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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规律 科学追梦
2016-05-17 19:01:16 来源: 南方网  暂无网友评论

中华民族凝聚力与中国梦,是个互为关联、密不可分的研究课题。其中,中华民族凝聚力,是实现中国梦的内在动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则是导引中华民族凝聚力发展的方向和目标。笔者以为,要使二者互促互动,相得益彰,有必要深入探寻中华民族凝聚力、特别是其中向心力的发展规律,如是,在中华大地蓬勃兴起的追梦潮,才能建立在理性和科学的基础上。本文特就当代中华民族向心力的运动规律提出管见,并执以向方家求证。

(一)

依循中华民族吸引力的状态上下起伏,是当代中华民族向心力的发展规律之一。中华民族的向心力与中华民族的吸引力,是矛盾的统一体,它以中华民族的吸引力为存在前提,如果没有中华民族的吸引力,那末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则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要研究中华民族向心力的运动规律,就必须首先认识激发中华民族向心力的中华民族吸引力。

关于中华民族的吸引力,理论界达成的基本共识是:它是中华民族整体对民族大家庭内部各成员的吸引力,归根到底是中华文化的吸引力。然而,民族总是要在一定的国家中生存和发展,而国家则负有维护民族利益保障民族前途的使命。正是基于这种民族与民族国家的紧密关系,使中华民族整体的吸引力和中华民族国家的吸引力,获得了惊人的趋同性。所以,在当代中国,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总是表现为民族国家的凝聚力,中华民族的向心力总是表现为对民族国家的向心力。应该看到,一般国家行政管理当局,即是国家的象征,是拥有治理一个社会权力的国家机构,在一定的领土内拥有外部和内部的主权。因而,在相当程度上,中华民族国家的吸引力,又高度集中表现为通过执政党的国家行政管理当局的吸引力。

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标志,中国告别了长达数千年之久的剥削制度,走出了近代中国“两半社会”的阴霾,进入了全新的社会主义时代。在当代人民共和国,由于实行前所未有的人民民主专政,中华各族人民获得了空前的解放,这可以从共和国的根本大法中得到反映。经2004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合法权利和利益,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关系。禁止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这就以根本大法的形式,确认了各族人民为国家的主人,确认了各民族的兄弟关系。值得注意的是,人民共和国还推出了《民族区域自治法》、实施西部大开发等诸多举措,力求加快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促进各民族的共同繁荣,从而逐步形成了“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的大好局面。显然,中华民族和谐的大家庭对各族人民的吸引力是足资观瞻的。

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60余年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注重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当代中国已经创造出了举世瞩目惊人业绩,人民的生活水平也获得了大幅的提高。据统计,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由1978年的343元,提高到2012年的24565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已由134元提高到了7917元。城乡居民拥有的财富呈现快速增长趋势。2012年底,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达34.8万亿元,比1978年底的211亿元增加1648.5倍。[1]一个国家的吸引力与其创造的业绩是成正比例的。伴随着国家的辉煌业绩,伴随着国家给人民带来的巨大利益,其向各族各届人民释放吸引力的强度,是毫无疑义的。

事实上,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大陆就出现了万众一心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潮,一大批海外中华儿女也宁可放弃优越的生活,冲破阻力,回归祖国,并积极投身于国家的建设;改革开放以来,这类现象更不鲜见。可见,当代中华民族及其国家的吸引力,各族各届人民包括海外华侨、华人回应的向心力,是何等的强劲;二者之间的互动,是何等的协调,何等的同步。从追求中国梦的角度看,在当代中国依次出现了两次追梦潮,一次发生在新中国成立初年,一次出现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可以说,如无吸引力和向心力的良性互动、同步发展,是不可能产生这两次追梦潮的。

然而,当代中国的吸引力和向心力,并非天然地处于良性互动的发展状态,也有可能产生波折和起伏。这是因为,作为中华民族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也存在着因失误而导致弱化吸引力和向心力的危险。由于社会主义事业是当代中国的崭新事业,尚须在摸索中前进,由于在指导思想上存在着主观与客观相分裂、理论与实践相矛盾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确曾发生过令人遗憾甚至是令人吃惊的失误。事实上,1957年“反右派”斗争的失误,1959年“反右倾”斗争的失误,特别是1966年开始并持续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重大失误,都程度不等地矮化了执政党的形象,拉大了执政党与人民群众的距离,弱化了执政党及其政府对各族各届人民的吸引力。“文化大革命”期间出现的那种“怀疑一切,打倒一切”“踢开党委闹革命”的狂潮,正是某种离心力突发的表征,而屡禁不止的“逃港”潮,则更是离心力恶性发展的写照。这样的事实表明,吸引力的下降必然要导致离心力的上涨,必然会产生淡化人们追梦热情的严重后果。这样的挫折和教训,是值得我们永远记取的。

(二)

依循中华民族文化的建设状态而见涨见落,是当代中华民族向心力的发展规律之二。中华文化是中华各民族文化的总汇,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中华民族的凝聚力置根于中华文化,故而作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民族的向心力,无时无刻不要受到中华文化涨落势态的制约。这一点在当代中国已经得到了充分的验证。

新中国成立伊始,即在物质文化方面赢得了一个良好的开局。经过医治战争创伤、清匪反霸、土地改革的运动,共和国就着手实施国民经济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简称“一五计划”)。“一五计划”(1953~1957)是一个快速发展国民经济的计划。其基本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建立我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到1957年底,第一个五年计划超额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国民经济面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一五计划”得以实施,足见党和政府的动员力、号召力,亦即新中国领导核体的吸引力,也折射出了各族各界人民对党和政府强劲的向心力。然而,二五计划(1958~1962)却遭遇了欲速不达的悲剧,以至于计划的正式文件始终未能颁布。由于指导方针的变化,“二五计划”实际上分成两个阶段:1958年~1960年为“大跃进”阶段;1961年~1962年进入调整时期。在大跃进阶段,中国的物质文化建设非但没有腾飞,反而波动极大,1960年更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负增长最严重、困难最大、人民生活最艰苦的一年,以至于出现大量民众因饥饿而死亡的惨剧。显然,举措失误的领导核体主要是通过层层施压来推进所谓“大跃进”的,不可能释放“一五计划”时的那种强大的吸引力,而社会各届从内心深处也不可能向心于领导核体的失误。这时已经出现的逃港潮、出国潮,实际是离心力上升的反映。

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通过拨乱反正,共和国的物质文化展现出了空前的辉煌,这种辉煌揭示在一系列的数据变化方面。1978年,国内生产总值只有3645亿元,在世界主要国家中位居第10位,人均国民总收入仅190美元,位居全世界最不发达的低收入国家行列;到2012年,仅仅费35年功夫,国内生产总值就迅速跃升至的519322亿元,居世界的位次上升到仅次于美国的第2位,外汇储备更高达33116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一位。[2]与此相应,再也没有出现过所谓逃港潮,取而代之的反而是回归潮。可见,物质文化的强势发展对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具有不可取代的强大推动作用。

在当代中国,制度文化总体上呈现出充满生机的上升势态,但也曾出现时起时落的问题,并且也都使民族的向心力产生了相应的波动。在政治制度方面,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包括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所有这些,有利于各族各届人民享有充分的政治权利,拓展利益诉求的渠道,提升思想的自由度,改善心理的健康状况。在经济制度看方面,根据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要求,已经建立并逐步完善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在这一制度下,各种经济成分正得到健康发展,社会的生产力和国民的就业率大幅提高,各族各届人民的生活水平大为改善。在文化制度方面,致力于建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道德、有理想、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制度。在此基础上,全民族的教育科学文化水平大幅提高,学术和文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盛况空前,继承历史文化优秀传统、吸取外国文化有益成果,已成为全社会的理性共识。显然,所有旨在保障全民族整体利益的制度文化,已经并将继续收到强化民族向心力的积极效果。

但是,当代中国的制度文化,并没有达到尽善尽美的地步。在改革开放以前的相当一段时间里,由于制度文化受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影响,出现了长达10年之久的动乱——“文化大革命”。在动乱中,各类制度受到严重的冲击,反文化的现象俯拾皆是。与之相应的是:举国上下怀疑代替了诚信,斗争代替了团结,以至于夫妻反目、父子离心、干群矛盾、上下碰撞、山头林立、武斗频仍等离心现象几乎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样的教训是值得永远记取的。

在当代中国,由于告别了近代中国背负的精神枷锁,精神文化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势态。一方面,中华民族传统精神文化精髓,包括自强不息、刚健有为、厚德载物、和而不同、崇德尚义、经世致用等,继续释放着强化各族人民凝聚力和向心力功能;另一方面,执政党及其政府又致力于构建与时俱进的民族精神文化,包括提倡和弘扬五四精神、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红岩精神、鲁迅精神、大庆精神、铁人精神、雷锋精神、钉子精神、抗灾精神、奥运精神、敬业精神、时代精神、北京精神、广东精神、创新精神、改革精神、协作精神、民主精神、开放精神、实践精神等,由此而极大地丰富了精神文化的内容,使健康向上的精神文化成为精神文化的主流,并激励各族人民团结奋斗,创造出震惊世界的辉煌业绩。可以断言,在当代中国,凡属民族向心力显为增强的时期,都可以看到精神文化高涨的贡献率。

然而,当代中国的精神文化也存在或“显性”或“隐性”落潮的现象。文化大革命期间的落潮现象是显而易见的。由于强调“阶级斗争为纲”,鼓吹“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大兴“破四旧”之风,使崇德尚义、和而不同等传统精神文化精品被扫地出门,铁人精神、雷锋精神等现代精神文化精品也无疾而终。与之相应的是,社会动乱,人人自危,党和政府的吸引力和各族各届的向心力锐减。

在改革开放以来的30余年间,虽然没有再现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但是,由于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腐败现象屡禁不绝和西方虚无主义思潮的涌入,一些人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伦理观念、心理状态、理想人格、审美情趣都产生了逆向的蜕化。他们看淡任何信仰和价值,热衷于将自己的喜好作为“价值标准”,难以认同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以至于失去了正确的取向目标。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一些“恶搞”的精神文化作品,其中《红岩》中的江姐竟同叛徒甫志高谈情说爱,《白毛女》中的大春竟爱上地主黄世仁的千金,雷锋竟是因为傻乎乎帮人太多而累死的。崇高的理想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英雄主义、奉献精神等,就这样依循“自己的喜好”标准而成为被戏谑、调侃、嘲讽和撕裂的对象。不言而喻,这类看淡任何信仰和价值者,是不可能正常地释放向心力的,虽然,他们人数有限,但影响恶劣,如果任其发展,势必严重阻滞民族向心力的健康发展。

概而言之,只有三管齐下地抓好包括物质、制度、精神在内的三大文化建设,党和政府才能获得最佳状态向心力,才能率领亿万人民朝着实现中国梦的方向大步疾进。

(三)

依循中华民族素质的水平而见沉见浮,是当代中华民族向心力的发展规律之三。民族素质( national quality),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物质资料和精神产品的生产及人类自身生产的过程中形成的,它包含民族的心理、精神、思想、道德智能、体能等诸多方面。当代中华民族的素质,不仅是衡量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强弱的重要指标,也是测试实现中国梦能力的重要尺度。

新中国成立之初,当拥有四亿七千五百万之众的巨人——中华民族,在历尽百年苦难后得以重展雄姿、屹立东方之际,那种告别昨天、开创未来和充分展示高尚素质的激越之情,确曾像喷泉一样迸发出来。其中包括: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拥戴、对各民族大团结的珍视、对重整山河的热望、对惩恶扬善的关注、对保家卫国的支持、对振兴中华的期盼。正因为此,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各族各届人民紧密团结,万众一心,艰苦奋斗,奋发图强,至1957年“反右”斗争前,就战胜了一个又一个艰难险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足令世界惊叹的奇迹。

在这短短六七年间取得的主要成就有:全面医治了内战的创伤,有效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迅速实现了西藏和平解放,及时启动了国民经济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成功进行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值得强调的是,与此同时,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争中还赢得了重大胜利。美国史学家莫里斯·迈斯纳评论道:这场战争,使麦克阿瑟将军率领的美军“遭受了美国军事上最大的一次失败。……也许比现代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事件都更有力地激发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中国的军事胜利也震惊了西方的军事首脑,并庄严宣告了新中国将是国际舞台上不可忽视的一个国家。”[3]

毫无疑义,刚刚站起来的中华民族如果不能将热爱祖国、光复旧物、崇尚和平、自强不息、无畏强暴等优秀素质,激越地外化为无坚不摧的巨大力量,是不可能创造出这样奇迹的。同样不容置疑的是,这期间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已以强劲的势头冲上了在当代中国的第一个高度,已经展示出支撑实现中国梦的巨大力量。

然而,从1957年开始,中华民族的素质乃至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发展,却事与愿违地进了一波三折的弯道。原因在于:党和国家的顶层设计者,未能完成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仍然在斗争哲学的惯性支配下,坚持与“凝心聚力”大相径庭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由此,一连引发了反右斗争严重扩大化、反右倾斗争的失误和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的三大波折,而且每次波折都对中华民族的素质以及中华民族的凝聚力,造成了令人痛心的伤害。

在1957年开始的反右斗争中,党外许多学识渊博、刚正不阿、敢于直谏的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成员受到打击。他们是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精英,对提升民族的素质具有率先垂范的重要作用。他们横遭厄运,对全社会势必造成难以估量的负面影响。在1959年开始的反右倾斗争中,斗争的对象集中在党内,又使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等许多铁骨铮铮的党内精英蒙受不白之冤。因而,将他们打压下去,势必使执政党的形象蒙上污垢,以至于产生弱化吸引力和向心力的双重恶果。至于1966年开始、长达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是当代中国最为严重的政治灾难和文化灾难。一个民族的优秀文化,是民族素质的来源和养料,一个民族的素质,归根结底是民族的文化素质。然后,在“十年动乱”中,一方面,中华文化的许多瑰宝连同中华各族的文化名流,都在“破四旧”的声浪中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另一方面,学校关门,工厂停产,中华文化中的糟粕和社会成员的劣根性则肆无忌惮地泛滥起来,其中包括目无法纪、打砸抢烧、六亲不认、栽赃陷害、阳奉阴违、鼠窃狗偷、打击报复、草菅人命、毁家误国,等等。无论如何估计,在十年浩劫期间,民族的素质跌到了建国以来的低谷。与之相应的是,广大人民要求凝心聚力搞建设的良好愿望惨遭打击,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实现中国梦只能寄托于难以前瞻的未来。

1978年中国共产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新时期的到来,也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健康发展开辟了宽广的前途。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以阶级斗争为纲”加以断然的否定,即已引起全社会强烈而积极的共鸣。随着各级党政组织不遗余力地平反沉积多年的冤假错案,许多蒙冤受屈、陷于悲观的志士仁人,又重拾起对共产党的信赖和信心。当旨在“振兴中华”的改革开放大潮蓬勃兴起,包括港澳台和海外华侨华人在内中华儿女,都义无返顾地投身于热潮之中。所有这些都表明,中华民族捐弃前嫌、崇尚和谐、爱国爱乡、追求兴旺的素质,获得了良好的生态环境,也反映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都迅速进入了高扬的状态。正因为此,当2008年南方暴雪和“5·12”汶川特大地震等天灾来袭之时,中华各族各届人民在党和政府的指挥下,一次又一次地展示出了情同手足、血浓于水、扶危济困、踊跃赴义、万众一心、勇抗天灾等高尚素质,并且一次又一次地赢得了抗灾救灾的巨大胜利。无数事实表明,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华民族素质的上扬、凝聚力和向心力的增强,是不可逆转的主流和大势。

无需讳言,即使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华民族在素质层面,也存在非主流的另一面。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阶层的分化和国际环境的影响,也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制约民族素质健康发展和弱化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新问题。屡禁不绝的党内腐败现象,如同政治癌症那样严重侵蚀着党的机体,涣散着党群关系,以至于“仇官”现象屡有所见;拜金主义恶性膨胀,如同瘟疫那样吞噬着人们的良知,制售毒米、毒油、毒菜、毒酒等奸商所在多有,以至于人们陷入“吃什么才安全”的困惑;资源配置问题多多,基尼系数居高不下,以至于某些弱势群体不能公平分享改革开放的应有成果;“西化”“分化”的幽灵仍在徘徊,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杂音仍然存在,以至于极少数民族分裂主义者蠢蠢欲动,以求一逞。尽管这些问题尚未成为主流和大气候,但任其发展下去,将成为严重损害民族素质和凝聚力、向心力的祸水。因此,构建全民族认同的核心价值体系,是当前提升民族素质和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重中之重。

2012年,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报告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了最新的概括: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它分别从国家、社会、公民三个层面,提出了反映现阶段各族人民“最大公约数”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提升全民族的素质和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奠定了新的基础,注入了新的动力。可以断言,随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将跃上一个新的台阶,并外化为追求中国梦的巨大动力。

综上,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探寻、认知和遵循中华民族向心力的发展规律,才能避免失误或少走弯路,最大限度地将各族各届人民团结在以席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形成万众一心,共同追梦的良好局面。

作者:陈剑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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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从数据变化看改革成就》,见《中国报道》(纪念改革开放35周年特别报道),2013年版,第19页。

[2] 《从数据变化看改革成就》,见《中国报道》(纪念改革开放35周年特别报道),2013年版,第16~17页。

[3] 【美】莫里斯·迈斯纳著:《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04~1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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