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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转型与向心力关系研究—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使命看
2016-05-17 17:23:40 来源: 南方网  暂无网友评论

从社会发展的进程来看,现代性在当代中国的开展使中国社会处于一个急剧的转型期。从改革的发展历程来看,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使当代中国处于历史发展的拐点。反思过去,审视当下,探索未来,不只属于执政者的战略思索,也是作为时代精神精华的哲学之理论自觉与责任担当。当代中国发展道路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东方社会形态演进模式,也促使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大发展大繁荣。但作为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有其双重的隐痛。一则,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方面上,马克思主义面临着民族性与国际性矛盾、主导性与多样性矛盾、意识形态性与去意识形态化矛盾等诸多的挑战。在凝聚社会共识、引导价值取向、增强民族向心力、强化信仰信念等方面,马克思主义的魅力有待加强。二则,在话语体系建构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与社会、政治等现实话语的双轨转换能力有待加强。改革开放初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哲学话语顺利地转换为批判“两个凡是”的政治话语,为改革开放开启了思想先河,激发了强大的改革动力。但随着改革的深入推展,马克思主义在急剧变化的中国现实面前,“解释”的能力有所式微,甚而“失语”的现象也有所浮现。《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这要求马克思主义要充分发挥其“主心骨”作用,在思想信念上最大限度地凝聚社会共识,增强民族向心力。只有勇于突破自身发展瓶颈,贴近现实、立足现实,延续自身的理论生命,提高现实话语权,才能充分释放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魅力,才能获得最广泛的社会各界的思想认同;只有着力于破解当前中国的发展难题,厘清思想困惑,指明改革航向,才能大力提高马克思主义的吸引力,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强民族向心力。因此,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使命看,在社会转型期要增强民族向心力,马克思主义需要致力于以下四大现实问题的解释与探索。

一、解决价值危机与意义建构的现代性难题

如何化解价值危机、进行意义建构,是摆在所有现代人面前的普遍性难题。现代化本质上是一个主体化和世俗化的过程。如何在世俗生活当中建构起生命本身的意义和崇高价值,是现代人必须面对和解决的根本性问题。以西方为主导的现代性进程借由主体理性的自我确证来构筑合法性根据和意义家园,但在现实实践中,工具理性过分僭越,价值理性式微,造成意义的虚无,生发了现代性的价值危机。正如尼采所言,上帝死了,人处于无家可归的状态。价值危机与现代性的开展如影随形,作为现代性命运的虚无主义(海德格尔语)是现代人的“阿克琉斯之踵”。本来,有着自成一体心灵秩序与价值体系的中国人在其传统中并没有衍生出虚无主义话语,但随着现代性在中国的扩散,市场经济和商业资本所附带的物质功利主义和价值虚无主义促使金钱利益取代道德价值成为现代社会的“最高价值”和“唯一资本”。加之近代以来我们对传统道德体系的激进革命和自弃,以及在资本强大魔力下对社会主义道德观念体系的自我遗忘,更催发了现代转型期的中国式价值困境。它突出地表现为权力的贪婪、物欲的横流、文化的低俗、伦理的失范、心理的失衡、精神的虚无和信仰的匮乏等等。可以说,建构起一套适应现代社会的、普遍的、行之有效的、能够抵御现代商业文明利益对价值冲击的“中国式”的现代价值和信仰体系,既是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之应然之责,更是社会转型期增强民族凝聚力与社会向心力的基本内容。

对马克思主义而言,最根本的是通过思维方式的根本性变革,规范工具理性,重申价值理性,坚持科学与价值的辩证统一,为意义的建构奠定理论根基。现代性的价值危机并非源于价值多元化的问题,而是价值根基的转变导致的现代价值体系出现问题。其根源在于主导时代精神进程的思维问题、根本的哲学范式问题。现代主体性哲学将人与自然的关系确定在敌对、统治和支配基础上,以人自身为尺度标准去衡量外在世界,拟人化自然。而这种思维方式运用到社会历史领域,就是对他人、甚而自身的奴役与工具化。自然是工具,他人也是工具,甚至自身都是工具,都是为达成目的而筹弄的“资本”。价值、信仰、神圣、道德、良知、人性等都是工具理性的“附庸”与“婢女”。因此,破除现代价值危机的根本就在于进行一场思维方式的根本性变革,彻底改变主客二元对立的主体理性思维,改变这种人与自然、社会相对立的工具性认识方式,给予价值理性于合理、合法地位,维持科学与价值之间的辩证张力,为意义体系的建构提供合法性根基和滋养土壤。近年来,我们对转型期中国的价值困境已有所自觉和反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的提出和践行,正是当代中国对此问题的探索和应对。但是,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需要历经长时间的文化沉淀、经验积累和实践检验,成为国民的群体记忆和集体意识,才能真正获得普遍的认同与自觉的践行。而决定一套价值体系能否历经时间、化于人心的根本在于其是否具有合法性的理论根基和现实的滋养土壤。因此,规范工具理性,重申价值理性,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价值观建立在正确科学的根基之上,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化解价值危机、进行意义建构的逻辑起点。

二、解答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世界性难题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实践向世人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功探索。社会主义能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这已不是讨论的核心所在,关键在于,社会主义如何更好地与市场经济相结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如何在此体现其独特的优越性?在当代中国的改革实践中,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的配合,在物质积累方面创造了惊人的成就。然而,诚若霍克海默与阿多诺所言,必然王国的进步并不等于自由王国的发展。与之伴随的各种负面效应也很快凸显出来。社会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悬殊、机会不均等、利益藩篱固化等问题成为社会转型发展的瓶颈,而拜金主义、虚无主义、媚俗主义和仇富心态等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民族凝聚力与社会向心力的构建。

因此,对马克思主义而说,需要从理论根据和实践指导上坚持社会主义目标与市场经济手段的关系立场。市场经济的根本逻辑是将一切因素(包括自然、社会和人三个维度)都化约为资本,以最小的成本追逐最大的利益。在社会层面上,市场经济必然带来社会不公正、贫富差距日益悬殊等问题,并终将对社会稳定和谐发展带来隐患。如果我们仍然坚持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的目标的话,那么,以利益为目标、以资本为运作模式的市场经济就只能是手段,而不能成为目的。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对资本的深刻批判,仍然值得我们时刻警惕。资本有利于财富的积累,但不利于人的全面发展;资本既不能实现所有人的幸福,也不能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在积极推进市场经济,充分利用资本的正能量时,也要充分警惕资本逻辑的负面效应。一方面,必须把资本原则严格限定在经济领域内。防止资本原则的过度滥用,防止资本原则向政治、社会、道德价值领域的僭越。另一方面,必须大力申张社会主义的公正原则。既要对资本原则进行限制和规范,更要弥补资本原则所带来的经济的不公正和非经济的不公正问题。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设定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上强调的,这是两句话组成的一个整体。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最终旨向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在顶层设计上借由国家治理能力的中介努力保持公正原则与资本原则之间辩证张力关系的尝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为资本原则在全面深化改革时期的演绎保留了充裕的空间,但同时也要通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资本原则进行限制和规范,在国家治理理念上把“社会公正”、“公共福利”、“自由与发展”、“生态与可持续”置于与“经济效率”、“增长和发展”、“秩序与稳定”同等重要的地位。但这种尝试是一项全面系统的宏伟工程,需要经济、政治、文化和思想理论等各领域的联动和集成,因此,如何在思想上开启探索先河,更好地处理好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世界性难题,是全面深化改革时期马克思主义肩负的重要理论使命,也是增强民族凝聚力和社会向心力的重要内涵。

三、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链接的时代性问题

探寻和建立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结合点,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建构中华各族人民精神家园、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重要内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部分,是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之根和意义之源。但作为一种前现代的文化形态,它需要经过现代化的诠释和创造性运用,使之与现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才能展示其科学合理的现代价值;以马克思主义为精神旗帜的中国先进文化是当代中国人在现代化追求中的精神创造成果,是当代中国人精神家园的“主楼”,但作为一种现代化的外来思潮,马克思主义需要不断强化自身的民族文化身份认同,从而更深入地走入当代中国人的生活和心灵。

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链接问题,需要在学理上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论框架、内涵特质、同质性与异质性等进行一个系统而深入的比较和研究,在此基础上实现二者的历史链接。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坚持的一个基本立场是,在尊重文化形态历史性的基础上,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视角出发审视两者之间的历史性链接。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不同时代背景下的人类精神创造成果,这种跨地域、跨时代的结合涉及中西方不同的民族特性、思维方式、价值取向、文化心理等深层次的问题。两者之间既不可能完全无缝联结,也不能止于浅层次的结合。在探寻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时,既不能走文化虚无主义的西化路向,也不能走文化保守主义的复古路向。要在尊重两者的历史性特征基础上构建对话结合的平台。一要着力培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上指出,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我们可以把“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理解为:着力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适合现代社会需要、符合现代文明发展要求的民族精神和价值观念,在自觉反思批判的基础上,进行现代解读和创造性发展,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并将其充实丰富到以马克思主义为旗帜的中国先进文化思想体系中。二要努力建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话语体系。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华民族的文化特质、精神品格、价值取向、行为方式、话语表达等有机结合起来,使之成为一种“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这种文化精神要充分反映当代中国人的思维、实践、语言和心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形成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华民族身份特征。

四、处理全球一体化逻辑与文明发展多样化相结合的世界性问题

随着全面深化改革战略的开展,当代中国将更深入地参与到全球化的历史浪潮中。当前所开展的全球化逻辑本质上是以市场经济机制和资本为动力的一体化。这种一体化有两个最基本的特征。一是同一化的运行模式。随着资本在世界性范围的扩展,越来越多的国家、地区和民族被卷入到资本的漩涡里,各国家、地区和民族的劳动、商品、资源、人力等要素都被同一化为资本,并在市场经济机制体系下进行世界性的生产、交换、流通和分配。在这一过程中,最大部分资本掌控者——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自然而然地成为秩序的裁夺者和利益的最大获得者。进而,在社会政治层面上,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主导的霸权主义国际秩序和线性决定论思维模式得以建立施行。二是不平衡的秩序关系。同一化并不等同于同质化,反而导致了秩序体系的不平衡。正如沃勒斯坦的“中心—半边缘—边缘”层级结构所展示的,处于中心的英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资本的运作对半边缘的中等发达国家和边缘的发展中国家进行剥削、掠夺和统治,半边缘的国家既受中心国家的剥削,又同时剥削更落后的边缘国家,而边缘国家则受到前者的双重剥削。这导致了全球发展的不均衡和差距的日益拉大。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当代中国是在非常独特的国情和文化传统基础上进入到全球化逻辑并践行自己的现代化任务的。这就使得当代中国更为深刻地面临全球一体化逻辑与文明发展多样化的协调问题。

应对这一问题的最新中国声音体现在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的,要通过争取和平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又以自身发展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不断夯实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这正是全面深化改革时期中国式道路的自觉性诉求和世界责任担当。而作为思想导航者,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任务便体现在如何从理论上论证和探索当代中国协调好全球一体化逻辑与文明发展多样化的可能性。

我们认为,这种可能性依仗于马克思主义对现有现代化模式的反省以及在中国实践基础上对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模式的理论探索。首先,必须明确区分现代化与西方化、现代化的资本主义模式与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模式。现代化并不等同于西方化,当前的西方模式现代化只是现代化的样式之一,它在西方数百年的历史实践已经充分展示出其巨大风险和代价。现实的历史与实践早已证明,当代中国完全依照西方资本主义模式和路径来开展现代化是根本行不通的。而这种不可能性同时开启了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实践可能性。迄今为止的中国式道路探索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模式注入现实内容。其次,需要深刻理解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反霸权诉求和多样化道路探索。中国的独特之处集中体现在它所努力开拓的是一条与西方异质的现代化模式并在全球一体化逻辑中维护其独立自主和多样化发展权利的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在当前的全球一体化逻辑中,这种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模式反映了其明确的和平主义思想和多样化发展道路诉求。一方面,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以和为贵、求同存异、敦亲睦邻、协和万邦等和平主义思想对中国的现代化实践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另一方面,更为根本的是,中国的现代化实践为其既有的和平主义传统开启了真正的意义领域和现实的实践空间,使中国的和平主义传统得以依循这一实践道路的开展而被开启、接续、重建和复活。从改革开放至今,中国一直奉行和平主义的理念与政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极尽可能地用和平手段解决各种冲突和争端。正是这种既坚持独立发展的探索之道,又不过分僭越干预其他文明发展样态的历史性实践为协调全球一体化逻辑与文明发展多样化提供了现实基础和可能性依据。

作者:杨丽婷 田明

(作者杨丽婷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田明系暨南大学社科部讲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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