体,即指那些基于血缘关系建立起来的社会群体,如宗族、民族。宗族,即同一父系祖先的若干直、旁系后裔所结成的亲属群体。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路易斯·亨利·摩尔根曾用“姓族”(Geris)一词来阐述这种出自同一姓氏祖先的群体现象。根据中国古代社会常用服制,宗族是由若干五服以外的家庭或家族组成的联合体。宗族的集群目的是宗亲凝聚,抱团求强。民族,是在部落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人类共同体,其主要特质和纽带是共同的始祖和血缘。正是基于共祖同源,有人将“家庭”定位在血缘群体的范畴,将“族类”定位于家族、宗族和民族三个层面。

二是地缘层面的社会群体,即指那些由地理关系建立起来的社会群体,如邻里、村落、社区等。在农业文明时期,由于生产力欠发达,为求生存,人们守望相助,协作双赢,邻里关系显得十分必要和重要。中华民族是一个农业民族,农民占总人口的70—80%,反映邻里关系的村落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存在。城镇的邻里关系则主要体现于社区。村落和社区,是聚居在一定地域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具有共同的文化维系力和相应的依赖互动关系。村落和社区的形成和发展,主要依赖于共同生活,在一定方面有着共同需求、共同利益、共同文化习俗和共同行为规范等。在共同的生活中满足共同需求,维护共同利益,遵从共同习俗和行为规范,促进共同体的进步和发展,是对村落社区群体的基本要求。

三是业缘层面的社会群体,即指人们为了达到某种职业目标在共同活动中所形成的群体,亦称社会组织(Social organization)。在当代中国,社会组织一般有经济组织、政治组织、文化组织、群众组织、宗教组织五种类型。这五种类型的社会组织又各自包含着相应的社会群体。如,经济组织有企业、公司、工厂、商店等,政治组织有中国共产党、各民族党派及其办事机构等,文化组织有学校、书店、出版社等,群众组织有工会、妇女联合会、行业协会等,宗教组织有宗教协会、教务委员会、教团等。业缘群体是社会分工的产物,并将随着信息时代社会分工程度的提高和人们交往的逐步扩大而变化发展。

每一个中华儿女,既是血缘群体(某一家庭和某一民族)成员,又是地缘群体(某一地区、村落或者社区)成员,还是业缘群体(某一社会组织)成员,人们都会在程度不等地向心于自己所处的各种社会群体的同时,也程度不等地向心于自己所处的中华民族大家庭。

(二)向心对象存在多维向度

向心主体处于多种社会层面,这就决定其向心对象存在着多维向度。

中华儿女重血缘、讲亲情,他们都会向心于源自血缘亲情的家族、宗族、民族。中国人的血缘意识由来已久,且根深蒂固。早期,血缘是氏族部落成员之间相互联系的纽带,以后又延伸为宗族、民族的社会基础,对形成心理的吸引和向心具有重要作用。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有家庭观念的民族。向心自己的家庭,热爱自己的家庭,为自己家庭的幸福美满而竭尽全力,是中华儿女永恒的主题。而今从法律上明确规定春节、中秋节、重阳节、清明节这些体现血缘亲情关系的节日为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正是对向心血缘亲情的充分认肯。拥有共同血缘关系的宗族通常在同一聚居地形成大的聚落。中国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农村地区的村落多为一个姓氏为主,大的宗族居住地形成村庄或集镇,很多地名源自宗族聚落,如北方的王家庄、赵家庄、李家庄,南方的张家村、王家村、李家村等类似地名,均以宗族姓氏形成。重视血缘亲情的中华儿女常“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常心系家乡,义维桑梓。这些显然都是向心血缘的体现。民族是拥有共同祖先的人群集合体。虽然,某一民族成员可能会分处不同的地域,说着不同的方言,但是,他们独自的民族感情、民族意识、民族精神却不会因此而减弱。无论何时何地,任何一个民族受到统治阶级或者异族的压迫时,该民族同胞都会奋起反抗,甚至千里赴义,凸显出强烈的民族向心力。

同时,中华民族是一个崇尚群体的族群,建立各种群体组织,维系各种群体关系,维护各种群体利益,是中华儿女生活中举足轻重的部分。人们从“门庭若市”、“人山人海”、“人声鼎沸”、“万人空巷”、“济济一堂”、“座无虚席”等成语中,可以看出中华民族是一个喜欢群体活动的民族;人们从“万众一心”、“众志成城”、“风雨同舟”、“唇齿相依”、“志同道合”、“齐心协力”等成语中,可以看出中华民族十分重视群体力量,讲求群体功能。属多种社会群体的中华儿女,其向心对象是多维的:作为家庭成员,中华儿女要向心于自己的家庭,侍奉父母、赡养子女是应尽的责任;兴家旺户、光宗耀祖,是应争的荣光;作为社会组织成员,中华儿女要向心于自己所在的社会团体,与他人和谐相处,为集体奉献力量,是对组织成员的基本要求;作为某单一民族成员,中华儿女要向心于自己的民族,应为自己所属民族的繁荣发展贡献力量;作为中华民族成员,中华儿女要向心于中华民族整体,为振兴中华民族作出应有的贡献。

(三)向心力量具有不同层次

中华民族向心力是一种巨大的社会群体力量,释放这一巨大社会群体力量的主体是全体中华儿女。由于中华儿女处于主体结构的多个层面,因而,中华民族向心力也具有多个层面,既包括社会各层面群体的向心力,又包括各个体民族自身的向心力。在中华民族向心力这个系统中,社会各层面群体的向心力、各个体民族自身的向心力和中华民族整体的向心力是具有一定的层次关系的:社会各层面群体的向心力为底层,各个体民族自身的向心力系中层,中华民族整体的向心力属高层。中华民族由千千万万个社会群体组成,没有各社会群体的向心力,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向心力无从谈起;中华民族大家庭又是由56个民族组成的,如果56个民族没有向心力,就不可能有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向心力。

值得注意的是,向心力产生的前提条件和生发方式是认同。处于复合民族中的民族成员的认同应包含多个层面的内容:一是对自己家庭的认同,二是对自己所处的社会组织的认同,三是对自己所属的个体民族的认同,四是对由个体民族组成的国家的认同。也就是说,中华儿女要有对自己既作为家庭成员身份、又作为社会组织成员身份、还作为单一民族成员身份、更作为中华民族这个复合民族成员身份的多层认同。在这多层认同中,中华民族成员身份的认同,是中华民族整体向心力形成的决定性条件。

系统的层次性原理告诉我们,高层次作为整体制约着低层次,低层次作为高层次的构成要素必然隶属于高层次。对于中华民族整体向心力而言,低层次的向心力都必须为形成最高层次的向心力作贡献,因为中华儿女的永恒追求是实现和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换言之,无论家庭、社会组织,还是单一民族,其向心力的作用方向必须与中华民族整体向心力的作用方向一致。如果各社会群体或各个体民族的向心力的作用方向与中华民族整体的向心力作用方向相抵牾,就会大大削弱中华民族整体的向心力。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们不能离开上述原则,过分地、不恰当地强调向心于社会群体或个体民族。否则,就可能形成有碍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宗派主义、本位主义、山头主义或狭隘民族主义。有碍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宗派主义、本位主义、山头主义,无疑是一种离心力;而狭隘民族主义则可能发展为民族分裂主义。如“藏独”、“疆独”势力,把本民族的利益设定为国家的利益,试图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台独”势力,把本地区的利益设定为国家利益,企图分裂民族国家,破坏祖国统一。

二、差异性与统一性

(一)主体在价值取向上存在差异

人,是向心力的主体。人与人之间存在差异。对于以激发主体的观念形态(情感、愿望、理想、价值观等)而形成的民族向心力而言,主体的差异性首先表现为价值取向的不同。

当今中国社会发生的广泛而深刻的变化,使得人们的生存方式和行为方式发生了极大的转变,而这种转变又对每个人的精神世界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呈现出纷繁复杂的状况:一些人毫不动摇地信奉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有的人则不信仰马克思主义,不信服社会主义,感到“无根可依”。一些人坚持传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高扬民族精神;有的人却由于始终站在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立场上,故而感到“无家可归”。一些人致力于改革开放,致力于振兴中华;有的人则处于“物化生存”状态,搞拜金主义、利己主义。一些人对新的社会变革和现实环境大加赞赏,从中获得了无限的希望和快慰;有的人则无法适应,感到无比迷茫和痛苦。一些人认为文化多样化和价值多元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应正确认识、理性对待;有的人却对此感到无所适从,在思想认识上出现混乱、疑惑和偏差。一些人因自身的积极努力被认可而感恩社会,感恩国家;有的人却因努力未得到回报而怨天尤人,颓废不振。一些人对只追求物质财富增长而轻视人文精神建设的现实感到不满,并力图改变;有的人却虽有不满情绪却随波逐流……

主体的价值取向必然会影响民族向心力的状况。向心主体有否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决定着民族向心力的强弱消长。爱国精神是民族向心力的核心支柱,这种作用主要体现在其对于民族向心力具有两个方面的功能:一是具有激励、引导功能。民族向心力需要爱国精神来激励,来引导,没有爱国精神的激励和引导,就不可能有民族向心力。二是具有感召、凝聚功能。自古及今,正是因为爱国精神对中华儿女的感召力较强,所以中华民族向心力较强。陆游的“位卑未敢忘忧国”,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孙中山的“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等等,这些爱国的豪言壮语都能促人团结凝聚,催人奋发图强,表达了对民族国家的强烈向心意识。但是,如果主体出现“价值低迷”、“价值错位”或“价值迷失”,就一定会使其爱国精神产生“碎片”乃至消失,这对民族向心力的形成必定会产生重大影响。

(二)主体对客体的认同存在差异

从本质上看,民族向心力是一种认同力。因而,在其生成过程中,主体对客体认同与否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事实上,在现实生活中,主体对客体的认同往往是存在差异的。2013年1月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发布了《社会心态蓝皮书》,从总体上分析了当前中国社会心态的特点、发展态势和存在的问题。蓝皮书指出,从2011年和2012年在全国31个省区市进行的两次大规模抽样调查结果显示,中国社会情绪的总体基调是正向为主,但仍存在的一些不利于个人健康和社会和谐的负向情绪基调不容乐观:不断发生的社会性事件导致社会情绪的耐受性和控制点降低,社会事件的引爆点降低;社会的总体信任指标比2012年进一步下降,人际间的不信任进一步扩大,已跌破及格线。人际间的不信任加深和固化,主要表现为官民、警民、医患、民商等社会关系方面,且存在着“社会情绪反向”现象(即“本该同情却欣喜、本该愤恨却钦佩、本该谴责却赞美”)。有人还做过“由捐款引发对社会公信度”的问卷调查,其结果如下:

调 查 内 容 选

项 对国内一些突发事件的信任度 很高:21.67% 一般:66.67% 没有信任度:6.66% 对突发事件就要公众捐款 支持:16.66% 一般:46.67% 不支持:36.67% 众多公众捐款是否值得信任 信任:16.67% 一般:40.0% 不信任:43.33% 对不知道捐款去向的态度 无伤大雅:23.33%

完全不认同:76.67% 对近年政府的相关捐款的态度 支持:3.33% 一般:46.67% 不支持:50.0% 对政府公布相关事宜的态度 很关注:22.1% 一般:32.3% 不关注:45.6%

上表显示,民众对社会(包括社会管理者——政府)的认同度存在差异,不信任、不认同、不支持的情况明显占多数。社会信任度下降,民众情绪反向,已经越来越成为社会的严重问题。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社会公信度突破“及格线”非一朝一夕所致,也非一两件事、一两个人引起,而是因为在社会管理上的确长期存在着一些问题,致使民众对社会(包括社会管理者——政府)产生逆反情绪。由华东师范大学童侍俊教授主持,华东师大、复旦大学和上海社会科学院等单位科研人员参与的教育部哲学社会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调查研究报告》中显示的“认为领导干部不为人民服务的占全部回答者的77.1%”,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中华民族主体对客体的信任度较低。主体对客体认同度较低或信任度存在较大差异,都会制约和影响民族向心力的强弱。

(三)主体向心的目的趋于统一

人向心于某一群体,最基本的目的就是要维护和发展该群体的共同利益(经济、政治、文化层面的)。维护和发展共同利益,是群体向心力产生的动力。人类不同群体有各自的共同利益:作为家庭的成员,其共同利益是本家庭经济、政治、文化方面的,为维护本家庭的共同利益,该家庭全体成员必须强化家庭向心力;以此类推,作为单位、民族成员,其共同利益是本单位、本民族在经济、政治、文化层面的,为了维护本单位、本民族的共同利益,该单位或民族的全体成员必须强化对本单位和本民族的向心力(当然,各家庭、各单位、各个体民族的向心力的强化,决不能与中华民族整体向心力的强化相抵牾)。中华民族是全体中华儿女(包括社会各层面群体和各个体民族)的,其共同利益必然要体现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

自诞生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制定了实现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最高理想——共产主义。在实现这一最高理想的漫长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不同历史阶段的具体奋斗目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提出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奋斗目标。新中国成立后,提出用15年左右的时间实现“一化三改”[⑧]的奋斗目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奋斗目标。进入新世纪后,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具体奋斗目标,既体现了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要求,也体现和超越了中华民族各利益群体的要求。正因为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既体现了民族各利益群体的利益,又超越了民族各利益群体的利益,所以,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是全体成员的最高共同利益。

最高共同利益是至高无上的,是要全力维护的。故而,“报国行赴难,古来皆共然。”(崔颢《赠王威古》)每当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受到威胁时,中华儿女总是会不惜牺牲个人利益或小群体的共同利益,去捍卫中华民族整体的最高共同利益。发生在中华民族历史上的那些为了民族、国家或孜孜不倦、或锲而不舍、或废寝忘食、或舍生忘死的桩桩件件,就是向心于中华民族的明证。正因为中华民族整体利益是中华儿女誓死捍卫的共同利益,所以,“利于国者爱之,害于国者恶之。”(《晏子春秋﹒内篇谏上七》)社会各群体利益(包括社会各层面的群体和各个体民族的自身利益)的价值取向必须与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趋同,中华民族不允许任何抵牾、损害最高共同利益的情况存在。

三、能变性与可塑性

(一)文化发展的能变性

中华文化(包括物质、制度、精神三个文化层面),是中华民族向心力生发的必要条件。中华民族源远流长,有着丰富深厚的文化底蕴。但是,中华文化并非古代文明的一成不变,而是随着历史的演变在不断发展着。以中华民族当代史上文化思想的变化引发社会变化为例:

中华民族当代史上有过几次文化思想的大发展。第一次是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在全党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全国性大讨论,就此,改革开放的序幕在中华大地徐徐拉开。同年11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第二次文化思想大发展是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谈话,特别是其“猫论”[⑨],冲破了姓“社”姓“资”之争,中国开始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掀起了改革开放的新高潮。第三次文化思想大发展是1997年,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报告明确指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这些崭新的提法冲破了姓“公”姓“私”之争,开辟了探讨公有制实现形式的新思路……

这些文化思想大发展的共同点是:倡导实事求是,坚持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倡导实事求是,坚持改革开放,使得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政治上,通过拨乱反正,结束了长期相互猜忌、彼此敌视、人人自危的状况,使得广大民众都感到置身于民族大家庭的温暖,有效地保证了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稳定,从而大大增强了中华儿女对党和国家的向心力。在经济上,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得中国综合国力明显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这既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可靠的物质保证,又为中国赢得了前所未有的国际地位,增强了中华儿女的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从而大大增强了对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和民族国家的向心力。在文化上,向多样化发展的转变,使得精神产品不断丰富、文化选择日益多样、对话交流日渐频繁,这就突破了过去人们交往的狭隘界限,促进了相互联系和依赖,拉近了人与人、地区与地区、民族与民族间的关系。

当然,文化的发展并不总是呈直线上升状态的,一旦领导集团的引领不能做到审时度势、理性科学,就有可能出现社会倒退、人民离心的局面。中国大陆20世纪“反右倾”、“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所导致的社会状况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二)领导集团的能变性

这里的“领导集团的能变性”,指的是领导集团的可变化、可弃留问题。领导集团的可变化,主要是指除代际更替外的领导集团的与时俱进和自省自纠变化;领导集团的可弃留,则主要是由其是否具有领导者的必要条件和自省自纠能力、是否能引领社会发展进步决定的。作为社会制度的制定者、发展道路的选定者、发展模式的设定者,领导集团要与时俱进,这是毫无疑义的。然而,领导集团并非永远正确,当其思想出现谬误、行为出现偏差时,能否理性自省并及时纠正,关系到其领导核心地位能否巩固的大问题。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一直是人民群众真心拥戴的领导核心,就是因为她是一个能够自省、自查、自纠的党。从遵义会议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教训,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总结“文化大革命”全局性的惨痛失误……历史反复证明,勇于追求真理、修正错误,善于总结经验、不断提高自己,是中国共产党从小到大、由弱到强,从挫折中能够奋起、在战胜困难中不断成熟并永葆先进性的重要保证,也是其领导核心地位能得到巩固的重要保障。能否忠实地代表民族国家的整体利益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能否作为领导核体的关键。因为,人民群众拥戴领导核体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是:领导集团能不遗余力地维护民族国家的整体利益,能与时俱进地谋划民族大家庭的未来,能尽心竭力地推进民族国家向前发展,能真心实意地恭听为民之言、悉定为民之策,满腔热情地解决广大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在民族国家困厄之际,能力挽狂澜,有带领民众摆脱困境、走向光明的能力和办法;在民族国家发展之时,能高瞻远瞩,有带领民众审时度势、走向美好未来的策略和途径。否则,民众向心力必会减弱、消失,甚至会出现社会离心力而导致领导核体地位消失。当年,国民党政府倒行逆施,祸国殃民,失去人心,终被推翻,即是明证。领导集团是民族国家的先锋队,而“先锋队只有当它不脱离自己领导的群众并真正引导全体群众前进时,才能完成其先锋队的任务”(列宁语)。从这个意义上看,领导集团必须具有在最大范围内获得追随者并带领他们不断前进的能力。虽然,任何历史时代,任何民族国家的领导集团要在最大范围内获得追随者并带领他们不断前进,都应具有“双四力”(洞察力和前瞻力、驾驭力和引导力、创新力和推动力、吸引力和感召力)。但这“双四力”,须随社会发展来不断丰富其内涵。惟其如此,领导集团才能像磁铁一样赢得民众的向心,才能把自己的战略主张变为民众的自觉行动,进而使民富国强。(三)主体素质的可塑性

民族向心力的主体是人。人是“未特定化(未完成的非确定化状态)”的存在,有成长需要,有发展要求。人的“未特定化”特点和“成长需要”、“发展要求”,构成了人的可塑性和可能性,这就为人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以人的可塑性和可能性为基础,人具有可教育性(educability)。无论是卢梭的对身心自由发展的“自然人”的培养,洛克对风度优雅的“绅士”的塑造,赫尔巴特提倡培养道德的“完人”,杜威倡导培养“生长的人”,还是我国要着力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世界上所有教育的旨趣都是在努力使人的可能性和得以实现,可塑性得以扩大。教育,作为一种对人的发展的应然追求,是“应该如此”的实现途径。当我们说“应该如此”时,必定是以“能够如此”为前提的。正是基于此认识,著名哲学家、思想家康德提出了“人完全是教育的结果”的经典论断。也正是基于此观点,除正规教育外,各类培训班、提高班及益智活动纷纷涌现。通过教育提高人的素质,这是放之四海皆宜的途径。

人提高素质的可能性,源于人的天赋、潜能以及对理想实现的渴望。正是因为人有理想的预期和实现理想的渴望,社会才能够持续稳定地发展。由于民族向心力是以观念形态为激发因子的,所以,主体的心理素质的塑造尤为关键。民族心理素质,是该民族的社会经济、生产与生活方式以及地理环境特点在精神层面的反映(包括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和情感方式等)。人(即民族成员)在社会实践中形成一定的心理素质,心理素质又反作用于社会实践。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心理素质从多方面制约着人对客观对象的认识、选择、阐释,也就必然会对民族向心力产生相应的影响和制约。费孝通先生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同一民族的人感觉到大家是属于一个人们的共同体的自己人的这种心理。”事实上,“大家是属于一个人们的共同体的自己人的这种心理”包含着民族认同感、民族归属感以及民族奉献精神。虽然,民族共同心理通常与血缘、地缘一起表现为较为稳定的共同文化传统,但民族认同感和归属感可以强化,民族奉献精神可以弘扬。认同和归属心理因素不断强化,建立于认同依附心理基础上的民族向心力便会不断增强;奉献精神不断传承与弘扬,以爱国主义精神为核心支柱的民族向心力便会不断增强。

第三节 社会功能

一、协调整合

(一)协调对立关系

民族向心力,是由全体民族成员向心于民族整体而产生的社会力量。中华民族整体,是中华民族向心力的激发之源。为了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即使是对立的双方,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化解矛盾,协调关系,统一力量。中国历史上国共两党几度握手,即为典例。

1840年,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迫使中华民族开始逐步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炮轰宛平城,进攻卢沟桥,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山河喋血,生灵涂炭。面对愈加严重的民族危机,有识之士认识到:置全民族整体利益于度外的主政者,不可能有效地组织全民族的力量去赢得反侵略战争;四分五裂、一盘散沙的中国,不可能攥紧痛击外敌的铁拳。中华民族的出路只有一条——以民族整体利益,呼唤国共两党合作,携手内聚,共同抗击入侵者。其实,早在1924年,为了打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赢得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国共两党就曾成功地实现了一次合作。面对新的民族危机,国共两党理应以民族整体利益为重,捐弃前嫌,一致对外。

正是因为民族整体利益的呼唤,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1937年7 月8 日,中共中央又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国共两党和全国同胞,团结一致,筑成坚固的长城,共同抵抗日军侵略。也正是因为民族整体利益的呼唤,1937年7 月17 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宣告“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同年8月初,中共中央在陕北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并以此作为指导全国人民争取抗战胜利的根本方针。8 月15 日,蒋介石向所属部队颁发了抗日总动员令。在民族共同利益的呼唤下,两党携手抗战,人民信心倍增。于是,举国上下齐动员,男女老少齐上阵,英勇的中国人民以强大的民族向心力将日本侵略者赶出了中国。

而今,虽海峡两岸相隔,中共中央领导与国民党高层人士却几度握手,这也是向心于中华民族整体使然。事实证明,只要民族成员始终向心于民族整体,中华民族内部的任何对立关系都可协调,任何尖锐矛盾都可化解;内聚力愈益增强的中华民族一定会实现国家统一、民族振兴。

(二)统一干群力量

干群,即领导者与被领导者,核心群体与核外群体。干群关系,事关民族国家的长治久安,事关党的事业的兴衰成败,是所有社会阶层关系中最重要的一对关系。若“上下不和,虽安必危。”(《管子·形势》)若增强民族向心力,则可“上求材,臣残木;上求鱼,臣干谷”(《淮南子·说山训》)。

首先,作为领导者,其对民族整体的向心应具体落实到核外群体——人民群众身上。人民群众是中华民族的主体,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人,人民群众的利益就是中华民族的利益,领导者则是民族整体利益的代表。对于领导者而言,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所以,“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左传·襄公三十年》)正是基于这一点,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四个“大兴”要求,首要的就是要“大兴密切联系群众之风”,要“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使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得到广泛改善”。其次,作为被领导者,人民群众在向心于民族整体时,势必会拥戴能代表民族整体利益并能释放民族整体吸引力的领导集团。“一人有庆,兆民赖之。”(《尚书·吕刑》)由此可见,领导者关爱作为核外群体的人民群众,其终极目的就是向心于中华民族整体;人民群众拥戴作为领导核体的中国共产党,其终极目的也是向心于中华民族整体。

领导者关爱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拥戴领导者,这对于统一干群力量是会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的。因为,这种双向互动,必然要对双方提出相应要求。对于领导者而言,要关爱人民群众,就得有较强的“民本”意识;对于民众而言,要向心于领导者,就得有积极的拥戴行动。在当代中国,党和政府始终要求把人民群众放在首位,无论何时何事。如,汶川地震发生后,党中央和国务院要求“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希望,就要尽百分之百的努力。”国家为殉难者举行三日哀悼,为普通国民下半旗志哀。在组织重建中,全国19个省市组成10万援建大军开赴19个重灾县,摆开19个对口支援的战场……正因为当代领导集团有着真诚的亲民形象,所以她就像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着广大人民群众自觉地认同她,坚决地拥护她,热心地支持她。每到关键时刻,十几亿中华儿女都能紧密地团结在党和政府周围。“我要入党。”“我不是共产党员,但我一定会像共产党员一样发挥模范作用。”“一切都听政府的。”……这些热血沸腾的话语,表达了人民群众与领导核体心心相映、同心协力的肺腑之声。事实证明,只要领导者能进一步强化“爱民”的自觉性,人民群众能进一步增强“向心”的坚定性,就一定能把执政者的正确主张变为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三)整合各方资源

民族成员之所以向心于民族整体,是因为民族整体利益是至高无上的。由于民族成员把民族的整体利益看得至高无上,所以,一旦维护和发展民族整体利益需要,民族成员就能够倾其所有,竭尽全力,无论人力、物力、财力、智力。中华民族是一个灾难频仍的民族。然而,每当灾难降临,无论洪水、冰雪,还是地震、非典,领导集团都会进行最广泛的社会动员,中华儿女都会积极响应,踊跃行动:举国上下凝聚一切社会力量,集中一切社会资源,全力以赴化解灾祸。这些,充分展示了中华民族向心力的协调整合功能。

民族向心力的协调整合功能在抗击灾害时能得到有力彰显,在科技攻关时也能得到充分展示。如,上世纪50年代末,前苏联以与美国、英国举行部分禁止核武器会谈为由,单方面撕毁中苏合作发展核武器协定,撤走全部专家,带走重要图纸资料,停止供应设备材料,给正在进行中的中国核弹研制工作造成了巨大损失和严重困难。为了发展中国的科技事业,中共中央毅然决定,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当了裤子也要把原子弹搞出来”(陈毅语)。中央召开专门会议,提出要“埋头苦干,发愤图强,自力更生,奋勇前进”,并采取了凝聚全民力量的重大措施:一是加强领导,成立以周恩来任主任、罗瑞卿任办公室主任、国务院几位副总理及中央军委有关部门领导参加的专门委员会,组织全国各科研、生产部门协作攻关。二是严格遵照“缩短战线,任务排队,确保重点”的工作原则进行重点保护,除对一些尖端武器发展项目保留一定的骨干力量继续攻关外,其它暂缓进行,以集中力量研制原子弹。三是充实队伍,除抽调专门研制人员外,还选调技术骨干 若干。中央专委在周恩来领导下,在人力、物力、财力、智力等方面组织全国大调度,大协作,卓有成效地解决了研制原子弹中遇到的100多个重大问题,安排了原子弹所需的材料、部件和配套产品2万余项的研制生产,大大加快了原子弹研制的步伐。凭着为民族争气、为祖国争光的信念,广大科技工作者在条件十分艰苦的环境里,发挥聪明才智,克服重重困难,攻克道道难关,彭桓武、邓稼先、周光召、胡思得、周毓麟、孙清河、李德元等科技理论家完成了理论的论证;王淦昌、吴世法、陈能宽、林传骝等进行了爆炸物理试验研究;钱三强、何泽慧、王方定等进行了中子物理试验研究;惠祝国、祝国梁等进行了引爆控制研究;郭永怀、龙文光等进行了结构设计方面的研究……在各方人员的协力攻关下,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实验成功,国际世界为之震惊。新疆罗布泊上空升腾的蘑菇云告诉人们:这是中华民族向心力大增强所取得的伟大胜利。

二、支撑推动

(一)支撑巍巍大厦

民族心理学认为,当一个民族受到外来侵略的时候,民族心理会发生急剧变化,这种变化表现为民族情感被激发、民族意识被强化、民族认同感加深,即民族向心力增强。外族入侵时的中华民族向心力是一种巨大的力量,它可以无敌不克,无坚不摧,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历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1840年,中华儿女在深受封建主义压迫的同时,又惨遭西方列强的蹂躏与践踏。这时,外患日亟,国贫民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面临着严重的解体威胁。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再一次被逼到了亡国灭种的边缘。向心于中华民族的中华儿女被迫发出了最后的吼声:“起来! 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 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全国各民族、各阶层、各党派和各社会团体以及海外侨胞都汇聚在中国共产党高举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凝聚成一座牢不可破的钢铁长城。在长达八年的气壮山河的民族自卫战争中,最终,中华儿女以空前的“救亡图存”行动赢得了完全的胜利。

“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毛泽东的这段话告诉世人,中华民族是有强大的民族向心意识的。一旦民族国家遭到外来的压迫和侵略时,中华各族人民就会联合起来,一致对外;一旦面临危亡,中华各族人民就会共同担负起挽民族大厦之将倾的重任:当年郑成功驱逐荷兰殖民者,有台湾各族人民的积极配合;当年抗击沙俄对中华民族的侵夺,有东北、西北各族人民的踊跃参与;当年左宗棠收复新疆,得到了新疆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持……从三元里抗英到镇南关抗法,从莫那鲁道的雾社山胞起义到抗日战争中的回民支队,在中华民族反击外来侵略的历次斗争中,各族儿女从来都是携手并肩,协力支撑着中华大厦。

一直以来,帝国主义企图分裂中华民族,却终未成功;中华民族大厦虽曾被动摇,但终未倾倒。这得力于中华儿女能为捍卫祖国的统一与领土的完整、为争取民族的独立与解放而努力奋斗,得力于中华民族向心力的强大支撑功能。正是有了这一强大支撑,才使得帝国主义列强灭亡中国的企图屡屡化为泡影。而在此过程中,中华各族人民认同祖国、奉献祖国的观念得到了强化,彼此间的亲和力得到了增强,对民族整体的向心力也得到了提升,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在民族向心力中获得了巩固。民族向心力一次次地将亿万中华儿女结成坚强的柱石,支撑着中华民族战胜一次次人祸天灾,从昨天走到今天,亦将从今天迈向未来。

(二)推动民族独立

这里所谓“民族独立”,指的是中华民族的独立。民族独立,有赖于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观念。历史证明,中华民族向心力推动了中华儿女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观念的强化,进而推动了中华民族的独立。

近代以前,中国人基本上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民族观念,所谓“华夏”、“汉人”、“唐人”、“炎黄子孙”等,只是一种血缘上的认同,并非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整体意识;所谓“华夷之辨”、“夷夏之防”,反映的是一种相对狭隘的朴素的种族意识,并非现代意义上的民族观念。这个时候的中国民众,“知有一己而不知有国家”或“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国家”(梁启超:《新民说》)。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尤其是1894年甲午战争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机愈益严重,摆在中华民族面前的首要任务——救亡图存迫使先进的中国人特别是进步的思想家不得不思考中华民族的出路问题。从康有为到孙中山,所有的维新派和革命派的志士都大力提倡以民族整体利益激发全国民众,共同对抗帝国主义的侵略,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严复传递出族群理念、梁启超提倡大民族主义、孙中山提出“五族共和”思想……面临着共同命运和共同责任,全国人民增强了对民族国家的向心力,民族整体意识开始形成。但是,此时大多数中国人的中华民族独立意识尚未觉醒。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坚决主张对日作战。国民党政府却采取不抵抗政策,东三省顷刻沦亡。东北沦陷后,日本加紧对中国的侵略,华北危若累卵。在严峻的民族危机面前,南京政府依旧采取高压政策,压制民众的抗日思想。民族侵略的加剧和政府对民众爱国热情的压制,使得当时的中国犹如“一盘散沙”。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逐步升级,中华民族危在旦夕。严峻的形势将处于一盘散沙状态的中华儿女的民族整体意识和民族独立意识唤醒。同室操戈的政治力量、矛盾尖锐的各阶级、利益冲突的各阶层、主张差异的各派别都出现了空前的团结: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一切抗日的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和各政党、各团体、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人、华侨参加组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把中华民族方方面面的成员紧紧地凝聚在一起,促进了中华儿女民族整体意识的强化,促进了中华民族独立意识的高涨。在强大的向心于民族整体力量的推动下,中华儿女抗敌御辱,浴血奋战,进行了数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并最终取得胜利。从此,中华民族以一个整体的、独立的、自尊的形象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三)促进国家富强

一般来说,国家富强来源于主客两个方面,一是核心群体领导有方,二是核外群体向心有力。对此,从当代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果可见一斑。

刚刚从旧社会的废墟中走出来的新中国,满目疮痍,百废待兴。此时,执政者的中心工作是什么?怎么才能让国家富强起来?中华民族的领导集团已经注意到这是亟待解决的大问题。中共八大政治报告决议明确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要集中力量解决这个矛盾,尽快地把中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虽然,由于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情况认识不足,新中国的领导者在指导思想上犯了“左”的错误,以致打乱了经济秩序,造成较大的经济损失。但是,勇于正视错误的领导集团——中国共产党及时纠正了自己的错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毅然决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从彻底告别“以阶级斗争为纲”,到断然否定“两个凡是”,从“一风吹”式地为错划“右派”摘帽,到为各民主党派重新定性,这一系列举措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关系变化的认识上升到了理性的高度,大大增强了全国人民对党和国家的信任度和向心力。

与此同时,党制定了改革开放的一系列战略决策,不但力主经济改革,以期实现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而且力图政治改革,以期实现向民主、法制的转变,还进行文化改革,以期实现向多元文化的转变。深得人心的改革开放政策,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参与改革开放运动的热情,中华儿女由此创造的成果令世人瞩目:国民经济持续增长,经济实力显著增强,经济总量和进出口总额跃居世界第二,粮食和其他物质产品生产能力大幅提高,工业持续快速稳定增长,电力、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以及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城市公共设施的建设步伐加快,对外开放不断扩大,国家财政收入和外汇储备大幅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文化选择日益多样、文化消费水平逐步提高,国际地位显著上升。2012年11月,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部署了60个具体的改革任务,囊括了经济、政治、文化、生态文明、国防、军队、党的建设等各个方面。显然,这一全方位的深化改革,必然会引来“人人参与改革、个个奉献智慧”的新局面。改革开放政策的坚持以及全面深化改革任务的确定,是领导集团引领中华民族前行的英明决策,而改革开放所带了的国富民强以及今天人民群众对全面深化改革的积极拥护和支持,则是中华儿女向心于民族整体和领导核体的必然结果。

三、检测预警

(一)验证民族吸引力状况

人的向心行为是相对于向心对象而言的。也就是说,民族吸引与民族向心是一对矛盾,其主要矛盾方面是吸引。有吸引,必定就有向心;吸引越大,向心越强。如,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后,便采取了一系列具有吸引力的政策:1979年9月,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鼓励、扶持社员的自留地、自留畜、家庭副业和农村集市,保障他们的经营自主权;1980年9月,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肯定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社会主义性质;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确认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应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领导集团改革开放以来的执政理念和所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不仅吸引了留学国外的学子们纷纷归来创业;而且吸引了许多外商来中国大陆投资。涌动于中华大地的学子“归国热”和外商“投资热”充分表明:吸引力大,便向心力强。

反之,吸引力小,向心力弱;没有向心力,就证明吸引力不复存在。过去,

中国居民“逃港”的情况时有发生,1957年公社化运动时期、1962年经济困难时期、1972年文化大革命时期均发生过严重的逃港事件,其原因就在于当时中国大陆缺乏吸引力(或经济萧条,或政治混乱,或文化凋零),人们对之严重不满且失去信心,自然也就难以向心于它了。陈秉安的《大逃港》记载:1965年11月12日,广东省委工作队在当年“香港风最严重的地方”——宝安县附城公社组织了一场“香港好不好,香港风要不要反”的大辩论,“会议一开始,‘香港好’的声音占了上风。很多人认为,虽然香港社会黑暗,但是,祖国政治好,香港经济好。在港打工一个月,胜过在家劳动一年。就算去香港讨饭,倒痰盂也可以。”[⑩]“香港风吹得人口大量外流,全公社外流8901人,男青年大一个走一个。”

[11]“逃港”事件足以证明:民族吸引力是向心力的引发器;民族向心力则是吸引力的检测仪。一个民族的吸引力如何,可以从其民族的向心力状况中找到答案。事实上,纵观中华民族发展史,无论什么时候,无论何种境地,中华儿女的向心力都既是对中华民族整体吸引力(包括领导集团的吸引力)的一种回应,也是对中华民族整体吸引力(包括领导集团的吸引力)的一种验证。

(二)显示民族凝聚力状况

民族凝聚力是由“三力”(民族整体对民族成员的吸引力、民族成员对民族

整体的向心力、民族成员之间的亲和力)构成的合力。从某种角度看,民族向心力是民族凝聚力的集中体现。一个民族的凝聚力状况如何,可以从其民族向心力的状况中寻得答案。

如,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对少数民族实行“政治上平等相待,经济上大力援助,文化上加以扶植”的政策,这一极富吸引力的政策赢得了各少数民族极大的向心力,使得国内各民族达成了前所未有的大团结。半个多世纪以来,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为恢复十年动乱中被破坏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统战政策和干部政策,医治被践踏和损害了的民族关系做了大量工作。通过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恢复和发展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彻底纠正“民族问题实质是阶级问题”的错误认识,明确了“现阶段我国的民族关系基本上是各民族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清算了民族问题上的“左”的错误,对大批冤、假、错案及其所株连的人和事进行彻底平反昭雪,为一大批遭受过迫害的少数民族上层爱国人士恢复了名誉,并在政治上、工作上和生活上作了适当照顾和安排,使得各民族干部群众重新沐浴着党的光辉和温暖。各民族成员对中华民族整体和领导核体的向心力大增,他们在团结统一、固边维稳、和谐教俗等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充分展示了由此而增强的中华民族凝聚力。

民族向心力的强大能显示民族凝聚力的强大,反之,民族向心力的削弱必定会导致民族凝聚力的削弱。如,1958年至1960年在全国各地普遍开展的“大跃进”运动,把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的错误发展到了极致,使得国民经济比例全面失调,生产大幅度下降,人民生活严重困难;1959年在全国各地普遍开展的“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运动,错误地打击了一大批敢于实事求是、提出批评意见的同志,使得人人自危,人心惶惶;发生于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延续了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更是使得父子成仇、夫妻反目、同室操戈。一时间,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和领导核体产生了质疑。对社会主义和领导核体产生质疑,显然就是民族向心力被削弱了。民族向心力削弱,带来的是上下猜疑、彼此敌视,离心离德,民族凝聚力锐减。

(三)预示社会问题或危机

民族向心力是社会的多棱镜,其强弱消长会反映出相应的社会状况。一般来

说,民族向心力不强,其原因来自主客两个方面,要么是民族国家(包括领导核体)吸引力不强,要么是民族成员爱国精神缺失。无论是客体吸引力不强,还是主体爱国精神缺失,都是社会问题,甚至可能发展为社会危机。

从主体的角度看:全体中华儿女是中华民族向心力的主体,其精神面貌直接关系到民族的命运和国家的未来。当前,中国经济体制变革,社会结构变动,利益格局调整,思想观念变化。这些空前的社会变革和变化不仅使得经济、政治领域出现了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而且在中华儿女身上产生了深刻影响。这既有利于人们树立自强意识、创新意识、创业意识、成才意识,同时也带来一些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一是价值观念扭曲。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中华民族原有的价值观处在调整之中,社会思想观念出现了多元、多义乃至矛盾、抵牾。这就使得一部分人无所适从,使得一些人对爱国主义的认识出现了模糊甚至排斥。二是道德观念弱化。当代中国人生活在和平安宁的时代,接受着多元文化的洗礼,西方社会那些极端个人主义、利己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消极落后和腐朽的思潮对中国人产生了很大影响,使得有些人把个人利益最大化作为终极追求,对周围的事物(包括民族国家大事)则不闻不问,有的人奉献意识缺乏,向心观念淡漠。这种现象预示着,在当今中国,爱国主义教育迫在眉睫。

从客体的角度看:今天的中国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也开展了政治体制改革。为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加快政治生活民主化的步伐,1987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三大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了议事日程。政治体制改革的长期目标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迄今为止,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已取得许多成果。如,领导干部终身职务制的废除,党与政府重叠的对口部门的取消,村民自治制度和基层民主制度的创新,人事制度改革;公务员制度初步建立等。但是,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还远远跟不上经济发展的步伐,跟不上民众对民主自由要求的步伐。给所有人以民主、给所有的人参与政治的机会之强烈呼声,使得今天的政治体制改革已不只是几个社会贤达的故纸谈兵,而是广大民众的现实要求。于是,人们以舆论杂烩、政治串烧等反向心形式,倒逼政治体制改革尽快深入。这预示着:在当今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势在必行、并需不断深化。

第四节 构效关系

一、相互适应

(一)结构与功能对应

构效关系,本系自然科学概念,指药物的化学结构与药效的关系。移用于社

会科学的“构效关系”,指的是社会系统的结构与功能之关系。结构,是指系统内各组成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方式;功能,是指系统结构所具有的作用、能力和功效,是系统内部固有能力的外在体现。结构决定功能,功能与结构统一,有什么样的结构,就有与之相对应的社会功能。这是任何社会系统存在的必然规律。

相较于世界其他民族国家,中华民族向心力系统结构与功能的对应有其自身

的特点。首先,由于中华民族个体民族多、社会阶层多、人口数量多,主体向心于民族国家整体所形成的合力更加强大,所以,以维护和发展共同利益为目的的中华民族向心力在危险时刻能支撑大厦,在建设时期能促进发展。其次,由于中华民族地域广阔、人居分散、文化多元,要协调统一认识、智慧、力量,难度更大,所以,中华儿女向心于民族国家整体所产生的协调整合功能显得难能可贵并愈加突出。再则,由于中华儿女特别注重整体利益(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强调对社会、民族、国家的责任意识和奉献意识,而民族向心力是由民族吸引力所引发,是民族凝聚力的集中体现,是民族国家社会状况的镜子,所以,中华民族向心力既具有对主体向心和客体吸引状况以及民族凝聚力强弱的检测功能,又具有对社会问题乃至社会危机的预警功能。

有人认为,系统的结构与功能相对应,并非具有绝对性,有时候还存在着“异

构同功”(如个体民族与机关单位,结构要素性质不同,其向心力却都具有协调整合、支撑推动、检测预警功能)和“同构异功”(如同是机关单位,构成要素相同,却有的向心功能强,有的向心功能弱)现象。这是一种认识和理解上的误区。事实上,只要系统存在,该系统的功能就一定受制于其结构。同理,只要向心力系统存在,它就一定存在主体和客体这两个必备的结构要素和主体与客体的联结,也一定具有协调整合、支撑促进、检测预警的社会功能。所以,尽管个体民族与机关单位的主体性质不尽相同(前者系血缘关系建立起来的社会群体,后者系业缘关系建立起来的社会群体),但只要具有向心力,其向心力就都具有协调整合、支撑推动、检测预警的社会功能。不过,社会功能的强弱,是结构要素之间的联结状况决定的。由于作为结构要素的主体与客体在联结时存在着不尽相同的情况,故而其向心力的大小就不尽相同,其功能的强弱也就不尽相同:功能较强者,是因其客体有吸引力,故主体有拥戴心;功能较弱者,则是因其客体缺乏吸引力,故主体缺乏拥戴心。结构与功能相对应,这是系统存在的必然。

(二)结构与功能容差

在一般情况下,系统的结构与功能是对应的。但是,并非在任何情况下结构

与功能都是完全对等的,而是有时候存在着“容差”现象。容差,即允许数量值或质量值有一定的波动范围,也就是容许“差的”或“有一定范围的差别”的情况存在。在民族向心力这个系统中,在特定的情况下,某些结构要素会存在一定程度的数量差或质量差,却不影响该系统应有功能的存在。譬如:中华民族向心力的主体——全体中华儿女的价值观念、人生追求、社会期望等并非“克隆”之千人一面,而是不尽相同的,但是,中华民族向心力仍然具有协调整合、支撑推动、检测预警的社会功能。这是因为,主体素质在“一定范围的数量值或质量值的波动”,并不影响功能的存在,只会影响功能的强弱(我们倡导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正是基于要缩小主体素质的波动值,以增强向心功能)。

结构与功能的“容差”,是结构与功能相适应规律所决定的。任何系统的结构与功能,都要受到相关条件(社会环境)的制约,都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发展变化的。系统与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改变,其结构与功能也在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改变中相互适应。系统的结构与功能的“容差”,正是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相互适应所促成的。如:民族吸引与民族向心呈因果关系,一般来说,民族吸引(客体)与民族向心(主体)会出现“一荣皆荣,一损俱损”现象。但是,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当客体的某一方面条件出现“损(弱)”的情况下,其另一方面的条件反而会更“荣(强)”一些,客体的极弱反而成了主体向心的激发因素,它使得主体的向心不仅依然存在,而且特别强烈。抗日战争时期,中华大地满目疮痍,中华民族极贫极弱。从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状况看,当时中华民族整体的吸引力是极弱的。然而,在这个时候,维护民族国家整体利益的愿望十分强烈,它大大激发了中华儿女的爱国激情。为了拯救自己的民族和国家,全体中华儿女团结凝聚,浴血奋战,硬是用小米加步枪把武装到牙齿的日本侵略者赶出了中华大地。中华民族向心力的强大支撑功能由此得到有力的彰显。

事物有“荣”与“损”的时候,也有“显”与“隐”的时候。“显”与“隐”是事物存在的一种差别。有时候,当一方面情况减弱时,另一方面情况会得以增强;当一方面情况得到彰显时,另一方面情况则隐性存在。抗日战争时期,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中华民族向心力的支撑功能得到了有力彰显,但并不等于说这个时候中华民族向心力的其他功能就不复存在。事实上,如果没有民族向心力所具有的检测预警功能,这时中华儿女的忧患意识就不可能被大大激发,就不可能产生救民族于危亡的强烈愿望与积极行动;如果没有民族向心力所具有的协调整合功能,这个时候“一盘散沙”似的中华儿女就不可能携手并肩,奋力抗战。只是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中华民族向心力的支撑功能表现得更为显性,更为突出。而这种“显”与“隐”的存在,也是结构与功能相互适应的体现。

二、相互掣肘

(一)结构要素缺陷导致功能弱化

在一切系统中,结构都是决定功能的。如果结构要素缺陷,就会破坏或者弱

化系统的总体功能。中华民族近代社会发展史反复证明了这一点。

失败,是中华民族近代史的主页。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民为了挽救国家和

民族的危亡,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势力进行了长期的英勇顽强的斗争。面对强大的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势力,革命斗争任务艰巨而复杂,迫切需要坚强的领导集团。然而,近代中国革命的历史证明,农民阶级和资产阶级都程度不等地具有某些缺陷,他们都无法承担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太平天国运动用以指导革命的理论是拜上帝教,它在开始时确实起到过动员和组织群众的重大作用。但这种理论终究不可能解决在革命发展中不断出现的大量新问题、新矛盾。尤其到了晚期,领导人滋生享乐、保守思想,许多将领腐化堕落,敛财自肥,甚至发生一连串叛变投敌行为,从而瓦解了革命斗志,加速了革命的失败。以农民为主体的义和团运动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的走狗清政府的反动统治,对亚洲各国民族解放运动也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是,它提出了“扶清灭洋”的口号,却提不出完整的斗争纲领;它进行了武装斗争,却没有建立起正规军队,也没有统一的作战计划和战略部署。农民阶级的局限性,是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戊戌维新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影响深远的思想解放运动,它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促成了初具资产阶级政治理想的近代知识分子群的诞生。但是,由于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未能形成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没有正确的政治组织和理论指导,只是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一个无权的皇帝身上,改革过程缺乏宏观统筹和周密安排,无法获得民众的向心力。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但辛亥革命仅仅赶跑了一个皇帝,却没能够改变封建主义和军阀官僚政治的统治基础,无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根本任务。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是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

在中国近代史上,人民的革命斗争此起彼伏,却屡遭失败。究其原因,是因

为没有一个坚强有力的、密切联系群众的先进政党作为全国革命力量的领导核心,不能凝聚起全体中华儿女的力量。领导核心的缺失,是向心力结构的一个重大缺陷。没有她,向心力很难形成。因为,领导核心发挥作用的过程,是其激发

人民群众心甘情愿并满怀热情地为实现群体目标而努力奋斗的过程。领导核心的行动在于帮助群体尽其所能地实现目标。在此过程中,领导核心不是站在群体后面呐喊推动,而是要置身于群体之前,组织、促使群体前进,激励、鼓舞群体为实现目标而不懈努力。对于任何社会群体而言,领导核心既不可或缺,又应尽量弥补缺陷,减少失误。否则,将会失去吸引力,向心也就不复存在,民族向心力的功能就无从谈起。

(二)功能弱化影响结构要素发展

功能弱化影响结构要素发展,是功能对结构的一种制约。在民族向心力这个系统中,功能弱化影响结构要素发展主要表现在:影响领导核体能力正确发挥,影响民族共同文化健康发展,影响向心主体素质全面提升。以晚清社会状况为例:

由于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状况存在,由于国内各派系军阀割据、纷争的情况存在,中国晚清社会“一盘散沙”,民族向心力极其弱小,其社会功能亦趋于弱化。于是,在民族向心力本应具有的协调整合功能、支撑推动功能趋于弱化的情况下,为了维系自己的统治地位,清朝主政者采取了三大败政:一是闭关锁国政策。这一政策虽对遏制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侵略起到过积极作用,但是,它将中华民族禁锢在与世隔绝的高墙之内,使得充满智慧并曾独步世界的中华儿女步入了蒙昧主义的泥沼,那种因闭塞而造成的无知程度已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分明中国地处东方,但国人却深信“所以为中国者,正缘国于大地之中”[12];分明美国早已是总统主政的资本主义国家,但像林则徐那样的精明之士竟也认为“米利坚国并无国主,只分置二十四处头人”[13],似乎美国仍处于远远落后于中国的蛮荒时代。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愚昧的“中国中心”观和盲目的“天朝上国”优越感,当西方“坚船利炮”袭来之时,国人始则茫然无知、居危思安,继而望‘洋’生畏、惊慌失措,终至屈膝投降、拱手卖国。二是民族压迫政策。清朝在满族贵族掌权伊始就实行了极端的民族压迫政策,其内容包括在京畿大规模圈占官民土地,以供设立皇庄、王庄和八旗官员庄田;勒令汉人投充旗下为奴役;严惩逃亡的旗下汉人奴仆;国人必须剃满人发式,若规避惜发,巧词争辩,决不轻贷,直至问斩;汉族官员必须弃旧式方巾大袖衣冠,着满式缨帽箭衣。清政府实施这些圈地、投充、逃人、剃发、易服政策,为的是置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于屈从满族的地位,以便巩固和延长自身的统治。民族压迫政策的实施,使得当时中华民族向心力的整合和支撑功能锐减。故而,在西方殖民主义列强破门而入之后,民众如一盘散沙,守土战将则成了外战外行、战无不败的庸碌之辈。三是抑内奉外政策。1900年12月,当美、英、俄、日、德、意、奥、法和西班牙、比利时、荷兰等11个帝国主义国家就八国联军之役联合向清政府提出《议和大纲》12条(包括后来签订的《辛丑条约》主要内容)时,清廷的实际最高当权者西太后见大纲仍承认自己的地位,不由得大喜过望,在上谕中表示:“览所奏各条,曷胜感慨!……所有十二条大纲,立即照允。”[14]那种迫不及待地向列强取宠的奴颜卑膝溢于言表。[15]向心功能弱化导致领导核体的非正常行为,给中国社会带来的严重后果是制度腐败,经济落后,文化凋敝,民族向心客体的吸引力几近丧失。

综上,我们可得出如是结论:结构与功能相互掣肘是以一种连环套的方式进

行的:结构缺陷导致功能弱化,功能弱化影响结构发展。

三、相互促进

(一)结构优化促使功能提升

既然结构与功能是相对应的,那么,我们在考察系统时,就可以根据其内部

结构来预见其社会功能,也可以根据其社会功能来推知其内部结构,更应该追求和建立优化结构,使系统发挥出最佳的社会功能。

追求和建立民族向心力的优化结构,首先就要追求和建立其主体的高文化素

质。主体的文化素质,是该民族所体现出来的广义上的文化特征、状况、趋势及其对社会作用的体现。文化素质中的要素(科学文化素质、思想道德素质、审美素质等)与向心力产生的客体要素(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是紧密相连的。任何民族国家的物质、制度、精神文化的创造者,也是该民族国家向心力的释放者,即广大的人民群众。因而,作为主体的人民群众的科学文化素质、思想道德素质、审美素质等与该民族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呈正相关关系:主体有较高的科学文化素质,就能创造出先进、发达的物质经济。主体有高尚的道德修养和精神风貌,有反映时代要求又继承优秀传统的人文精神,有对民族、国家的责任感和奉献精神,又有自我约束的品格和遵纪守法的习惯,就能保证行为选择(包括制度制定)的正确性与进步性。主体有了正确的审美意识、审美理想,就能按照美的要求去进行行为选择,去发展精神文化。民族国家的物质、制度、精神文化发展了,其民族吸引力必定增强,由此产生的民族向心力必定增强,其社会功能也必定增强。

在结构优化中,主导民族国家的领导集团的文化理念的优化,更是向心力功能提升的关键。如,在改革开放实践中,中华民族的领导集团中国共产党以“和谐社会”为目标,通过有效的制度化途径化解各种社会冲突,从而达到平等与效率相对平衡的良性社会发展状态,提升了解决改革进程中矛盾与冲突的整合能力;以“公平正义”为导向,制定实施一系列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方针政策(如免除实行了几千年的农业税,加大对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等等),提高了协调改革进程中公平与效率的平衡能力;以“以人为本”为核心,把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把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第一要务,加强了维护改革进程中人民根本利益的保障能力 ……核体逐步提高了自身引领民众、驾驭局势、推进发展的能力,从而获得了核外群体——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拥护和支持,由此所形成的极大向心力推动着中华民族在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方面获得了较大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事实充分证明,结构优化可以促使功能提升。

(二)提升功能要求优化结构

功能与结构相互促进,既表现在优化结构能促进功能提升,又体现于提升功能可促使结构优化,这是结构与功能相适规律的本质要求。事实上,增强向心力量与提升向心功能存在着目的关系,增强民族向心力,说到底就是要提升这股力量所具有的社会功能。正如海豚为了更适应水中生活,就得使前肢变成鱼类的鳍状结构一样,要提升民族向心力的社会功能,就必须优化其系统结构。

事实正是这样。为提升中华民族向心力对于社会的推动作用,一直以来,中国都十分注重主体的教育,除注重以科学的指导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等)武装人们头脑外,还十分注重把爱国主义教育当作提高民族整体素质的基础性工程,当作引导人们特别是广大青少年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以促进民族振兴的重要工作,使广大人民群众能始终高扬爱国主义精神。进入新时期以后,党和国家更加重视进行爱国主义教育:1994年8月23日,中宣部颁布了《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论述了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意义,提出了教育的基本原则、主要内容、重点对象以及一系列具体措施,并着眼于建立长远的教育机制,拓宽爱国主义教育的渠道。1995年3月,民政部确定了第一批爱国主义教育基地100处,并充分挖掘其所蕴含的历史内涵、文化内涵、精神内涵和思想内涵,以便发挥其教育作用。同年5月,中宣部、国家教委、文化部、新闻出版署和共青团中央发出了《关于向全国中小学推荐百种爱国主义教育图书的通知》,把阅读百种爱国主义教育图书、观看百部爱国主义影片和学唱百首爱国主义歌曲,作为对中小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途径。近年,国家和各省市还创建了“爱国主义教育网”,从各个角度、以各种方式对广大网民进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民族精神和民族气节教育、当代爱国主义和国情教育、爱国意识和爱国行为教育等。这些遍布全国的、以提高民族素质为目的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的开展,都是提升中华民族向心力功能的必然要求。

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后发表的即兴讲话中谈到了一个过去未曾提及的新概念——中国梦。什么是“中国梦”?总书记说,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梦揭示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必然走向,昭示了要在中国道路上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因为,中国梦是一个内含丰富的“综合梦”,它包括经济富强的中国梦、政治民主的中国梦、文化繁荣的中国梦、社会和谐的中国梦、生态文明的中国梦。中国梦是中国人的梦,全体中华儿女是这个“综合梦”的实现者,实现中国梦要靠充分发挥并提升中华民族向心力的社会功能来推动。要充分发挥并提升中华民族向心力对于实现中国梦的推动作用,就必须优化其结构:不仅要优化主体素质,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而且要优化客体要素,搞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的建设,搞好领导核体的自身建设,不断增强吸引力。无论是主体素质的提高,还是客体要素的优化,都是提升中华民族向心力功能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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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孔庆榕、张磊:《中华民族凝聚力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15页。

[②] 《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版,第627页。

[③] 罗苏文、宋钻友:《民国社会》,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第9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3-74

页。

[④] 陈载舸、陈剑安、殷丽萍:《中华民族凝聚力学概论》,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75页。

[⑤] 参见孔庆榕、张磊:《中华民族凝聚力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2月版,第311页。

[⑥] 《饮冰室合集·专集》,第4页、第13页。

[⑦] “血缘拟制”组织:指在血缘上没有亲属关系的某些群体用与宗祖相类似的阶序来设定内部关系,如行会、同乡会、网络家族等。

[⑧] 一化三改:指从1953年开始的工业化建设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⑨] 邓小平的“猫论”:即“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

[⑩] 陈秉安:《大逃港》,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7月版,第273页。

[11] 陈秉安:《大逃港》,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7月版,第274页。

[12] 严复:《实业教育》,《东方杂志》第3年,第7期,光绪三十二年上海版,第140页。

[13] 《林则徐集》奏稿中,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64页。

[14] 《光绪朝东华录》(4),中华书局1984年版,总第4590页。

[15] 参见陈剑安:《孙中山与中华民族凝聚力》,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26—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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