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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的中国梦与中华民族凝聚力之强化
2016-05-17 16:34:42 来源: 南方网  暂无网友评论

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3月指出:“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中华民族之伟大复兴是一个动态的前进过程;用“中国梦”这个通俗形象的词语来概括它,既揭示了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主题线索,又彰显出我国各民族人民之共同愿景。每个民族都需要有自己的梦想,因为有了梦想,才能激发斗志、凝聚力量去争取胜利。我们所说的中国梦就是中华民族之梦想,它绝不是虚无缥缈的海市蜃楼,而是历史的——其深深扎根于近代中国浩浩荡荡之历史潮流中,又是现实的——其凝汇着中国各族亿万民众的社会实践与创造性。因此可以说,中国梦联结了过去与现在,贯穿于历史和未来;这是对历史与现实之深刻把握,对中华民族前途和命运的合理解析,及对中国社会发展方向与规律之自觉尊重。它不断强化着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的凝聚力,并提高了其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革命自觉性。历史昭示我们,任何一个民族的梦想,都要靠本民族凝聚自己的力量去奋斗和实现。中国梦也是如此。也就是说中华民族之振兴,离不开全民族自身的觉醒及其凝聚力之加强。

一、孙中山是近代中国最早筑逐中国梦的历史伟人

在实现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这个中国梦的过程中,被毛泽东誉为“伟大革命先行者”的孙中山,是筑逐此中

国梦的第一位历史巨人。正因如此,所以他被台湾媒体称为梦想家和“筑梦者孙逸仙”——称之为“在那个没有梦的时代敢于筑梦的人”,并认为其一生都将“国人之梦想与时代相关联”,屡踣屡起地为之奋斗不息。

孙中山的中国梦,如要用一句话来概述之,那就是他在《兴中会章程》中所说的:“专为报兴中华!”具体地来说,即是其毕生为之呼号、奔走和奋斗的民主共和与富民强国梦,台湾媒体则将之概括为;“晚清的孙中山与英勇献身的时代青年,他们的梦想是民国;五四、北伐前后之国民党、共产党之热血青年,他们的梦想是国家统一、国族强大,外抗强权。”为达上述民族伟大复兴之目的,孙中山先后经历了中国民主革命旧、新两个历史阶段的奋战;其在30多年的革命践行中,始终“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并“全

心全意地为改造中国而耗费了毕生精力。”他在此过程中,不仅为近代中国人民的民主革命事业,建树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勋业,而且还“在政治思想方面留给我们许多有益的东西。”——极大地提升与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及唤醒中华民族崛起,是其巨大贡献之一。

二、孙中山之排满共和梦与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提升

毛泽东曾号召并要求我们:应纪念孙中山先生“在辛亥革命时期,领导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的丰功伟绩。”的确,通过革命的手段排满以推倒清王朝,进而创建中华民国,以圆近代中国人民之民主共和梦,实为孙先生在辛亥革命中所取得革命成果的结晶。其此举大大地促进了中华民族的之觉醒,及其凝聚力的提升,从而为中华民族之伟大复兴,奠定了政治基础,及打开了前进闸门。

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开端的中国近代史,既是一部清王朝一再丧权辱国、逐步沦为“洋人朝廷”的历史,又是一部中国仁人志士寻求救国救民真理与民族复兴之路,及组织人民大众前仆后继进行反帝反封建战斗的历史;同时,它还是中华民族日益觉醒、自觉民族实体继续巩固与民族凝聚力不断强化的历史。时势造英雄 中国的民主革命斗争史选择并造就了孙中山;反过来则英雄又造时势——是孙先生开

创与领导了中国正规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他适乎20世纪初世代潮流与人群需要,于1905年8月组建了全国性的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并为它确立了鲜明而先进之革命政纲:“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即孙在《民报》发刊词中所归结的民族、民权和民生三大主义。该三民主义之内容主旨是:推翻封建帝制的清王朝,“光复我汉民族的国家”;建立“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之国民政府,大总统和议员由民众公举,制定“民国宪法,人人共守”;改革封建土地所有制,使社会“文明之福祉,国民平等以享之。”它为同盟会提供了一套较完备。的资主阶级民主革命纲领,这就是党人骨干有了组织和指导人们开展辛亥革命运动的南针。

一个的民族觉醒,是其凝聚力形成之先决条件。我中华民族中最早服膺三民主义者,为一些学界、会党及华侨志士。孙中山曾忆述谓:“同盟会开初只有几十人,一二年后发展到若干万人。”应该说,这大批的会员就是中华民族中最先觉悟的革命者:他们肩负着率先奉行三民主义,进而宣传唤起全国国民众去践行此政纲重大责任。在孙中山的领导

下,同盟会之领导成员和骨干分子,以努力宣传与践行三民主义政纲之言行,很快就此纲领变成了实现反满共和目标的辛亥革命运动:他们或进行“武器的批判”——用不断发动武装反清起义与进行暗杀之铁血手段,来沉重地打击清统治者,并在此过程中以自身不怕流血牺牲的表率言行,来激励与警醒全体国人。如辛亥广州“三九起义”诸先烈之牺牲,就令“全国人士......所受的影响实在不小!自此全国人都知道大势所趋,必须推翻满清。”他们或使用“批判的武器”——狠批君主立宪谬说,尤其是大力阐扬与传播三民主义思想,以发挥它在促进中华民族觉醒及强化其凝聚力方面的重要作用。辛亥老人吴玉章在回忆录中指出:以《民报》为首的广大革命报刊所进行的排满革命宣传,使得“反满复汉的民族革命思想日益盛行,慢慢地成为时代思潮的主流”:它迅速地促进了汉族志士首先是其知识分子的觉醒,令众人明白了“清朝政府是卖国的政府,真正爱国的人,必须起来推翻它......建立民主共和国,中国才有出路。”这样一来,全国的革命者就“都在反满的旗帜下联合起来了”。我们知道,中华民族是由以汉族为核心的50多个民族共同组成的:其中之汉族人口,当时约占全国总人数的94%左右。这

就足以说明:作为中华民族主体之汉族人民的觉醒,及其广大志士的革命结合,是辛亥革命时期中华民族觉醒与其凝聚力提升之最主要的表征。

中华民族之觉醒及其日益强化的凝聚力,在全国人民为圆排满共和梦之辛亥革命高潮中,得到了很好的印证:1911年10月10日,武昌新军起义一举取得胜利后,仅一个多月的时间,全国就先后有14个省市起来响应,并相继宣告脱离清廷而独立;在这期间,还有不少之汉族官吏与将校,及众多的立宪派人士,都脱离清政府而倒向革命派一边。于是在1912年元旦,就有了中华民国南京,临时中央政府的正式建立。紧接着,清帝溥仪也于2月12日被迫宣布退位,南北双方最终实现了共和统一。我国当时第一次出现了各民族平等相处的大融合与大团结——民初之五族共和新局面。应当说,民国共和制度之确立是划世代的伟大事件,它标志着民主政制从此成为中国历史上之正统。这就为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奠定了政治基础,并指明了其今后的前进方向。

三、孙中山的富民强国梦与中华民族凝聚力之增强

辛亥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并不灰心和气馁。他满怀着魂牵梦萦的富民强国梦想,愈挫愈奋的从多方面继续进行着“救国事业......惟力是视,以尽天职。”

首先,孙中山为捍卫民主制度和维护民国之共和统一,先后领导革命党人和国民进行了二次革命、讨袁护国和护法斗争。他认为,特别是自民六年以来,其三度开府于广州、长达六年的“护法历史,关民国之安危,.....万万不容忽视。”他当年所护的“法”,就是民元南京临时政府制定、由其亲自颁行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及依该法而产生的国会。在孙中山看来:“服从《临时约法》,为服从民国之证据”,“故拥护约法,即所以拥护民国,使国之人对于民国无异志也。”正是基于为民国之前途计,他“一面甚望有更进步、更适宜之宪法,以代《临时约法》,一面则务拥护《临时的法》之尊严,俾国本不因之摇动。”孙在南北军阀割据混战这些年里,还强调指出:“最近六年护法之举,战争迭起,牺牲甚多,、、、、、其目的实为统一。”应该说,护法之役作为反对军阀与列强的中国民主革命之重要组成部分,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不言而喻:它既 “使西南半璧立于护法旗帜之下”,维护了民国“正统之传,不绝如缕”,又在力谋中国统一人过程中,壮大了国民党领导的民主革命力量。

有资料显示:到〖〗923年底后,国民党的群众基础大为扩大,其海内外成员号称28万人”,工农群众和知识分子在党员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孙之广州政府在粤、桂、川、湘等省约集结了近10万护法联军,并拥有广东中西部与广西东部之革命基地,并在辖区内实施扶持早期工农与学生运动之“保育政策”。所有这些,都充分彰显了孙中山奋斗不息和与时俱进的救国革命精神,他因此而赢得世人的拥戴——英文《密勒氏评论报》在征求中外人士之投票后,当时公布孙为“中国现存最伟大人物”,就是最好的明证。

总之,政治民主和国家统一,是中华民族崛起的必要条件和基本保证。孙中山和广州革命政府追求与维护民国共和及统一之两大护法宗旨,曾给中华民族之觉醒提供了巨大驱动力,而其为达此目的的各项举措,则不断地推促着以工农为主体兼及兵学商的广大民众走向全面觉醒。这无疑皆有利于整个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不断增强,及其迅速地崛起。

其次,孙中山在捍卫民国共和与统一之过程中,又以中国近代化建设先驱者的姿态,大力宣传其民生主义,提出了一系列旨在实现民富国强的经济主张与建设方案。孙在1912年4月初解除民国临时大总统职之后,以宣传民生建设为己任,多次强调“今共和初成,兴办实业实为救贫之药剂,为当今最重要之政策。”他提出要实施民生主义的“四大纲”:“节制资本”,“平均地权”,铁路“国有”,教育,“普及”;并认为“我辈注重人民,须极力振兴实业,讲求民生主义,使我国五大族人民共浚富源”,“能如是则民富矣,民富即国强,既富即强。”在后来开展讨袁护法斗争的几年间,孙中山仍孜孜不倦于对民生主义之宣传和研究。他宣传的侧重点集中在“地权平均”与“实业国有”两个方面:在谈到“平均地权”时,其强调解决土地之办法,“依余之计划,应将现时地价重行估定”,“仍持地价征税主义,但与正派单一税主义者不同,即余主张再征他种税款是也”;并开始提出了应实现“耕者有其田”。在论及解决资本实业问题的办法时,其主张在允许个人资本企业适度发展之同时,着重致力于“借用外资从事建设生利事业,开辟市场,兴建工厂,建筑铁路,修治运河,开发矿产;举凡一切天然物产皆归公有,各种新事业之利润悉归公家。”孙中山在研究民生方面所取得的硕果,是写成并出业版了其规划与描绘出中国近代化经济建设蓝图的《实业计划》一书,及发表过《中国实业如何发展》等文。前者在六大计划中列出交通、商港、铁路、钢铁与水泥、水利、矿业、农业等十个建设要目。他在为《实业计划》中文本出版所作之序中强调:“此书为实业计划之方针,为国家经济之大政策”;“此后中国存亡之关键,则在

此实业发展之一事也。”总之,孙中山认为其民生主义政纲之实施,既可以使政府有效地控制土地所有权和关乎国计民生的各大企业,进而巩固民国之基础并进而致其于富强;又能开通小地主、小资本家的发家之路,从而解决“一、为国民谋吃饭,二、为国民谋穿衣,三、为国民谋居屋,四、为国民谋走路”这四大民生问题。这样一来,数年后“必有一庄严灿烂之中华民国发现于东大陆,架诸世界共和国之上矣!”

孙中山上述关注与规划民生经济建设的富民强国梦,反映了中华民族全体人民的要求,它极大地激发和凝聚了国人尤其是工商界人士,努力大办实业的政治热情及其物质力量;再加上他执政的南京临时政府及其后之民国北京政府,又先后制定颁行过不少奖励扶持工商业发展的令则和政策。这就使我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民初年间出现了一个短暂发展之黄金时期:“民初头8年之民族资本投资额,竟相当于辛亥前清廷50年的投资总额”。在1912—1920年间,

“新登记的工矿数为418家,新增资本额为15858万元”;同期全国十个主要行业的工矿数,由698个增为1759个

资本总额由33082万元增到50062万元,工人数由27万人增至56万多,分别增长了153%、51%和107%。这期间,有些大中城市还出现了民族资本商业集团、商业街,以及一某些新兴的产业。马列主义告诉我们,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经济活动之力量,往往是制约与决定民族觉醒凝聚力强弱的主因。上述民初工矿业之发展与商业经济的繁荣,意味着当时资本主义民族经济之复兴,及国内各地间的联系与交往大大加强。这显然有利于中华民族的觉醒,及其凝聚力之增强。

最后,孙中山晚年省悟到:中国“今日革命,非学俄国不可”。有鉴于此,他决定中止护法运动,努力改组国民党,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和树立三大革命政策;并学习俄国人的“气魂和方法”,“用政党的力量去改造国家”——以“新方法把国家再造一次”,以“为中华民国开一新纪元。”在

1924年初建立了首次国共合作革命联合战线后,孙中山及其广州革命政府在俄国顾问和中共党员的支技与帮助下,生龙活虎地开展与进行着国民革命的各项斗争:(一)在发展党务方面,孙中山创立与领导的中国国民党通过改组,不仅焕发了斗志与青春,更在人数上有了长足的发展,跨党的中共在有利条件下,也迅速壮大起来。就这样,一批又一批的工农兵学商精英,就陆续地汇集于国共合作的革命旗帜下,他们分别战斗在各条战线上。(二)在军事力量方面,孙中山与力图将各路讨贼(建国)军改造为革命军队的同时,又创办了新型的黄埔军官学校,决心以其师生“做根本成立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他还令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兼任黄埔军校,以及各军官学校、讲武堂之党代表,以期培养和壮大革命军的骨干力量。(三)在开展工农运动等方面,孙中山和廖仲恺放手让国共两党成员(主要中共分子),把把工农大众组织起来,建立工会与农民协会,及工团军和农民自卫军,由此而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工农革命运动;此外还有妇女与青年运动之勃兴。孙中山于1924年11月接受中共之主张,在《北上宣言》中提出以召集国民会议,来谋求祖国统一与建设的正大主张。这一主张深受国人拥护,很快就激起了全国性的国民会议运动高潮。(四)在进

行反帝反军阀斗争方面,孙中山政府除平时大力支持工农阶级开展的反帝、反资与反封建斗争——如沙面工人之罢工,及广宁县农会的抗租等之外,还进行过几次大的反帝反军阀战争,如组织讨贼联军平定了作乱的桂军沈鸿英部和广州商团军,还于1923-1924年两次挥师东征陈炯明——这期间,孙中山曾先后将帅府行营移设石龙等地,九次亲赴东江督师过逆。而他在1924年9月率建国军各部至韶关北伐直系军阀时,则在《北伐宣言》中强调指出:“此战之目的不仅在推倒军阀,尤在推倒军阀所赖于生存之帝国主义,....以造成独立自由之国家”,及“拥护国家与民众之利益”;其还在韶关各界民众赞助北伐的集会上说:“这次革命政府提师北伐,便是要将西南军队联结奉、浙军队,扫除旧房瓦渣垃圾的北洋军阀、官僚,以建设新国家。”

孙中山及其广州政府以上的诸项措施,极大地振奋了民气与人心。这对中华民族之觉醒与其凝聚力的增强,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后,迅速引起了海内外炎黄子孙广泛深切的同声哀悼,各地民众纷纷举行隆重的追悼(思)会,由此而形成了一次大规模的政治宣传活运动。一年以后,以广州国民政府举行的北伐战争

为契机,“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高潮,又很

快第地席倦了我国之大江南北和长城内外——工、农、兵、学、商及妇、青等各阶级、各阶屋的广大民众齐奋起,共同投身于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洪流中。这些无疑是中华民族空前觉醒及其凝聚力已大为增强的演绎和目标。由此看来,身为爱国者的孙中山,既是与时俱进、愈挫愈勇和一往无前的伟大民主革命家,同时也是不断唤醒中华民族与提升和增强其聚力,曾为中华民族复兴作出过杰出贡献的民族英雄。

作者:周兴樑

参考文献

[1]李抒望:《对“中国梦”的几点解析》,《惠州社会科学》,2013年第2期,第38页。

[2]《梦想家贺国庆,台中遥滚夜》,《无梦年代敢筑梦,孙逸仙全记录》,载台北《中国时报》2011年10月11日(A3版),10月12日(A6版)。

[3]《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

[4]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

[5]《吴玉章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版。

[6]《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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