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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中华民族向心力的运动规律
2016-05-17 16:16:08 来源: 南方网  暂无网友评论

任何民族向心力的运动,均有规律可循,中华民族的向心力自不例外。然而,迄今为止,中华民族向心力的运动规律仍是一个疏于研讨、若明若暗、不甚了然的问题。纵观中华民族向心力的发展轨迹可以发现,其基本的运动规律是:依循中华民族吸引力的状态而上下起伏,依循民族离心力的状态波动,依循中华民族文化的建设状态而见涨见落,依循中华民族素质的水平而见沉见浮。研究中华民族向心力的要旨之一,正在于寻求其中的运动规律。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依循其运动规律,探讨增强中华民族向心力的有效途径。

第一节 依循民族吸引力的状态起伏

一、中华民族及其国家的吸引力

(一)中华民族的吸引力

中华民族的向心力与中华民族的吸引力是矛盾的统一体,它以中华民族的吸引力为存在前提,如果没有中华民族的吸引力,那末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则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要研究中华民族向心力的运动规律,就必须首先认识激发中华民族向心力的中华民族吸引力。时下,就中华民族的吸引力问题,理论界已达成这样的基本共识,即这种吸引力是中华民族整体对中华民族大家庭内部的民族个体的吸引力。这种共识持之有据,言之成理。但是,这一界说过于简单,存在着线条过粗、失之笼统、易生误会和语焉不详之嫌。因此,有必要在此基础上,对中华民族的吸引力作进一步界定。

已有共识的不足之一是,易于产生将主、客体混为一谈的混乱。释放吸引力和回应向心力的两个方面,实际存在着主体和客体的关系。按照已有的共识,中华民族整体显然是释放吸引力的主体,其对应的客体即是回应以向心力的民族个体。问题在于,民族的整体正是由若干民族个体叠加而形成的。如是,民族个体就势必成为一身二任的角色。也就是说,它既是释放吸引力主体的一个局部,又是对主体回应以向心力的客体。这就易于产生主体客体混淆不清的问题。已有共识的第二个不足是,仅从民族整体和民族个体的视角认识和诠释问题,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局限性。这是因为,中华民族的整体存在着多种组合形式,她既是民族个体的组合,又是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各利益群体、各区域群体的组合。所以,对民族整体回应以向心力的不仅有以民族为单元的个体,还存在以阶级、阶层、利益群体、区域群体为单元的个体。所以,研究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尚需进行多方位、多角度的考察。已有共识的第三个不足是,未能进一步从大时空和大文化方面阐述问题。中华民族的整体究竟是当下的整体,还是上下几千年的整体,这一点需要也必须加以说明。应该说,将上下几千年的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比较合理,这是因为,传承几千年的血缘、地缘、民风、民俗乃至于民族心理、民族精神等,也不失为激发吸引力的因素。同样,大文化方面的生产方式、典章制度、唐诗宋词等,也都是人们产生向心力的根据。

那么,究竟如何来避免已有共识的不足,究竟如何对中华民族的吸引力作进一步的再认识?较为合理的结论是:中华民族的吸引力,归根到底是中华文化的吸引力。这里所说的中华文化,是中华各族人民经过上下几千年创造的文化,是涵盖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的大文化。

(二)中华民族国家的吸引力

中华文化的吸引力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与此相应,中华民族国家的吸引力也是不容置疑的客观存在。这两种吸引力既存在差别,又存在相互交织、不可分割的关系。要透视二者的关系,需要从“国家”的定义入手。

恩格斯曾经说过:“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1]显然,这是基于阶级斗争学说而提出的观点,自有其合理之处。然而,它未能指出国家是社会文明发展的产物,未能强调国家赋有协调社会利益群体矛盾和管理社会的积极因素,也未能解释社会和谐时期的国家性质。当人类进入21世纪,人们对国家有了新的更为理性的认识:从广义上说,国家是指拥有共同语言、文化、种族或者历史的社会群体,是指那些享有共同领土和政府的人民,如世界上大多数的多民族国家,我们中华民族的国家也是如此;从狭义上说,国家是一定范围内的人群所形成的共同体形式。可见,无论通过广义说或狭义说,都可以看出民族与民族的国家之间关系密切的程度。简言之,民族总是要在一定的国家中生存和发展,而国家则负有维护民族利益保障民族前途的使命。正是基于这种民族与民族国家的紧密关系,使中华民族整体的吸引力和中华民族国家的吸引力,获得了惊人的趋同性。所以,有的学者指出: 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总是表现为国家的凝聚力,中华民族的向心力总是表现为对民族国家的向心力。[2]应该看到,时至今日,一般国家行政管理当局即是国家的象征,它是拥有治理一个社会权力的国家机构,在一定的领土内拥有外部和内部的主权。因而,在相当程度上,中华民族国家的吸引力,又高度集中表现为国家行政管理当局的吸引力。

(三)两种吸引力的互动

虽然,中华民族的吸引力与中华民族国家的吸引力并非全等,但是,中华民族的吸引力总是表现为中华民族国家的吸引力,这就表明两种吸引力保有不可置疑的互动关系。概而言之,二者之间存在着互为渗透、互为促进、互为制约的动态关联。中华民族的吸引力越是强劲,则通常反映中华民族国家的吸引力越发强劲;中华民族国家的吸引力越是强劲,也通常反映中华民族吸引力越发强劲。反之,中华民族的吸引力越是式微,则通常反映中华民族国家的吸引力越发式微;中华民族国家的吸引力越是式微,也通常反映中华民族吸引力越发式微。也就是说,随着这两种吸引力的起伏状态,中华民族对之回应的向心力也要呈现出相应的起伏状态。

应该看到,从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上下数千年看,中华民族的吸引力虽有起伏变化,但基本呈现一脉相承、贯通古今的态势,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作为民族国家象征的国家行政管理者,却会发生改朝换代、周而复始的变化。所以,相对传承上下数千年的中华民族吸引力而言,民族国家的吸引力则具有显而易见的时段性或曰不稳定性。例如,当一个民族国家的政权寿终正寝后,它即丧失了释放吸引力的功能,继续释放民族国家吸引力者,只能是新的民族国家的政权及其国家行政管理当局。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就增强中华民族的吸引力或向心力而言,关键在于增强民族国家的吸引力。

二、正向发展的同步效应

(一)古代盛世的同步效应

正向发展的同步效应,系指中华民族吸引力、中华民族国家吸引力与中华民族向心力的良性互动。这种良性互动表现为吸引力与向心力的同步发展效应。这种同步效应在古代中国屡见不鲜,在三大盛世更得到充分展示。所谓盛世,是指经济较为繁荣、政治较为清明、社会较为稳定、民族关系较为和谐、吸引力和向心力较为强劲的时期,而三大盛世则特指出现在汉、唐、清三朝的西汉盛世、大唐盛世和康乾盛世。

经济发展是支撑三大盛世的基础。西汉经过“文景之治”,经济大为繁荣,出现了“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的富足景象(《史记·平准书》)。唐朝诗圣杜甫的《忆昔》,则以“小邑犹藏万家室”“公私仓廪俱丰实”的文句勾勒了开元盛世的繁荣。清代的康、雍、乾前三朝也创造了足令世界各国称羡的经济业绩。政治清明是维系盛世的保证。三大盛世的君主大多勤政爱民,虚心纳谏。唐太宗更充分认识到“君王如石、良臣如匠,方有美玉问世”。清康熙则通过御门听政、共议国政,全面了解大臣的才学、品德,甚至其性情、生活。这些都营造出了政治清明的氛围,保证了较为开明的政治、经济、民族政策得以制定和实施。文化是滋润盛世的养料。汉武帝时起,奠定了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正统主流地位,使之独领风骚二千余年。唐代文化更是万花齐放,形成了宗教、哲学、文学乃至雕刻、绘画争奇斗艳的壮观图景;贞观年间,都城长安成为世界的文化中心。清代前三朝即康、雍、乾时期,由于《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康熙字典》及900卷《全唐诗》的编纂,使清代学术取得了“超汉越宋”、集历代之大成的地位。和谐周边少数民族关系是这三大盛世的共同特征。西汉即恢复了与匈奴的和亲关系,南匈奴更归附了西汉。唐朝在“华夷一家,应绥之以德”理念支配下,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大为加强。清代康熙帝对周边少数民族主力抚慰为主,有效改善了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

显然,在三大盛世时期,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国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大家庭具有不容置疑的强大吸引力,也必然要获得相应的向心力。在清朝乾隆年间,漠西蒙古土尔扈特部虽然受到沙皇俄国的控制,但仍心向中央政府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吸引力还曾达到了辐射域外的地步。在盛唐时期,多批次的日本遣唐使取向中国,即是一个不争的明证。

(二)近代中国的同步效应

近代中国属于畸形的“两半中国”,即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在近代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王朝风光不再,新型的民主国家又未在确切意义上建立起来;中华民族传统的凝聚格局开始产生质变,新型的凝聚体系又尚未真正确立起来;帝国主义的倒行逆施虽未能迫使中华民族屈服,中华民族凝心聚力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又尚未获得决定性的胜利。在这种深刻打上过渡性烙印的近代中国,中华民族始终面临着专制与民主、黑暗与光明、压迫与反压迫的严峻考验。追求民主、向往光明、构建民族新型的共和国,这正是各族人民的历史选择。正因为此,中华民族及其构建之中的共和国,释放出了不容忽视的吸引力,也引发了各族人民和各社会群体与时俱增的向心力。

近代中华民族及其国家吸引力的发展,首先反映在民族觉醒方面。虽然中华民族的实体已经存在数千年之久,但是“民族”一词作为近代以来民族学的一个术语,却是在19世纪末叶从日本传入中国的。1902年,近代学者梁启超在《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率先提出了“中华民族”这个相对于外国民族而言的概念。梁启超还就中国人与中华民族的关系发表了高论。他说:“凡遇一他族而立刻有‘我中国人也’之一观念浮现于脑际者,此人即中华民族一员也。”在这里,“中国人”即为“中华民族一员”的认知,正是近代中华民族民族意识觉醒的反映。毫无疑义,只有在民族觉醒的基础上,中华民族各成员才能更自觉地释放对中华民族整体的向心力。

对于“中国人”之国或曰中华民族之国,人们也有了全新的追求。梁启超对当年专制的“大清帝国”予以了断然的否定,他向往着充满阳光、生机勃勃的民主中国。孙中山则更为详细地描绘了民主中国的蓝图,那就是他耗费毕生精力孜孜追求的民主共和国。这个共和国还在胚胎状态中就释放出了神奇的吸引力,以至于各族人民愈益广泛地为之努力,并且在孙中山及其政党的领导下,仅仅通过十余年的革命斗争,就于1912年取得了推翻清朝、建立共和国——中华民国的丰功伟绩。尽管在辛亥革命后中国的国情复杂多变,甚至出现复辟倒退的逆流,但是,复辟和倒退只能落得短命夭亡的下场,而中华民族的觉醒,捍卫和向心民主共和国,则是不可遏制的滚滚潮流。

(三)当代中国的同步效应

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标志,中国告别了长达数千年之久的剥削制度,走出了近代中国“两半社会”的阴霾,进入了全新的社会主义时代。在当代人民共和国,由于实行前所未有的人民民主专政,中华各族人民获得了空前的解放,这可以从共和国的根本大法中得到反映。经2004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合法权利和利益,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关系。禁止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这就以根本大法的形式,确认了各族人民为国家的主人,确认了各民族的兄弟关系。值得注意的是,人民共和国还推出了《民族区域自治法》、实施西部大开发等诸多举措,力求加快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促进各民族的共同繁荣,从而逐步形成了“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的大好局面。显然,中华民族和谐的大家庭对各族人民的吸引力是足资观瞻的。

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60余年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注重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当代中国已经创造出了举世瞩目惊人业绩,人民的生活水平也获得了大幅的提高。据统计,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由1978年的343元,提高到2012年的24565元;同期,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已由134元提高到了7917元。城乡居民拥有的财富呈现快速增长趋势。2012年底,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达34.8万亿元,比1978年底的211亿元增加1648.5倍。[3]一个国家的吸引力与其创造的业绩是成正比例的。伴随着国家的辉煌业绩,伴随着国家给人民带来的巨大利益,其向各族人民释放出强度更大的吸引力,是毫无疑义的。

事实上,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大陆就出现了万众一心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潮,一大批海外中华儿女也宁可放弃优越的生活,冲破阻力,回归祖国,并积极投身于国家的建设;改革开放以来,这类现象更不鲜见。可见,当代中华民族及其国家的吸引力,各族人民包括海外华侨、华人回应的向心力,是何等的强劲;二者之间的互动,是何等的协调,何等的同步。

三、逆向变化的互动因果

(一)古代乱世的互动因果

逆向变化的互动因果,系指中华民族及其国家的吸引力与中华民族向心力的恶性互动。这种恶性互动表现为吸引力与向心力的互为制约,同步衰减。这种同步衰减的现象在中国古代时有发生,但集中表现在古代的“乱世”。所谓乱世是指经济衰退、政局动荡、战乱不已、民不聊生的历史时期,其中的三国、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三个时期较为典型。以三国时期为例,它脱胎于“大一统”的东汉王朝,分裂为魏、蜀、吴三个互不统属的政权,这就使原有的民族国家的中央政权土崩瓦解,“大一统”格局不复存在,中央领导核心的吸引力与其他社会群体对中央领导核心的向心力都产生了“一分为三”的裂变,都处于急剧衰减的状态之中。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乱象更为严重,也是中国政权更迭最频繁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出现了所谓“五胡乱华”。“五胡”指匈奴、鲜卑、羯、羌、氐五个胡人的游牧部落联盟。在此期间,他们趁中原的西晋王朝衰弱之际大规模南下,并通过战争使北方出现了数十个强弱不等、大小各异的国家。百余年间,中原的政权和经济架构严重受损,汉民族灾难深重,人口锐减。据载,后赵灭亡时(公元351年)华北地区汉族不到300万人。因而有学者称这一乱世为“永嘉之乱”、“中原陆沉”、“神州陆沉”、“中原沦陷”等。显然,这一时期的众多国家的吸引力及其获得的向心力更加有限,无足观瞻。更重要的是,这一时期的“五胡”与汉族之间,正处于民族融合的过程之中,但远未达到互认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亲兄弟的地步,因而也不可能释放出理想中的那种对民族大家庭的向心力。五代十国时期,情形大体与此相类。可见,在中国古代的乱世,中华民族及其国家的吸引力与芸芸众生对之的向心力,只能呈现出互为制约、同步衰减的态势。

(二)近代纷乱的互动因果

中国近代是一个充满内忧外患的历史时期。就外患而言,在这段长达110年的纷乱时期里,帝国主义先后发动了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和上个世界30年代开始的日本侵华战争;伴随着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欧风美雨”也不期而至。这不仅使中华民族传统的凝聚格局受到前所未有的破坏,也使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华传统文化受到了空前严重的挑战。就内忧而言,随着清朝封建帝制统治行将就木和民国时期的军阀纷争,国内阶级矛盾急剧激化,出现了太平天国、义和团、白朗起义、辛亥革命、北伐战争等一系列反抗斗争。

在此情况下,中华民族及其国家的吸引力必然要受到严重的冲击。先是,时人曾发出这样的哀叹:“吾国人数,号四万万,而纤弱缠足之女子去其半,其余二万万,羸瘠吸烟之病夫,又去其半,自余乞丐、盗贼、僧道、纨绔子弟、土豪乡绅、废疾、罪人、优伎之类、逋群之负者,又去其十之二三下焉,而其余利群而不害群于四万万之中,殆不及十分之一耳。”[4]接着,对于上个世纪的日本侵华战争,又有人发出了“汉奸”竟比“鬼子”多的惊叹。虽然二者均有过于悲观之嫌,但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华民族整体的吸引力与民族个体对民族整体的向心力,均处于式微的状态。与此相应,清政府和其后北洋政府的吸引力,更每况愈下。一场辛亥革命不仅表现出革命志士对清政府的“离心”,也结束了清朝在中国260多年的统治;而北伐战争则表现出对北洋政府和军阀统治的离心,并初步宣告了军阀纷争的终结。

(三)当代失误的互动因果

在当代中国,从总体上看,中华民族大家庭内部的56个民族成员的团结状况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发展水平,较之旧中国都有了大幅的提升,中华民族整体对民族个体的吸引力,也显然处于上升阶段。但是,由于受到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的影响,由于外来敌对势力无孔不入的渗透,也由于未能从根本上杜绝这类负面的影响和渗透,以至于对中华民族大家庭“离心”或背叛的人物和事件仍时有发生。台湾的李登辉就是一个否定中华民族的败类,偶发于西藏、新疆的某些暴力事件,也正是离心负能量的反映。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中华民族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也出现过因失误而导致弱化吸引力和向心力的状况。由于社会主义事业是当代中国的崭新事业,尚须在摸索中前进,由于在指导思想上存在着主观与客观相分裂、理论与实践相矛盾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确曾发生过令人遗憾甚至是令人吃惊的失误。事实上,1957年“反右派”斗争的失误,1958年“大跃进”的失误,1959年“反右倾”斗争的失误,特别是1966年开始并持续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重大失误,都程度不等地矮化了执政党的形象,拉大了执政党与人民群众的距离,弱化了执政党及其政府对各族人民的吸引力。“文化大革命”期间出现的那种“怀疑一切,打倒一切”“踢开党委闹革命”的狂潮,正是某种离心力突发的表征,而屡禁不止的“逃港”潮,则更是离心力恶性发展的写照。

第二节 依循民族离心力的状态波动

一、古代的波动状态

(一)王朝末世的波动状态

总体上看,古代中华民族的向心力是渐次强化的,但又不是呈直线上升状态,而是依循民族离心力的强弱而上下波动。一般来说,在统一的王朝建立之初,统治者通常会吸收前朝败亡的教训而励精图治,甚至能造就天下太平的发展时期。在这种情况下,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则会呈现出平稳甚至上升状态。而在改朝换代周期率的支配下,一个王朝处于行将就木的时期,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则会因出现较强的离心力而呈现向下滑落的波动状态。虽然在改朝换代时期出现的离心力,集中表现为对旧有王朝的离心,但也有可能产生弱化对中华民族整体向心力的负面影响,秦朝末年六国贵族的表现就是一个突出的典型。

六国贵族系指战国时期,齐、楚、燕、韩、赵、魏这六个诸侯国的贵族。这六国连同秦国是为战国七雄。秦统一前,七雄之间刀兵相见,连年征战,斗争十分激烈。秦国由于实施了富国强兵的商鞅变法,终于后来居上,逐一灭掉了其他六国,完成了“秦王扫六合”的统一大业,形成“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的统一国家(《史记·秦始皇本纪》)。秦的统一对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形成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这是因为,秦王朝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的建立,不仅标志着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开始形成,也在确切意义上宣告了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产生,对于促进民族个体对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向心力影响积极。但是,秦王朝却二世而亡,没有能稍微长期地维系统一的多民族大家庭,历时不过30年便在秦末农民战争中很快夭折。在天下分崩的倒秦风暴中,齐、楚、燕、韩、赵、魏等国的贵族都表现出了对秦王朝强烈的离心力,不过,他们的着力点在于复辟各自失去的“小天堂”,即旧有的齐、楚、燕、韩、赵、魏各国,而非追求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所以,他们表现出来的离心力,具有既离心秦朝又离心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双重性质,也造成了相当程度的负面影响。

(二)群雄并起的波动状态

在秦朝统一后,当专制主义中央政府对下失控或听任地方势力无序发展,就要造成诸侯坐大、中央式微的恶果,就会出现旧有臣下“犯上作乱”的剧变,就有可能导致中华民族大家庭分裂的恶果。实际上,中华民族大家庭确曾出现过5次大的分裂时期:一是东汉末年的群雄并起、军阀混战,逐步演化成魏、蜀、吴三国鼎立;二是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三是五代十国时期;四是南宋夏金时期;五是民国初年的军阀纷争时期。这五个时期也是中华民族内部离心力较为活跃和向心力波幅较大的时期。其基本特征是:一、民族国家“一统”的领导集团土崩瓦解,“多元”的军阀武夫取而代之。民族国家“一统”的领导集团通常是释放吸引力的主体和向心力取向的客体,由于“多元”取代“一统”,这就必然导致统一的领导集团缺位和对峙的分裂政权多位,于是,社会其他群体既无从照常释放对原有统一领导集团的向心力,也无从在多个的分裂政权中锁定某一政权作为自己释放向心力的对象。因此,和国家一统时期相较,这期间的“吸引力”和“向心力”这两条维系民族凝聚力的纽带均要大打折扣,均要产生向下跌落的“化分”作用。二、在分头并起的新政权中,有的主政者具有相同的汉文化背景,他们并不否认儒家文化“大一统”的精髓,也不排斥对民族凝聚力发展具有若干积极意义的宗法制度和家国一体的观念,但企望通过征战赢得主政“一统天下”的地位,亦即再造统一的民族国家。所以,这期间产生裂变的民族吸引力、向心力均存在着破镜重圆的前景。东汉末年由魏、蜀、吴的三国鼎立走向三国归晋就是一个明证。三、由于主流文化的地位未遭受根本性动摇,社会其他群体仍保持较为一致的文化认同,在此基础上,人们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和向心力,并未产生根本性的弱化,波动或弱化的主要集中在对分裂政权的认同和向心方面。

(三)夷夏碰撞的波动状态

中国古代有所谓“夷”“夏”的界说,儒家更有“夷夏之辩”的思想。其中的“夷”,是古代华夏族即汉族对异族的称谓,春秋以后演变成对中原以外各少数民族的称谓,如“四夷”、“九夷”等,再后发展成为对“南蛮”、“北狄”、“西戎”、“东夷”的通称。夷夏的差别在于,华夏地处中原,是礼仪文教之邦,夷则地处周边,并且文化落后,尚未开化,时常侵扰华夏。所以,夷夏之间的碰撞势不可免,而南北朝、五代十国、南宋夏金等时期,又是碰撞最为剧烈的时期。夷夏的碰撞大多通过战争的形式,大多是处于低势文化的少数民族向处于高势文化的华夏进行冲击,大多会造成社会的剧痛,也必然要产生离心力泛滥的恶果。

首先,碰撞时期天下大乱,全社会不存在一个各族人民众望所归的领导集团,各族人民也缺失一个共同的对之释放向心力的客体。以南北朝(公元420年—公元589年)时期为例,百余年间南方便出现了宋、齐、梁、陈等四个政权,北方则出现了包括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和北周等多个政权,并且南北双方长期对峙。在这种无“心”所向的历史时期,必然要导致离心力的急剧膨胀。第二,处于低势文化的少数民族贵族在侵扰中原时,通常要破坏中原的政权和经济架构,造成各族人民无法认同和忍受的动乱,遭受打击的社会群体必然要回应以程度相当的离心力。例如,南北朝时期在南方梁朝,许多地方就因战乱导致出现“民尽流离,邑皆荒毁”现象(《文苑英华》卷754,何之元《梁典总论》);在北方的后赵治下,也出现了“百姓失业,十室而七”的惨状(《晋书·石季龙载记》上),社会秩序和生产力均受到严重破坏。为逃离灾难,出现了汉族大规模从黄河流域南逃长江和珠江流域的“衣冠南渡”现象,这正是离心力上扬的写照。第三,碰撞通常通过民族个体之间的战争表现出来,获胜的一方通常要非理性地大行种族歧视和种族掠夺之道,这必然要模糊人们对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认知,从而导致对民族大家庭向心力的下降和离心力的上升。例如一些游牧民族的贵族在取得胜利后,通常要将汉族中的“农民”“手工业者”等作为“战利品”,并将其降格为任人宰割的“奴隶”或“农奴”。所以,受歧视和被掠夺的芸芸众生便不可能将奴役他们的统治者连同他们所在的民族个体,视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内的兄弟,也不可能理性地对处于形成和发展中的民族大家庭释放向心力。

二、近代中国的波动状态

(一)政治层面的波动状态

1840年英国发动的鸦片战争,宣告了近代中国的开端。在此后110年间,中华民族始终处于被帝国主义侵略和奴役的状态,并由此导致了中华民族内部离心力的恶性膨胀。而政治层面的剧烈波动,又正是离心力恶性膨胀的成因之一。

政治层面的剧烈波动,集中反映在近代中国领导集团的裂变方面。在帝国主义列强竞相武力侵华的恶浪中,清政府始则夜郎自大,继则和战不定,终则屈膝投降,并且逐渐堕落为“洋人的朝廷”。由此,形成了清政府与列强一道共同宰治中华各族人民的格局。这就使清朝以往较为单一的“官(政府)”与“民(间)”之间的矛盾,变为“官”、“民”、“夷(列强)”三者之间的矛盾,以至于各种矛盾互相交织,更难化解;使清政府对社会的掌控能力和管理能力每况愈下,渐次削弱,从而在客观上为离心力的发展提供了温床。由于在政治层面清政府的买办化,清朝必须以对帝国主义进行部分权利让渡为代价,这就不能不陷入出卖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恶性循环圈。事实上,由于《南京条约》、《瑷珲条约》、《马关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香港、东北、西北的大片领土以及整个台湾行省,被英、俄、日等帝国主义列强吞噬,使这些地方的人民被迫在地缘方面处于脱离祖国的状态,沦为列强铁蹄下奴隶,无法照旧在民族大家庭里与各族人民凝聚一体,处于严重的“被离心”状态。同样,由于在政治层面的买办化,清政府必然要弱化其作为凝聚中华民族领导核体的资格,而领导核体的弱化,又必然会导致对民族国家向心力的衰减和离心力的上扬。

经过辛亥革命,清朝败亡,民国以继。然而,民国时期并未出现万众“向心”的理想局面,反而呈现出离心力愈演愈烈的态势。自1912年3月,代表进步力量的孙中山辞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临时大总统职务后,袁世凯取而代之。但是,袁世凯口蜜腹剑,背叛民国,不惜以接受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为代价,自导自演了万民诟病的“称帝”丑剧,也理所当然地落得了众叛亲离的下场,并于1916年6月可悲地死去。袁世凯死后,中国统一的领导核体一度真空,在帝国主义左右下,更出现了新老军阀分裂割据、纷争不已的乱象。一个民族国家的领导核体之于民族凝聚力是至为关键的,近代中国领导核体的弱化甚至缺位,正是民族离心力恶性膨胀的重要成因之一。

(二)经济层面的波动状态

经济状态是决定一个民族向心力和离心力的基础。近代中国经济层面的恶性波动,是中华民族内部离心力膨胀的又一重要原因。

由于列强对华的经济入侵,导致了所谓“买办”阶级的产生。买办阶级在产生之初,就直接听命于外国主子,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的利益紧紧捆在外来资本势力的战车上,他们按外国主子的意旨剥削和压迫本国人民,成为国际资产阶级在华利益的代理人,对中华民族大家庭而言,具有不容置疑的离心动向。由于帝国主义列强对华进行大量的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加速了中国自然经济的瓦解,导致了中国农民和手工业工人纷纷破产。这一现象在受列强经济侵略最严重的东南沿海地区尤为严重。大量的破产农民和手工业工人被迫离开家园,流向城市,甚至亡命海外,这就不能不使他们对清政府的向心力大为衰减,离心力大为增长,有的更直接走向了清政府的对立面。风起云涌的太平天国农民反清运动,就雄辩地说明了这一点。

由于列强的经济侵略和自然经济的瓦解,在客观上为中国近代企业的产生提供了条件,也催生了中国的近代民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以及充斥于城市和乡间的大量游民无产者,这就使中华民族内部原来比较简单的农民与地主的关系,变为更加复杂、更加难以整合的多个阶级的关系。这种阶级关系的大分化、大裂变,必然要对中华民族内部原有吸引力和向心力产生重大影响,甚至刺激出来势凶猛离心力。例如,游民无产者是经济来源极不稳定和生活极不安定的社会阶层,他们的建设性不足而破坏性有余,不能为一般社会利益群体所认同,也带有天然的离心情绪。所以,这个阶层的扩大,正是中华民族内部向心力衰减、离心力膨胀的反映。

必须看到,在近代中国,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勒索、清政府的压榨、地方军阀的豪夺,中华各族人民的经济负担极其沉重。仅以清朝通过不平等条约承诺的对列强赔款为例,到《辛丑条约》为止,累计战争赔款总值约为库平银956814007两,合1326323847银元,相当于1901年清政府财政收入的11倍。[5]无疑,这一天文数字的赔款全部都要转嫁到各族人民身上。一个民族国家人民的经济负担是与对国家当局的离心力成正比的,由此可见各族人民对清政府的向心力衰弱到了何等的程度。

(三)文化层面的波动状态

文化是一个民族维系凝聚力、向心力的根基。在近代中国,中华民族在文化层面也遭遇到狂浪的冲击,以至于中华民族内部的离心力也乘间而上。

中华民族是一个创造了灿烂文化的伟大民族,拥有博大精深的诸子百家文化以及绚丽多彩的民俗文化。千百年来,它们一以贯之地影响了并影响着中华各族人民的精神世界和日常生活,成为人们心之所向的精神家园。然而,从鸦片战争开始,伴随着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欧风美雨”也不期而至,并且产生了“西学东渐”的效应。这一变局使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华传统文化,面临着舶来文化的严重挑战。在中外文化的磨擦、碰撞和冲突中,传统文化也渐次现出了固有的缺陷和弊端。由此,一部分国人开始介绍舶来的“洋”文化,反思已有的“土”文化。其中有的人在此过程中不能辩证地看待中外文化,于是对本位民族的文化由反思到怀疑,由怀疑到否定,由否定到要求全盘西化。近代中国的文化虚无主义正是循着这一轨迹急剧膨胀起来的。近代中国的文化虚无主义滥觞于“五四”时期,喧腾于二三十年代。“五四”时期的钱玄同即对传统儒学采取了否定态度,认为要清除儒学的流毒,唯有采取“将中国书籍一概束之高阁一法”,甚至主张废除汉文、采用世界语、“剿灭”中国文化。由于对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否定,文化虚无主义者又步入菲薄传统文化创造者即本位中华民族的歧途。可见,文化虚无主义的浊浪,必然要卷来诸如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民族虚无主义等充斥资本主义价值观的糟粕。中华民族要生存发展,要强化自身的吸引力和向心力,就不能舍去本位民族文化的精粹,否则就会失去文化上的主体性,而没有文化主体性的民族势必成为没有根基的民族,没有根基的民族更无强化自身吸引力和向心力的可能。可以断言,近代中国在文化层面的波动和文化虚无主义的泛起,只能带来削弱民族吸引力和向心力的双重恶果。

三、当代中国的波动状态

(一)政治层面的波动状态

在当代中国,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既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领导核体,又是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代表,这就决定了这一核体具有自我完善的愿望和能力,与核外群体(除极少数反人类、反社会、反政府者外)不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所以,从总体上看,当代中国的政治,对于强化中华民族的吸引力和向心力,已经发挥了并正在发挥着前所未有的助推作用。然而,由于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相矛盾等诸多因素,当代中国在政治层面也发生过有碍于吸引力和向心力发展的波动。

当代中国在政治层面的波动,主要源自错误地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本来,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后,中国的阶级关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已经在确切意义上消除了阶级的对抗。在此基础上,本应凝心聚力、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进行国家的现代化建设。然而,由于对国情的误判,执政党仍然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不断搞阶级斗争扩大化。例如,1957年出现的“反右派”斗争,把大批具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党员干部和爱国民主人士等错划为“右派分子”,为数达55万人之多,造成了不幸的后果,并使党内的“左”倾错误和骄傲情绪明显地发展起来。1959年,又有不堪回首的庐山会议,会后在全国各地普遍开展了大规模的“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运动。这次运动的重点是针对党政军机关,又使一大批干部、党员遭到错误的批判,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组织处分。据1962年甄别平反时的统计,在这次“反右倾”斗争中被重点批判和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干部和党员,为数达300多万,其中大多是敢于讲真话、敢于反映实际情况和敢于提出批评意见的正直之士。“反右倾”斗争的严重后果是:政治上把阶级斗争引入党内乃至党的高级领导层,以至于此后党的政治生活越发不正常,党内斗争愈演愈烈;经济上打断了纠“左”的积极进程,掀起了继续“跃进”的高潮,对国家和民族造成了巨大灾难。1966年开始为期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则是建国以来最动荡不安阶段。运动期间,中央和地方的许多领导干部受到批斗,机关工作普遍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党的基层组织的活动和党员的组织生活陷于停顿,国家陷入空前的混乱之中。据1991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载,叶剑英曾经沉痛地说过“文化大革命死了两千万人,整了一亿人”。上述3次政治层面的波动,显然造成了一次比一次严重的负面影响。一方面,作为中华民族领导核体的执政党和政府,其核心形象及向其他社会群体释放吸引力的功能渐次弱化甚至陷于瘫痪;另一方面,作为饱受政治运动之苦的核外群体和蒙受不白之冤的芸芸众生,其向核体释放向心力的热情和力度也必然要产生相应的衰减。

(二)经济层面的波动状态

在当代中国,特别在改革开放以前的数十年,由于未能依循经济发展的规律,更由于政治对经济的非理性干预,经济层面同样发生过有碍于吸引力和向心力健康发展的波动。

诚然,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华民族的领导核体,其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观愿望是不容置疑的,但应该看到,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以前的强项是革命,是阶级斗争,在执政之初尚未在确切意义上完成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对符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发展规律,尚需一个不短的摸索过程。由于庐山会议后党内的“左”倾错误未能得到有效的纠正,以至于某些处于顶层设计地位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在轻视经济规律的歧途上渐行渐远,企望在1958年基础上继续掀起“大跃进”的新高潮。于是,在毛泽东主张“憋一口气”也要在经济上赶上世界发达国家的主张下,全国刮起了大炼“争气钢”的狂热风,“一平二调”的“共产风”睁眼瞎说的“浮夸风”,致使国民经济比例失调进一步加剧,轻工业急剧下降,而遭到最大破坏的是农业。以粮食为例,1959年产量仅为3400亿斤,比1958年的实际产量4000亿斤减少600亿斤;1960年粮食产量下降到2870亿斤,比1951年的2874亿斤还低。在这两年中,棉花、糖料、油料、生猪等主要农产品,也都大幅度减产。所以薄一波坦言:1959到1961年的“三年困难时期”,主要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反右倾”斗争造成的。在“三年困难时期”,全国广大人民因食物缺乏、营养不良,相当普遍地发生浮肿病,不少农村因饥馑死亡增加。据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减少1000多万。“在和平建设时期发生这种事情,我们作为共产党人实在是愧对百姓,应该永志不忘这沉痛的教训!”[6]对于造成“三年困难时期”的原因,刘少奇更入木三分地提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之说。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的经济活动近乎停顿同时也消耗了不少的资源。首先,运动初期的红卫兵大串联,全国铁路系统总共运载了1100万人次,大批建设急用的物资无法发运,仅此一点国家就蒙受了极大损失。叶剑英认为,文革十年中浪费了人民币8000亿。李先念在1977年12月20日的全国计划会议上说,国民收入损失5000亿,浪费和减收共计人民币13000亿。[7]有人则作了这样的概括: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中国没有内战没有重大自然灾害,经济损失14200亿元。近30年国家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为6500亿元,三年困难时期和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总的损失是中国前30年基建投资总额的两倍多。显然,如此严重的经济灾难只能使直接承受灾难的各族人民付出难以忍受的沉重代价,也只能使领导核体的吸引力与核外群体的向心力遭受重挫。

(三)文化层面的波动状态

在当代中国,由于如何鉴别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尚需探索,由于受政治强力干预的影响,文化层面同样也出现了很大的波动,甚至是惊世骇俗的大起大落。当文化处于祥和向上发展时,与之相应的是民族向心力的上扬;当文化发展处于窘境甚至遭遇劫难时,与之相应的则是离心力的膨胀甚至恶性裂变。

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注重文化建设,面向社会大力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针对知识分子开展了对症下药的政治学习和思想改造运动,针对农民和城镇社区开展了大规模的扫盲运动。这一系列举措取得了明显的积极效果,实现了对全社会的思想整合,加快了各族人民对共产党、新中国、新制度的认同。在此基础上,社会各利益群体对作为中华民族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的向心力处于令人感奋的上升状态。例如,在抗美援朝期间,党和政府一经号召,全国各地即出现了捐金捐银购战机、踊跃参军上前线的热潮。

然而,从1957年“反右派”政治运动开始,文化领域的盛况不再,并急剧下滑,到“文化大革命”运动时更跌入不堪回首的低谷。在那场浩劫中,文化宣传部门首当其冲,被冠以“阎王殿”之类恶名,成为受到最猛烈冲击的重灾区;大中小学全部卷入了“停课闹革命”的恶浪,大街小巷则成为派别斗争的战场;“知识越多越反动”成为时髦的新理论,考试交白卷者也能成为旷世的“英雄”;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成为无处不见的风景线,在“破四旧”的喧嚣中,无数文化经典及文化名流惨遭万劫不复的厄运。一时间,支撑民族凝聚力的文化精华,如“厚德载物”、“有容乃大”、“信义和平”、“整体至上”、“尊师重教”、“上下和谐”等,被“革命的铁扫帚”扫进了“历史的垃圾箱”,而谄媚、狡诈、权变、愚民、诬陷、迫害等文化渣滓则沉渣泛起,横行无忌。这些无不表明,那场“文化大革命”运动,正是“大革文化命”的运动,它只能带来以“斗争”代替“团结”、以“离散”代替“凝聚”的恶果。实际上,在当时斗争哲学的恿动下,各级党和政府陷于瘫痪和半瘫痪状态,无法照旧释放对全社会的吸引力,社会各核外群体的向心力也衰弱到令人扼腕的地步。

改革开放以来,通过拨乱反正,中国的文化建设迅速回归到正确的轨道。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要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建设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高度,也预示了健康向上发展的文化,必将收到助推向心力前行的积极效果。

第三节 依循中华文化的势态涨落

一、古代中华文化的涨落势态

(一)物质文化的涨落势态

中华文化是中华各民族文化的总汇,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中华民族的凝聚力置根于中华文化,故而作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民族的向心力,无时无刻不要受到中华文化涨落势态的制约。其中,物质文化的涨落势态,对向心力走势的影响至为关键。这是因为,“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8],而由生产力决定的生产关系,又“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9],包括民族吸引力和向心力演变的过程。这一点在古代中国已经得到了充分的验证。

当中华民族的祖先从古猿进化为人类,就创造了人类亦即原始民族的最初凝聚形式——原始群。这种通过共同劳动、共同物质生产结成的群体,蕴含着原始的吸引力和向心力。到原始社会后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和两次社会大分工,从而促使氏族、部落逐渐解体,推动社会朝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方向发展提升。正是由于物质生产不断发展,才有可能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出现活跃于黄河流域的华夏民族,才有可能在秦汉时期出现规模宏大的汉族,才有可能由众多的单一民族形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事实上,秦王朝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的建立,不仅标志着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形成,也在确切意义上宣告了中华民族的吸引力和向心力同时应运而生。这也表明,中华民族的物质文化与向心力,从开始起就呈现出方向相同、水平相当、涨落相随、势态相应的两条平行线。亦即是说,较高水平的生产力总是要催生较高层次的向心力。

从秦王朝统一到1840年鸦片战争前夕,在生产方式相对稳定的整个古代中国,自然经济始终占主要地位,但是由于受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影响,社会的生产力、社会的物质文化,也会发生程度不等的起伏变化,并直接对吸引力、向心力产生同步制约作用。这种制约作用的基本规律是:处于衰减势态的物质文化,只能派生出处于弱化势态的向心力;处于上升势态物质文化,则会派生出处于走强势态的向心力。这样的事例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并不鲜见。汉朝初年,由于统治阶级推行休养生息的政策,生产关系得以调整,社会矛盾得以缓和,加之风调雨顺,使社会生产力和物质文化建设水平得到很大提高。与此相应,出现了各族人民愈益凝聚、向心力走强的祥和局面。汉朝末年,由于统治阶级肆行剥削,土地兼并严重,地主与农民之间关系紧张,加之天灾频发,使社会生产力锐减,与此相应,出现了与汉初反差极大的人心思散、天下分崩局面。窥此一斑,可以推见古代中国物质文化与向心力同步涨落的全豹。

(二)制度文化的涨落势态

中华民族的制度文化,是中华民族为了自身的生存、发展而主动创制出来的有组织的规范体系,它体现了中华民族在物质生产过程中所结成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其内容主要包括:国家的行政管理体制、人才培养选拔制度、法律制度和民间的礼仪俗规等。作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中介,制度文化对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作用,是通过规范、控制、协调和统一各民族成员之间的关系及其行为来实现的,因而对维系民族核体对核外群体的吸引力和核外群体对核体的向心力,具有不可或缺的显著作用。所以,制度文化的涨落,必然要制约吸引力和向心力的涨落。这一点,在古代中国即有明显的反映。

汉朝所以是向心力上扬的时期,其重要的原因之一,正在于制度文化颇有建树。在国家行政管理体制方面,汉承秦制,仍然采用中央集权制度、郡县制。汉武帝时,又将秦时的监察制发展为刺史制度,即将全国分为13州,每州置刺史,监察郡国等地方高官。同时,又积极推行对周边少数民族的“和亲”政策。这些都有利于巩固和发展统一的民族国家。在经济制度方面,汉高祖为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采取了轻徭薄赋政策,还通过“赐爵”、“复爵”等手段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对工商业的政策也作了调整,主要措施就是放宽对私人工商业的限制。在立法制度方面,更将“礼法并用”、“德主刑辅”作为指导思想,非常重视法律与人情、人心之间的谐调,力求使法律的威严既源于国家暴力的高压之下,又立于多数人赞同的基础之上。所有这些,无疑要得到士农工商各界乃至于全社会的广泛认同,成为强化向心力的制度保障。

魏晋南北朝是向心力急剧跌落的时期,其重要的原因之一,也在于制度文化的衰败。在这一时期,以往积淀的制度文化大都遭到灾难性的冲击。一些少数民族贵族甚至把反制度、反秩序、反文明的劣行,发挥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例如,北朝时期的后赵君主石虎,就无法无天,几乎杀尽先帝的妻儿,又放手屠城,坑斩士女,不仅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的安定,而且严重地亵渎了中华民族长期积淀下来的制度文明准则,这些准则包括“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以及“笃父子”、“睦兄弟”、“和夫妻”等。所以,在缺乏制度文化保障的情况下,杀戮成性的后赵统治者,实际丧失了释放吸引力的功能,更无获得向心力的可能。

(三)精神文化的涨落势态

精神文化是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的集合。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是中华民族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伦理观念、心理状态、理想人格、审美情趣等精神成果的总和。由于对共同精神文化的认同,是中华民族维系向心力的重要纽带,所以精神文化的涨落,必然要导致向心力的强弱变化。

在古代中国,秦朝统一天下之初,本是一个构建多民族国家精神文化的黄金时期,构建的要旨,则在于从多元的地方文化中汲取精华,去其糟粕,使之尽可能被全社会认同。然而,秦始皇计不出此,反而推出了惊世骇俗的“焚书坑儒”之举。公元前213年,秦始皇下令焚烧《秦记》以外的列国史记,对不属于博士馆的私藏《诗》、《书》等也限期交出烧毁;有敢谈论《诗》、《书》的处死,以古非今的灭族;禁止私学,想学法令的人要以官吏为师。此即为“焚书”。第二年,秦始皇又下令坑杀犯禁儒生460余人。此即为“坑儒”。诚然,“焚书坑儒”的出发点,或在于维护国家的统一,但却导致了“坑灰未冷山东乱”和加速秦朝败亡的结果。这是因为,秦始皇并不明白,对精神文化施以赤裸裸的“硬暴力”,只能招致天下离心的恶果。

秦亡汉继。汉朝文化是在百族文化的基础上形成发展起来的。百族文化包括齐鲁文化、中原文化、关中文化、北方文化、巴蜀文化、吴越文化和岭南文化。从精神文化的发展环境看,汉朝相对比较宽松,既没有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也没有后代充满血腥的“文字狱”。所以,无论是包括神仙方术在内的异端邪说,还是重在实用的各种学术,都在汉代获得了巨大的发展,而且在很多领域的成就都领先于当时的世界。汉字、汉语、汉文化,正是在汉朝悠悠的历史岁月中,经过多元文化的交流融合,逐步形成的一种新的文化类型,因而能成为中华文化的主干,并获得中华各族的广泛认同。可以说,汉朝的精神文化,代表着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的发展路向。在兴旺的汉朝,中华民族的向心力是有口皆碑的,其向心力趋强的原因之一,正在于精神文化的繁荣。

二、近代中华文化的涨落势态

(一)物质文化的涨落势态

在近代,中华民族的物质文化发展,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海啸。首先,在外来列强商品输入和资本输入的狂潮中,在国内地主阶级巧取豪夺的压榨下,中华民族传承了数千年之久的自然经济风化瓦解。其直接后果是,导致大量农民和手工业工人陷入破产和失业的窘境,被迫离乡背井,甚至亡命海外。自然经济的特征是:个体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紧密结合,产品主要自供自给,而非流入市场。由于这种经济结构的稳定,因而能支撑起相应稳定的民族凝聚力,包括其中的吸引力和向心力。显然,由于自然经济的瓦解,广大农民和手工业者再也不能照旧生活下去,也无从照旧释放对本位民族的向心力,而鸦片战争后十余年就爆发出来的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则深刻反映了广大农民对清政府的“离心”动向。

第二,在19世纪60至90年间,中国出现了来势不小的“洋务运动”,一批近代新式企业哇哇坠地。这类企业的性质有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之分,企业的产品也有军用和民用之别,但都带有明显的“中体西用”烙印,还谈不上是确切意义上的民族资本主义企业。不过,从生产方式来看,这类企业与传统农耕生产迥然不同,更重要的是,它们毕竟催生了中国也是中华民族的近代工人阶级。从长远的观点看,中华民族内部的工人阶级又正是彻底否定封建统治的中坚力量,他们的诞生和壮大,必然要产生重构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需求,必然要对中华民族的向心力注入带有新“质”的积极内容。

第三,在洋务运动期间,与洋务企业性质不同的民族资本企业也应运而生。这意味着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又出现了一个具有反帝反封要求的新群体——民族资产阶级。虽然,近代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带有天生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但是,这个阶级不乏按自己意志改造中国的良好愿望,其中包括按自己的设计重新整合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其中的向心力。

综而言之,在近代中国,中华民族物质文化的涨落和基本格局是: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物质文化渐次跌落,以近代企业为基础的物质文化开始高涨。由此,不仅引发了阶级关系的新变化,也酝酿着中华民族向心力的新取向。

(二)制度文化的涨落势态

在近代中国,国人被讥为涣散不聚的“一盘散沙”,这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民族的向心力在近代中国始终处于衰弱、裂变和无序的状态。所以如此,是与这一时期制度文化的走势密不可分的。在国家行政管理体制方面,清政府虽然企望沿袭以往的专制集权制度,但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日益加剧,却亦步亦趋地完成了买办化过程,以至于被称为“洋人的朝廷”,慈禧太后甚至表示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一个政权为取悦于外来侵略者,不惜出卖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显然要使全社会对之的向心力大打折扣。

迫于国内民主潮流的高涨,清政府于1911年(宣统三年)5月8日颁布《新订内阁官制》,实行所谓“责任内阁制”,成立了由13名国务大臣组成的新内阁。表面上,清政府仿佛真要大行政治体制改革,实际上,是想通过假改革来平息革命高潮。称其为假改革,是因为在由13人组成的内阁中,满洲贵族有9人,汉族官僚仅4人,而满洲贵族中的皇族又占7人。这是一个以皇族为中心组成的内阁,人们称之为“皇族内阁”或“亲贵内阁”。它的成立表明清政府根本无意实行君主立宪,只是借“立宪”之名集权皇族,愚弄视听。皇族内阁的出台,非但未收到化解政治危机的作用,反而导致了众叛亲离的结果。辛亥革命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迅速走向高潮的。

在经济制度方面,清政府奉行的同样是“抑内奉外”的政策。它许诺给予外国资本商品输入、资本输入、协定关税等众多的优惠条件,必然要造成中国农民破产、手工业者失业、工商业者举步维艰的恶果。对内,清政府也败政叠出,害民无度,1853年开始实施厘金制度即为恶例之一。该制实为新设的商业税收,其中规定:商税完全出自华商,与外商无涉;各地遍设厘金局卡,过往货物一律按“值百抽一”征税,实际税率则远远高于1%。在当时,国内征收厘金局卡多如牛毛,已达到“五里一卡、十里一局”的地步。其主要危害是:增加了人民特别是农民、手工业者和城市中小商人的经济负担;严重阻碍了商品的流通,抑制了生产的发展;为洋货向中国的倾销并占领中国市场大开方便之门,使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在对外贸易和竞争力方面均遭重挫。在制度文化的其他方面,清政府也劣迹多有。清政府也正是在制度文化癌症恶化的状态下,招致了天下离心的灾难,走到了它的尽头。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国制度文化的病态并未得到改变,这也是社会离心力见涨不见落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精神文化的涨落势态

在近代,伴随着欧风美雨滚滚东来、西学东渐不可遏制,中华文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在中外文化的碰撞和摩擦中,中国文化着着失守,每况愈下,危机重重,以至于传统精神文化对民族向心力的助推作用日见式微。为应对西方文化,近代中国依次出现了文化保守主义、文化折衷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文化保守主义是中国士大夫对西学东渐的本能反应。文化保守主义者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是“海外诸国,皆奉正朔”的文化,具有强烈的文化自我中心的意识。他们对中国封建的纲常礼教更持崇尚的态度,拒绝接受任何西方文化,甚至主张“以礼义为干橹,以忠信为甲胄”去应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结果只能是狼狈万状地败下阵来。继之而起的文化折衷主义,是19世纪下半叶出现的文化思潮,主要代表有洋务派和早期改良主义者。他们都推崇“中体西用”论,指望通过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来挽救中国封建统治的文化基础——封建的纲常礼教和伦理道德,进而维持清政府在全社会的核心地位。虽然,文化折衷主义比文化保守主义前行了一步,但是,中西对立、体用二元的主张,割裂了中华文化的整体性,违背了文化需要从冲突走向整合的一般规律,因而也只能落得无功而返的结果。洋务运动的失败正说明了这一点。继文化折衷主义后出现的文化虚无主义,是一种全盘肯定西方文化为特征的文化思潮,胡适、陈序经等人的“全盘西化论”是典型代表。他们认为,中国文化在包括精神文化的各个层面都不如西方文化,根本无法进行改造,只有全盘西化才能拯救中华民族的文明。虽然,抨击和否定封建纲常礼教和伦理道德有助于提倡民主和科学,但是,“全盘西化论”同时也否定了文化的民族性,否定了中华文化存在的合理性、传承性和创新能力,在理论上不能成立,在实践上也此路不通。可见,近代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文化折衷主义以及“五四”前后出现的文化虚无主义,非但不能在精神文化层面为中华民族向心力的增强提供理论支撑,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了助推离心力的负面效果。三、当代中华文化的涨落势态

(一)物质文化的涨落势态

在当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即在物质文化方面赢得了一个良好的开局。通过医治战争创伤的一系列举措和开展清匪反霸、土地改革等运动,共和国刻不容缓地实施了国民经济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简称“一五计划”)。“一五计划”(1953~1957)是一个快速发展国民经济的计划。其基本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到1957年底,“一五计划”超额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国民经济面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一五计划”得以实施,足见党和政府的动员力、号召力,亦即新中国领导核体的吸引力,也折射出了各族人民对党和政府强劲的向心力。

然而,“二五计划”(1958~1962)却遭遇了欲速不达的悲剧,以至于计划的正式文件始终未能颁布。由于指导方针的变化,“二五计划”实际上分成两个阶段:1958年至1960年为“大跃进”阶段;1961年至1962年进入调整时期。在大跃进阶段,中国的物质文化建设非但没有腾飞,反而波动极大,1960年更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负增长最严重、困难最大、人民生活最困苦的一年,以至于出现大量民众因饥饿而死亡的惨剧。显然,举措失误的领导核体主要是通过层层施压来推进所谓“大跃进”的,不可能释放“一五计划”时的那种强大的吸引力,而广大民众也不可能从内心深处向心于领导核体的失误。这时已经出现的逃港潮、出国潮,实际是离心力上升的反映。

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通过拨乱反正,共和国的物质文化展现出了空前的辉煌,这种辉煌揭示在一系列的数据变化方面。1978年,国内生产总值只有3645亿元,在世界主要国家中位居第10位,人均国民总收入仅190美元,位居全世界最不发达的低收入国家行列;到2012年,仅仅费35年功夫,国内生产总值就迅速跃升至的519322亿元,居世界的位次上升到仅次于美国的第2位,外汇储备更高达33116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一位。[10]与此相应,再也没有出现过所谓逃港潮,取而代之的反而是回归潮。可见,物质文化的强势发展对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具有不可取代的强大推动作用。

(二)制度文化的涨落势态

在当代中国,制度文化总体上呈现出充满生机的上升势态,但也曾出现时起时落的问题,并且也使民族的向心力产生了相应的波动。

在政治制度方面,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包括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所有这些,有利于各族人民享有法律规定的政治权利,拓展利益诉求的渠道,提升思想的自由度,改善心理的健康状况。在经济制度方面,根据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要求,已经建立并逐步完善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在这一制度下,各种经济成分得到健康发展,社会的生产力和国民的就业率大幅提高,各族人民的生活水平大为改善。在文化制度方面,致力于建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道德、有理想、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制度。在此基础上,全民族的教育科学文化水平大幅提高,学术和文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盛况空前,继承历史文化优秀传统、吸取外国文化有益成果,已成为全社会的理性共识。显然,所有旨在保障全民族整体利益的制度文化,已经并将继续收到强化民族向心力的积极效果。

但是,当代中国的制度文化,并没有达到尽善尽美的地步。在改革开放以前的相当一段时间里,由于制度文化受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影响,出现了长达10年之久的动乱——“文化大革命”。在动乱中,各类制度受到严重的冲击,反文化的现象俯拾皆是。与之相应的是:举国上下怀疑代替了信任,斗争代替了团结,以至于夫妻反目、父子离心、干群矛盾、上下碰撞、山头林立、武斗频仍等离心现象几乎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样的教训是值得永远记取的。

(三)精神文化的涨落势态

在当代中国,由于告别了近代中国背负的精神枷锁,精神文化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势态。一方面,中华民族传统精神文化的精髓,包括自强不息、刚健有为、厚德载物、和而不同、崇德尚义、经世致用等,继续释放着强化各族人民凝聚力和向心力功能;另一方面,执政党及其政府又致力于构建与时俱进的民族精神文化,包括提倡和弘扬五四精神、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红岩精神、鲁迅精神、大庆精神、铁人精神、雷锋精神、钉子精神、抗灾精神、奥运精神、敬业精神、北京精神、广东精神、创新精神、改革精神、协作精神、民主精神、开放精神、实践精神等时代精神,由此而极大丰富了精神文化的内容,使健康向上的精神文化成为精神文化的主流,并激励各族人民团结奋斗,创造出震惊世界的辉煌业绩。可以断言,在当代中国,凡属民族向心力显为增强的时期,都可以看到精神文化高涨的贡献率。

应该看到,当代中国的精神文化也存在或“显性”或“隐性”落潮的现象。文化大革命期间的落潮现象是显而易见的。由于强调“阶级斗争为纲”,鼓吹“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大兴“破四旧”之风,使崇德尚义、和而不同等传统精神文化精品被扫地出门,铁人精神、雷锋精神等时代精神文化精品也无疾而终。与之相应的是,社会动乱,人人自危,党和政府的吸引力和各族群众的向心力锐减。

在改革开放以来的30余年间,虽然没有再现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但是,由于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腐败现象屡禁不绝和西方虚无主义思潮的涌入,一些人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伦理观念、心理状态、理想人格、审美情趣都产生了逆向的蜕化。他们看淡任何信仰和价值,热衷于将自己的喜好作为“价值标准”,难以认同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以至于失去了正确的取向目标。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一些“恶搞”的精神文化作品。例如:《红岩》中的江姐竟同叛徒甫志高谈情说爱,《白毛女》中的大春竟爱上地主黄世仁的千金,雷锋竟是因为傻乎乎帮人太多而累死的。崇高的理想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英雄主义、奉献精神等,就这样依循“自己的喜好”标准而成为被戏谑、调侃、嘲讽和撕裂的对象。不言而喻,这类看淡任何信仰和价值者,是不可能正常地释放向心力的,虽然,他们人数有限,但影响恶劣,如果任其发展,势必严重阻滞民族向心力的健康发展。

第四节 依循中华民族素质的状态沉浮

一、古代中华民族素质的沉浮状态

(一)统一时期的平稳状态

民族素质( national quality),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物质资料和精神产品的生产及人类自身生产的过程中形成的,它包含民族的心理、精神、思想、道德智能、体能等诸多方面。民族素质是衡量民族兴衰、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强弱的重要指标。在秦王朝统一六国以来的两千多年时间里,中华民族历经古代的封建社会、近代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当代的社会主义社会。虽然,这三种社会形态存在着重大差别,但是,由于中华文化薪火相传,中华民族一脉相沿地保有自身的固有素质,并且基于自身的素质,维系着自身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古代中国则正是中华民族素质形成和逐步增强的源头。

从民族心理看。“大一统”观念已成为中华民族的心理定势。在古代中国的漫长发展过程中,历代进步思想家都执着追求“大一统”的理想社会,即便在国内民族冲突的历史时期,各民族的代表人物,通常都以统一全国、号令天下为己任。这种“大一统”观念无论在汉族还是少数民族中,都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发展,各族人民都视民族团结、国家统一为常态,都以民族离散、国家分裂为非常态。显然,这种心理定势,有利于各族人民维系、发展对民族整体和民族国家的向心力。

从民族精神看。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对中华民族精神进行了言简意赅的概括:“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这与中华民族的心理并行不悖、相得益彰。一方面,向往“大一统”的民族,必然要追求团结与和平;另一方面,中华民族的生活环境并不特别优越,自有文字记载以来,天灾人祸、内忧外患时有发生,这就不能不使中华民族在磨难中升华出勤劳勇敢、自强不息品格。一个有如此伟大精神的中华民族,必然要收获历久弥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从民族智能看。中华民族是一个充满智慧的民族,在中国古代就创造出了惠及全人类的四大发明。其中,指南针的始祖大约出现在战国时期,这一发明对于航海和地理大发现作用巨大。火药的发明酝酿于秦汉以后,到三国时马钧技师即用纸包火药的方法做出了娱乐用的“爆仗”,开创了火药应用的先河,而欧洲人迟至约13世纪时才开始懂得黑火药的作用。至于印刷术和造纸术的发明,也大大领先于世界各国,并且也都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以巨大贡献。一个充满智慧的民族是值得自信和自豪的民族,而民族的自信心、自豪感,又正是民族凝聚力、向心力的助推器。

事实上,在古代中国,中华民族在思想品德、审美情趣等许多方面,都养就了绝不亚于世界其他民族的素质。这既是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经久不竭的重要原因,也是古代中国统一和平多于分裂纷争的重要根据。

(二)战乱时期的滑坡状态

和单一的民族不同,中华民族是以汉族为主干多元一体的“复合”民族,“复合”是通过56个民族长期融合来实现的。在古代中国,各民族最激烈的融合的形式,就是各民族之间的战争。这种战争在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时期较为典型。在战乱中,冲突的双方或多方彼此敌对、互不统属,不存在共同拥戴的领导核体,不存在辐射各方的吸引力,因而也不存在方向一致的向心力。所以,包括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在内的历史时期,也是民族向心力急剧下滑的时期。

事物的变化总是辩证的。古代战乱时期民族向心力的急剧下滑,并不全是坏事,也存在有利于中华民族整体素质提升的因素。以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时期为例,这期间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实际处于特殊的矫正时期。这种矫正既表现为少数民族素质对汉族素质的矫正,也表现为汉族素质对少数民族素质的矫正。虽然,相对于汉族而言,那些曾经或入主中原、或占据半壁江山、或统治整个中国的匈奴、鲜卑、突厥、党项、契丹、蒙古、满清等少数民族,在文化方面处于低势,但在民族素质的若干方面,却有驾汉族而上之的优长。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史学家王夫之(1619~1692)曾有过一番颇有见地的评议:“夫夷狄所持以胜中国者,朔漠荒远之乡,耐饥寒,勤畜牧,习射猎,以与禽兽争生死,故粗犷悍历足以夺中国膏梁豢养之气”(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二)。在他看来,那些游牧民族在体能体质、求生意志、射猎攻战方面,均有汉族不逮之处。事实上,在西晋末年,汉族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劳动强度的降低,艰苦生存环境对体质的砥砺作用逐渐弱化,而汉族的士大夫们又普遍追求柔弱之美。在这种情况下,强悍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就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这样的结果表明,汉族有必要向少数民族兄弟学习,以健全和提升体能和意志等方面的素质。

北魏孝文帝改革则是汉族素质对少数民族素质加以矫正的典型。孝文帝拓跋宏(467~499)是鲜卑人,亲政后力行改革,内容包括将都城从平城迁往汉族聚居的洛阳,改鲜卑姓氏为汉姓,藉以改变鲜卑风俗、语言、服饰,鼓励鲜卑和汉族通婚;评定士族门第,以加强鲜卑贵族和汉人士族的联合统治;参照南朝典章制度,制定官制朝仪,等等。孝文帝的改革,对少数民族吸纳汉族素质的优长,起了积极的助推作用。

虽然,在汉族和少数民族互为矫正素质的时期,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往往处于下滑的状态,但是,一旦这种矫正得以完成或获得阶段性成果,则将产生提升中华民族整体素质和强化凝聚力、向心力的积极效应。

(三)鼎盛时期的上扬状态

在古代中国,少数民族通过迁徙、通婚与征战等方式与汉族融合,使民族的整体素质获得了改善。一方面,汉族在体能、意志等方面吸收了少数民族的优长;另一方面,少数民族通过与汉族杂居、通婚等形式,吸收了不少农耕文明的成果,有的甚至走上半农半牧的道路。值得寻味的是,中国古代的鼎盛时期,往往出现在汉族和少数民族在素质方面互为矫正之后,往往产生较为低势的少数民族文化向较为高势的华夏文化靠拢的积极效果,往往派生出中华民族整体素质上扬的结晶。事实上,以秦为代表的西戎胡文化荡涤中原后,就有了六国的统一和西汉的兴盛;以五胡为代表的游牧文化契入华夏后,就有了唐代的辉煌和佳话;以满族为代表的游牧文明入主中国后,就有了前清的强大和现代中国广袤的疆域。

对古代中国鼎盛时期中华民族整体素质的考量,涉及心理情感、智能体能、思想道德等诸多方面,迄今仍是一个有待深究的研究领域。但透过鼎盛时期的文治武功,还是可以窥见民族整体素质上扬的概貌。在西汉,代表齐鲁文化的儒家学说得到尊崇,卫青、霍去病的征战着着得手,昭君出塞“和亲”告成,丝绸之路成功开通,铁器的使用开始推广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生产力得以大幅提高,天下芸芸众生安居乐业,社会呈现出“刑轻于它时而犯法者寡”的祥和局面,中国第一部通史《史记》也应运而生……。至于满族主政的清代前期,也大有可圈可点之处。在康、雍、乾三朝,文治有 “超汉越宋”的学术成果,武功有平定准噶尔汗噶尔丹叛乱、胜利驱逐沙俄对黑龙江流域的侵略、撤除吴三桂等三藩势力、收复台湾等辉煌战绩。凡此种种,都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处于上扬状态。虽然,古代中国在鼎盛时期也存在一定的社会矛盾,但中华民族整体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则毫无疑义地有所加强。

二、近代中华民族素质的沉浮状态

(一)封建末世的沉沦状态

以1840年爆发的中英鸦片战争为标志,中国进入了为时110年之久的近代社会。由于近代中国从古代中国脱胎而来,因而中华民族以往赖以维系凝聚力、释放向心力的素质得以继续传承,但却有每况愈下的危机。这是和中国的封建社会步入末世的大势密切相关的。

自18世纪下半叶开始,清朝亦即中国的封建社会,已经走上了行将就木的末路。与此相应的是,国人的素质,在在堪忧。作为近代中国维新思想的先驱,龚自珍曾这样描述当时的社会情况:“自乾隆末年以来,官吏士兵,狼艰狈蹶,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之人,十将五六。……自京师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者。四民之首,奔走下戝。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奚暇问年岁?”[11]他认为这是日之将夕的反映。“士”包括士大夫和知识分子,负有传承民族文化精粹和引领民族提升素质的特殊使命。然而,在龚自珍看来,这一群体也无足观瞻,多以谄媚取宠为能事。他说:“士不知耻,为国之大耻。历览近代之士,自其敷奏之日,始进之年,而耻已存者寡矣。官益久则气愈媮,望愈崇则谄愈固,地益近则媚亦益工。”[12]不容忽视的是,就在中华民族行将步入近代社会时,鸦片烟毒又在中国泛滥成灾,以至于上至官史、士绅,下至僧尼、妓女,都存在吸食烟毒的现象。在广东,更有“四民中,唯农民不尝其味”之说。[13]鸦片是一种昂贵而又使人堕落的毒品,烟毒泛滥不仅使统治者大大加深了寄生性和腐朽性,也严重摧残了社会的生产力和民族的身心健康。不难想象,当人们为烟瘾所困,什么体质体能、家庭和谐、礼仪廉耻、忠孝节义,都统统可以在瞬间化为乌有。由此足见其对人们的素质毒害之深。中华民族就是带着这样的病态走进近代门槛的。

伴随着近代中国愈演愈烈的“西学东渐”和“欧风美雨”,一些人在吸收外来民族文化、反思中华民族文化的过程中,又步入了主张“中体西用”和“全盘西化”的误区,以至于文化虚无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又像瘟疫一样传播开来。孙中山曾指出:从鸦片战争开始,特别是义和团运动之后,有些人“自信力便完全失去,崇拜外国的心理便一天高过一天”,以为“无论什么东西,都是要仿效外国”。[14]到“五四”时期,更出现了“打倒孔家店”的浪潮,其中有的人甚至认为唯有“将中国书籍一概束之高阁之一法”,才能清除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流毒”,有的人进一步走向极端,主张废除汉文,采用世界语,“剿灭”中国文化,并视此为实现“全盘西化”的捷径。诚然,儒学以及更大范围的中华文化自有其糟粕,但与其精华相比,毕竟瑕不掩瑜,对之全盘否定,无异于在泼洗澡水时竟把孩子也泼了出去。否定中华民族文化就是丧失民族的自信,它不仅反映中华民族正面临素质全面下探的巨大危机,也表明中华民族已不能照旧维系自身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一)东方睡狮的觉醒状态

被视为东方睡狮的中华民族,是从鸦片战争的炮火中开始觉醒的。为什么清政府在鸦片战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之役中连连败北?为什么大清帝国在大小列强面前始则盲目虚骄,继则和战不定,终则俯首称臣?为什么“文明”的西方屡屡向中华大地制造血雨腥风?为什么“大一统”的中国沦落为被宰割、被瓜分的羔羊?为什么中华民族不能摆脱亡国亡种的厄运?中华儿女要通过什么途径才能再造辉煌的明天?围绕“救亡图存”和“振兴中华”的共同目标,无数的中华儿女痛苦地思考着这些问题。于是,历史赋予近代中国的两大任务赫然突现在人们的面前: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以争取民族独立,反对封建主义以争取人民民主。认识历史赋予的使命,正是中华民族正视现实、不畏艰险、坚忍不拔、自强不息素质的体现。

孙中山在《兴中会宣言》中就这样写道:“方今强邻居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繁。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呜呼危哉!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庶我子子孙孙,或免奴隶于他族。”[15]至于如何反帝,与孙中山同时期的陈天华写过一篇令人激奋的檄文——《警世钟》。他在文中做出了这样的回应:“洋兵不来便罢,洋兵若来,奉劝各人把胆子放大,全不要怕他。读书的放了笔,耕田的放了犁耙,做生意的放了职事,做手艺的放了器具,齐把刀子磨快,子药上足,同饮一杯血酒,呼的呼,喊的喊,万众直前,杀那洋鬼子,杀投降那洋鬼子的二毛子。”[16]如无向心于中华民族的情结,他是不可能发出各族界、各行各业凝心聚力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呼吁的。

在古代中国,封建专制统治据有稳固不摇的地位,“国不可一日无君”几乎成了人们思维的定式。在近代中国,特别在20世纪初年,随着民主思潮的高涨,反对封建主义的压迫以争取人民民主,愈益成为人们的共识。1901年《国民报》上的“说国民”一文,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该文破头即道:“今试问一国之中,可以无君乎?曰可。……又试问一国之中,可以无民乎?曰不可。民也者,纳其财以为国养,输其力以为国防,一国无民则一国为丘墟,天下无民则天下为丘墟。故国者民之国,天下之国即为天下之民之国。”接着又说:“何谓权利?曰:天之生人也,既与以身体自由之权利,即与以参预国政之权利”,这种权利“暴君不能压,酷吏不能侵,父母不能夺,朋友不能僭”。随即又进一步阐扬说:“欲人民之爱国,必与以参政权,参政权与爱国心常为正比例”;[17]“专制政体者,我辈之公敌也,大仇也”,今宜“组织大军,牺牲生命,誓翦来此而后朝食”。[18]值得注意的是,封建君主及其王朝,历来据有凝聚民族的领导核心地位,对君权和专制政体的否定,意味着人们要追求新的凝聚中华民族的领导核心,要释放具有新质的民族向心力。

(三)奋发努力的进取状态

在近代中国横遭厄运、苦难迭至的情况下,沉沦下去的是听命于帝国主义的腐朽清朝、大小军阀和极少数崇洋媚外的民族败类,中华各族的有识之士和广大人民群众,则遵循着追求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的逻辑而奋发努力,并且在斗争中与时俱进地生发出新型的社会力量,提升了自身的整体素质。

近代中国生发的新型社会力量首推近代的无产阶级。这个阶级是随着外国经济侵略特别资本输出和国内洋务企业、民族资本企业的产生和发展逐步壮大起来的。其优长在于:与当时最先进的生产方式相联系,富于组织性和纪律性,没有私人占有的生产资料,是近代中国革命性最强的先进阶级。由于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本国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其反帝反封和追求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的要求和斗志最为强烈。

伴随着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初步发展,中国出现了力量虽小但俨然成型的民族资产阶级。这个阶级虽然带有先天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但是,由于受到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封建主义的束缚,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存在矛盾,具有一定的反帝反封要求。为抵御外国资本的侵略和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他们的代表人物发出了“愤彼族之要求,惜中朝之失策”感叹,甚至主张对于外来侵略要双管齐下,即“兵战”与“商战”同时并举。

伴随着20世纪初年的废科举、办学堂、派留学,近代中国出现了一个不同于旧式文人和封建士大夫的新型知识分子群体。他们中的许多人接触到并接受了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进而努力寻求救国真理,走向了反帝反封的最前沿。诚如毛泽东所说,“在中国反帝反封的人民队伍中,有由中国知识青年们和学生青年们组成的一支军队”,这支军队“起了某种先锋队的作用”。[19]这是因为,他们思想积极、视野开阔、追求进步、最少保守,属于社会群体中首先觉悟的成分。

伴随着“救亡图存”运动的高涨,中国出现了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三大世纪伟人。他们不仅对中华民族的素质和潜能充满信心,而且站在时代的正面指导历史潮流,规划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发展蓝图。以孙中山为例,他坚信中华民族在思想精神、道德修养、创造能力等诸多方面,并不比其他民族逊色,如能一面“恢复我一切国粹”,一面“去学欧美之所长”,定能在不长的时间里甩掉落后的帽子,“和欧美并驾齐驱”,[20]甚至驾欧美而上之。他试图以民主共和国取代封建清朝、以政党政治取代帝王专制,进而推动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与时俱进地转型和提升。

综而言之,在近代中国,中华民族的素质既有令人扼腕的下滑,又有摧人奋进的希望。尽管近代中国的新兴社会力量,未能从根本上扫清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健康发展的羁绊,却为当代中国的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发展,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三、当代中华民族素质的沉浮状态

(一)巨人屹立的激越状态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整,盛大而隆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开始。随着第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54门礼炮齐齐轰鸣28响,象征着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中的54个民族(现为56个民族),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英勇奋斗的28个春秋。开国大典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当拥有四亿七千五百万之众的巨人——中华民族,在历尽百年苦难后得以重展雄姿、屹立东方之际,那种告别昨天、开创未来和充分展示高尚素质的激越之情,便不能不像喷泉一样迸发出来。其中包括: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拥戴、对各民族大团结的珍视、对重整山河的热望、对惩恶扬善的关注、对保家卫国的支持、对振兴中华的期盼。正因为此,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各族各界人民紧密团结,万众一心,艰苦奋斗,奋发图强,至1957年“反右”斗争前,就战胜了一个又一个艰难险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足令世界惊叹的奇迹。

在这短短六七年间取得的主要成就有:全面医治了内战的创伤,有效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迅速实现了西藏和平解放,及时启动了国民经济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成功进行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值得强调的是,与此同时,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争中还赢得了重大胜利。美国史学家莫里斯·迈斯纳评论道:这场战争,使麦克阿瑟将军率领的美军“遭受了美国军事上最大的一次失败。……也许比现代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事件都更有力地激发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中国的军事胜利也震惊了西方的军事首脑,并庄严宣告了新中国将是国际舞台上不可忽视的一个国家。”[21]

毫无疑义,刚刚站起来的中华民族如果不能将热爱祖国、光复旧物、崇尚和平、自强不息、无畏强暴等优秀素质,激越地外化为无坚不摧的巨大力量,是不可能创造出这样奇迹的。同样不容置疑的是,这期间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已以强劲的势头,冲上了在当代中国的第一个高度。

(二)一波三折的下行状态

在三大改造完成后的1957年,中国的阶级关系出现了深刻的变化。由于敌视新中国的反动派已被镇压,农村中的地主、富农已被打倒,原来的官僚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已被剥夺,民族资产阶级通过“公私合营”已得到改造,中国在严格意义上已不存在你死我活、相互对立的社会阶级,不存在利益冲突、不可调和的社会群体。这表明,各族各界人民紧密团结、共襄“四化”建设的新时期即将到来。

然而,恰恰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中华民族的素质乃至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和吸引力的发展,却开始被推入一波三折的弯道。挫折的症结在于:中国共产党及其最高领导人,未能适时地将马克思主义斗争哲学与阶级关系业已根本性调整的中国国情有机结合,未能适时地完成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关键转变,仍然在惯性思维支配下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有了与“凝心聚力”大相径庭的“斗争”之纲,便引发了“反右”斗争严重扩大化、“反右倾”斗争的失误和“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的三大波折,而且每次波折都对中华民族的素质以及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造成了令人痛心的伤害。

在1957年开始的“反右”斗争中,党外许多学识渊博、刚正不阿、敢于直谏的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成员受到打击。他们是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精英,对提升民族的素质具有率先垂范的重要作用。他们横遭厄运,对全社会势必造成难以估量的负面影响。在1959年开始的”反右倾”斗争中,斗争的对象集中在党内,又使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等许多铁骨铮铮的党内精英蒙受不白之冤。他们中的不少人,正是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党性较强、素质较高的榜样性人物。他们心忧天下,不忍目睹那场狂热冒进的“大跃进”给人民带来诸如“大饥荒”之类的灾难,并且奋不顾身,试图通过冒犯“龙颜”来紧急纠偏。因而,将他们打压下去,势必使执政党的形象蒙上污垢,以至于产生弱化吸引力和向心力的双重恶果。至于1966年开始、长达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是当代中国最为严重的政治灾难和文化灾难。一个民族的优秀文化,是民族素质的来源和养料,一个民族的素质,归根结底是民族的文化素质。然而,在“十年动乱”中,一方面中华文化的许多瑰宝连同中华各族的文化名流,都在“破四旧”的声浪中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另一方面,学校关门,工厂停产,中华文化中的糟粕和社会成员的劣根性则肆无忌惮地泛滥,其中包括目无法纪、打砸抢烧、六亲不认、栽脏陷害、阳奉阴违、鼠窃狗偷、打击报复、草菅人命、毁家误国等等,以至于广大人民要求凝心聚力搞建设的良好愿望惨遭打击,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无论如何估计,在十年浩劫期间,民族的素质跌到了建国以来的最低谷。与之相应的是,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双双严重受挫,这一点可以在迄今为止举国上下对“文化大革命”的彻底否定中,得到再清楚不过的验证。

(三)沉浮互见的交错状态

1978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告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终结,标志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到来,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健康发展开辟了宽广的前途。

在新的历史时期,作为凝聚中华民族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对“以阶级斗争为纲”加以断然的否定,即已引起全社会强烈而积极的共鸣。随着各级党政组织不遗余力地平反沉积多年的冤假错案,广大蒙冤受屈的志士仁人,又重拾起对共产党的信赖和信心。当旨在“振兴中华”的改革开放大潮蓬勃兴起,包括港澳台和海外华侨华人在内中华儿女,都义无返顾地投身于热潮之中。所有这些都表明,中华民族热爱祖国、捐弃前嫌、崇尚和谐、自强不息、追求理想的素质,获得了良好的生态环境,也反映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都迅速进入了高扬的状态。在1984年庆祝国庆35周年首都群众游行时,北京大学学生在行进中打出的出人意外的横幅——“小平您好”,则生动地表达了广大人民走进新时代、取向共产党的共同愿望。这一横幅也被媒体称为“全世界著名的口号”。人们还可以看到,当2008年南方暴雪和“5·12”汶川特大地震等天灾来袭之时,中华各族人民在党和政府的指挥下,一次又一次地展示出了情同手足、血浓于水、扶危济困、踊跃赴义、万众一心、勇抗天灾等高尚素质,并且一次又一次地赢得了抗灾救灾的巨大胜利。无数事实表明,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华民族素质的上扬、凝聚力和向心力的增强,是不可逆转的主流和大势。

无需讳言,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阶层的分化和国际环境的影响,也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制约民族素质健康发展和弱化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新问题。屡禁不绝的党内腐败现象,如同政治癌症那样严重侵蚀着党的机体,涣散着党群关系,以至于“仇官”现象屡有所见;拜金主义恶性膨胀,如同瘟疫那样吞噬着人们的良知,制售毒米、毒油、毒菜、毒酒等奸商所在多有,以至于人们陷入“吃什么才安全”的困惑;资源配置问题多多,基尼系数居高不下,以至于弱势群体不能公平分享改革开放的应得成果;“西化”“分化”的幽灵仍在徘徊,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杂音仍然存在,以至于极少数民族分裂主义者蠢蠢欲动,以求一逞。尽管这些问题尚未成为主流,但任其发展将成为严重损害民族素质和凝聚力、向心力的祸水。因此,构建全民族认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当前提升民族素质和增强民族凝聚力、向心力的重中之重。

2012年,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报告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了最新的概括: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它分别从国家、社会、公民三个层面,提出了反映现阶段各族人民“最大公约数”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提升全民族的素质和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奠定了新的基础,注入了新的动力。可以断言,随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将跃上一个新的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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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6页。

[2] 参见孔庆榕、陈剑安、陈载舸主编:《吸引力与向心力·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百年嬗变》(论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60页。

[3] 《从数据变化看改革成就》,见《中国报道》(纪念改革开放35周年特别报道),2013年版,第19页。

[4] 《东方杂志》,上海商务印书馆光绪三十年九月二十五日版,第9期,第108页。

[5]库平银是清朝国库收支使用的标准货币单位,起于康熙年间。马关条约规定一库平两相当于37.26542108克的十足纹银(成色93.5374%,一说998)。1908年清朝农工商部和度支部拟订了统一的度量衡制度,规定库平一两为37.301克。银元俗称“洋钱”、“洋钿”、“花边钱”、“大洋”。大型银币的通称。清代,把外国流入的银铸币称为洋钱,把中国自铸的银币称为银圆(元),银币。1910年9月,清政府度支部奏定,发布“币制则例”,规定了以银元(含银七钱二分)为国币。

[6]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82819/122120/122135/7210831.html

[7] http://baike.so.com/doc/5350335.html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8页。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页。

[10] 《从数据变化看改革成就》,见《中国报道》(纪念改革开放35周年特别报道),2013年版,第16~17页。

[11] 《龚自珍全集》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5年版,第31页。

[12] 《龚自珍全集》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5年版,第31页。

[13] 俞蛟:《梦厂杂著》,转自苑书义等编《中国近代史新编》上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6页。

[14] 《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16页。

[15] 《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1页。

[16] 《陈天华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7-38页。

[17] 《东方杂志》第1期,光绪三十年正月二十五日版,总第8页。

[18] 孟祥才:《梁启超传》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第89-92页。

[19] 《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8年版,第529页。

[20] 《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51页。

[21] 【美】莫里斯·迈斯纳著:《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04~1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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