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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的品格与民族的向心力
2013-02-05 11:25:32 来源: 南方网  暂无网友评论

孙中山的品格与民族的向心力

陈剑安

   作为辛亥革命的领袖,孙中山要成就革命的大业,须臾离不开革命党和全民族的向心力。革命党和各族人民所以能追随孙中山并释放出强劲的向心力,乃在于孙中山具有足资世人景仰的伟人品格。孙中山的伟人品格源于其思想道德、精神风貌、心理行为、思维方式、认识能力、价值取向等诸多因素,又突出地揭示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热爱祖国的情愫。孙中山爱国情愫最为基本的内涵是:热爱中华各族人民共有的民族中国,热爱在多元一体中华民族大家庭内生生不息的各族人民。在他所处的时代,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投降主义、卖国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一度恶性膨胀。但是,所有这些都不能压抑孙中山炽热的爱国情感。他说:“中国土地、人中为各国所不及,吾侪生在中国,实为幸福。”在他看来,即便中国积贫积弱,志士仁人也当以中国为“大舞台”,成就一番伟业“以表白于世界”。各族人民所以取向和追随孙中山革命的重要原因之一,正是他这种炽热的爱国情怀和发奋图强的爱国气概。必须强调,在中国历史上,杰出的爱国先贤不乏其人,爱国主义也始终是吸引各族人民携手并进的旗帜。然而在孙中山以前,诸如屈原、岳飞等先贤的“爱国”通常和“忠君”混为一谈。孙中山则超出了前人,划清了爱国与忠君的界限。他认为,爱“中华国”与反“大清国”(实指)并行不悖,相反相成。这就使他的爱国主义脱颖而出,与时俱进地上升到近代具有革命民主主义内涵的新层面。否则,在旨在推翻封建君主专制清朝的辛亥革命大潮中,便无从出现各族人民风起云涌取向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同盟会的盛大局面。

   二、求知求贤的风范。中华民族历来有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美德。孙中山强烈的求知欲望,是获得人们广泛认同和有识之士乐于凝聚在他周围的重要原因之所在。有人鉴于他博览群书而问他专治何种学问时,他答以:“余所治者乃革命之学问也。凡一切学术,有可以助余革命之知识及能力者,余皆用以为研究之原料,而组成余之‘革命学’也。”由此足见他努力求知的程度。他还告诫同志说:革命党人“身负国家社会之重,如果自己读书不认真,事情做错了一点,就不但害了我们的党,连整个国家社会也被害了。”显而易见,他并不是以求知作为晋身的敲门砖,而是视之为救国救民的使命和责任。正因为此,他不但感动了一大批学界中人,并成功地以之为主干建立了领导辛亥革命的政党——中国同盟会,而且被视为全社会整体利益的代表和凝聚民族的核心。他的“求知”与“求贤”是互为渗透、一脉相通的。早在兴中会时期,他没有因家兄孙眉资助革命有功而委以要职;同盟会时期,他并有破格录用兴中会的故旧亲朋;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他又公开宣布:“任职惟贤,本不限乎区域。”可以断言,如无这种不尚亲亲、任人唯贤的政治品格,他就不可能将一大批志士仁人、包括曾属于立宪派或旧官僚后转而支持革命的谭延闿、伍廷芳等凝聚在辛亥革命的旗帜下。

   三、振兴中华的魄力。“振兴中华”一语始见于孙中山手书的兴中会誓词,迄今为止仍是激励中华儿女开拓进取的口号。孙中山的这种魄力是建立在正视现实、志在变革、勇于超越基础上的。他既看到以往中华民族创造的辉煌,又承认近代中国的衰败,以至于“文明退步,政治堕落,变成现在不得了的局面”。因此,他率先喊出了各族人民期盼已久的时代最强音——“振兴中华”。而振兴之道,首在变革,尤其要在变革中否定阻碍中华民族发展兴旺的封建清朝。为此,他又以武装革命、推翻清朝为职志,提出了试图反映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三民主义”,以期通过学习西方,在中国建立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的民主共和国。值得称道的是,孙中山在学习西方时,并不是简单地采取“拿来主义”,而是学其所长,弃其不足,洋为中用,志在超越。他指出:“我们要学外国,是要迎头赶上去,不要向后跟着他”,与此同时,还必须“恢复我一切国粹”,只有这样,中国才可能和欧美各国“并驾齐驱”,甚至“后来者居上”。显然,他的这种魄力对全社会极具吸引力,也必然要引发各族革命群众对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同盟会和辛亥革命运动的向心力。

   

          (陈剑安,广东中华民族凝聚力研究会副秘书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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