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 南方网首页>中华民族凝聚力> 学术成果
第三章 中华民族向心力在凝聚力中的地位和作用
2016-05-17 16:14:10 来源: 南方网  暂无网友评论

中华民族凝聚力是由包括民族领导集团在内的民族整体对民族成员的吸引力,民族成员对民族整体的向心力,民族成员之间的亲和力等以一定的结构方式组合在一起的合力。中华民族向心力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中华民族凝聚力中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发挥重要的作用,在中华民族凝聚力整体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第一节 中华民族向心力的地位

一、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组成部分

在中华民族凝聚力合力系统中,中华民族向心力的地位是极为重要的,它是凝聚力状况的集中体现,与吸引力、亲和力密切相关。从本质上说,中华民族凝聚力是把中华民族全体成员结成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并确保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内在力量。它是一种合力,其构成要素包括三方面,即:中华民族整体对各民族成员的吸引力;各民族成员对中华民族整体的向心力;中华民族成员之间的亲和力。因此,当我们把研究的目光投向向心力的时候,必须把它置于凝聚力这一合力之中而不能孤立地去研究,也不能把对向心力的研究代替对凝聚力的研究。在中华民族凝聚力系统中,向心力扮演着下面几方面的角色。

(一)民族向心力是稳定器。从物理学意义上讲,向心力是使质点(或物体)作曲线运动时所需的指向曲率中心(圆周运动时即为圆心)的力。物体做圆周运动时,沿半径指向圆心方向的外力(或外力沿半径指向圆心方向的分力)称为向心力,又称法向力。它是由合外力提供或充当的向心力。可见,当物体做圆周运动时,向心力是保持物质运动状态的平衡和稳定的重要力量,由于向心力的存在,物体才不至于因为离心而散落。同样的道理,中华民族向心力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存在和发展的稳定器,在民族凝聚力的运动中,正是因为有着民族成员对民族整体的认同而形成的向心力,才使中华民族整体得以凝聚而不离散。

(二)民族向心力是指向仪。向心力是从力的作用方向和效果来命名的,因为它产生指向圆心的加速度,所以称它为向心力。因此,向心力实际上是指向仪,它是物质运动过程中产生的指向圆心的力。圆心即是“心之所向”,正是由于存在指向圆心的力,物体才能在运动中凝聚成为一体。在中华民族凝聚力中,民族整体或者民族领导核心就是民族成员的“心之所向”的圆心。具体而言,中华民族成员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对民族领导核心的选择指向,决定了中华民族凝聚力发展的方向。明确这点对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至关重要,如何做到“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是每个时代民族领导集团必须着力去解决的课题。

(三)民族向心力是聚合剂。向心力是使团队成为团队的聚合剂,在一个团队中,人聚在一起不叫团队,心聚在一起才叫团队。中华民族向心力是中华民族成员以民族核心为中心而聚拢,从而实施团结协作的程度。正是因为有向心力这一聚合剂的存在,中华民族成员才心有所依、心有所向,中华民族凝聚力才得以增强。

二、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集中体现

在中华民族凝聚力结构中,向心力是其状况的集中体现。

(一)中华民族成员心之所向是衡量凝聚力的基本尺度。凝聚力虽然是由吸引力、向心力和亲和力组成的合力,但是向心力更能体现凝聚力的状况,它是衡量凝聚力状况的基本尺度。一个民族是否强大并长足发展,首先就是看该民族成员是否同心同向,只有同心同向方能同心同行,民族凝聚力才不断增强。民族向心力恰恰就是衡量这一状况的基本尺度。在中华民族近、现代历史上,出现过一盘散沙四分五裂如军阀混战时期,也出现过万众一心抵御外地侵略凝聚力特别强如抗日战争时期,这两个时期的民族凝聚力强弱对比十分鲜明,而作出对两个时期不同的结论判断的基本衡量标准就是民族成员是否同心同向同行。显然,在军阀混战时期,各派势力各立山头,各自为政,民族国家处于四分五裂状态;而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成员反抗日本军国主义蹂躏实现民族独立的意识十分强烈,认识高度一致,不同的民族、阶级、党派、团体为了实现这一愿望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民族凝聚力十分强大。民族成员心之所向是判断和衡量任何历史时期民族凝聚力的基本尺度。

(二)中华民族向心力是凝聚力的本质体现。判断一个民族是否有凝聚力的根本依据,从本质上看,就是该民族成员对民族整体的认同度。所谓认同度,是指民族成员对民族整体的认知、接受、服从的程度,具体而言,是民族成员对民族领导核心的满意度和支持度,对民族精神文化的认识和认同程度,对共同生活的地理环境、山川河流的热爱程度等等,这是民族成员对民族整体主动的、发自内心的认同。在中华民族凝聚力系统中,对民族成员而言,吸引力是被动态,它指的是民族整体通过民族领导集团对民族成员的吸引,民族成员是作为客体被吸引的。而向心力则是主动态的,因为,向心力的主体是中华民族成员,中华民族成员对中华民族整体的认同是向心力的全部涵义,也是全民族实现凝聚的基本标志和本质体现。在中华民族的现实生活中,中华民族向心力的主体是全体中华民族成员,既包括了个体成员也包括群体成员。就群体成员来说,有不同民族(56个民族)成员,不同党派,不同宗教群体,不同阶层社会利益群体,还有生活在港澳、台、海外地区的同胞等等,这些民族群体对民族整体的认同度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强弱本质体现。

(三)中华民族向心力的强弱是凝聚力强弱状态的终极检测。在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合力系统中,吸引力、向心力、亲和力各据重要位置,形成互为因果、相辅相成的关系。其中,吸引力与向心力是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如果说吸引力是凝聚力得以形成和发展的根本原因,那么向心力是其结果的反映。一方面,吸引力的目的是为了增强向心力。另一方面,吸引力的大小是通过向心力状况来体现,向心力对吸引力起着终极检测的作用。中华民族向心力的实质是中华民族成员对民族整体的认同度,反之也可以理解为,中华民族向心力的实质是中华民族整体对民族成员的引力。因为,引力的强弱是通过向心力来体现,民族整体或者民族领导集团的吸引力是通过民族成员对其支持度和满意度来检测。在具体的现实生活中,民族整体对民族成员的吸引力多大,那么民族成员对民族整体的向心力就有多大。因此吸引力是向心力的基础和前提,向心力是衡量吸引力的重要尺度。

三、中华民族吸引力的对应

在中华民族凝聚力结构中,吸引力与向心力共处于矛盾统一体中,它们相互连结、相互依存、相互渗透,又相互排斥、相互对立,一方不能离开另一方而存在。

(一)吸引力与向心力是矛盾统一体中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从物理学意义上看,所谓力是一物体对另一物体的作用,无论是甲对乙有力的作用,或乙对甲有力的作用,这个力都要关联两个物体,即施力物体和受力物体 。把中华民族整体或者民族到集团当成甲,把民族成员当成乙,那么当我们以甲为主体并对乙发生作用,这时产生的是吸引力;当我们以乙为主体并对甲发生作用,这是向心力。实际上,吸引力和向心力是力的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关键是我们以那一方为主体去考量的问题。无论是吸引力还是向心力都不可能是单独存在的,只有一方存在,另一方才能存在。也就是说,吸引力与向心力共处于矛盾统一体中,离开任何一方另一方不复存在。因而不能离开吸引力去研究向心力,要提高向心力必须提高民族整体和民族领导集团的吸引力。

(二)吸引力与向心力的矛盾是凝聚力系统中的主要矛盾,它主导和决定着其他矛盾的发展。在凝聚力结构中,存在着多种矛盾关系,其中,吸引力与向心力的矛盾是居于支配地位,对凝聚力的发展起主导的、决定的作用的矛盾。其他矛盾如吸引力与亲和力、向心力与亲和力的关系因主要矛盾的变化而变化。在中华民族历史上,任何一个凝聚力特别强的历史时期,都是民族领导集团特别有内聚力或者引力的时期,也是中华民族成员特别团结、民族成员的亲和力就特别强的时期;反之,任何一个民族凝聚力弱的时期,民族核心的吸引力都是弱的时期,也是民族大家庭四分五裂、一盘散沙的时期。归其原因主要是民族吸引力和向心力在起着主导作用。如抗日战争时期,不同党派、不同民族、阶级、甚至生活在不同国家的中华儿女能团结一起抗击日本侵略者,主要是因为中华民族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家园,同时在统一战线旗帜下国共两党的合作,致使全体民族成员为自己民族的独立团结起来,共同抗击外敌。可以设想,如果没有深得人心的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民族仍是一盘散沙,抗日战争的胜利将无从谈起。

(三)吸引力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提升向心力的关键前提是要提高吸引力。在矛盾统一体中,吸引力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向心力是矛盾的次要方面,吸引力决定着矛盾统一体的发展。在物理现象中,做圆周运动的物体,速度方向时刻要改变,为了改变物体速度的方向,需要一定大小的力,设想物体没有受力,那么在惯性作用下会沿着切线方向飞出去,而物体做圆周运动时,向心力的大小恰好就等于所需要的力,因而它没有“ 余力 ”把物体拉向圆心。实际上,给予的拉力大于所需的向心力,就确实会把物体拉向圆心,而如果所给予的力小于所需的向心力,就会在水平切线方向有一个分速度,从而令运动的物体做偏离圆周轨道的曲线运动。所以,引力是物体圆周运动的主要力。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吸引力就没有向心力,吸引力的大小决定了向心力的大小。同理,当我们研究中华民族向心力的时候,民族向心力的强弱与民族领导集团的内聚力或者引力的强弱成正比的,因此,民族领导集团的引力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古今中外,任何一个统一的民族群体都有其核心,中华民族也如此。一般说来,在一定历史时期,符合历史进步和发展方向,代表着民族根本利益的社会力量便是民族凝聚力的核心。在我国封建社会时期,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历代封建王朝便成了中华民族的领导核心。这些领导核心形成后都着力巩固其核心地位,加强核心的内聚力,如秦始皇灭六国后,下令把原六国12万户贵族富豪迁居咸阳加以监视,下令“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消除了旧贵族依以割据、另立核心的可能性;汉初的几个皇帝先后采取措施削弱、铲除异姓诸王的势力,巩固汉王朝的核心地位;唐太宗兼用关东和江南的贵族和士族,广泛听取官吏们的意见,注意纳谏,使统治集团内部人心舒畅、关系和谐,增强了王朝内部的凝聚力;反之,如果领导核心的内聚力被削弱、破坏,整个核心就会分崩离析,国家、民族分裂,人民受苦遭殃的局面就会出现。例如,西晋皇族内部持续十六年的“八王之乱”导致长达270年的民族分裂、南北对峙局面的出现;唐朝后期统治集团内部由于宦官专权、牛李党争使统一的盛唐帝国不久就被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所代替;近代史上的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部诸王争权、内哄、相互残杀而最后被中外反动势力联合击败。

在中华民族现代社会生活中,就健康的社会有机体而言,处处离不开两大鲜活的“有机体”及其活动:一是由具有先进理论、高尚道德、高超的组织领导能力、高素质的社会精英组成的领导集体及其活动;二是由诚实劳动、遵纪守法、追求自身的生活改善也为民族国家社会做奉献的社会成员组成的人民群众及其活动。正是这两大社会有机体的密切联系及其活动,构成了中国近、现代社会运动。社会运动是物质运动的高级形式;按物质运动原理,高级运动形式包含低级运动形式的内容。既然任何物体之间都有互相吸引力,那么社会有机体之间也必然具有互相吸引力;并且社会有机体之间的吸引力不仅有物质吸引力,还有精神吸引力,更有物质与精神有机构成的最高级有机体之间的自觉吸引力。

当代中华民族的领导核心与广大人民群众之所以互为前提、互相依存、互相渗透、互相作用,就是由于这两大鲜活的社会有机体相互之间具有高度自觉的互相吸引的力量。领导核心要履行社会革命、建设、改革、发展等领导职责,就要用思想、理论、政治主张及路线、方针、政策,通过一定的制度形式去吸引、规范、掌握、团结、带领人民群众前进,以完成社会历史任务;而人民群众为了实现自身的经济利益与社会要求,也必然要寻找自身能够信得过、靠得住的领导。可以说,没有中华民族领导核心与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互相吸引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可见,吸引力是“根”,向心力是“果”;吸引力是向心力的前提、基础,而向心力则是吸引力的必然发展和结果。

历史和现实经验证明,中华民族领导集团的内聚力或者引力强,民族成员对民族领导集团的向心力就越强,民族凝聚力就越强。反之,民族凝聚力就弱。可见,加强民族领导集团的内聚力是增强民族凝聚力的关键因素。要提升向心力,关键在于大力增强吸引力。

四、中华民族亲和力的制导

中华民族亲和力表现为中华各民族之间、民族成员之间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为了实现民族共同的目标所表现出来的团结协作和共同发展进步。在民族成员的群体中,人们的社会地位、社会角色不同,思想观念、性格爱好各异,要使众多的各有差异的个体凝聚在一起,就需要有群体成员之间的亲和力。一般而言,在中华民族凝聚力矛盾系统中,民族的向心力与亲和力不是居于主要矛盾地位,但是,在特殊条件下,在民族的某一局部,如果亲和力弱化,也会直接削弱民族凝聚力。这时向心力与亲和力的矛盾就有可能上升为主要矛盾。因而研究向心力问题不能不研究向心力与亲和力的关系。中华民族亲和力作为凝聚力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形成和作用的发挥,不仅受吸引力直接影响,也受向心力的制约和导引的。

(一)向心力是亲和力形成的基础。作为民族的向心力是指群体的向心力,向心力强,首先在于群体有着共同的意志(基于共同文化的认同).能够发出强大向心力的群体,其内部自然就具有强大的亲和力。因为人们是在群体中生活和活动的,因长期的群体生活形成了共同的群体意识是 民族亲和力的表征。民族群体意识包括民族群体内大多数成员所认同的价值观、道德观、群体心理等,这些群体意识是群体成员之间互相尊重、共存共荣的行为指导。因为有了共同的价值取向,规范着民族成员的行为,民族成员之间才有亲和力,才能共同生活在同一群体之中。

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民族成员的共同价值观和行为取向来源于民族成员对民族整体的认同。从更深的层面说,是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因此,民族向心力是民族共同意识形成的基础。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曾有过三次大分裂,近代又惨遭列强瓜分,现在仍存在某些民族败类的分裂活动,但中华民族始终作为一个稳定的共同体站立于世界,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华民族成员对民族整体的向心和认同,即从整体意识发展为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爱国主义。如,在长期的历史变化中这种认同不断传承、强化、积淀成为全民族所认同的价值观、道德观、行为规范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操;“大一统”的思维框架;在对立中求统一的辩证思维等等,在克服民族分裂危机、战胜民族危难、保持国家的统一和民族凝聚力中起了重要作用。正是由于有了爱国主义这一核心价值观和行为规范的维系,使民族成员有了民族魂和民族大义,当站在黄帝陵墓之前,自然就会想到大家都是炎黄子孙,血浓于水;当登上万里长城,就会感到作为中国人的自豪;当在异国他乡见到同样是中国人的时候,就会倍感亲切。“血浓于水”一直是中华民族成员共同固有的民族亲情,每当中华民族在面临被分割的危险时候,民族成员都能够为了民族大义抛开前嫌,人不分党派、宗教、民族,地不分东西南北,团结一致共同抗击外敌,表现出强大的亲和力。

(二)向心力的强弱制约着亲和力的强弱。民族间的亲和力受向心力制约,如果没有对民族大家庭的向心力,各民族间不可能平等和睦相处。事实上,向心力状况必然地反映出亲和力的状况。因为,在民族活动中,人们的活动是有其自觉的目标的,对目标的追求是驱使人们行动的精神力量。民族向心力是民族成员对民族整体目标指向,为民族成员实现目标的追求,驱使人们进行生产、生活活动提供了精神动力。有了共同的目标,才有各民族间的团结互助。

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民族成员对民族整体和民族领导集团的向心认同度高低直接影响着民族成员之间的亲和力。民族成员对民族整体和核心的认同度越高,目标指向一致性越强,民族成员精神动力越大,成员之间越团结,亲和力就越大。目标一致,就会“万众一心”,亲和力强;目标不同,就会各奔前程,亲和力弱。强韧的向心力意味着对民族整体、民族领导集团高度认同和支持,在一切为了民族的整体利益的旗帜下,可以化解民族成员之间的矛盾。如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社会矛盾十分复杂。但是,在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时候,特别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起来后,一切社会矛盾都在服从抗战需要的前提下得到了缓解和淡化。于是,在中国出现了近代以来前所未有的景象:为了打败日本侵略者,在民族大义的共同目标引领下,在政府与人民之间,在不同政治派别之间,在不同阶级、阶层之间,在国内人民和海外华人之间,形成了空前的民族团结。各民族成员不分阶层、不分民族、不分党派,团结起来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当代,向心力与亲和力的紧密关系更大量地得到证明。

因此,中华民族亲和力的增强,是离不开民族成员共同的奋斗目标带来的精神动力的。这就要求领导民族事业的政治核心要适时地向其成员提出切合实际的鼓舞人心的目标。如在当代,领导中华民族事业的政治核心—中国共产党及其中央政府,提出了要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及据此制定的实施目标,合乎社会发展规律,表达了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是中华各民族、各群体之间、各群体内部产生强大亲和力的源泉。中华民族儿女包括不同的党派、阶层、宗教和民族、海内外同胞在此目标感召下,心向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紧密地团结在以党中央的周围。

(三)向心力导引亲和力发展的方向。民族亲和力是有方向的,这个方向是向心力导引的结果。民族成员心向何方,亲和力的发展就朝着何方。在中华民族历史上,人们因为热爱这个民族和国家,进而愿意为民族国家的兴旺贡献自己的绵薄力量,几千年历史长河里,铸造了中华民族“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优秀传统。“心往一处想”,才能“劲往一处使”。“同床异梦”,成员之间就无亲和力。如台湾民进党在台统治八年间,搞“台独”,去中国化,结果致使台湾社会内部因统独对立激烈而致使社会矛盾日趋复杂,台湾社会无法形成共识,社会形成蓝绿撕裂,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和谐和发展。再如,香港社会由于存在“逢中必反”的力量,直接挑战中央权威,其结果不仅影响了香港内部社会的和谐发展,而且影响了香港同胞与内地同胞的和谐关系。

在当代中国,制定民族向心力的导引系统显得十分重要和必要。中华民族是由56个民族组成的多元一体的大家庭,在社会转型期,社会结构十分复杂,各种利益群体此起彼长,不同利益群体,由于其社会地位、生活条件、利益关系的不同而形成不同的甚互相至冲突的目标诉求;即使是同一群体中的不同个体,由于其局部利益、社会角色、生活条件和主观认识的差别也会形成不同的目标诉求。要使全民族团结起来,必须制定民族亲和力的导引系统,使全民族在共同道路上,遵循共同的社会制度,朝着共同理想团结奋进。

制定民族亲和力的导引系统必然依靠强大的民族向心力。因为中华民族向心力很强,才能使领导集团有效地解决凝聚力系统中局部的亲和力存在的问题,比如,当前中央出台的遏制和打击“疆独”、“藏独”和“台独”等民族分裂活动的政策和措施得到了全中华民族的一致拥护,根本原因就是这些政策措施反映着全民族的意志而非政府的单独行为。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这些导引系统才能真正导引民族亲和力的发展方向。

总之,有了强韧的向心力才可能有亲和力的增强。民族成员只有心向进步的、代表历史前进方向的领导集团,民族成员之间的团结力和亲和力才是适应社会发展潮流的,才能有光明的发展前景。不认同全民族整体及代表全民族意志和利益的领导集团,就不可能实现全民族的团结和谐。

第二节 中华民族向心力的作用

一、为领导集团的合法性提供依据

在历史和现实中,中华民族向心力贯穿于民族发展的始终,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中华民族成员对民族整体的认同,使中华民族历尽沧桑而不倒,成为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民族。同时在一定历史阶段,由于民族成员对代表民族整体利益的领导集团的认同,使民族政治领导核心的合法性和科学执政有了坚实的依据,推动了中华民族从一个阶段向新的历史阶段发展。在当代,关注中华民族向心力在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作用意义十分重要。

中华民族向心力表现为中华民族成员对民族整体的认同,对民族政治核心——领导集团的支持和信任,也是政治领导集团合法性的依据。合法性通常是指政府的权威为民众所认可的程度。一个政治领导集团具有统治的合法性,就意味着它执掌国家政权具有正当的理由,从而获得人民的自愿的广泛认同和有力支持。

(一)为领导集团执政扩大群众基础。政治领导集团合法性的基础是指执政党在一定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条件下实现稳固有效执政所具备的基础和条件,其中,群众基础是任何一个领导集团实现执政的必要条件。增强领导集团的阶级基础和扩大执政党的群众基础,对于巩固和加强其执政地位,提高执政的有效性,具有固根护本的作用。

衡量领导集团执政的合法性,不同的社会和文化均有自己一套界定方法与标准,很难一概而论。但无论历史背景如何变化,合法性最根本的一点,就是民众对领导集团施政的认同、信任、支持。因此,合法性的评判标准就在于民众是否支持和承认。“人民支持不支持”、“拥护不拥护”、“答应不答应”正是领导集团执政合法性的依据。用中国古语说,就是“得民心者得天下”。合法性的丧失,就意味着民心的丧失,施政的群众基础坍塌,这是一种政治秩序的最根本性危机。得不到人民认同、信任、支持的政治秩序和政权很容易崩溃的。因此,民众对领导集团的信任、支持和认同是政治合法性的群众基础。

民族成员对民族事业领导核心的认同是民族向心力的重要前提。有了认同,才会有支持,才谈得上信任。民族向心力强,意味着政治领导集团就有了坚实而广泛的群众基础,因此,扩大政治领导集团的群众基础对于增强民族向心力十分重要。

(二)为领导集团执政提供有效的意识形态控制。意识形态控制是任何领导集团实现统治的必要手段,也是取得合法性的必然途径。意识形态具有强烈的利益价值取向,它为一定政治集团的利益服务。它不但是社会成员参与社会政治行动的观念前提和行动的指南,而且也是特定的社会政治集团进行合法性论证的主要手段,它的重要任务是为政治系统的合法性提供信仰上的阐释,以获得社会成员对领导集团的合法性认同。在任何政治系统中,统治阶级都要借助意识形态对其所竭力维护的政治秩序进行充分论证并大力宣传其合理性和正当性。只要社会成员接受了这是意识形态,他们就会相信该意识形态所维护的政治秩序是合理的和正当的,从而在行动中,自觉地服从统治阶级所确定的政治秩序。

民族向心力一旦形成,就意味着民族成员与领导集团共同拥有一套广泛的价值共识,民众因深信既定的运作程序,并愿意和领导集团一起践行共同的价值共识。如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儿女由于对国共双方达成的一致抗日理念的认同,他们看到了民族的希望,因而积极投身于全民族的抗日救亡运动中。“抗日救亡”成为民族成员向心力形成的价值目标,也是当时统治者能否对民众进行意识形态控制的主要价值取向。所以,民族向心力的增强,是领导集团意识形态控制能力的提升的体现。

同时,由于意识形态有着十分强烈的阶级性,当领导集团的认识符合社会发展规律时,该集团的意识形态就有可能正确地认识客观世界,并得到民心的拥护;当其认识不符合社会发展规律时,该集团的意识形态就会对客观世界进行歪曲的反映,民心就丧失。当出现后一种情况的时候,民族向心力往往具有纠偏功能,因为民族成员向心指向也就是民心指向,是领导集团政策制定的风向标,领导者需要根据民心调整自己的统治理念和意识形态,使之符合最广大民族成员的利益,才能取得长治久安。

(三)为领导集团树立权威奠定基础。从另一个角度看,合法性是既定政治体系的稳定性,亦即人们对享有权威者地位的确认和对其命令的服从,树立领导集团权威是其合法性的重要依据。历史上,政治权力一般是通过暴力获得的,但是权威的树立却不完全是靠暴力取得,光靠暴力取得的权威是不稳定、不持久的,只有民众心向往之的权威才能够长久维持。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为民族领导集团权威的树立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在于具有一种区别于西方文明的“向心力”。如果说西方文化以“分”为基础,那么,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则在于“合”。中国以“合”为基本特征的文明传统 早已融入了中国社会的生命肌体中。翻开中国历史,我们发现有一种理念,历经数千年风风雨雨而长盛不衰,始终贯穿于其中的,就是儒家的“大一统”思想。直到今天,它依然在很大程度上支配着中国人对中国历史和国家前途的思维模式。有学者称中国两千多年大一统思想的最大遗产就是中国人崇尚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安定的大一统精神,它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内核和灵魂。实践证明,在当代,中华民族成员对代表民族利益的领导集团的向心力不断向前发展,并且构成了新世纪中华文明在国际的核心竞争力。今天,“多元一体”、“和而不同”的中华“和合”特点的文化传统,与现代民主所包含的包容、宽容和协同精神相契合,使坚持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在全国形成一个坚强稳定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获得了强有力的文化支撑。

二、为领导集团科学执政提供依据

科学执政是指执政的领导集团要科学制定和实施其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包括科学设计、组织引导、开展各项执政活动等。在当代中国,中国共产党科学执政主要体现在从国情、世情出发,提出和制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一系列的方针政策,切实抓好社会经济发展和深化国家治理, 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民族成员的利益需求和由此产生巨大的向心力,既是领导集团科学实施各项执政活动的动力来源,也是科学执政的目的和归宿。民族成员对民族整体和领导核心的向心力是领导集团科学执政的依据,主要表现在:

(一)是领导集团制定科学执政理念的基础。执政理念决定了执政目标体系的科学性和执政实践的科学性,是领导集团实现科学执政的首要问题和制度保障。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领导集团制定什么样的执政理念、政治路线、政治制度必须取决于社会存在特别是人民群众的目标诉求。一个执政集团提出和实施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之所以正确,关键是因为它们都是以现时代的社会存在为基础的,对所面临的社会存在作出科学判断,特别是顺应了人民群众的呼声。任何一个执政的领导集团在制定执政理念和政策制度时都要考虑一个问题,就是“为了谁和依靠谁”的问题。历史已经一再地证明,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真正英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只有一切为了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

民族向心力是一个国家里人民群众实践和智慧的重要体现,是领导集团制定科学执政理念的重要依据。“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领导集团只有顺应民意,把握民心,了解人民群众在想什么,盼什么,把自身定位为人民群众利益的忠实代表,把维护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利益当成执政的宗旨,立足于群众新的实践和社会的发展,把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升华为理论,用理论创新的成果指导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并通过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和社会其他各方面的创新,只有善于从人民群众的实践和智慧中汲取养分,发挥人民群众的智力库和智力资源的作用,其执政理念和方针政策才有前瞻性和科学性。

(二)是领导集团科学施政的支撑。执政理念制定后,关键在执行和实施。施政的过程同样离不开人民群众的支持和认同,民族向心力是政治领导集团科学施政的重要支撑,这在当今世界表现得更为突出。

现代公共管理理论认为,在当今时代,善治是现代民族国家治理的最高标准。要实现领导集团科学执政理念,实现政府善治、实现政府与社会共治,需要公民的广泛参与,公民与政府共同构成了治理的主体。一方面,在治理与善治理念下,政府虽然从“高高在上”的“长辈”被“贬”为公共治理多元主体的“同辈”,但这样并非意味着对政府责任的要求减弱了,恰恰相反,善治强调政府要在其所掌握的公共权威运行范围内承担起更大的责任。政府虽然与其他治理主体是同辈关系或伙伴关系,但却是“同辈中的长者”。这就意味着政府依然在社会事务治理当中承担着非常重要的功能,在进行社会事务的合作共治当中起着“挑大梁”的作用。另一方面,民众与政府在理念上同心同德,在目标上同心同向,在行动上同心同行是领导集团顺利施政和科学施政的前提。可见,民众对领导集团的向心力是领导集团的重要依靠。领导集团只有最广泛地调动和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群策群力,依靠广大群众,扩大有序参与 ,提高民众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水平,提高预防化解社会矛盾的能力和水平才能实现共治和善治。

(三)是领导集团永葆先进性的不竭源泉。任何一个朝代或者民族国家的领导集团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只有当领导集团永葆先进性,才能够不被历史所淘汰。民族向心力是领导集团保持先进性的不竭源泉

在现实中,领导集团与民族向心力就象英雄安泰与大地母亲的关系一样[1]。当领导集团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时候,以人民群众的需求作为执政价值取向的时候,其执政理念、方针政策才是科学可行的;反之,就无所谓科学可言。前苏联共产党在建党初期其所以强大而有力,就是因为在建党之初,他们就把接“地气”夯“底气”奉为 “天规”,与自己的母亲,即与生育、抚养并把他们教导出来的群众保持着联系,循“天规”而行。因此,使一个开始只有20万党员的党在1917年夺取了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率先建立起了自己的政权,并在1945年夺取了反法西斯的伟大胜利,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相反,违“天规”而行,使这个后来发展为有2000万党员的党于1991年丢了政权,悄然瓦解。脱离群众,高高在上,不接“地气”,是苏共垮台的根本原因。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政府是当代中华民族事业的政治领导核心,在65年的执政实践中,一方面具备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的条件,同时也面临着被权力腐蚀的危险,容易脱离群众,产生贪图享乐的思想,甚至滋生消极腐败现象,使民族向心力受到了挑战。增强民族向心力,实现科学执政,已经成为事关完成党的历史使命的带有全局性、战略性、根本性和长期性的重大课题,我们应当从苏共的失败和苏联的解体中汲取深刻的经验教训。

三、对民族吸引力做出评价与检验

向心力与吸引力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力的两种态势。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华民族向心力是吸引力的评价及检验尺度和依据,要检验和评价中华民族吸引力的状况,完全可以在民族向心力的状况中找到答案。具体而言,民族向心力从以下三方面对吸引力进行评价和检验。

(一)民族成员对民族整体的归属感。民族成员对民族整体的归属感,是指中华民族大家庭内各民族及其成员对民族大家庭的认同、依附和融入,它是向心力的重要表现,也是检验民族整体对民族成员吸引力强弱的重要指标。归属感强,意味着民族整体对民族成员的吸引力强。归属感弱,意味着民族整体对民族成员的吸引力弱。

中华民族整体的吸引力是在中华各民族不断的交流与融合过程中,滚雪球般地逐步形成和增强的。众所周知,中华民族是一个多元一体的民族,中国是一个有着多民族的民族国家。在五千多年文明史发展进程中,汉民族与各兄弟民族不断融合、共同发展,逐渐产生一种自我意识,意识到他们属于同一个民族大家庭,从而形成了共同的民族心理和共存共荣意识,具有强烈的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这种认同感和归属感凝结为一种特殊心理状态,形成了文化的民族性,以及独特的民族精神,如: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中华民族精神在漫长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是中华各族人民社会生活的反映,是中华文化最本质、最集中的体现,是各民族生活方式、理想信仰、价值观念上升到哲学的最高概括,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纽带、支撑和动力,是创新中华现代文化的民族灵魂。正是由于这一强大的精神力量的作用,不断激励着无数海内外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的重新崛起和振兴而努力奋斗。

(二)对民族领导集团的满意度。民族成员对领导集团的满意度和支持度是民族向心力的又一表现,它是衡量领导集团是否有支持度以及支持度强弱的温度计、晴雨表。满意度和支持度高,说明民族领导集团的吸引力强,反之就弱。民族成员的满意度和支持度是评判和检验民族吸引力的又一标准。

领导集团的吸引力不是靠自封的,从领导集团自身角度来讲,其服务对象是人民群众,那么人民群众就是检验其吸引力的标尺。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百姓的口碑,以人民群众对领导集团做出满意度为评价标准是最客观、最公正,也最有说服力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民”历来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各朝代领导集团必须给以重视的。当代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种社会矛盾错综复杂,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切身利益问题,努力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提高人民群众对政府的支持度与满意度,是当代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提高自身影响力和吸引力的关键。要进一步提升人民群众满意度,决不能搞花架子,搞所谓的“形象工程”,而是必须及时了解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急、所盼,紧紧围绕人民群众最期盼、最迫切、最急需解决的民生问题,从群众最不满意的地方改起,从群众最期待的地方做起,以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作为我们衡量各项工作成效的根本标准,实实在在为人民群众做实事、办好事、解难事,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各项工作,全面提升工作标准和服务水平,把工作成效更多、更直接地体现在惠及人民群众、促进社会和谐上来,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三)对民族前途的信心度。民族成员对民族前途的信心度不仅是民族向心力的重要指标,而且也是评判吸引力的重要尺度。民族成员对民族前途的信心度说到底就是民族自信心的问题。民族自信心是一个民族的肯定的、积极的自我认识和自我评价,它来源于民族成员对自己历史、现实和未来的自觉认知。特别是在对民族历史和现实的认识的基础上,确信自己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的平等地位,以及自己民族对整个人类发展的崇高价值,因而产生的对于本民族生存和进一步发展能力以及光辉灿烂前景的自信。

作为一种民族自我意识和国家心态,民族自信心构成一个民族精神的内驱力量和核心部位,是民族意识结构中的理性基点,它不仅可保证民族成员对本民族的热爱和忠诚具备理智基础,而且亦能为民族和国家在世界民族之中自强自立、奋发进取提供强健的心理动力。一个民族,如果没有民族自信心,就会失去民族自尊心和民族吸引力,就会失去生存和发展的机会,就会失去未来。中华民族是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一员。要想早日实现伟大的中国梦,早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个十分重要的前提是要有充分的民族自信心,提高民族成员对自己文化的信心度。只有这样,才能增强中华民族的感召力和吸引力。

民族自信与民族自觉是紧密相关的,有了民族自觉才会有民族自信。所谓民族自觉,指的是生活在一定民族中的人对其民族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这种自觉,来自对自身民族地位作用的深刻认识、对民族发展规律的正确把握、对推动民族事业发展的历史责任的主动担当。当代中华民族的自觉和自信表现在,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开创、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

四、使民族亲和力得以促进与增强

中华民族向心力作为凝聚力结构中的重要方面,它在与吸引力和亲和力的相互作用中,释放出另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促进和增强民族亲和力,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强大的向心力通过直接增强民族成员对民族整体的吸引力,间接地推动了民族成员和谐关系的发展,从而增强民族亲和力。人天生是要依靠集体才能生存,这个集体中人与人的关系是否和谐,取决于很多因素和条件。其中,人们对这个集体的向心归属和认同是先决条件。在一个集体中,如果一个人对某个集体缺乏归属感,就意味着这个集体对他没有吸引力,自然他与这个集体中的其他人无法有很密切、融洽的人际关系。相反,一个向心力强的民族,必定促进吸引力的提升,再作用于民族成员之间的关系,实现社会的和谐,民族亲和力因此必然得到促进和发展。

从古至今,向心力这种对吸引力是直接的、对亲和力是间接的作用的例子不胜枚举。例如:当前全国各族人民在实现“中国梦”这一目标下,同心同德,团结奋斗,靠的就是中央提出的“中国梦”有着坚实的群众基础,它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拥护支持。否则,它是不可能在使全体人民团结一起。因此,强大的民族亲和力得益于强大的向心力和吸引力,强大的民族向心力促进了民族亲和力的产生。一个民族共同体和谐关系的形成,首先就是该民族成员对民族大家庭有强烈的归属感,民族整体对民族成员有强大的吸引力。

(二)强大的向心力必将推动了民族的共同行为规范和民族集体意识的形成,使民族成员的和谐关系能在理性的范畴里得到发展。无规矩不成方圆,没有规矩国不将国。对一个民族而言,没有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民族成员之间就无亲和力,无异于“同床异梦”。民族成员和谐关系的发展离不开一定的法律规范。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和现实中,有许许多多的行为规范,小至民俗、民约,大至规章、道德、法律、制度等等。这些规范是中华各民族成员在长期的集体生活和生产过程中自觉形成的,它们一方面规范了群体成员行动的方向、方式,规定成员个体的角色、权利和义务以及成员之间的角色关系,使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的关系得到有序发展。另一方面维系了民族大家庭促进了国家发展。如在当代,为了使民族大家庭更加繁荣发展昌盛,增强民族向心力和吸引力,在民族政治领导集团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强有力的带领下,集中全民族的智慧制定了处理各民族关系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使56个民族能够统一的民族大家庭中和谐相处。

(三)强大的向心力必将推动民族成员之间讲信修睦、互谅互让、和谐相处的良好氛围。中华民族大家庭是一个多民族的统一体,民族成员对家乡故土的依恋情怀、对民族大家庭的情感促使了民族成员间的和睦相处、互谅互让、和谐相处,这是维系民族整体的重要纽带。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虽然各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风俗习惯和信仰,呈现多元的民族特色,但并不妨碍对中华民族共同文化的认同。长期以来,上述的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间的情谊已经浸染着中华民族每一个成员,积淀在我国各族人民内心深处,深深地融入到民族的血液中,成为维系中华各民族和睦相处的文化氛围,发挥着巨大的思想统摄性。这一过程中,每个人的前途命运都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国家好,民族好,个人才会好,这已为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所证明,也形成了中华民族成员的共识。特别是在面对各种挑战时刻,它对于整合人心,协调人际关系,增强中华民族成员之间的亲和力,使中华民族成员凝为一体、同心同德为民族整体利益而奋斗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三节 向心力与吸引力的发展

一、向心力与吸引力的辩证关系

中华民族凝聚力是作为系统而存在的,其中向心力与吸引力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系统中的一对主要矛盾,其矛盾运动不断推动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发展、变化。这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也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需要关注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研究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必须深化研究向心力与吸引力的辨证关系,向心力与吸引力的辨证发展是推动着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发展的内在动力。中华民族向心力与吸引力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它们互为条件甚至互相转化,共同推动凝聚力整体的发展。

(一)向心力与吸引力相互依存。向心力与吸引力是凝聚力中互为条件的两个方面,一方的存在以另一方的存在为条件,离开了一方,另一方不复存在。民族向心力与吸引力正如一块磁铁有南北两极,这两极总是不可分割地联系着,即使将它切断、打碎,南北两极仍然同时存在,要想得到只有南极而没有北极或者只有北极而没有南极的单磁极是不可能的。如果把它的一极磁性消除了,那么它的另一极磁性也将同时消失。

(二)向心力与吸引力相互作用。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吸引力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其领导集团释放出来的,而中华儿女的向心力很大程度上是对代表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领导核心所具有的吸引力的回应。吸引力与向心力的相互作用表现为:一方面,向心力发挥作用要以吸引力发挥作用为前提和条件。如一个民族领导集团有强大的吸引力,那么民众就认同、支持它并且服从、追随它的领导,相反一个民族领导集团丧失了吸引力,那么民族成员就不认同它,不服从它,甚至抛弃它;另一方面,吸引力发挥作用也要以向心力发挥作用为前提和条件。向心力是评判吸引力的依据,民族成员对民族整体的向心力越强,民族吸引力就越强,反之越弱。从某种意义上说,民族成员对民族整体和民族政治领导集团的向心力多大,就意味着民族整体对民族成员的吸引力多大。

(三)向心力与吸引力相互贯通、渗透。向心力与吸引力是方向相对应的力,它们随着主客体变化而变化,互相贯通,相互渗透。民族整体包括民族领导集团既可以是主体,也可以是客体;民族成员既可以是客体,也可以是主体。主客体关系是因为认识的角度而变化。当我们把民族整体当成是主体研究时,那么此时的力是吸引力,它是民族整体这个主体对民族成员这个客体的吸引。当我们把民族成员看成主体时,那么此时的力是向心力,它是民族成员这个主体对民族整体这个客体的认同。可见,向心力和吸引力的主客体在一定的条件下互相转化。

上述这种关系表明,民族整体(包括民族领导集团)和民族成员都具有双重身份,即既是主体也是客体,在民族凝聚力系统中,都有主动积极的一面,而不是被动消极的,都有为增强向心力和吸引力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具体而言,当民族整体特别是民族领导集团作为主体时,就要从增强吸引力的角度制定政策,教育引导民众走科学发展的道路,从而树立民众的信心;当人民群众作为主体时,就要从增强向心力的角度增强民族大局意识,提高民族责任感,维护和服从民族整体利益,与民族领导集团同心同德,同心同向、同心同行,共同推动中华民族大业向前发展。

可见,在吸引力与向心力的关系上,作为矛盾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在一定情况下也会易位,吸引力可能变为矛盾的次要方面,而向心力则可能上升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如在局部地区,在民族分裂势力的鼓噪下,当出现了企图脱离中央领导搞某个地区独立的离心现象的时候,向心力无疑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这时候,就需要重点解决和加大提升民族成员对领导集团和民族整体的向心力。

二、吸引力转化为向心力的过程

虽然前面已经论述,提高民族整体特别是民族领导集团的吸引力,目标是增强民族成员对其向心力。在通常情况下,吸引力多大,向心力就有多大,反之亦然。但是,在现实中,吸引力要真正转化为向心力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要经历曲折的过程。

(一)是在不断地克服离心力中实现转化的。任何一个民族在发展过程中都存在涣散民族凝聚力的离心力和离散因素。在民族事业不断上升发展的情况下,离心力和离散因素是损害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妨碍民族健康生存和正常发展的消极方面。在中华民族历史上,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发展是在不断与民族离心力作斗争中实现的,这些离心力主要表现在:破坏各民族团结的民族分裂主义、出卖民族利益的民族投降主义、否定民族历史的民族虚无主义等等。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民族凝聚力的历史就是一部凝聚力与离心力斗争的历史。

同时,中华民族凝聚力也是在不断克服各种离散因素的过程中得以增强的。当代中华民族是多民族、多阶层、多党派、多宗教共存的民族共同体,在强有力的民族领导集团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民族吸引力不断增强。但是在这一过程中,各种利益群体不断出现并分化组合,社会矛盾、利益诉求复杂化、多样化,这就不可避免存在诸多的消解向心力的因素。面对这些消极的离散因素,惟有深化改革,协调各种社会矛盾,不断克服各种不利于向心力形成的离散因素,才能凝聚人心,汇聚力量,增强民众对民族领导集团的向心力,从而实现吸引力转化为向心力的目标。因此,与各种离散因素作斗争,是民族领导集团对民众的吸引力转化为民众对民族领导集团的向心力的必然环节。

(二)是在民族领导集团不断地对自身进行自觉的批判否定中实现转化的。任何一个民族领导集团的统治或领导地位都不是与生俱来的,其先进性也并非永恒不变,只有不断对自身进行反思批判和否定,创新理论思维,永葆先进性,才能强烈地吸引民众,使民族向心力不断增强。当代中华民族领导集团中国共产党正是在不断改正错误、追求真理中不断得到民众的认同的。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虽然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是可贵之处在于她勇于追求真理、修正错误,与时俱进,善于总结经验、不断提高自己,这是党从小到大、由弱到强,从挫折中奋起、在战胜困难中不断成熟的重要保证,也是不断赢得民心的关键之处。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的今天,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更加清醒地认识到,要巩固执政地位,增强民族向心力,首先要增强自身的吸引力。必须在全党加强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的自信,补好理想信念这一共产党人的精神之“钙”,加强思想政治建设,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特别是把加强和改进作风建设作为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有效途径,聚焦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以作风建设新成效汇聚起推动改革发展的正能量。紧紧扭住了反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从群众最关心、最迫切的问题入手,着力解决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尤其要继续克服各种不正之风,并且切实把改进作风成效落实到基层,真正让群众受益,努力取得人民群众满意的实效。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的有关举措正大大地增强党自身的吸引力,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坚决拥护,为增强执政党的执政基础,广泛地赢得了民心。

总之,一个领导集团,只有在自我反省中前进,在理论创新中发展,坚持与时俱进、永葆先进性,才能赢得民众的信任和爱戴。

(三)是在不断地吸取民族成员智慧中实现转化的。吸引力转化为向心力还需要不断地经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不断循环往复的过程。

首先,民族领导集团只有依靠民众,不断从人民群众中汲取智慧才能制定出一系列有吸引力的政策措施,这是吸引力转化为向心力的第一步。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决定力量,是创造历史的真正英雄,如果脱离群众,任何时代的民族集团都要被历史所淘汰。当今中国社会正进行进一步深化改革,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各种复杂的矛盾和问题,更需要运用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去解决矛盾,要坚持从群众中来,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尊重民众的首创精神,依靠群众,汲取民众的智慧,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只有及时全面准确地把握群众的政治态度、思想动向、生活状况以及对改进执政党和政府工作的建议,才能有针对性地制定具有吸引力的政策,才能从根本上保证把执政党的吸引力转化为广大民众的向心力 。

其次,把政策转化为人民群众的行动是吸引力转化为向心力的关键步骤。政策制定后,关键是要到群众中去,让政策被群众所掌握,使之成为激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内在动力。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生着深刻变革,社会成员的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日益多元,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明显增强,权利意识、民主意识、法治意识、参与意识明显提高。适应这种趋势,要坚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从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实实在在为群众解难事、办实事,努力让人民群众过上更好的生活。在此基础上,要正确把握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现阶段群众共同利益、不同群众特殊利益的平衡,在做群众学生的同时做群众的老师,教育引导群众正确认识和处理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个人利益的关系,正确处理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关系,兼顾好各方面群众关切。只有有效地把群众组织起来,用科学理论武装群众,用理想信念凝聚群众,提高群众的思想政治觉悟,让广大群众明辨是非,克服各种错误思想的干扰,才能使群众与执政党同心同德,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信念,始终拥护支持认同民族集团的领导,最终实现吸引力向向心力的转化。

再次,不断地从群众中来,再到群众中去,循环往复以至无穷,不断推动吸引力向向心力转化。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一样,遵循着运动变化发展的定律,只有在运动变化发展中认识事物,才能把握住事物的本质。同理,执政的民族领导集团只有始终遵循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把人民群众放在首位,善于调动和发挥人民群众的力量,不断地从群众中来,再到群众中去,循环往复以至无穷,才能使吸引力不断转化为向心力。

三、吸引力转化为向心力的条件

总体而言,民族吸引力与向心力大小是一致的,吸引力多大向心力就有多大,但是,在中华民族凝聚力系统中, 吸引力最终转化为向心力是需要一定的条件的。

(一)吸引力转化为向心力的物质文化条件。所谓物质文化指为了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需要所创造的物质产品及其所表现的文化,包括饮食、服饰、建筑、交通、生产工具以及乡村、城市等,都体现了一定的文化内涵。物质文化条件是任何一个民族吸引力存在的基础条件,也是吸引力转化为向心力的重要条件。

人们是以群体的形式来进行生产活动,谋取物质生活资料的,物质上的受益尺度决定其合群倾向的强弱。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汉民族以其发达的经济文化吸引着周边各少数民族,使他们向往中原。但是,向往并不等于向心,更不等于向心力就形成了。只有当周遍少数民族在与汉族经过长期的互相交流和交融,在物质生活中真正享受到中原的生产生活方式带给他们实惠,并受汉族文化逐步同化,最后融合为多民族的稳定的共同体时,少数民族对中华民族整体和当时民族领导集团的认同才真正形成。今天,当代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改革开放巨大的成就,综合国力不断提升,大大地吸引着海内外中华民族儿女,民族自豪感日趋增强。但是在改革过程中,由于出现了各种社会矛盾,大大影响了甚至在某些方面削弱了向心力,只有进一步深化改革,让改革的成果惠及全体民族成员,为大家共享,把改革成果的抽象数据变成全民受益的实惠,民众才能从心底里认同,民族吸引力才真正转化为向心力。

(二)吸引力转化为向心力的制度文化条件。所谓制度文化是指人类为适应生存、发展的需要,在协调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群体与群体等社会关系过程中创制出来的行为规范和准则,包括:乡规民约、法律条文、规章制度、社会制度等。这是吸引力转化为向心力的必要条件。

制度文化本质上是人们相互交往的行为规范,制度文化是保障社会正常运转,协调各方关系,保证团结协作,调动各方积极性和创造性,制约各种消极因素和越轨行为的必要手段。组织社会学认为,一个组织的成员要对其组织产生很强的向心力,前提条件是这个组织能保障组织成员的基本利益。具体到一个国家民族,一个国家的成员对其民族向心力的强弱,关键取决于这个国家的执政党是否以维护和发展民族成员的利益为核心价值、历史使命、主旨精神和最高诉求的制度保障。任何一个民族,民族成员间社会关系的确定都需要制度来保障,由于有了制度文化的规范,民族成员明确了自身与民族整体、民族国家的关系,包括自身的权利和对民族整体和民族国家应尽的责任与义务等,从而在理性层面确保民族个体对整体的认同度,民族向心力才由此形成和增强。如果缺乏必要的制度文化作保障,吸引力是难以转化为向心力的。例如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孔雀东南飞”人才流向,各种人才从经济落后地区涌向经济发达地区,说明经济发展地区对人们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但是能不能把人才留住,使人才能够安心在经济发达地区工作生活,这就需要一系列的先进的制度文化作保障了。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为留住人才,纷纷制定满足外来人才要求的户籍制度、人才引进制度、外来工子女入学制度等,增强他们对政府认同度和支持度,同时也增强了他们对当地的归宿感。否则,如果缺乏留住人才的制度保障,就光有吸引力难有向心力,吸引力也难以维持了。

(三)吸引力转化为向心力的精神文化条件。所谓精神文化是相对于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的观念形态的文化。它主要指哲学和其他具体科学、宗教、艺术、伦理道德以及价值观念等,其中尤以价值观念最为重要,是精神文化的核心。精神文化是吸引力转化为向心力的深层次条件。

精神文化是文化要素中最有活力的部分,是人类创造活动的动力,其中价值观是一个社会的成员评价行为和事物以及从各种可能的目标中选择合意目标的标准。这个标准存在于人的内心,并通过态度和行为表现出来,它决定了人们赞赏什么,追求什么,选择什么样的生活目标和生活方式。只有民族成员与民族整体的价值共识达成一致,民族成员对民族整体的向心力才会由吸引力转化而成,并持久增强。精神文化通过发挥整合、引导功能,对社会上的各种价值观进行整合,形成一套为民族绝大多数成员所共同接受、遵守的价值标准,使民族向心力得到增强;通过培养科学的思维方式,健康的理想人格,正确的价值取向,高尚的道德情操,高雅的审美情趣等,使之成为维系全民族共同理想、共同心理的思想基础。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内部能够实现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社会稳定,一个根本原因是我们实行了正确的民族政策,保证了各民族不分大小,都能在中华民族这个多元一体的大家庭内平等发展,共同进步,共享发展繁荣带来的成果,而这一正确的民族政策得以形成就是取决于民族平等的文化精神。

四、向心力作用于吸引力的要求

民族向心力与吸引力是一个持续相向运动的矛盾统一体,向心力与吸引力之间是主体身份与客体身份不断转换、相互作用的,这一不断转换、作用的过程,正是凝聚力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在这一运动过程中,吸引力作为矛盾的主要方面主导着凝聚力的变化和发展,但是,向心力由吸引力转化而成,又反作用于吸引力,推动吸引力的发展。在向心力中,强调的是民族成员对民族整体和民族领导集团的向心,侧重于民族成员,而民族领导集团是客体,属于被动态的;在吸引力中,强调的是民族领导集团的主体性,民族领导集团是主体,属于主动态。因此,只有实现民族领导集团从客体到主体身份的转变,才能把民族群体对其向心力转化为自身对各个成员的吸引力。要使向心力对吸引力产生积极的反作用,关键是民族领导集团必须强调主动性,善于团结民族成员,善于协调和处理各种社会矛盾,在民族成员中有威信。

(一)民族领导集团要有“为民”的自觉性。中华民族历史上的民本思想十分丰富,“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就是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具体体现,它是历代中华民族领导集团增强自身吸引力的根本。

在当代,作为中华民族的领导集团,中国共产党始终努力践行“人民至上”的核心价值观,不断赢得民众的支持和认同,同时也使中国共产党本身有了强大的吸引力。中国共产党自成立始就庄严宣布: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的根本任务是为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而奋斗,党的最终目的是消灭一切剥削制度,使全人类彻底解放。在革命战争年代,为了推翻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共产党人冒弹迎锋,前赴后继;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为了改变人民贫穷困苦的生活,共产党人带领人民群众移山填海,改天换地;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党明确指出: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反复提出:必须始终把体现人民群众的意志和利益作为我党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把依靠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作为我党推进事业的根本工作路线;再三强调:必须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必须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坚持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必须始终坚持做到“为民、务实、清廉”,不断“促进经济社会与人的全面发展”。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定地贯彻和践行“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为民”价值观和世界观,知民之所想,察民之所虑,亲民之所爱,为民之所急,赢得了民心的同时,吸引力不断提高。

(二)民族领导集团必须具备“善群”的能力。民族领导集团善于团结群众,善于把群众对民族向心力整合和调动起来,建立领导集团的威信,才能从根本上让向心力积极地反作用于吸引力,推动吸引力的发展。

在群体中,由于人们的社会地位、利益关系、理想志向、价值观念、道德情操、性格爱好等的存在差异,因此,群体的领导者就要善于处理群体中的各种矛盾,协调各个成员、各个部分的活动,处理好群体成员之间的利益关系、思想关系,因此,民族领导集团要善于把民族成员组织起来,才能有威信和吸引力。在我国历史上,哪一个封建王朝较为善于组织人民,处理好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社会就稳定,经济就发展,他的威信和吸引力就强。如汉文帝、汉景帝的节省行政开支、轻徭薄赋、以民生息带来“文景之治”;唐太宗的“居安思危,戒奢以俭”、选用廉吏、惩罚贪官、减轻剥削、注意休养生息、推行均田制等措施带来“贞观之治”;康熙的“以足民为首务”、乾隆的“以养民为本”及其政策措施带来了“康乾之治”。在现代史上,孙中山在中共的帮助下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增强了革命队伍内部的团结,迎来了北伐革命的高潮;在日寇步步进迫、国难当头、民族垂危的时刻,中国共产党正确处理了国共矛盾、联蒋抗日,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团结各个革命阶级和民主党派,建立共和国。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目的是团结起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今天,中国共产党以“一国两制”的方针处理不同社会制度下的大陆和港澳台的关系,以求民族的大统一。所有这些都证明了一个事实,民族领导集团只有足够的“善群”能力,才能建立威信并有强大的吸引力。

(三)民族领导集团必须具有卓越的“领导”能力。“领导”能力是民族领导集团获得追随者拥戴的能力,它包含了领导集团对民族成员的组织、动员、团结和协调等各方面的能力。民族领导集团的“领导”能力是增强吸引力和向心力重要条件要求。今天,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中华民族一项前无古人的艰巨复杂的伟大事业,中国共产党是领导这项事业的先锋队,人民群众是这项事业的主力军。而“先锋队只有当它不脱离自己领导的群众并真正引导全体群众前进时,才能完成其先锋队的任务”[2]。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的忠实代表,她的领导力全部体现在如何充分地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上。中国共产党唯有不断地提高自己的这种领导力,才能使向心力反作用于吸引力,使党发挥磁场效应,像磁铁一样吸引着民众的心,从而“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促进民富国强。

总之,中华民族向心力是凝聚力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向心力与吸引力、亲和力相互作用、互相促进,共同推动着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向前发展。

--------------------------------------------------------------------------------

[1]古希腊寓言《安泰之死》:英雄安泰力大无比,但每次与对手决战前都要背靠大地接“地气”夯“底气”,不幸的是一次决战中被对手高高地举起,最终因无法吸取力量而被置于死地。

[2] 列宁: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1922年3月12日

更多相关内容
举报虚假新闻:如果您在本页面发现虚假新闻和其他错误,请先用鼠标选择出错的内容片断,然后同时按下"CTRL""ENTER"键,填写举报邮件。
举报电话:020-87373397。谢谢您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