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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与中华民族的认同
2013-02-05 11:24:20 来源: 南方网  暂无网友评论

辛亥革命与中华民族的认同

孔庆榕

   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辛亥革命是一场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革命党人,历经17年的浴血奋战,以辛亥年武昌起义为总爆发并取得成功的大革命。辛亥革命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开端,它在改造中国、建设新中国上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遗产。辛亥革命的重大功绩之一是历史上第一次确定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架构,增进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集体认同,推进了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发展。

  从古代起,生活在中华大地的众多民族,由于生活在特定的地理环境,由于长期来从未间断的经济联系和文化交流,逐步形成了相互依存,相充补充,休戚与共,不可分割的关系,民族大家庭已在孕育之中。正如费孝通先生指出的,“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了中国,尽管尚没有“中华民族”这一称谓,但客观上中华民族是形成了。

   然而应当承认,在中国近代及以前,中华民族这个民族大家庭是比较松散的,人们对其认知是朦胧的,其凝聚力时强时弱,有些时期,民族离散力还恶性膨胀,究其原因,是没有在中华民族的民族架构上解决好民族认同问题。

   民族认同包含着两个方面因素:一是自然因素。同一民族的成员由于生活在共同的地域,有着共同的语言,过着共同的经济生活,特别是有着反映在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从而建立起一种血缘、亲缘、地缘关系,所谓“血浓于水”,指的就是民族认同中的自然因素;二是社会因素。由于民族总得生活在一定的社会里,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对民族凝聚力必然产生重大影响。由众多民族组成的复合民族——民族大家庭更是这样。能否实现民族大家庭的集体认同,直接受制于一定社会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从社会因素的角度看,民族大家庭的集体认同,核心是民族的地位及其利益是否得到保障。

   中国古代一些较为开明和有远见的统治者,都或多或少地知道笼络、团结各被统治民族上层的重要性,实行过一些如和亲、封疆等怀柔政策,但由于其阶级的局限性和民族狭隘性,掌握了国家大权的汉族统治者或少数民族统治者,都没有把被统治民族作为大家庭的一员,都实行压迫、剥削、歧视政策,中国近代积贫积弱,一盘散沙,中华民族面临国倾族亡的危险境地,其原因,从外部来说是因为帝国主义的侵略;从内部来说,与满清政府的腐败和没有正确地解决境内各民族的身份,并实行极端的民族压迫政策有直接关系。如果中华民族不妥善解决内部架构定位,民族的厄运就无法扭转,民族凝聚力就不可能增强。

   辛亥革命的本意是推翻满洲皇室,结束帝制实现共和。1898年孙中山曾对日本友人宫崎藏说过:“清虏执兹三百年矣,以愚弄汉人为治世第一要义,吸汉人之膏血,锢汉人之手足”,必须结束“满洲—民族宰制于上”的局面。他接过太平天国“驱逐鞑虏”的口号,并把它作为同盟会的宗旨。然而,随着辛亥革命大业的推进,孙中山在民族问题的认识上出现了两次飞跃:第一次是把排“满洲民族”的思想转化为排“满洲统治”,认识到清代受压迫的不仅是汉人,各个被统治的民族也处于汉族同样的地位;不是满族民众压迫汉族和其他民族,而是满洲的专制统治者压迫各个民族。1908年他在《民报》上发表声明,指出:夫为我汉族不共戴天之仇者,就广义言之,厥为满族,更进而言之,实则满族中之爱新觉罗之一姓。“革命党人不应恨满洲人,而应恨害汉人的满洲人。”他从西方文化中得到启示,认为只有结束满洲的专制统治,实现共和,才能改变中国的命运。这是孙中山从狭隘民族主义转化为民族主义与民主意识相结合的一大进步。第二次是摒弃“贵夏贱夷”等历史上形成的民族歧视思想和把蒙古族、满族作为外国人,把元代、清代看为中国的亡国史等错误认识。在辛亥革命过程中,参加革命队伍的不仅是汉族还有许多满、蒙、壮、土家等族的爱国志士,他们与汉族志士一样为国家为民族抛头颅,洒热血,使孙中山认识到革命非只汉族所为,而是中华民族人民的共同愿望。武昌起义后,孙中山在总结这一起义的成功时说:“辛亥武昌起义,举国应之,五族共和,遂深注于四亿同胞之心。”“今日之中华民国,乃五族同胞合力造成。”“五族一家,立于平等地位。”这是对中华民族架构的第一次正确的定位,具有重大深远的意义。

   作为一个复合的民族大家庭,民族凝聚力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内部各民族的定位和建立什么样的内部民族关系,只有实现各民族政治上平等,经济上共同发展,文化上彼此尊重,各民族才可能产生对民族大家庭的集体认同,才能发展大家庭的民族凝聚力。

   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是进步的民族主义。对内,他解决了中华民族大家庭各民族成员的身份定位,强调要“除去民族间之不平等”,使“五大民族相亲相爱,如兄如弟,直至团结国内各民族完成一大中华民族”,“汉族当牺牲其血统、历史与自尊自大之名称,而与满蒙回藏之人民相见于诚,合为一炉而冶之,以成一中华民族之新主义”。1912年,孙中山在发表演讲时更明确指出:“今我共和成立,凡属蒙、藏、青海、回疆同胞,在昔之受压制于一部者,今皆能取得国家参政权”。为了体现各民族政治平等、经济互助和文化上的尊重,孙中山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还从政府机构等方面落实民族平等,多次强调必须振奋民族精神,晚年还提出了民族自决的主张。对外,则主张“联合一切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为中华民族的奋起、振兴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辛亥革命后成立了中华民国,尽管由于历史的曲折,孙中山关于民族主义的一系列正确理念和政策措施未能实现,然而历史终究证明了它的正确性,联合和团结各民族人民,巩固中华民族大家庭,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历史重任已经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所继承并发扬光大。

  辛亥革命100周年后的今天,与孙中山领导革命的那个时代已经完全不同,中国的面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个繁荣富强的新中国正屹立于世界的东方,中华民族大家庭空前团结,民族凝聚力不断增强。但是我们决不可就此满足,实现孙中山振兴中华的伟大夙愿,仍有漫长的道路要走,任重而道远。但可以肯定,有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有了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不断增强,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孔庆榕,广东中华民族凝聚力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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